首版自序

在漢語語言文化歷史上，我認為有二本書是天書，一本是《易經(jīng)》，一本則是《紅樓夢》。有關(guān)《易經(jīng)》，此生也許只能敬畏而在闡釋上卻唯有望洋興嘆而已。所幸的是，與《紅樓夢》倒是頗有緣分；不僅是對小說的整個氣脈，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細節(jié)，我都能有心領(lǐng)神會之感。當然，這種解讀和闡釋具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悲涼，不管行文如何激昂，總也抹不去這樣的蕭瑟。

我不知道整個文化輪回將如何了結(jié)，或者說如何走向，此系天機，如我等凡夫俗子無以揣度。然而，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種種文化跡象而言，我想人們或多或少總有些許感受吧。諸如王國維之死，陳寅恪所著《柳如是別傳》，等等。在我去年寫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別傳〉》一文中，深感從《紅樓夢》到王國維再到《柳如是別傳》之間的文化氣脈之衰微。遺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讀書》第四期上發(fā)表時被刪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許多讀者沒能理解我的感觸。在我看來，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與賈寶玉最終懸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繼似的一致性；而陳寅恪為柳如是作傳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推出大觀園女兒世界又是一個息息相通的歷史性呼應。審美向度的嚴重闕如和人文靈魂的空前缺席，使歷史的敗落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覺者不得不首先承擔死亡的命運。

然而，文化氣脈的這種走向，從另一個角度說來，似乎又是一種復興的跡象。因為不管如何的衰敗，整個文化依然氣息尚存。說中國歷史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是一個方面，但在另一個方面，整個歷史文化也確實具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歷史上游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結(jié)果都在軍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覺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傳播，則產(chǎn)生了禪宗那樣的文化命脈；近百年來西方文化的挑戰(zhàn)，是否也為漢語文化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契機呢？本世紀以來，漢語文化經(jīng)受了二次空前劫難，一次是30、40年代來自日本的軍事入侵，一次是60、70年代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結(jié)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狀態(tài)頑強地存活下來。及至當今重新陷入毀滅性的境地時，我想還會度此一劫的。但為此有必要提出一個文化救亡的課題。

盡管救亡一說，出于歷史原因，已經(jīng)十分可疑。任何有關(guān)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終總要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說法表述身處淪喪年代的心情。在《圣經(jīng)》中，上帝用洪水解決了人類的墮落。但如今上帝何在？也會訴諸洪水么？抑或大火？原子彈之類核武器的發(fā)明是否意味著上帝之于人類的第二次懲罰？……也許等到答案降落時，人們都來不及“哎喲”一聲。至于諾亞方舟的啟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訴諸文化空間的重新構(gòu)建。盡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爭相滿足物質(zhì)欲望，但真正能夠發(fā)泄物欲的機會還是壟斷在少數(shù)人手里。這就好比1966年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的集會歡呼，等到事過境遷，人們才會發(fā)現(xiàn)空空蕩蕩，并且為自己的盲目而感到好笑。民眾總是樂于成全權(quán)杖的魔術(shù)，十分自覺地投身一次次虛假的歷史游戲。他們實在應該時時重溫《好了歌》的告誡，以便保持一種做人的清醒。

《紅樓夢》的闡釋作為一種研究，其置身的領(lǐng)域已經(jīng)相當不堪，濁氣熏人。好在我從來不曾相信過那些鬼頭鬼腦的說法，為自己的解讀在心靈上留出了一片純粹的余地。即便我的闡釋毫無價值，我也為那樣一片純粹而感到驕傲。從研究毛澤東現(xiàn)象到闡釋《紅樓夢》，在我是一個全新的轉(zhuǎn)折；站在新的基點上，不免有一覽眾山小之感。也許這種感受不無孤寒，但至少使我獲得了一種學術(shù)方向。由《紅樓夢》向上追溯，可進入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學的重新考察，從而理清漢語文化的歷史脈絡；從《紅樓夢》向下展開，則可縱觀中國晚近文化歷史的大致走向，從而著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紅樓夢》所提供的歷史文化全息圖像去觀照西方文化，則可對西方文化從希臘時代到20世紀的演變歷程有一個極具參照意味的觀察。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我們正身處一個意味深長的年代。當黑夜黑到深處時，黎明也就開始了。

是為自序。

199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