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影響的詛咒

“我所謂的‘詩人內(nèi)心的詩人’就是神魔的意思，即一個詩人潛在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p>

“批評實踐，按照其原義，就是對詩性思維進行詩性的思考?！?/p>

——哈羅德·布魯姆

對詩歌的詩性探索

1929年，布魯姆三歲，正是記憶開始的時候。那年他父親失業(yè)了，制衣工人本就養(yǎng)家不易，此時更是無計可施，這年圣誕節(jié)，只能給小哈羅德買了把玩具剪刀做禮物。幼小的哈羅德體會到剪刀里的悲情，忍不住抽泣。布魯姆在貧寒艱辛的環(huán)境里長大，且從小舉止笨拙，自稱“平衡感不強”。幸好他所在的紐約布朗克斯區(qū)有個不錯的公共圖書館，讓他在書海里找到了庇蔭，長時間地在梅爾羅斯閱覽室里徜徉。10歲生日前夕讀到了克蘭，從此便沒有懷疑過克蘭詩歌里的奇跡。13歲又通讀了彌爾頓的《失樂園》，為撒旦驕傲，對夏娃傾心?！白杂赏ㄟ^我最初喜愛的詩人向我招手”，布魯姆在自己的“絕唱”《影響的剖析》這樣寫道，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在詩歌中重生的讀者形象。

布魯姆著本書時已年逾八十，自知《影響的剖析》極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本綜合性文學批評著作，故稱之為“絕唱”（swan song）。布魯姆用這本書來厘清和擴充了自己思考了一輩子的問題，即影響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借機駁斥了對他的思想和捍衛(wèi)這種思想的激烈態(tài)度的誤解。這也是一本批評者的自畫像，其中流露的個人細節(jié)讓讀者得以梳理出布魯姆作為一個批評家的積累過程和思考路徑?！弊鳛榕u家的布魯姆”一說頗為關(guān)鍵，因為布魯姆認為在談?wù)撐膶W家和文學批評者的時候沒有必要牽涉人的所有側(cè)面。布魯姆認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個人性格并不決定其文學性話語的最核心本質(zhì)。他在書中沒有抖落很多八卦（除了一段關(guān)于奧登的故事略有挾帶私貨之嫌），但慷慨地向我們展示了他研習詩歌的方法。

他告訴我們說，他至今每年都要在課堂內(nèi)外通讀一遍莎士比亞。經(jīng)常講授克蘭等詩人，他們詩作的大部分他都能背誦。他建議讀者最好每天晚上讀一點愛默生的《日記》，直到讀完。要理解《哈姆萊特》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可以做的是聆聽和背誦。由此他還作出一個大膽揣測：”失去了視覺的彌爾頓和近乎瞎眼的喬伊斯——后者寫《守靈夜》至少用了16年——可能都依靠大聲背誦莎士比亞來喚醒自己的聽覺記憶。布魯姆有著天生的超強記憶力，這無可置疑，他在書中也說聽詩人默溫朗誦了一遍《告別的女朋友》后就能背誦全詩了。不過再好的記憶也會衰退，再好的記憶也有偏差，在這本書里譯者就發(fā)現(xiàn)幾處作者誤引的地方。但持之以恒的重復(fù)和滿懷激情的親密接觸總是可以讓我們記住似乎不可能記住的事物。

對布魯姆來說，記憶給他帶來的是一個幾乎貫穿一生的文學問題和研究方法：”當你憑記憶攜帶英語詩歌中大部分的時候，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也會呈現(xiàn)出奇妙的模樣?！薄八麄冎g的關(guān)系”也就是影響問題。一首詩怎樣產(chǎn)生另一首詩？布魯姆1973年就出版了《影響的焦慮》一書，提出前輩詩人會對后進者形成巨大的壓力，而后者就會采取各種防御措施來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詩句所淹沒。最強悍的詩人可以在這種焦慮之下找到應(yīng)對方法，絕處求生，保護并發(fā)揚自己獨特的幻視。

也就是說，最強悍的詩人能逆轉(zhuǎn)時間，這一點中國讀者不會感到陌生。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說過：“東坡《水龍吟》詠楊花，和韻而似元唱?！彪m為和詩，勝似章質(zhì)夫的原詞，就這樣顛倒了先來后到的次序?！辈胖豢蓮娨踩缡恰！?/p>

布魯姆關(guān)于影響的觀點當然引起了很多爭議，《影響的剖析》一書就是作者對迄今所有質(zhì)疑的回應(yīng)。他特別澄清，所謂“影響的焦慮”指的不只是詩人在主觀上時刻有所焦慮，說的是一首好的詩歌在后來寫成的詩歌里必然會留下的痕跡。這種痕跡遠遠不是傳統(tǒng)的用典概念所能涵蓋的，還涉及許多其它奇妙的聯(lián)系。即使作者本人開朗達觀，面對這樣的痕跡還是會有所忌諱，還是會有意無意采取一些寫作策略來凸顯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當然，詩人間的競爭雖然不可避免，但互相仰慕和敬愛還是更為重要的情感旋律。

布魯姆認為影響問題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核心，故而終其一生從未背離。這也實踐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一個道理：要文學性地評論文學，用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的思維來進行對文學的評論。

很顯然，布魯姆沒有辦法證明詩人就是這樣進行創(chuàng)作的，他在詩歌當中看到的奇妙聯(lián)系也不一定都能被詩人們認可，有可能是他先假設(shè)有影響然后才看到的結(jié)果。不過，許多關(guān)于人類心靈和頭腦的觀點都具有這樣的特性，幾乎無法用“全然客觀”的測試方法來獲得依據(jù)。

文學闡釋就是這樣一件悖論的事情，帶有一定的循環(huán)論證和推測的性質(zhì)。如何評判闡釋的高低？或許沒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標準，也或許并不需要這樣的標準。某種闡釋方法一定會“影響”某一部分讀者，在他們這里生發(fā)出新的闡釋，新闡釋越多，原闡釋的力量也就越大?？梢哉f，布魯姆所探討的“影響”問題不僅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關(guān)鍵，也是文學評論發(fā)生作用的一個基本途徑。影響的大小既是可測又是不可測的，既是可以統(tǒng)計出來的引用率和銷售量，也同樣是無法以數(shù)值衡量的精神魅力。

對布魯姆來說，文學闡釋者——或者說批評者——就是文學精神分析大師，對作家和作品的內(nèi)核作出推測。他們的根據(jù)不是玄學，而是自己超強的長期記憶力以及對文學語言深刻的認知和判斷能力。他們也因此成為了文學古董的估價師，給經(jīng)典標價，并能說出自己的一套理據(jù)，至少能讓很大一部分人信服。

《影響的剖析》就是布魯姆作為闡釋者的最高成就：他對自己詩學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說明，一種最深意義上的心靈自傳。作者的寫作風格并不完美，這本書也不例外。有許多重復(fù)或表達不夠清晰洗練的地方，議論中經(jīng)常旁枝逸出，干擾我們的閱讀體驗。但書里的硬通貨足夠多，瑕不掩瑜。

詩歌對心靈的絮語

詩歌之間的影響到底是如何發(fā)生的呢？布魯姆的思考經(jīng)歷了一些根本的轉(zhuǎn)變。在《影響的焦慮》（1973）和《誤讀地圖》（1975）中，他化用弗洛伊德、尼采及浪漫主義詩人的美學和精神分析理論，提出了六種”修正比率”，也就是后人修正前人作品的六種不同模式：clinamen，tessera，kenosis，askesis，apophrades，daemonization，這些詞來自古希臘語或拉丁語，均表示讓前輩詩歌語言發(fā)生偏轉(zhuǎn)或?qū)⑵涓念^換面地重新加以運用。第一個詞在盧克萊修的《物性論》中表示原子的曲折運動，后面五個詞都有宗教或神秘主義涵義，表明布魯姆實際上是在創(chuàng)建的有關(guān)詩人靈魂成長壯大的隱秘知識，他關(guān)于影響的理論就是他個人的宗教或神秘主義體系，或如他在《影響的剖析》一書所說是他自己的”卡巴拉”。不過，現(xiàn)在的布魯姆對早年精心搭建的體系已經(jīng)不感興趣了。他認為這些概念容易被濫用，故而在自己的“絕唱”中以莎士比亞和惠特曼兩大詩人為中心，對影響在其后輩詩人作品里的具體表現(xiàn)作出了更豐富而實在的剖析，這與《影響的焦慮》等著作有很大的區(qū)別。

拿彌爾頓的《失樂園》來舉例。彌爾頓受莎士比亞的影響是多年前《影響的焦慮》進行具體分析的為數(shù)不多的文學實例之一，作者討論得也比較充分。那時候，布魯姆是這樣解釋《失樂園》中撒旦和影響問題的關(guān)系的：

（撒旦）選擇了一條英雄之路：去經(jīng)歷地獄之苦，去探索在地獄里可能還有什么作為。要是他不選擇這一條英雄之路，剩下來的另一種選擇只能是懺悔，只能是接受一個全然于自我之外的“上帝”，徹底地無所作為。這個上帝就是文化史，就是逝去的詩人們，就是一種太豐足所以無所求的傳統(tǒng)所帶來的種種苦惱惶恐。

布魯姆的分析把撒旦看成是與傳統(tǒng)進行斗爭的詩人的一個隱喻，他墮落地獄之初還意欲重整旗鼓，集合殘余的部下發(fā)起對上帝的反攻。對布魯姆來說，這是撒旦最輝煌的時刻，此時，他記不起自己做“約柜天使”時候輝煌但混沌的模樣，努力聚攏被前輩詩才沖破了的創(chuàng)造力，誓走英雄路。

時隔近四十年，《影響的剖析》對《失樂園》提出了全新的解讀法。布魯姆認為，撒旦記不起自己在墮落之前的模樣暗合哈姆萊特的境遇，哈姆萊特也沒有心境純潔，被不可名狀的懷疑控制之前的記憶。對布魯姆來說，哈姆萊特不啻為最令人費解的惡魔的原型，但他的冷酷并非全無來由：假如她母親和叔叔有染，那么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回溯到哪個時間點始終是一個迷，也就是說哈姆萊特面對的惡人很可能不是叔父，而是生父，這么一來他所謂的猶豫就很容易解釋了。撒旦的形象承繼了《哈姆萊特》劇中的預(yù)設(shè)：墮落之前的完整和無邪我們無法知道，只能揣測。

但撒旦也有其獨特性，或許可以把他看作一個墮落得更為徹底的哈姆萊特，如果要展現(xiàn)他墮落前的模樣，那么哈姆萊特這個原形就無法隱匿了。布魯姆又指出，如果彌爾頓試著讓撒旦說出哈姆萊特這樣的諷喻性獨白，就會經(jīng)歷重大失敗，因為他是完全沒有喜劇才華的史詩詩人。藏拙，隱藏原型，就是彌爾頓對影響的強力反應(yīng)。

更進一步，布魯姆把影響和防御這對矛盾擴大到了作者和他的創(chuàng)造之間。按照這個邏輯，《失樂園》的主題實際上是撒旦和彌爾頓之間的爭斗，就好像《哈姆萊特》的中心實際上是哈姆萊特與莎士比亞之間的斗爭。哈姆萊特所反抗的是莎士比亞所用的陳舊的復(fù)仇劇的形式，而撒旦對彌爾頓的反抗在于要證明自己配得上悲劇這個壯烈的形式，自己不只是不可救藥的唯我主義者。這種爭斗與彌爾頓掩蓋性的防御測試糾結(jié)在一起，使得撒旦變成了一個特別容易引起各種互不兼容的解讀的人物。

就這樣，布魯姆超越了新批評的細讀方法。新批評對詩歌的解析局限于字詞層面，而布魯姆使用的是傳統(tǒng)古老的解讀方法，以一種神啟式的猜測為基礎(chǔ)。這樣的猜測披著靈光，但也很難證實。在此基礎(chǔ)上，布魯姆很耐心地拆解詩歌的辭藻、修辭、情感深度和“境界”（布魯姆認為詩的最高境界就是無一字不為“必然”）方面的特征，以期說明傳世杰作是如何獲得崇高感和奇異性的。

這樣的批評風格直接來自希臘人朗基努斯。在《論崇高》中朗基努斯就先給出一個無法證明，完全憑借閱讀者主觀判斷的對于“崇高”的解釋：文字的崇高來源于強烈真摯應(yīng)時的情感和宏偉的思想，又灑落地批評了一番“冷淡僵直”，矯揉錯位的非崇高語言。接下來卻有板有眼地羅列了一長串修辭手法和行文風格來說明如何鑒別文字中的崇高性。正如朗基努斯在《倫崇高》開頭所說的，崇高發(fā)乎自然，卻只能托身藝術(shù)。布魯姆也是堅信這一點的，他也認為最經(jīng)典的詩歌擁有源自內(nèi)心的崇高美，只能由對閱讀詩歌最多也最深刻的讀者來感悟，但也相信崇高是可以精心雕琢或加以剖析的一種藝術(shù)。這就難怪他曾經(jīng)的老師威姆薩特心情復(fù)雜地稱他為“朗基努斯式”的批評家，而布魯姆也引以為豪。

布魯姆批評上的另外一個精神導(dǎo)師是薩繆爾·約翰遜，從他那里學來的是“生平批評”。約翰遜最后的杰作《英國最杰出詩人概覽》詳盡地介紹了52位詩人的生平和作品。生平介紹中常會穿插一些個性品評，顯示對作家私房學事的熟稔，之后再對主要作品作粗細結(jié)合有見地的評析。沒有學院派批評二戰(zhàn)之后開始奉行的逐字逐句的推敲，卻有不少大刀闊斧正本清源的高論。布魯姆也喜歡把詩人生平介紹和詩歌賞析穿插起來，他的評論即有“以意逆志”的領(lǐng)會和共鳴，也有端坐詩外的客觀分析。

所謂“以意逆志”就是批評者深入理解并試圖復(fù)原所批評對象的心理狀態(tài)。布魯姆在《影響的剖析》中很多地方都流露出對作者心態(tài)的洞察力，這就是他作為文學精神分析師的一面。他甚至強大到可以對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進行精神分析，早在《西方正典》中就深度剖析了弗洛伊德對莎士比亞的防御心理。布魯姆認為，弗洛伊德關(guān)于“俄狄浦斯情節(jié)”的理論實際上是由哈姆萊特這個人物觸發(fā)的，俄狄浦斯弒父的時候并不知情，哈姆萊特才是真正背負弒父情節(jié)而無法行動的人物。弗洛伊德試圖掩蓋莎士比亞給他的巨大的恩惠，還反客為主對哈姆萊特進行粗暴不靠譜的精神分析，可謂否定影響之典范。按照布魯姆的說法：“不是哈姆萊特躺在了弗洛伊德博士辦公室里那張著名的沙發(fā)上”，而正好相反。這番對弗洛伊德的見解令人啞然，但又具有些奇怪的說服力。

布魯姆從來都是這樣深切地關(guān)注文學對心靈的絮語。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中就說過：“審美批評使我們回到文學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獨的心靈中去。”文學的主旨并非讓我們了解他人和世界，而是讓我們觸摸到獨孤的內(nèi)心，在這一點上布魯姆從來沒有猶疑過。他在詩歌方面的口味是傳統(tǒng)的人本主義。即使在討論當代詩歌形式實驗大師阿什貝利的時候，還是偏重《流程圖》，《芬蘭狂想曲》這些詩作中探討人性永恒難題的層面，基本不屑于前衛(wèi)詩人賦予詩歌的拆解普通語言的功能。

作為一個文學學者，布魯姆的思想是有很清晰的軌跡可循的，不斷反復(fù)，在反復(fù)中深入和變化。他既不是刺猬型學者，也不是狐貍型學者，他倒是像一只候鳥，飛來飛去總是沿著一條軌道。他用自己的飛行記載著時間的飛逝，也記載著時間的永恒。

歷史在哪里？

布魯姆認為，他所推崇的崇高詩人只和最高明的前輩發(fā)生正面而隱蔽的競技，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與其它歷史細節(jié)基本沒有關(guān)系。因此，他在本書中強硬地反對新歷史主義批評方法（就是把經(jīng)典和同時代被忽略的文化元素放在一起闡釋的研究方法）：1·“詩性思維總是一種回憶。這種回憶基本上是對過去詩歌的回憶。社會理論和對文藝的歷史性認知同樣都在記憶的巖石上翻船……”2·“歷史不足以解釋莎士比亞，反倒是莎士比亞照亮了歷史”。也就是說，在賞析闡釋詩歌的時候，除了詩人傳記生平以及前輩對手詩人的傳記生平，其它的歷史背景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詩人內(nèi)心的詩人”——即詩人對孤獨內(nèi)心的品評——與政治無關(guān)。無論是雪萊的左翼思想，密爾頓對克倫威爾的支持，還是葉芝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都不能解釋他們詩歌內(nèi)核對于一些恒久不變的事物的深刻體悟。

布魯姆儼然站在了新批評（不考慮任何歷史，包括作者生平）和新歷史主義（讓文學回歸小歷史）中間，擺出了一個源自朗基努斯的批評立場。

那么當今美國文學批評界執(zhí)牛耳的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為什么要專門寫一本《威爾與世界》呢（也有譯作《俗世威爾》的）來推測莎士比亞其人其事的歷史背景呢？格林布拉特明確認為：天才的誕生也是需要歷史的一臂之力的：

1580年代晚期的倫敦迎來了外省小鎮(zhèn)青年莎士比亞，沒有驚人的學歷和學識（雖說對拉丁文文學傳統(tǒng)也是很熟悉的），起初只是個演員，在酒肆里結(jié)識了不少倫敦才子。當時倫敦有六大著名“大學才子”（馬洛，格林、華生、洛奇、皮爾和納希），出身不一，但都畢業(yè)于牛津或劍橋，滿腹詩書，對歐洲古今語言和詩體都了如指掌。當時文學戲劇領(lǐng)域里才子輩出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現(xiàn)象，與社會環(huán)境——如教育水平超過了社會吸納人才的程度等條件——有關(guān)。而莎士比亞與這個圈子的交往讓他學會了許多酒肆中才能聽到的穢語和妙語，豐富了他的語言儲備。格林布拉特甚至認為，《亨利四世》上下篇中出現(xiàn)的混蛋喜劇人物福斯塔夫的性格和語言的特征受到了格林的強烈啟發(fā)，同時也來源于過去一部劣質(zhì)的歷史劇劇本。莎士比亞沒有融入這個才子圈，也并未被他們震懾，到倫敦不久就以一出《亨利六世》在倫敦劇壇大受歡迎。而此時，這六位才子其中五位也先后早夭，僅剩的碩果洛奇也改行從醫(yī)，莎士比亞的舞臺變得更為寬廣。他的性情不像大學才子們那樣火爆率性，相反很老成持重，擅于把握錢財和聲譽，有著冷靜的自利精神和外交手腕。

在布魯姆的闡釋中，莎士比亞最閃耀的年華（1890年代下半期至1611年）的確與馬洛有關(guān)，不過馬洛展示的主要是戲劇可以對觀眾產(chǎn)生的魔力，《帖木兒》里震撼人心的修辭無疑在莎士比亞心里開了一扇窗。他早期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是對馬洛的戲仿，從《亨利四世》開始，莎士比亞就取得了相對于馬洛的決定性勝利，而《暴風雨》中的普洛斯帕羅再一次向馬洛致敬并發(fā)起挑戰(zhàn)，遙遙呼應(yīng)后者筆下的浮士德。和格林布拉特的敘述相比，布魯姆的這個解釋更植根于文學本身，但也似乎單薄了一點，這可能就是布魯姆刻意擯棄歷史后所無法避免的弱點。

然而，布魯姆的解讀也有它突出的長處，格林布拉特看到的是莎士比亞自利的一面，而布魯姆的觀點（和濟慈的相似）更為微妙。他也認為莎士比亞是個愛惜羽毛的人，但這不是自利，而是超脫價值評判的能力。莎士比亞的劇作沒有流露出任何個人喜好，即使是筆下的反面人物也飽滿誘人，讓讀者可以與他們產(chǎn)生“異質(zhì)共振”。在對作家和文學人物的把握上，布魯姆無疑是有出眾而獨特的洞察力的。

有話要說也是一種詛咒

對布魯姆來說，文學評論最重要的任務(wù)是進行超歷史的價值判斷。他歡欣鼓舞地承認，自己是個“永不停息的經(jīng)典制造者”。批評者的職責之一就是作出好、不好、更好這樣的判斷。價值判斷永遠是一種奇怪的藝術(shù)，帶有強烈的主觀感受，也伴隨著職業(yè)化的分析技巧。

文學價值的判斷和文學價值的創(chuàng)造有著一些共通性。文學批評和文學一樣，需要講故事，從文學史和作家生平中提煉戲劇，用來敘述的文字也需要精當生動。

但兩者又是根本不同的，批評者必須對文學作出判斷或論斷，經(jīng)常還必須言之鑿鑿，強勢鮮明。莎士比亞作為一個詩人和劇作家或許是可以是可以保持超脫中立的，但批評者的中立始終是有限的。這就是批評類似于宗教道德教化的地方。奧登曾對想成為詩人的有志青年說過一句話：如果你寫詩是因為有話要說，那還是不要寫了，詩人就是喜歡偷聽一個詞擱在另一個詞旁邊能發(fā)生什么動靜的那些人。奧登提到的“有話要說”就是有鮮明強烈的觀點和看法想要表達，這種使命感是一種負擔，對文學創(chuàng)作是不利的。

那么，有話要說怎么辦？顯然，布魯姆是有話要說的人，他對這個問題的回應(yīng)就是“成為一個批評者”。不過，他所想要說的話屬于審美教化的范疇，不是宗教或社會教化。相反，他非常反對一般意義上的教化。身為一個從內(nèi)心里認同猶太教和猶太文化的猶太裔學者，布魯姆對文學和宗教歷史上的他者有著天然的同情和理解。他早年在《先知派詩人》（A Visionary Company）中就想把布萊克和雪萊作為異議英雄從新批評家的漠視中拯救出來。也正是因為布魯姆強調(diào)的是詩歌在審美和認知方面達到的境界，他對一個詩人審美以外的身份和信仰并不看重，不會因為詩人的政治觀點而評判他們。在這方面他顯示出了很大的寬容，這也正是為什么他把政治化的文學批評流派稱為“憎恨學派”，他認為抓住作家對待女性或弱勢他者的一些盲點并不能觸及他們藝術(shù)的深處，反而暴露了批評者心胸的狹窄。

他在《影響的剖析》里面一再強調(diào)，偶然的歷史境遇對作家的內(nèi)核并沒有根本的影響。拿詩人的性取向來說，雖然惠特曼、克蘭、阿什貝利等詩人都有同性戀的身份或行為，但他們的欲望并不受此限制，他們探索人類核心體驗的內(nèi)心也與此關(guān)系不大（這點很可以商榷）。雖然布魯姆強烈抨擊艾略特詩歌中明顯的反猶傾向，還是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不過作為批評家很差）。布魯姆還深情地回憶了小時候在第二大街劇院在意第緒演員扮演夏洛克，與這個猶太人角色有種特殊的默契，但這也不能撼動布魯姆對莎士比亞這尊神的崇拜。

譯者部分贊同布魯姆對詩歌內(nèi)核的看法，但也不得不說他對1970、80年代以來學院的批評的歷史和政治轉(zhuǎn)向的認識過于簡單，也缺乏了解的耐心。他說自己是個光桿司令，對憎恨學派和他們的厭世主義多有譏誚，就像在本書中對奧登的評價一樣鋒芒過盛。

但布魯姆也有靦腆深情的另一面?；仡欁约涸谝敁沃斫淌谄陂g生涯的時候，他承認自己對熱衷“骨頭和骷髏會”這樣精英團體的耶魯本科生很排斥，因而教學方式十分粗暴，但他的“意第緒”本色實際上是羞澀內(nèi)斂的。書中布魯姆也談及與羅伯特·潘·沃倫的友誼，還有同道中人批評人的惺惺相惜，溫暖四溢。

布魯姆和他的對話者之間也許并沒有批評品質(zhì)和水平的優(yōu)劣之分，兩者都充滿了防御心理，但也都有許多真誠的文學信仰。鴻溝兩邊矗立著各種互相矛盾，不能對話的理想主義。如果按照不那么庸俗化的理解，“文人相輕”有時是不同類型理想者之間的摩擦。所以他們不需要和解，這樣的摩擦正是文學和文學批評不斷發(fā)展的基本條件。

展望未來的時候，布魯姆特別欣慰的是身邊來自非西方文化的年輕學生——尤其是亞裔美國學生（包括亞裔留學生）——對在當代文化中衰落的西方經(jīng)典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熱情，而他自己的思想和文字也借非西方的文字而廣泛傳播。他對非主流美國學生的真摯之情流露出他理想主義的另外一個側(cè)面。在莎士比亞的包容超脫之外，他同樣欣賞的是惠特曼在世間萬物發(fā)現(xiàn)美的天才，及其寬廣坦蕩，渾若天成的筆觸。惠特曼正是《影響的剖析》這部崇高詩歌史里莎士比亞之外的另一個主角。惠特曼筆下的純真美國被不斷傾蝕，但布魯姆相信多元民主平等的理想不會泯滅，就像最偉大的詩歌不會消亡。

《影響的剖析》是一部巨大的純真之書，于沉沉末世懷想崇高。掩卷慨嘆之余，讀者也或許會生出做“不可能”的事說“不可能”的話，以期接近崇高的愿望。想要描繪也好，想要教化也好，有話要說永遠是一種詛咒，但哈羅德·布魯姆會說：希望我們都能有機會生活在它冷峻的光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