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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孟郊的文學(xué)——把悲愁當(dāng)快樂

韓柳文學(xué)論 作者:(日)松本肇 著,蔣寅 編 孫險峰 譯


第二章 孟郊的文學(xué)——把悲愁當(dāng)快樂

一 序

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浙江省德清縣)人。為韓愈門徒之一,與賈島并稱。父名庭玢,母為裴氏。其父在孟郊和兩位弟弟出生后便逝去。孟郊年青時,曾隱居于嵩山(河南省登封縣北),其后輾轉(zhuǎn)于河陽(河南省孟州市)、上饒(江西省上饒)、蘇州(江蘇?。┑鹊?,貞元七年(791)的秋天,孟郊四十一歲時,才被選為湖州的鄉(xiāng)貢進(jìn)士(由州縣長推薦的科舉考生),并奉母之命為參加進(jìn)士考試而北上長安。然而貞元八年(792)和貞元九年(793)的兩次考試接連落榜,直到貞元十二年(796)四十六歲時,才終于獲得進(jìn)士及第。四年后的貞元十六年(800),五十歲的孟郊再度奉母之命,參加洛陽的任官考試,被任命為溧陽(江蘇省溧陽市)縣尉(從九品下)。卻又因沉溺于山水游歷,而怠慢公務(wù),薪俸被減半。貞元二十年(804)五十四歲時,辭去溧陽縣尉一職。元和元年(806),鄭馀慶奏請五十六歲的孟郊為河南水陸運(yùn)從軍,試協(xié)律郎(正八品上),孟郊遂定居洛陽的立德坊。其后至元和八年(813)六十三歲時一直居住在洛陽。元和九年(814),孟郊再度因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鄭馀慶的上奏,受命為興元軍參謀,試大理評事(從八品下),在洛陽赴興元(陜西省南鄭縣)的途中,病逝于河南省閿鄉(xiāng)縣,享年六十四歲。

四十六歲登進(jìn)士第,五十歲初任官職,對一位官僚而言這是極晚的開始。而且孟郊對溧陽縣尉一職頗為不滿。其師韓愈曾作《送孟東野序》(《昌黎先生集》卷十九),以越是不得志越能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來鼓勵孟郊。孟郊的不滿究竟孕育出什么樣的文學(xué)作品,下面就此進(jìn)行考察〔1〕。

二 賢者的處罰

繁茂青蔥的松樹即使在寒冬也不凋零,它常被比喻不畏逆境的堅貞節(jié)操或高尚品格。陶淵明在《飲酒二十首·其八》(《陶淵明集》卷三)的初篇里,也贊揚(yáng)松樹為“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然而,孟郊卻對松樹的形象加以指責(zé),并作了《罪松》(卷二)一詩。


雖為青松姿,霜風(fēng)何所宜。

二月天下樹,綠于青松枝。

勿謂賢者喻,勿謂愚者規(guī)。

伊呂代封爵,夷齊終身饑。

彼曲既在斯,我正實在茲。

涇流合渭流,清濁各自持。

天令設(shè)四時,榮衰有常期。

榮合隨時榮,衰合隨時衰。

天令既不從,甚不敬天時。

松乃不臣木,青青獨何為。


這首詩從第一句到第六句,對“青松”與“二月樹”(春天的樹木)作了比較,并且論及它們的優(yōu)劣。孟郊在開篇就對青松不屈服于霜風(fēng)的高潔姿態(tài)提出疑問,認(rèn)為霜風(fēng)和松樹并不能構(gòu)成對比,否定了一般性的常識見解。接著,他詠出春意正濃時,天下樹木都比松樹更翠綠,因此批評了把“青松”比喻為“賢者”,把“二月樹”比喻為“愚者”的看法。按照常識性的看法,松樹四季常青,而二月樹一到冬天便枯萎,因此“青松”等于“賢者”,“二月樹”等于“愚者”的解釋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孟郊卻改變了這個既定的價值觀。

從第七句到第十句,孟郊將話題從植物移至人物,舉出了“賢者”和“愚者”的例子。所謂“伊呂”就是伊尹和呂尚。伊尹曾是殷的處士,后為湯王建國而效力,呂尚則是太公望,因輔助周文王和周武王被冊封為齊侯。據(jù)說呂尚亦曾為處士,隱居于海邊。伊尹和呂尚兩人的榮華皆盛及他們的子孫,以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們皆屬于成功者。而“夷齊”是指伯夷和叔齊,是殷孤竹國國君之兩子,因為諫阻周武王不要討伐紂王而未獲采納,以侍周為恥,遂躲入首陽山中后餓死。如果將“伊尹、呂尚”和“伯夷、叔齊”當(dāng)作“賢者”和“愚者”的對照,則必然會變成前者為“賢者”,后者為“愚者”??墒敲辖颊J(rèn)為伊尹和呂尚兩人本來無仕于人,卻選擇曲意出世,因而正義在于伯夷和叔齊這方。這種觀點代表了孟郊與“愚者”共同的人生處世態(tài)度。

從第十一句到第十六句,視點從人物再度回到自然界,認(rèn)為一切應(yīng)當(dāng)遵從時序。也就是說,如同混濁的涇水和清澈的渭水應(yīng)該各具特色,既然上天制定了四季的分別,榮盛枯敗也應(yīng)該遵循自然法則。換言之,孟郊譏諷了松樹即使到了冬天也不枯萎是違背自然常理。

從第十七句到第二十句,呼應(yīng)《罪松》,闡述松樹應(yīng)該受到懲罰的理由,即其不從天令,不敬天時。孟郊認(rèn)為繁茂常青的松樹為“不臣之木”,視其為叛逆之徒。

讀了這首詩,大概不會有人真的認(rèn)為孟郊打算懲處松樹吧!孟郊在《寓言》(卷二)中,曾作“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來贊嘆不受制于山勢而依然挺立成長的青松。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孟郊貶損松樹與贊揚(yáng)松樹的理由竟如出一轍,此點值得我們注意。

孟郊在《罪松》中,提出遵從時序的想法,可以稱為委順的思想。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根底。孟郊和白居易常常被共同比較,譬如宋代的吳處厚在《青箱雜記》卷七中,評論白居易《偶作二首·其一》(朱金城《白居易集箋?!肪矶虾9偶霭嫔纾?988)中的“無事日月長,不羇天地闊”,為“曠達(dá)者之詞”,而孟郊《贈崔純亮》(卷六)中的“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則為“褊隘者之詞”。吳處厚認(rèn)為天地寬闊,孟郊卻自設(shè)障礙,責(zé)備其器量狹隘。對此,宋代的吳alt在《優(yōu)古堂詩話》中指出,孟郊的詩句出典自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杜詩詳注》卷六)中的“每愁悔吝生”,(《杜詩詳注》中“生”作“作”),“如覺天地窄”,(“誰謂天地寬”)。清代的賀裳在《載酒園詩話》卷一(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xù)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中,則認(rèn)為把孟郊和白居易共同比較是錯誤的。白居易受命翰林學(xué)士、左拾遺,即使被左遷至江州,依然官拜五品,月俸有四五萬。而孟郊直到五十歲,好不容易才得到一個溧陽縣尉的卑微之職。賀裳認(rèn)為,如果考慮孟郊的境遇,就無法跟白居易作比較。只能說孟郊和白居易是風(fēng)格迥然不同的兩位詩人。宋代的葛立方雖然在《韻語陽秋》卷十八中,評價孟郊為“非能委順者”,即不能聽從天命,這是孟郊個性所在。孟郊曾經(jīng)在《罪松》一詩中提到遵從時序,或許正是因為不可能,才故意作出如此的觀點〔2〕。

被稱為賢者的青松,孟郊反而將其斷罪。這項懲罰反過來卻又證明松樹端正是的。這是多么曲折的、自虐的方法。而實際上自虐與快感只有一紙之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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