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紀事
一、美麗的小鎮(zhèn)
我的家鄉(xiāng)在四川省遂寧市的桂花鎮(zhèn)(又名桂花園、桂花鄉(xiāng))。它依山傍水,背靠綠樹成蔭的老虎坡,面朝清澈透底的涪江。鎮(zhèn)上的主要街道“正大街”就是通往成都、重慶等地必經(jīng)的公路。以這條馬路為界,房屋分為上下兩排,上(北)排連接山腳,下(南)排緊臨江邊。這里的房子是用竹片編織,糊上泥巴,用木樁支撐做成墻壁,把一間間屋子連接成一條長長的筆直的街道。1937年4月的一天,我就出生在這下排的一間小屋里。
由于公路、水路暢通,這個鎮(zhèn)子的經(jīng)濟文化并不閉塞。我家住的這條街是全鎮(zhèn)最熱鬧繁華的地方,有各種商鋪、飯館、茶館、旅店……還有聞名的冠生園糖果店。小時候,每當看到柜臺里擺放的花花綠綠的糖塊,心里就想,長大后一定要來買一大包,一次都吃光!街邊還有個“鍋盔”(注:四川一種特有的空心燒餅)攤,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師傅,手拿搟面杖,敲出不同節(jié)奏的點子,嘴上不停地唱著、吆喝著,打烤出各式各樣香噴噴的鍋盔來,那生意真是好得很。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汽車經(jīng)過,我看著看著,就想:長大以后一定要坐一次汽車,還一定要坐在車頭前面的兩個大燈泡上面,那該有多神氣呀!
桂花鎮(zhèn)處處都是竹林,還盛產(chǎn)橘子。一到橘子成熟的季節(jié),漫山遍野都是紅澄澄的,映襯著綠油油的樹葉,特別好看。這時,我和小伙伴們會忍不住跑到山上去偷摘。橘子樹不高,我也能爬上去,還沒等摘下幾個,下面放風的同學就開始叫:“有人來了,快跑!”我們趕忙跳下樹,聞風而逃,衣兜里僅有的幾個橘子也都掉落在了路上。我們想吃橘子還是有辦法,等逢場趕集那天,河灘上的集市散了之后去撿剩落在地上的,盡管有的已經(jīng)破了,我們吃得也很香甜。有時我們也結伴過河去農(nóng)家爬桑樹,采摘桑果,吃的一個個小嘴巴都變成了紫色,而采下的桑葉就給養(yǎng)蠶的人家送去。
我家斜對面有個“禹王宮”,里面是鎮(zhèn)上唯一的“露天大劇場”,有高高的、帶頂?shù)牡跄_舞臺和兩扇大門,觀眾席是平壩和階梯似的石板。常年都有外來的戲班來這里演出,演得最多的是川劇,記得還有個從山東來的“麻子紅”劇團,又演文明戲,又演雜技,很受歡迎,足足熱鬧了半個多月。我沒錢買票又想看戲,就在晚場當大門口的燈光昏暗時,大人們肩扛長凳邁腿進門的一剎那,我低頭縮身,從他們雙臂下快速溜過門檻鉆了進去。但更多時候還是等戲演到最后一幕,大門已經(jīng)打開之后進去,爬到最高處看個“幕明”(即尾聲)也很高興。
在我就讀的鎮(zhèn)上唯一的小學里,操場中間臺階后面有個很大的天井,那里長了兩棵十幾人才能合抱過來的老桂花樹。每年開花的季節(jié),校園里飄散著桂花的清香,有時我還會撿些掉在地上的小朵桂花,拿回家給大人泡酒。桂花樹下,淡淡的香氣撲鼻而來……這也許就是“桂花鄉(xiāng)”(香)地名的由來吧!
二、我的母親
在家里我排行老大,小時候有一個大弟弟和一個小妹妹。奶奶還活著的時候,晚上特為孝敬她的一小碗面條,她總要最后在碗里留一口給我吃。從1938年起,侵華日軍對重慶進行了長達6年10個月的瘋狂的大轟炸,日本飛機經(jīng)過遂寧時也扔下炸彈,防空警報聲拉響,敵機在空中盤旋,人們驚慌地沖出門外。奶奶吃力地背著我往山洞里跑,那躲警報的情景至今也沒有忘記。
不久,奶奶去世了。小名叫“托托”的小妹生了病,因為無錢醫(yī)治,只能看著她躺在一個小竹籃里抽搐著慢慢死去……那可憐的模樣讓我哭得很傷心。長大些以后,我又有了一個叫“兔兒”的妹妹。
我的母親叫龍德嫻,生于1911年10月。母親家庭出身很貧寒,兩個舅舅很小就被生活所迫,外出打工求生,當過學徒,撿過垃圾,賣過大碗茶。母親也被后媽虐待,從小吃了不少苦。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瓜子臉、大眼睛、高鼻梁,長得很漂亮,個子不高。母親有小學畢業(yè)的文化水平。
我的母親
母親心靈手巧,針線活兒特別好。我的跳舞裙、背背褲,乃至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她特別賢惠能干。她與父親是自由戀愛,感情很好。母親性情溫和,文靜少言,我們從沒見過她與父親吵過架。
母親最能吃苦,她看只靠父親教書那點微薄的薪水難以維持全家生計,便做起了賣零酒的小本生意:擺上幾張桌子,拌上點小菜,主要還是靠炒花生下酒。每逢“趕場”的日子,幾張桌子都坐滿了來喝點兒小酒的農(nóng)民,很是熱鬧。那時不知為什么,我特別喜歡聞白酒的醇香,趁沒人的時候時不時揭開酒壇的蓋子聞一下。
母親日夜操勞,從外面買進的生花生是她親手一鍋又一鍋地炒熟。她總是站在一口大鍋旁邊,雙手拿著一把很長的大鏟子,腰上捆著大帶子,三伏天也汗流浹背地不停翻炒著。每天早上她還得將門面的木板一塊一塊地卸下來摞在一起扛到屋里,晚上再一趟又一趟依次扛回上緊。她瘦小的個頭吃力地扛著那又長又重、摞得高高的木板的身影,永遠地定格在我幼小的心中。
是她用柔弱的身體撐起了這個家的半邊天,精心撫育這幾個兒女。長年的過度操勞使他積勞成疾,年紀輕輕就患上了心臟病。
那個時候的我總是那么不懂事,不時從家里拿“東西”跑到樹林里和同學辦“家家酒”(學大人做飯),還偷媽媽維持生計用的花生分給同學吃。早上天剛蒙蒙亮,幾個同學便在門外大聲喊我去上早自習。我輕手輕腳摸到柜臺底下,小心翼翼揭開裝花生大缸的蓋子,用手使勁兒往書包里抓。母親聽見后一聲吆喝,我就蹲在地上暫停片刻,再抓兩把。外面的同學們都“耐心”地等待著,終于,我打開大門飛奔而出,一路上與同學們邊吃邊跳地往學校跑去。事后,爸爸給我編成“偷花生的故事”,還講給別人聽,而母親也是一笑了之,沒有訓斥,還慈愛地瞥我一眼。
三、我的父親
父親原名余昌熾,生于1913年8月2日,家境貧寒,讀過私塾,還曾在一個書廂房讀過書,中學沒有畢業(yè),為謀一個小職員的生計,去頂替一個同姓人的空職,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別人的名字:余澤浦,從此以后他就叫余澤浦了。
父親常年身著一件長衫,個頭稍高,長相清瘦,寬肩膀,大額頭,高鼻梁,一雙炯炯有神、略微往外鼓的大眼睛,生動而威嚴。后來有幸當上了小學教員,主要教授語文、歷史和地理。他思想進步,同情共產(chǎn)黨。
父親很喜歡看書,聰明過人,有驚人的記憶力,講課從來不用稿子,倒背如流,他把歷史當成故事來講,還常編成順口溜,生動而幽默,很有藝術天分。
他在講臺上的興奮和投入,感染著每一個聽課的人。同學們都很喜歡聽他的課,常有別班的同學也跑來聽。他還積極去義務擔任校外速成識字班的教學,很受群眾和農(nóng)民的歡迎。他為人仗義、直率,當?shù)厝硕贾烙羞@么個余老師,很是受人尊敬。
記得有一天剛下過雨,爸爸給我們班講完語文課之后,把我留下來對我說:“現(xiàn)在雨已經(jīng)停了,你看看外面是個什么樣兒?”我望著窗外想了一會兒,說:“陰沉沉的天已經(jīng)亮起來了,暖和的太陽照在地上……”他思考片刻接著念起來:“陰沉沉的天空慢慢地亮開了,暖和的太陽照著初晴的大地,萬象更新……”后面的文字已經(jīng)記不得了。
父親對我和弟弟的學業(yè)要求十分嚴格,但對我只用尺子打過幾下手掌、罰過一次站,在他不滿意的時候會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我一下,用這種方式批評我。而我很小就知道用功好強,從記事起每學期我都是班上第一名,功課門門優(yōu)異,幾乎沒有同學能與我爭第一。
我們家有個不成文的習慣,每周日和寒暑假的每天上午,我和弟弟、父親三個人圍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父親坐在中間,復習鞏固本學期已經(jīng)學過的知識,并在父親的指導下,有計劃地預習下學期的功課。而常常是剛坐下不久,對面戲臺川劇日場的開場鑼鼓(父親戲稱為“兜狗鑼”)就敲響了,我和弟弟就都會有點兒蠢蠢欲動??捎植桓移鹕?,心里明白這個時間是不能去看戲的,就只好硬著頭皮繼續(xù)念書。長此以往,我們便養(yǎng)成了在熱鬧紛繁的環(huán)境中依然能靜下心來學習的習慣。當完成當天指標“解放”的一剎那,我倆像是放飛的鴿子一樣飛奔向已經(jīng)敞開大門的戲臺邊,即使只是看了個“尾巴”,心里也覺得很滿足、很快活……我們也因此從小就知道每天第一重要的事情是讀書,必須學習完之后才能出去耍,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和弟弟每個新學期都學得很輕松,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
青年時期的父親
爸爸很喜歡給我講故事講笑話,有一次他編了一個叫“雞哈豆腐”(哈,抓的意思)的菜名兒逗我玩。說這個菜是雞用腳去踩豆腐,雞爪子亂抓出來的。我半信半疑的眼神引得他哈哈大笑,我也跟著笑了半天。
有一個月亮圓圓的夜晚,我和爸爸坐在家門前的長凳上,聽他講“福爾摩斯偵探案”里的“斑藍色的帶”,在明亮潔白的月光下,更映照出故事中的神秘氣氛,我一動不動地依偎在父親身邊,長時間停留在故事恐怖的情境之中……
中年時期的父親
有段時間,父親為我們姐弟向朋友借來一只小羊養(yǎng)著玩,還帶我們?nèi)ゴ狡律戏叛颍铱偸菭恐⊙蛉フ宜鼝鄢缘难蠡睒淙~。它吃飽后我就學羊叫,我學得非常像,我一叫,小羊就過來和我親熱一下。小羊最怕下雨,只要落一點點兒小雨星,它就拼命找個地方躲起來。
四、音樂啟蒙
我與弟弟的愛好不一樣,他酷愛畫畫,父母就由著他天天去畫,家里墻上門上都貼滿了他畫的各式各樣的圖畫。后來他考上了四川美術學院,成為一名頗有建樹的教授,還出版了多部專著。而我卻特別喜歡唱歌跳舞,我唱歌音準、好聽,學校的音樂老師李國華,還有教語文、音樂課的劉健芬老師都特別喜歡我,我們特別要好。
我永遠懷念的劉健芬老師(中)。圖為她和她的家人。1954年6月。
劉老師很有學問,性格溫柔,長得也非常漂亮。她常帶我去她自己家玩,有時候還吃住在她家。去年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了她1954年寄給我的照片,背面寫有“送給繼卿——我最愛的朋友”的親筆字。當時,我真想立即動身去尋找她,可后來得知她命運特別悲慘并且已經(jīng)去世。我潸然淚下,只能把無盡的思念留在心里。
我們鎮(zhèn)的后山有一所桂涪中學,后來聽說那里有不少老師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校園里唱過許多進步歌曲,有些學生天天想著要去延安,公開講毛主席的《論持久戰(zhàn)》,這本書我曾經(jīng)在父親床鋪里邊見過??箲?zhàn)期間,從外省,如山東、陜西、上海等地來了不少文化人,當?shù)厝朔Q他們?yōu)椤跋陆恕保渲杏胁簧倬偷街行W里教書。
有一位從遂寧縣城聘請來的音樂教員是我父親的好友,叫何文棟,他是我走上音樂之路的啟蒙恩師。何老師性格溫和,說話節(jié)奏較慢,像歌唱一樣很有韻律,有一種特有的知識分子的氣質(zhì)。他是早期就加入民主同盟的盟員。父親請他教我彈琴。學校只有風琴,每天放學后我就到山上的桂涪中學找何老師學琴。我夠不著踏板,就站著只踩一只腳,或坐在矮凳上雙手提上去彈,兩種姿勢交替著。沒有樂譜,主要用口傳,老師一邊按固定調(diào)唱譜,一邊彈給我聽,手型、指法、左手和弦及節(jié)拍的變化,一句又一句耐心地教我,直到我能和老師彈得一樣。
我敬愛的何文棟老師
我天天堅持去,學會好多好聽又有趣的小曲,多少年以后才知道那就是學琴初級階段的《拜厄鋼琴基本教程》,那第88條附點練習曲幾十年也沒忘。后來自己又會即興彈奏一些歌曲,還自彈自唱“母雞下蛋啊,咯嗒咯嗒叫啊……”父親見我很有音樂天分,曾對我說:“長大了一定要學件樂器,真正掌握一門技術。要靠本事吃飯。以后就是要飯也要送你去音樂學校?!?/p>
有一位外省來的老師還主動教我唱歌以及練聲方法。記得那是大冬天,天剛蒙蒙亮我就起床,棉襖里夾一面鏡子,為了觀察練聲時口腔里的小舌頭是不是頂上去了。那時也不知道哪里來的那么大膽子,一個小女孩,黑咕隆咚的就敢一個人跑到江邊去。涪江的河水見底地清亮,晝夜不知疲倦地流淌。我向江邊走去,滔滔江水越來越響,急流拍打著江岸。我腳踩在水邊的小石子上,練唱發(fā)出的聲音被淹沒在嘩嘩的聲浪中,隨河水向東漂去。漸漸地,一輪紅日從遠處的地平線上緩緩升起,映照著碧綠的江面金光閃閃,特別好看。
可每到這個時候,我就得趕去學校上早自習了,我戀戀不舍地慢慢往回走,水聲在我的耳邊漸漸消失……這美麗的畫面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腦海里,成為我這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
父親的性格很外向,很有表現(xiàn)欲望。有一回他帶我去了一趟五十里外的縣城,在電影院里看了一場美國電影《秀蘭·鄧波兒》。我特別喜歡秀蘭·鄧波兒活潑可愛的模樣和自然俏皮的表演。
父親特別喜歡帶我到處表演。在學校里,經(jīng)常讓我給同學們彈琴,有時在茶館里他也鼓勵我唱歌給大家聽。有一次,一位叔叔用一把鋸琴拉起《漁光曲》,我本能地和著這凄美的琴聲唱起“云兒飄在天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里曬漁網(wǎng),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那時我經(jīng)常穿著背背褲跟在爸爸身邊,相熟的大人們圍著我,歡迎我唱一個、跳一個,每回我都大方地在大街上就又唱又跳,掌聲此起彼伏,真像是鎮(zhèn)上的“小明星”。父親笑得嘴都合不攏,他總是快樂地拉著我的手繼續(xù)往前走……啊,我的童年多么快樂!
五、家鄉(xiāng)解放
可在這快樂的背后,小小年紀的我也常看到底層人們的苦難和艱辛。在河邊,經(jīng)常有全身赤裸、下身捆著樹葉的纖夫,身上套著粗繩吃力地拉著河里的大船逆水而行,雙手在沒有路的亂石和泥濘中艱難地爬行,呼應的川江號子聲常在耳邊回響……在每天上學必經(jīng)之路的一處屋檐下,總有些衣不蔽體、無家可歸的人躺在大木條上,全是斑斑點點的血跡,無人過問,無人收留,有的就這樣慢慢地死去了……
從小,我基本上是吃紅苕(紅薯)稀飯長大的。那時,家鄉(xiāng)沒有北方那樣的饅頭,粥里的紅苕就是干糧。稀飯里放的米很少,吃的時候媽媽把米多撈一些盛在爸爸碗里,他要講課很費力氣。隔很久一段時間可以吃一頓干飯,再加上幾兩肉,這叫“打牙祭”。記得煮飯的大鍋臺上方總是掛著兩條長長的肥肉,被拉風箱燒柴火的煙霧熏得往下滴油。我知道那是過年時才能吃的臘肉,心里總是盼望著能早點過年。
那年月學校經(jīng)常發(fā)不出工資,拖欠教師很久,加上物價飛漲、紙幣貶值,母親的小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她常常拖著瘦弱的身體去河對岸或山里鄉(xiāng)下親戚家借糧食,從十幾里路之外吃力地背回一大筐紅苕回來。我親眼見到大人們的艱辛,也嘗到過“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苦日子,我主動幫大人干點兒家務。有一次掃地時,我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動了,媽媽見狀,立即找到一塊紅苕樣的食物填到我的嘴里。
1949年11月,我的家鄉(xiāng)解放前夕,全鎮(zhèn)的人幾乎行動統(tǒng)一地都撤離到鄉(xiāng)下去投親靠友,家家關門閉戶,街上空無一人。即使這樣,國民黨敗逃的軍隊也搶砸了不少商鋪的財物。我們從門縫兒往外看,裝著殘兵敗將的大卡車,兩輛并排著從狹窄的大街上向遂寧城里的方向開去。車上的人擠得滿滿的,車子四周雙手吊著的,跟在車后面跑著的,個個神色慌張狼狽,似洪水決口地潰逃。這條街原本就沒有兩輛卡車那么寬,為了急于逃命,把車輪子都壓在各家的大門框上了。汽車喇叭聲、嘈雜的叫喊聲,車燈四射,一片恐慌,這樣晝夜不停地不知持續(xù)了多少日子。
為躲避危險,大人還是讓我用背篼把才一歲多的小妹(惠卿)背到鄉(xiāng)下去投奔親戚。我走了好一陣山路,覺得有些走不動了,就放下背篼,見她站在里面,滴溜溜的大眼睛到處望著。我便逗她說:“姐姐背不動了,就把你放在這里吧!”她以為我不要她了,“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我又哄著她背起來翻過一個又一個溝溝坎坎……
學校通知我們馬上就要解放了。1949年11月底,終于熬到解放軍從重慶那邊開過來了。解放軍來了,全鎮(zhèn)人有組織地傾巢出動,一時間紛紛涌上街頭,敲鑼打鼓放鞭炮。學校老師指揮我們,唱歌跳舞迎接解放。我換上花衣服,手拿紅綢子和同學們扭起秧歌,不停地跳啊、扭啊,高興極了,直到深夜。全鎮(zhèn)熱鬧了很久很久……
次年春季,我進入遂寧縣城第一中學就讀。我寫的第一篇作文題目就是《解放了,天亮了!》,文中寫到中國必須要推翻三座大山、歡慶解放等內(nèi)容,這引起了語文老師對我這個小女孩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