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故鄉(xiāng)四川眉州的文化氛圍

蘇軾是四川眉州人。眉州位于四川省川西平原的西南邊緣，依岷江，風景秀美，古意盎然。眉州自南朝齊建武三年（496年）建制，唐朝開元年間，孫長孺建書樓而舉世聞名，后唐僖宗親題“書樓”二字相賜，于是更加名揚四海。

眉州屬于蜀地，相比中原，蜀地無疑有其獨特的文化。后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之所以可創(chuàng)立宋代蜀學，不能不說是受到古代的巴蜀文化的深遠影響。

蜀地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jīng)是興師重學之地，據(jù)《漢書》記載，西漢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十分重學，四川讀書人在京求學者人數(shù)之眾，幾可與齊魯這樣的重學之地相比，史稱“蜀學比于齊魯”。且出了司馬相如、揚雄這樣的文學巨擘，可見西漢時期蜀地的文教事業(yè)之盛。而蜀道這一天然屏障，也將蜀地與無數(shù)戰(zhàn)亂分隔開來，大歷年間的右羽林大將軍石藏用曾言：“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又多佳山水，吾將避地焉。”所以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中奔蜀避禍，唐德宗在朱泚之亂中亦欲奔蜀，唐僖宗遇黃巢起義時也奔蜀避禍。五代十國時期中原戰(zhàn)火連年不歇，而前、后蜀國卻可以相對和平地發(fā)展，引得唐朝許多衣冠之士入蜀避禍，“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蜀地因此成為許多外鄉(xiāng)人心中的桃花源。從中原流落至蜀地的讀書人為儒學在蜀地的發(fā)展傳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也繼而推動了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和發(fā)展。

現(xiàn)代人說起蜀地或多或少會提及“盆地意識”之說。唐代陸求《成都記·序》中評說蜀地“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或許正因為天險阻斷戰(zhàn)事、人民生活富庶、文化繁榮，且經(jīng)過唐五代大批外鄉(xiāng)人因避戰(zhàn)亂而奔蜀以求平安，于是長此以往蜀人的基因里多了些淡泊名利與不求仕取。蘇洵言“是不及見吾鄉(xiāng)鄰風俗之美矣”，“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于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然其子孫不忍去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于世”。從文中可略窺見蜀人不求仕取之風。

宋朝重文輕武，科舉成為許多士子踏上仕途的極好途徑，但蜀人居然“不事舉業(yè)，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為了鼓勵蜀地士子應試，宋朝實施了許多優(yōu)惠政策，如為蜀地舉子進京參加省試、殿試提供往來食宿費用；若有舉子因事未能如期應試，給予補試的機會；放寬對舉子解試的名額等等。這種照顧和優(yōu)惠對中原士子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從中也可以看出蜀人不樂仕取到何種地步，竟至驚動朝廷放低身價以吸引蜀地士子來京應試。

蜀人獨立不遷、淡泊名利的特質(zhì)對蘇軾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蘇軾在《眉州遠景樓記》中回憶道：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jīng)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nóng)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jīng)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于郡縣胥史，皆挾經(jīng)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xiāng)。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

由此可見，當別地都作花團錦簇、委蛇頹靡的文章時，蜀人仍師法西漢，崇尚正統(tǒng)，外地學子笑他們泥古不化，蜀人卻毫不在乎，并以此為傲。在蘇軾的筆下，故鄉(xiāng)眉州的世家、官吏、農(nóng)夫都樸素古直，遒勁淳厚?！按说鼐佑陂L江之上游，‘蜀江水碧蜀山青’，茂林修竹，極得天然之野趣。這種自然環(huán)境，所賦予蘇軾的那種近乎‘野性’的性格，影響了他的一生命運和藝術創(chuàng)作，使他成為一個對傳統(tǒng)具有極大破壞性的人物?！?sup>蘇軾一生胸襟開闊，即使身處艱險也樂觀豁達，斷然不是正襟危坐小心翼翼的道學先生，這大約也是蜀人的基因所致吧？

從宗教氛圍上來說，蜀地地處西南，好《老子》與仙道，巫風很盛，敬重鬼神。蜀地可稱為民間道教的發(fā)祥寶地，我國第一個純粹意義上的道教團派五斗米道便創(chuàng)立于此。據(jù)葛洪記載：“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勈袢硕嗉兒?，易可教化，具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谑前傩蒸馊?，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shù)萬?！?sup>所說的乃是在東漢順帝時期，傳為西漢開國賢相張良八世孫的張道陵率眾弟子到大邑鶴鳴山修道，創(chuàng)立了五斗米道的事。五斗米道后改名天師道，成為正規(guī)的道教團體，在四川廣為人知，頗多信眾。

西晉時蜀地又出一高道范長生，著有《道德經(jīng)注》《周易注》等，其人精通陰陽術數(shù)，很得蜀人敬重，多奉其為神仙。西晉元康年間，巴人李雄在成都建大成國，立范長生為丞相，范氏以老莊思想輔佐李雄執(zhí)政，相比彼時戰(zhàn)亂的中原，成國堪稱國泰民安。范長生信奉五斗米道，加之地位顯赫，于是信徒眾多。

唐朝君主立道教為國教，自然很重視對道教的研究與對道經(jīng)的創(chuàng)作。蜀地自然成為傳道的重鎮(zhèn)，據(jù)統(tǒng)計，唐代詮疏箋注《道德經(jīng)》者全國共28家，其中四川一地獨占6家，分別為岷山道士張君相、綿竹道士李榮、劍南道士文如、眉山道士任太玄、成都道士黎元興、成都道士張惠超。他們或注疏，或集解，共闡老子奧義。煉食金丹、求仙學道已是唐朝的總體風尚，在這一時期蜀地出現(xiàn)了許多高道，除上述六家之外，還有青城道士李玨、徐佐卿，嘉州道士趙昱，成都的朱桃椎、劉無名，劍閣王法進，天師翟乾佑，仁壽的譚宜，江油的竇子明，南充程太虛，眉山張遠霄，以及爾朱洞、擊竹子、趙法應、王帽子、胡德元等人，皆為舉世聞名的道士，而被民眾神化成仙。

至晚唐五代時期，中原王朝更迭頻繁，四川一地雖經(jīng)歷前蜀、后蜀兩朝，但總體算得上穩(wěn)定，而前蜀、后蜀皇帝都崇信道教，樂于招納當時聞名遐邇的道人。名道杜光庭早年間便因習道蜚聲天下，唐僖宗聞其大名，召入宮廷，賜以紫袍，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內(nèi)供奉。后杜光庭隨僖宗入蜀避黃巢之亂，見唐大勢已去，便留蜀不歸。前蜀甫建，蜀主王建即重用杜光庭：“（后梁乾化三年）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王衍繼位后，對杜光庭的尊崇更勝父輩：“帝受道箓于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sup>王衍對學道幾乎已經(jīng)到了癡迷瘋狂的地步：“咸康元年三月，帝謁永陵，自為夾巾，或裹尖巾，其狀如錐，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sup>王衍身為一國之君，謁陵時居然做出道人的打扮，妃嬪也穿著道士的衣服，自然上行下效，百姓皆模仿，蜀國的崇道風氣之盛，也便可想而知了。前蜀亡于王建任內(nèi)，后蜀主孟知祥推翻前蜀國，建立后蜀政權。后蜀共經(jīng)歷孟知祥與其子孟昶兩代君主，二人均重視文化教育，尤其后主孟昶“尊儒尚道”，“能文章，好博覽，知興，有詩才”。后蜀兩位君主雖然不像前蜀的王建、王衍那樣對道教達到狂熱的地步，但亦稱得上崇道之人。如后蜀主孟昶貪戀女樂，篤信道家丹藥可回陽御春，對道教的房中術十分癡迷。不僅如此，孟昶還自取道號玉霄子，用道教科儀祈福禳災，贊賞道士張素卿所畫八仙真形圖等等。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曾有“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這樣的論斷，可見蜀地崇道之風盛行。相比道教，佛教進入四川的時間較晚。據(jù)佛教現(xiàn)存遺跡來看，樂山柿子灣和麻浩崖墓中的石刻佛像，為四川現(xiàn)存最早的佛像，具體成像時間有爭議，一說為東漢末期，一說為蜀漢時期。而真正有文字記載的佛教傳入四川的時間大致是前秦：“釋涉公，本蜀人也，預言多驗。道化至長安，時天大旱，堅命師祈雨，咒龍缽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師不食五谷，日行五百里……”涉公是第一個有史料記載的入川的僧人。東晉孝武帝朝佛教地位在四川有了較大的提高，時任益州刺史的毛遽任命僧恭為蜀郡“僧正”，僧恭是四川有史以來第一位僧官。此后東晉十六國時期有史記載的在四川的高僧還有曇翼、慧持、范材、法緒等，他們講經(jīng)授徒，有自己的受眾群。

南北朝是佛教興盛發(fā)展的時期，四川也不例外。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即說明了南朝崇佛之盛，此間在四川任上的統(tǒng)治者也多受大環(huán)境影響，大多提倡信奉佛教，此時我國佛教各個重要流派都傳入四川，四川佛教蓬勃發(fā)展。也就是在此期間，四川開始大規(guī)模地鐫崖造佛像。且南北朝時中原各地戰(zhàn)爭不斷，蜀地因地勢險要而得安穩(wěn)，因此佛教得到進一步發(fā)展。

隋唐年間四川佛教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隋朝蜀王楊秀居蜀二十余年，其間弘揚佛法，吸納高僧來蜀，傳播弘揚各種佛法。隋煬帝時，在東都洛陽建立四大道場，廣召天下名僧，最負盛名的當屬慧景、敬脫、道基、寶暹四位大師。隋末戰(zhàn)亂不休，慧景、道基、寶暹等三位赴蜀避難，亦將佛家高妙義理帶入四川。唐朝即尊道家為國教，但與此同時佛教也在繼續(xù)發(fā)展，佛教的各路派別先后興起，理論體系較完善，蜀地佛教以宣揚禪宗思想為特點。明代學者曹學佺曾在四川為官數(shù)年，著有《蜀中廣記》一書，其中錄入《蜀中高僧記》一文，此文記錄了巴蜀眾僧人的生平事跡與言行種種，歷來有巴蜀第一佛傳之稱。文中共記載僧人250余人，其中為巴蜀籍貫的僧人占了絕大多數(shù)，唐代的巴蜀高僧大德有：資州的智詵，是禪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馬祖道一；簡州的德山宣鑒；西充的圭峰宗密等。他們都是聞名全國的禪宗大師。

但相比道教在巴蜀地區(qū)的根深蒂固來說，佛教則是一種外來的宗教，于是佛教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道教的影響，佛道二教在斗爭中相互融合，但就總體而言，四川崇道之風勝過崇佛。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記永康軍老人說》中評價蜀人，其言：“蜀人生西偏，不得天地中正之氣，多信鬼巫妖誕之說?！?sup>觀蘇軾一生皆存求仙之念，年既老而不衰，且對得道高人與身懷異術之人尊崇有加，多次在詩文中表達出愿學道修真之意，這不得不說與蜀人基因中的喜巫風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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