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蘇軾家族的佛道因緣

第一節(jié) 北宋初中期佛道教發(fā)展概況

蘇軾是北宋中期人，生于仁宗朝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卒于徽宗朝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期間經(jīng)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等五朝皇帝。雖然道教在神宗朝被立為國教，勢壓佛教一頭，但在此期間佛教的發(fā)展也不遜于道教?？偟膩碚f，北宋的統(tǒng)治者既崇道又尚佛，“隋、唐、北宋的封建統(tǒng)治者，對待儒、釋、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故使三家在此時期都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成為三家發(fā)展史上的新時期”。

北宋上接后周，但宗教政策與后周相比大為不同。后周周世宗提倡儒教，以佛教寺院林立、僧尼眾多不事生產(chǎn)已構成國家財政上的負荷為理由，制定了一系列限制佛教發(fā)展的政策：不允許私度僧尼，不允許“奴婢、奸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出家，不允許再建任何寺廟等等。在這一系列的限制佛教發(fā)展的動作之后，世宗朝共廢除寺院30336所。

于是佛教一時衰敗。自北宋開國，宋太祖扭轉了后周對佛教的抑制、打壓政策，以一種略為寬松的態(tài)度來對待佛教，允許佛教適度發(fā)展。周世宗曾下旨要求將“諸道銅鑄佛像悉輦赴京毀之”，針對這一做法，宋太祖于乾德五年（967年）下詔：“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存奉，但毋更鑄。”從而使得后周的排佛政策沒有延續(xù)下去。不僅如此，宋太祖還派遣佛教團體前去西土取經(jīng)：“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sup>從此舉可見宋太祖對佛教持肯定態(tài)度。且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刊刻全部佛經(jīng)也出自太祖朝，開寶四年（971年），宋太祖下詔刊刻佛教大藏經(jīng)，所刊即《開寶藏》，歷時多年，一直到太宗朝初年才刊刻完成。

由周世宗排佛所致，宋初佛教徒人數(shù)稀少。宋太祖普度童行8000人，至太宗朝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太宗更是一次普度童行17萬余人。但即便如此，總的來說太祖、太宗朝對佛教還是制定了限制性的政策：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詔，要求“各路州府寺院，經(jīng)顯德二年被停廢者，勿復再置”，從而鞏固了北周滅佛的成果并無意再擴建寺院。太祖雖普度童行8000人，但童行要通過嚴格的考試且被限定了數(shù)量，禁止超額度人?？梢娞?、太宗雖無廢佛之舉，但依然認識到對佛院、信徒等不能任其毫無節(jié)制地發(fā)展，從而對佛教做出種種限制。

在對待道教的態(tài)度上，宋太祖與宋太宗基本相同。宋太祖與一些道士有過交往，且多次在宮中舉行道教道場；相比太祖，宋太宗與道教的關系則更進一步，道士張守真為“斧聲燭影”后太宗繼承大統(tǒng)提供了神圣依據(jù)，史料中多有記載。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所載，宋太祖去世時張守真人在京師，且在太祖未亡時便預感到太祖行將就木；根據(jù)時人楊憶、邵博的記載，張守真在宋太宗謀取皇位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宋太宗甫一臨朝，便令人建造鳳翔上清太平宮，宮觀規(guī)格之高，舉世少有，張守真為第一任主守。不僅如此，宋太宗臨朝期間，還主持修建了一大批道教宮殿，如汴京上清宮、太一宮、壽寧觀，舒州靈仙觀等等。

至真宗朝，宋真宗著《崇釋論》，指出佛家經(jīng)典與“周、孔、荀、孟跡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于是設想借助佛力達到避惡揚善的目的。到天禧五年（1021年），僧尼共有47萬余人，寺院近4萬所，這已經(jīng)不能說是一個小數(shù)字了，佛教在真宗朝已逐步地邁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景德傳燈錄》在真宗朝刊印，這對禪宗在北宋乃至整個后世的發(fā)展作用都是巨大的。觀宋全朝，佛教在真宗朝已達到全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但相比道教，其地位卻依然不可同日而語。

北宋崇道之風很盛，仔細歸納有兩點原因：一是沿襲前朝的傳統(tǒng)，唐朝立道教為國教，皇帝們多對道教篤信不二，中途雖有武則天崇佛之舉，但總體而言，道教仍可稱為唐朝的權威性宗教。唐朝將道教視為“本朝家教”或云“皇族宗教”，對其扶植不遺余力。五代十國時期，許多統(tǒng)治者模仿唐朝，對道教推崇備至，其中包括周世宗。周世宗雖大肆廢佛，但卻非常崇奉道教，對道士也十分優(yōu)待。北宋接后周而建，自然也受到前朝的種種影響。

二是鞏固政權的需要。統(tǒng)治者為求江山基業(yè)千秋萬代，往往要依托某宗教圣賢，以期將自己家族神化，鞏固皇權。如唐王朝的統(tǒng)治者姓李，便聲稱道家始祖老子李耳為自家先祖，因此立道教為國教，旨在顯示出自己的皇權的神圣性。

北宋崇道亦是出于這種目的。宋王朝的統(tǒng)治者姓趙，無法模擬唐朝李氏去攀附道教創(chuàng)始者李耳，便造出趙玄朗這個人物，對外宣稱其為道教始祖?！兑讉鳌吩弧耙陨竦涝O教”，宋真宗以此為理論依據(jù)，演出了《天書降》《圣祖臨》等劇目，將北宋崇道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據(jù)史料記載，僅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一年便發(fā)生了三次天書降臨事件，首次發(fā)生在正月初三：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于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寢殿中帟幕，皆青絁為之，旦暮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黃箓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遽命筆志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結彩壇九級，又雕木為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于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之，回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sup>

宋真宗言夢中遇天帝賜天書，乃祥瑞之兆，臣子們紛紛請求皇上泰山封禪，真宗故作不允之態(tài)；同年四月初一，天書第二次降臨，大臣又請，真宗同意十月舉行封禪大典；一個月之后，天書第三次降臨，此次降臨于泰山，自此，真宗朝的“天書降”事件方才終結。為答謝天帝的頻降天書之舉，宋真宗大建道觀。其中，耗資與規(guī)模均在宋朝首屈一指的玉清昭應宮便是在此期間所建的最著名的宮觀。不僅如此，真宗還下令各地建造天慶觀，以感恩天帝降書。蘇軾幼年隨道士張易簡就讀于道觀天慶觀，倅杭時期也曾去杭州天慶觀飲茶賦詩，此二觀皆名天慶觀，明顯帶有真宗朝的色彩。

在《天書降》之后不久，宋真宗便又接著上演了一出《圣祖臨》的戲碼。據(jù)《宋史》記載，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語輔臣曰：

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币钊眨瑥蛪羯袢藗魈熳鹧裕骸拔嶙?，斜設六位以候?！笔侨?，即于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睹靈仙儀衛(wèi)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座，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后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实凵茷閾嵊n生，無怠前志?！奔措x坐，乘云而去。

真宗這個所謂的神人傳夢十分刻意，帶有明顯的君權神授意味。但宋真宗以此夢為托辭，不久便將“趙玄朗”這個夢中之人尊為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廟號圣祖。且詔曰：“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币蛞苤M玄、朗二字，故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將道教始祖老子的封號由原先的“太上玄元皇帝”改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將孔子的封號由“玄圣文宣王”改為“至圣文宣王”。真宗朝對道教的推崇，一時無兩，掀起了北宋第一波崇道之風潮。真宗大建道觀，普度道士，組織整理道教典籍，編撰道教神跡，使道教作為一種經(jīng)由官方認定的國教在全國推廣普及開來。宋真宗推行道教并非出于純粹的信仰，只不過是借著種種神跡來提高自己的威信，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使民間崇道之風彌漫，道教地位凸顯于儒釋道三教之中。

宋仁宗即位后認識到真宗朝的崇道之風甚篤，使儒釋道三教相互之間無法平衡制約，于是調整了政策，從減少道場數(shù)量、減少醮祭數(shù)量與規(guī)模、降低宮觀諸種規(guī)模等方面著手，為前朝的崇道降溫。但與此同時，他依然將道教尊為國教，建造西太一宮與西京會圣宮等宮觀，且與龍虎山、云臺山道士有所往來。

為平衡佛道二教，宋仁宗對佛教有所傾向，他與僧人往來頻繁，常與之探討佛經(jīng)教義，但觀仁宗一朝，佛教并未得到太大的發(fā)展，這與士大夫集團抵制佛道二教壯大有關。眾所周知，宋朝重文輕武，從始至終文臣治國，至仁宗朝，士大夫集團的影響力大大增強。作為儒生的士大夫們?yōu)閺团d儒學，掀起了抵制佛道二教的思潮，其中的代表人物為歐陽修、胡瑗、周敦儒、邵雍等，他們皆寫文批判崇信佛道之舉。更有范仲淹、韓琦、蔡襄等重臣撰文規(guī)范仁宗的崇佛行為，如范仲淹提出要從嚴格度僧的角度來限制佛教的發(fā)展，韓琦批評官方出資修建寺院等等，因此，雖然宋仁宗有崇佛思想，但佛道二教的規(guī)模在仁宗朝都沒有發(fā)展壯大，僧人的人數(shù)甚至比真宗朝減少了一半，這與士大夫集團抑制佛道的主張是密不可分的。

總而言之，北宋初中期佛道二教皆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其中道教在真宗朝被立為國教，因此得到了井噴似的大發(fā)展，而因代表儒教的士大夫們的制約，佛道二教得到了限制，儒釋道三教呈鼎立之勢。

1. 卿希泰：《中國道教思想史綱》，745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 參見（宋）薛居正編，陳尚君輯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周書·世宗紀二》，卷一百一十五，3557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 （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八，19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4。
4. （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見《文淵閣四庫全書》，84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八，106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