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fā)奮學習

從祖國邊遠的山區(qū)泰順到古老的首都北京，我心情特別激動，有一種從“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之地到“綠影秋實連王府，嬉鬧暖木滿城花”之地之感，反差特別顯著，感覺也特別強烈。如果說1950年參加土改運動是我生命道路上的一次轉(zhuǎn)折，那么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書就是我生命歷程中的一次大轉(zhuǎn)折，它基本上決定了我的人生命運。我想命（古人以為是天命）是一種必然性，譬如人一定要死，自己不能把握，但“命運”的“運”是可以自己掌握的。我反反復復地思考如何把握好上大學這一難得的機遇。在求知的大道上，投機取巧是行不通的，懶惰貪玩是學不到的，必須分秒必爭地學習，光陰似箭，不抓緊就溜過去了。運是一種機遇，不抓住就過去了，時不再來。記得英國弗蘭西斯·培根在《論時機》中說：“善于識別與把握時機是極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業(yè)上，人在開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樣察視時機，而在進行時要像千手神那樣抓住時機?！蔽壹纫巡煲晻r機考上中國的名校，那么就要抓住時機，刻苦學習，向科學進軍。開學第二天，由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專門化和中國革命史專門化組成的歷史系召開迎新大會，宣布由著名中國革命史專家何干之教授任系主任，云光任系副主任，每個學子都興高采烈，心想在名師指導下，我們一定能學好，我也這樣暗暗地下決心。何干之教授中等身材，微胖，額頭很高，禿頂，說話口吃，所以他迎新大會的致辭是寫好稿子的，照稿子念就不會口吃了。他后來給我們講課也是念稿子，不過他寫的稿子語言很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并且他對中國革命史如數(shù)家珍，所以同學們一點也不覺得枯燥乏味，而是聽得津津有味。我有記筆記的習慣，他講課的內(nèi)容我基本上都能記下來。當時各門課沒有現(xiàn)成的教科書，也沒有講義，只有靠筆記，后來有人把它概括為：上課記筆記，下課對筆記，考試背筆記。一到考試前我的筆記本就忙開了，或被同學借去對筆記，或被借去抄筆記，轉(zhuǎn)個圈才回到我手里。我作為第六班的學習班長，有責任使全班學習好，而當時學習好與不好的標準就是考試成績。

這次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門化招生300人，加上備取生，超過300人，分為10個班；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專門化招350人，分12個班，整個系學生達650多人，加上教職工，人數(shù)就更多了。要召開這么多人參加的迎新會，原朝陽學院沒有那樣大的房子，只得借用隔壁軍隊機關的一個禮堂。朝陽學院的原建筑基本上是平房，唯一的樓房是二層的西大樓，歷史系兩個專門化的學生不夠住，有的就與哲學系的學生住平房。新聞系住新蓋的六層大樓，檔案系以及研究班學生住鐵獅子胡同1號，法律和經(jīng)濟各系住西郊校舍。校部各機關分散在東四各條胡同里辦公。辦一件事便要東跑西找，比較費時。

中國人民大學是全國招生，所以我們班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來自的地方有新疆、四川、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天津、北京、河北、湖北以及東北三省等。我們班30人中男生26人，女生4人；調(diào)干生25人，應屆高中畢業(yè)生5人。調(diào)干生助學金我們班分兩級：政府19級～25級，每月25元人民幣；18級以上的，每月29元人民幣。應屆畢業(yè)生每月15元人民幣。我拿每月25元助學金。學生伙食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每月15元，大灶每月12元5角。第一學期我吃中灶，8人一桌，與吃飯館差不多，8菜一湯，主食有各種包子和雞蛋炒飯等。第二學期以后想多買書，以及要寄錢回家，幫助弟妹讀書，就改吃大灶，不過大灶伙食也很好，比我在泰順機關里伙食好多了。

我們每個班都成立黨團支部，我們班黨支部書記是章賡圣，是湖北來的一個18級干部，即正區(qū)級干部。在縣里區(qū)級干部就了不起了，如我工作的泰順縣各局局長、法院院長、各區(qū)區(qū)長等都是黨員或老干部，覺得高不可攀。我是團支部組織委員，不過我們班除了黨員就是團員，所以沒有組織發(fā)展的任務。當時每個班的女同學都很少，但男黨員又多又吃香，所以女同學都把終身目標鎖定在黨員干部上，團員根本沒門，也就知趣地不去追。就像我們到泰順土改時的女同學一樣，她們的結(jié)婚目標是縣里區(qū)局級黨員干部，一般干部就沒有資格攀上，這便是當時的戀愛觀、婚姻價值觀。不過，這種價值觀也是與時俱進的，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的價值觀潮流，抗拒價值觀潮流很不容易。

從入學開始，我們班的同學就都很用功，個個刻苦學習，爭取好成績。系里提出創(chuàng)造全優(yōu)班級的要求，所以學習壓力很大，同學們從圖書館借來馬克思、列寧等的大部頭著作，根據(jù)課程要求，一本一本地啃，幾個月的緊張學習，有的同學失眠了，有的同學腦袋昏沉沉的，有的同學吃不下飯等，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反應。我不但沒有反應，反而精力充沛，因為這種學習的緊張與我在溫州干校參加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學習的緊張完全不同，那是思想的痛苦、精神的摧殘、心靈的折磨，這是思想的愉快、精神的培育、知識的增長。書籍給我的是智慧的啟迪和美的享受，要使學術(shù)生命得到滋養(yǎng)，就要讀書；要使學術(shù)生命獲得充實，還是要讀書。讀書可以神游無限的、奧秘的學術(shù)太空，可以遨游廣闊的、無際的知識海洋，我要暢游到知識的彼岸。

第一學期結(jié)束考試，人民大學考試的方式學蘇聯(lián)莫斯科大學的考試方式，一律口試?？谠嚴蠋?～5人，考生當著老師的面抽考簽，抽一簽，上有兩題，沒有挑選的余地，抽到哪一題就是哪一題。對這種考試方式我們都不習慣，沒有經(jīng)驗。它與筆試大不一樣，不少同學擔心會因臨時精神緊張而發(fā)生怯場現(xiàn)象，慌了神說不出話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特別怕老師提問，有的同學說，老師一提問，腦袋就會懵，什么都想不起來了。那些平常不愛說話的學生更害怕自己臨場說不出話來。我就請別的系的老同學來介紹經(jīng)驗，他們特別強調(diào)的是：不要緊張，一緊張腦子一熱，原來背得滾瓜爛熟的就記不起來了，愈緊張就愈記不起來；對口試老師要視而不見，只當是聽課的學生；要利用抽題后短短的時間寫出回答問題的要點，回答時照著提綱要點講，就不會說忘了，說丟了；考試復習時要注意概括問題和要點，要把每個問題搞清楚，否則老師提問題時就答不出來，也就不能給優(yōu)了；等等。老同學還告訴我們，上午8點—10點時口試老師頭腦最清醒，所以提問題多；到了下午3點—5點，口試老師的腦袋聽木了，提的問題就少了?？谠囎钆轮虚g提問題，回答了問題，原準備的提綱就被打亂了，記不起來了。這種考試一般要考兩天，慢的考三天，一天考8～9人。所以，排考試的先后次序，大家都很計較，我當學習班長，負責排考試的先后次序，就得一個一個征求同學意見，然后調(diào)整次序。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學習班長只得自己帶頭，第一個進考場抽考題，我們有兩個人同時進考場，我先抽一個考簽，上有兩題，一個屬于大題，一個屬于小題，在考場準備，可帶一支自來水筆和一張白紙，不可帶書和筆記本，其實在老師眼皮底下準備，根本沒有作弊的可能。我準備時間最短，一會兒老師就催我回答問題，我做了較好的回答，對老師認為說得不清楚的問題的提問，也做了較好的說明，老師還算滿意，給我的成績?yōu)閮?yōu)。我記得當時記分分為五級：優(yōu)、良、中、及格、不及格。我從考場出來后，再進去一個同學，即出來一個進去一個，考場保持一人回答考題，一人準備。出來后同學圍住我問這問那，我對同學說，千萬不要緊張，老師不吃人，不會為難學生。不過也有同學被老師提問了四五次，甚至有被追問不舍的，搞得同學暈頭轉(zhuǎn)向，全亂了套?？荚嚱Y(jié)果，我們班并沒有成為全優(yōu)班，有三四個同學得了良。不過，與其他班比起來還算好的了。學校為照顧同學考試，一個月考試期間的伙食特別好，這是學校為了照顧同學們的身體。

這學期最激動人心的是參加十一國慶大游行、大檢閱，我們系的學生站在離天安門城樓最近的金水橋邊，面向天安門城樓，看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看得最清楚。我們每人手里拿一束大紅花，是我們自己做的大紅花，有同學說這是我們燦爛的紅心。10月1日這一天我們起得早，整隊出發(fā)從東四十二條海運倉校舍到鐵獅子胡同1號，會齊其他系的同學，然后一起走到天安門廣場，要走1小時左右，到達后站到事先排練過的位置上，每次排練都是在晚上進行的，就同真的游行一樣。我們的任務是隔開游行隊伍，不讓其越過我們到金水橋上去，實際起著保衛(wèi)作用。當慶典開始時，黨與國家領導人都出現(xiàn)在天安門城樓上，全場歡呼雀躍，紅旗飛舞，紅花搖動。我們要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不能回頭看我們背后的游行隊伍一隊一隊通過，游行結(jié)束后，天便暗了下來，像是要下雨，當我們回校走到一半路程時，雨就下起來了，所有人都沒有帶傘，回到海運倉時身上全濕透了，晚飯時食堂準備了紅糖姜湯，驅(qū)寒以免感冒。晚上天安門廣場放焰火，這次不是走而是用汽車把我們拉去參加天安門廣場上的通宵舞會，每所大學分一塊地方，打著大學的旗幟，在一塊地方內(nèi)圍成幾個圈跳舞。說是通宵，其實沒有達旦，晚上12點以后就開始逐漸退場。此后幾年的五一勞動節(jié)和十一國慶節(jié)都在天安門游行慶祝。

我雖到北京已有一學期，但沒有出去玩過，北京的名勝亦未去看過。1957年1月24日學期考試后，同學們說放松一下，便相約去參觀故宮、景山、北海等名勝古跡。這一天風怒吼著，沙塵蔽日，天陰沉沉的，使人難受，不僅凍手，而且凍耳。但春節(jié)前辦年貨的人們還是喜氣洋洋的。據(jù)說故宮與“五海”構(gòu)成了水火二龍的形象，水火便是坎離二卦，在中國《周易》思想里，水火是相對相關、不離不雜、相反相成的?！墩f卦傳》講坎為月，離為日，所以故宮的宮墻都是紅的。故宮為中國古代天子所居，為天，天為乾、為父、為金，故用金黃色琉璃瓦?！肚ゅ鑲鳌氛f：“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彼?，故宮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拔搴！睘榈?，地為坤、為母，我想“五?！睉菛|南西北海加什剎海，合乎五方或五行的意蘊。這就是中國“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陰陽五行理念。這些想法為參觀后所得，也是私塾讀書所聞的印證。

這一學期給我影響最深、啟發(fā)最大的，一是名師上課，他們的為師之道令人敬佩。這些名師有蜚聲國內(nèi)外的著名學者何干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學生必讀必考的《中國革命史》作者胡華，中國史學界著名專家孫家讓、尚鉞、李春輝、馮拾、彭明、戴逸等。何干之講課的理論性、邏輯性、思想性強，雖口吃，但講得慢，好記筆記。胡華講課瀟灑，引經(jīng)據(jù)典，史實事件信手拈來，如數(shù)家珍。孫家讓個子高，板書寫得好，他講先秦兩漢史，旁征博引，條理清楚，生動活潑，除此之外，他還介紹當時史學界的一些爭論問題，如中國封建制的分期問題等，發(fā)人深省。我亦對此感興趣，便搜集、研讀各派觀點及資料，如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說，郭沫若的春秋戰(zhàn)國之交封建說，尚鉞、何茲全的魏晉封建說等。20世紀60年代，尚鉞的史學觀受到批判，被說成“托派”觀點。尚鉞講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大學者的風范，講課深入淺出，分析透徹。馮拾講中國革命史專題，層層剖析，清晰易懂。老師們講課各有特點，各有長處，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盡管是上大課，但人人認真聽課、記筆記，那時沒有擴音器，300多人的大教室卻只有老師講課的聲音，而無其他雜聲，坐在后排亦能聽清楚，但黑板上的字就看不清了，所以需要早點去，以便坐在前面一點。名師的傳道、授業(yè)、解惑，循循善誘，如春風化雨，澤潤心田，每次聽課都覺得打開了一扇知識的天窗，自己的思想好像豁然洞開，窺見了知識海洋的底蘊，解開了自己學習中的許多疑惑。老師們將長期積累的知識和研究心得及理論概括傳授給我們，聽一堂課勝過自己讀千百本書，因此，我課課必到，絕不缺課。名師們攀登學科高峰的精神魅力鼓舞著我們，他們誨人不倦的教導激勵著我們，他們高尚純樸的師德默化著我們。在名校名師的教育中，我們不僅獲得了理論知識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獲得了人格良知的提升。

二是聆聽著名學者的學術(shù)報告。在全國向科學進軍的氛圍下，學術(shù)環(huán)境相對比較寬松。盡管當時對哲學界泰斗馮友蘭有種種批判文章發(fā)表，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還是邀請馮友蘭來做學術(shù)報告。1956年11月16日，馮友蘭來人民大學東四十二條海運倉禮堂做“中國哲學史中思想的繼承性問題”的報告，我雖久聞其大名，但未見其人，很想看看這位名人的風采，于是我便提前兩小時早早來到禮堂，占了一個較靠前的位置，后來住在鐵獅子胡同1號的同學也趕來聽，這樣700～800人的禮堂就坐不下了，同學們只得站在過道里，過道站不下，就站在門外窗戶下聽，盛況空前。這次報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提出了如何繼承中國哲學思想（命題）的問題。我記得他舉例說：譬如“忠”這個概念，在封建時代，它的具體意義是忠于皇帝，忠于封建國家，現(xiàn)在我們應該拋棄，但“忠”的字面意義，即抽象意義，可以繼承下來，變?yōu)橹矣邳h（中國共產(chǎn)黨），忠于社會主義。聽后我覺得很有道理，解決了一個傳統(tǒng)哲學命題如何轉(zhuǎn)換為現(xiàn)代哲學命題的問題。散會后同學們議論紛紛，各種看法都有。當時，同學們思想比較開放，好辯論，無顧忌，熟悉的、不熟悉的同學走在一起或湊在一起，就辯論開來，滔滔不絕，思維特別清晰有條理。辯論使思想閃光，辯論啟迪智慧，辯論沒有結(jié)果就拉著人不讓走，非得辯出個結(jié)果不可，但往往很少有人認輸，都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對馮友蘭字面意義的繼承問題，有贊同的，認為這是解決傳統(tǒng)哲學繼承問題的唯一途徑；有反對的，字面意義（抽象意義）是通過具體意義來表現(xiàn)的，具有階段性、封建性，是不能繼承的；有認為一半對一半不對的等，各說其是。學生們吃集體食堂，飯桌就成為最佳、最自由的辯論場所，真是無所不辯，盡管爭論得面紅耳赤，亦無所謂。辯論聲音又大，便吸引不少人來旁聽或參加辯論。后來，馮友蘭這個報告的內(nèi)容被概括為“抽象繼承法”，一直被作為取消道德階級性、否定階級斗爭的政治問題來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才獲得了公正的評價。1982年9月10日下午，馮友蘭在跟我們一起參加夏威夷“國際朱熹學術(shù)研討會”后到其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的答詞中說：“東西文化的差別，實際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別……我的躊躇搖擺，實際上是一個如何解決不同文化之間矛盾沖突的問題，這個問題又進一步表現(xiàn)為如何繼承精神遺產(chǎn)的問題。50年代我就提出這個問題，一時討論得很激烈。”馮友蘭先生所說50年代就提出這個問題，就是他講的“中國哲學史中思想的繼承性問題”，所謂“討論得很激烈”，實際是批判得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