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詩歌主張

尚永亮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后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生于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十一二歲時，因避戰(zhàn)亂而遷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陽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三年后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為應制舉，他與元稹閉戶累月，研討其時社會政治各種問題，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條目與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態(tài)度和詩歌見解都有關聯(lián)。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為翰林學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遺、充翰林學士。在這一時期，白居易以極高的參政熱情，“有闕必規(guī)，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chuàng)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喪而回鄉(xiāng)守制。生活環(huán)境的改變，使白居易有馀暇對往昔的作為和整個人生進行認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著的佛、道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對政治的熱情開始減退。所謂“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內(nèi)，消盡浩然氣”（《適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變化的佐證。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盜殺而第一個上書請急捕賊，結果被加上越職言事以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馬。這次被貶，對白居易內(nèi)心的震動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膚之痛去重新審視險惡至極的政治斗爭，決計急流勇退，避禍遠害，走“獨善其身”的道路。這一年，他寫下了著名的《與元九書》，明確、系統(tǒng)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學和詩歌主張。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遷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繼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長慶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歷任蘇州刺史、秘書監(jiān)、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閑居洛陽履道里，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會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長慶集》，存詩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庇纱丝梢钥闯?，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罗o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保恕蹲h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nèi)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保ā缎聵犯颉罚┰凇杜c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chuàng)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睘闀r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由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諭，到提倡為君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統(tǒng)的詩歌理論，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創(chuàng)作的。這一理論以其突出的現(xiàn)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有可能使詩歌更接近于社會現(xiàn)實，以至于干預政治。這一理論，是儒家傳統(tǒng)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的寫時事的創(chuàng)作道路的進一步發(fā)展。從寫時事這一點說，白居易與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一己遭遇之悲愴情懷融為一體，雖于寫實中時時夾以議論，含諷諭之意，卻并非以諷諭為出發(fā)點。杜詩出之以情，白居易與杜甫之不同處，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將“為君”而作視為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xiàn)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了狹窄的路途。因過分重視詩的諷刺功用，從而將詩等同于諫書、奏章，使不少詩的形象性為諷刺性的說理、議論所取代。因評詩標準過狹過嚴，導致歷史上不符合此一標準的大量優(yōu)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這些，對當時和后世都產(chǎn)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選自《中國文學史》第二卷，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