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石曉巖女士請我為她的新著《重構與轉型——〈小說月報〉（1910～1931）翻譯文學研究》作序，讀完書稿，我欣然命筆。

中國傳統(tǒng)文學，蘊涵著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文化，則是西方文學的文化基因。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西方文化直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才狂濤怒浪般地涌進中國，掀起了中西文化整合的高潮，萌生了中國現代文化。

書籍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書籍由筆畫構成的漢字寫成，屬于象形文字系統(tǒng)。西方書籍則由字母拼成的句式寫就，屬于拼音文字系統(tǒng)。那時懂外語的國人鳳毛麟角，國人要讀西方的書，認識國門外的世界，只有通過翻譯這不二途徑。中國的翻譯事業(yè)，沿著自然科學—人文學術—文學藝術的路線發(fā)展。與此同時，報刊和出版業(yè)的興盛，使得剛翻譯過來的西方著作迅速進入社會，得以傳播，產生影響。而且清末民初，隨著留學生被大量派遣，翻譯隊伍中又出現了一支虎虎有聲的生力軍，翻譯水平大為提高。

自梁啟超倡導“三界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來，文學期刊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有人統(tǒng)計過，1902～1916年所創(chuàng)辦的文藝期刊就達57種。其中49種創(chuàng)辦于商業(yè)發(fā)達的上海，兩種創(chuàng)辦于香港，九省通衢的漢口和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各新辦了一種（這個統(tǒng)計并不完全，有的地方辦的文藝期刊未包括在內）。而辦刊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期刊，則數《小說月報》（1910～1931）。

《小說月報》不但薈萃了中西優(yōu)秀文學作品，而且還大量刊載和評介西方文學理論、文學思潮?，F代文學許多著名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鄭振鐸、徐志摩、梁實秋等，時常在這塊文學園地發(fā)表譯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與文學思潮的文章；沈雁冰先是在此發(fā)表譯介外國文學的文章，然后以茅盾的筆名，與巴金、丁玲等一樣，在這家刊物上將自己的處女作奉獻給大眾，從而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

如果說前期《小說月報》為新文學的誕生做好了充裕的鋪墊和準備；中期為新文學的萌生與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的話，那么在后期則展示了新文學的成熟。毋庸諱言，在當時眾多的文學期刊中，《小說月報》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應該是最大的，難怪日后會成為研究者最關注的對象之一。

研究《小說月報》與中國新文學的關系及其貢獻的成果，可謂多矣。石曉巖這本著作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并不像其他研究者那樣，對此全面進行論述，而是從社會的需要與文化語境的變化出發(fā)，選取該刊的翻譯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系這個熱門話題，以小見大，探討外國文學如何通過文藝期刊這個媒介促進本土文學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本土文學又怎樣從文學觀念、藝術方法、題材及形式等方面，吸取異域文學的養(yǎng)料，實現自我嬗變與更新。同時，本書又能以小見大，從一個側面比較完整而生動地反映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文學觀念的演進和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進程。

學術研究貴在創(chuàng)新。如果重復別人的論調，沒有新的發(fā)現，即使作者的文筆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這本書的價值首先在于，它不囿于在西方文學影響下建立了中國新文學這個在學術界占主流地位的論調，以翻譯學理論為參照，考察了清末民初的翻譯文學（其實就是西方文學）與本土文學的互動，肯定翻譯文學是中國本土文學創(chuàng)新的主要來源，它們共同造就了與中國古代文學有別的新文學。恰如著者所說，在西方范式與民族意識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新文學，“在語言、文體、理論、翻譯、創(chuàng)作、批評各個方面的建構與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契合，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群，培養(yǎng)了新文學的譯者與作者，使文學擺脫了粗糙的啟蒙工具和娛樂工具的地位，成為社會文化事業(yè)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看法頗為新穎，又很有說服力。

其次，著者從大處著眼，把《小說月報》的翻譯文學放在當時正在嬗變的文化語境中加以審視，同時又從細小處洞幽燭微，注意到該刊不同時期的幾位主編王蘊章、惲鐵樵、沈雁冰、鄭振鐸等在文化觀念、審美趣味、翻譯觀念、翻譯思想、翻譯策略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該刊選擇翻譯外國文學的文本、所使用的語言形式等大相徑庭，因而所刊載的翻譯作品譯風不同，對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文學的貢獻也不一樣。長期以來，學界在對《小說月報》歷任主編的評價中，幾乎都是貶低王蘊章、惲鐵樵的，認為他們把該刊辦成鴛鴦蝴蝶派的陣地之一；認為沈雁冰、鄭振鐸、葉圣陶扭轉了刊物的辦刊方針，使之朝寫實主義方向發(fā)展。難能可貴的是，著者從頭至尾仔細地查閱了每一期《小說月報》，依據刊物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也參考了前人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既不否認沈雁冰、鄭振鐸、葉圣陶等后任主編的成績，又實事求是地給予王蘊章、惲鐵樵主編公正的評價，還區(qū)別了沈雁冰與鄭振鐸、葉圣陶等主編，在編輯發(fā)表外國文學譯作時的不同編風及其對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最后，著者將域外文學的刺激、影響與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內在訴求結合起來，以《小說月報》為中心，探討文學翻譯在參與新文學建構過程中的歷史作用，反映出中外文學交流中，文學觀念演進和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某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著者不是滿足于空泛的議論和抽象的推導，而是依據《小說月報》所發(fā)表的譯本、評介文章，以及該刊所組織的幾次關于小說、詩歌、戲劇和文學理論等重大話題的討論，展現出翻譯文學怎樣參與并深刻影響了現代文學語言的建構、現代文體格局的形成、現代文學理論的開創(chuàng)、現代文學作品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創(chuàng)新的過程，揭示了轉型時期文學發(fā)展的某些方面，凸顯了《小說月報》中的翻譯文學在參與新文學建構過程中的歷史作用，公正地將該刊評定為“現代文學第一刊”。這種建立在翔實材料上的論斷，不但令人信服，而且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此外，著者在史料的發(fā)掘、目錄的分類梳理上，下了一番功夫，為后來的研究者查找這方面的資料，提供了方便，能使他們少走彎路。學術史告訴我們，古往今來，任何一部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不會終結某一方面的學術探討；它應能為后來者繼續(xù)深入的探討，起到借鑒和引路的作用?！吨貥嬇c轉型——〈小說月報〉（1910～1931）翻譯文學研究》就是這樣一部新見迭出、令人深思并為后來的研究者指路的學術著作。這正是這部頗見著者功力的學術著作價值之所在。

吳定宇

201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