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蘇軾的杭州時代——騷客與太守

一、導言

杭州作為大運河的南方起點，其發(fā)展始于隋唐，自五代十國置為吳越國都，不只在經濟方面，在文化上也作為中國東南部的一個中心點引人注目。柳永的《望海潮》就生動地描寫了北宋中期的杭州：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仰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

前闋主要描寫都市的繁華，后闋描寫西湖游興。據薛瑞生考證，《望海潮》作于皇祐五年（1053）。

翻開柳永寫作《望海潮》之后，再過三十年成書的《元豐九域志》，杭州的級別是“大都督府”，即杭州被賦予了州的最高等級。和六朝古都江寧（今江蘇省南京）相比，雖然級別不及（江寧為“次府”，即級別僅次于“四京”［“京府”］，在“州”的最高級別的“府”里，也處于第二位），但是擁有二十萬戶，這在當時已經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都會了（江寧的戶數為十六萬）。眾所周知，宋王室南渡后，選擇杭州為首都，這并不單是軍事性、政治性的理由，在北宋約一個半世紀里，這個都市從“東南之都會”進一步發(fā)展，已經具備了與“王朝都市”相應的種種基礎。

杭州除了是中國東南文化經濟中心之外，還另有一個惹人羨慕的魅力。正如柳永《望海潮》的下闋所歌頌的那樣，城市西側伸展的西湖和聳立于西湖三邊的青山織成了美麗的山水。如果從唐宋詩人中各舉一位被這山水魅力深深吸引的代表詩人的話，我們可能立刻聯想到唐朝的白居易（772—846）和宋朝的蘇軾（1037—1101）。如果更進一步問兩者間誰和杭州的關聯更加密切的話，那么先后兩次來杭州并在杭州滯留過的蘇軾，可能更多一些勝算吧。

蘇軾在30歲以后和50歲以后兩次作為地方官客居杭州。在兩次赴任之間，約間隔十五年的歲月，其間他體驗了“烏臺詩案”和“黃州安置”這兩次苦難。因此，雖然兩次都是“杭州和蘇軾”這一組合，但是兩度客居杭州之間又有一些已經變化的和未變的東西。

蘇軾并非是以游客的身份與“東南形勝”相對的。他是作為中央派遣的士大夫擔任了這個地域的所有行政事務。因此，對于他來說官吏才是其主要面目，作為詩人的面孔怎么說都僅僅處于附屬位置，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員立場所左右。第二次到杭州赴任時期，蘇軾眼前展開的風景依然是與十五年前沒有太大差異的杭州山水，但是面對同樣風景的蘇軾卻和十五前不同了。在這一章里，筆者企圖一邊著眼于這里的變與不變的要素，一邊比較考察蘇軾的兩個杭州時代。本章并不以研究蘇軾傳記為主要目的，正如第一章所述;本章是以蘇軾的杭州時代作為事例來展開研究，對官吏職責的變化給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的影響，以及伴隨詩人年齡變化而產生的詩作的質變等，這些作為宋代詩人無論誰都會體驗的問題，加以考察。本章中有關詩歌將采用《蘇軾詩集合注》（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本，2001年。以下略稱為《合注》），關于文章則采用《蘇軾文集》（明·茅維編，孔凡禮校點，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1986年。以下略稱為《文集》）。

二、兩度杭州時代

本節(jié)將試圖以蘇軾的兩度杭州時代以及為官的基本狀況為中心，從三個側面加以整理概觀：第一，赴任的具體時期和每次赴任時的中央政治的狀況。第二，赴任對蘇軾官僚人生的意義。第三，兩度任期的事跡。

1．赴任期間和政治環(huán)境以及所任職務

蘇軾首次赴任杭州，是在神宗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到熙寧七年（1074）九月之間的三年，即蘇軾36—39歲間。此時，促進王安石首創(chuàng)之新稅法的新法黨掌握了政局，官場一分為二成為新法對舊法的局面，激烈的黨爭全面展開了。蘇軾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26歲）以最優(yōu)異的成績及第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年紀輕輕地就被期待成為諫官。而在新法政權成立不久的熙寧二年（1069，34歲），他真的被推薦去做諫官，成為言事官的有力候補者之一。然而，與周圍的期待相反，蘇軾作為舊法的支持團體的年輕論客，常常非難新法的不是。特別是對新法激進的改革手法大聲提出異議，從而主張漸進的改革主張。但是這一切不合時宜，結果蘇軾為了逃避和政權之間的摩擦，請求外任，調往杭州職掌通判。

第二次赴任杭州是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到哲宗六年（1091）二月之間大約一年半時間里，蘇軾54—56歲，正值因元祐更化名聲高揚的宣仁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哲宗之祖母）垂簾聽政之時，政局為反新法集團即舊法黨所掌握。但是，舊法黨在領袖司馬光去世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分裂為洛黨（程頤、朱光庭、賈易等）、朔黨（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等）、蜀黨（蘇軾、蘇轍、呂陶等）三個朋黨，三個朋黨間相互攻擊責難，彼此牽制阻礙對方。蘇軾主張存續(xù)新法中的免役法，和其他黨對立，而在遠離政策論議的地方，正如著名的“洛蜀黨議”一樣，由程頤等道學家組織的洛黨，集中火力攻擊，蘇軾終因“欲少逃于滿盈”（《杭州謝上表二首》其二，《文集》卷二三）得外任，職掌知事，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

2．于蘇軾人生的意義

蘇軾21歲進士及第，至66歲去世，大約在45年間，從不曾辭官，一生都堅持了為官的立場。其間或是因由新舊法兩黨角逐，或是因由舊法黨內的派別抗爭，將“中央官——地方官——謫居”這一落魄軌跡，前后兩次銘刻在了他的人生軌跡里。

其中，第一次的落魄軌跡為熙寧年間的官歷，如下：

此后，推進新法的神宗去世，宣仁太后高氏代替年幼的哲宗執(zhí)行政務，舊黨官吏一下子全部都得以復權，被召回中央。蘇軾也在量移汝州后，被任命為登州知州，且很快被召還，元豐八年（1085，蘇軾50歲）十二月拜命禮部郎中。其后一年間，歷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

第二次赴任期間（元祐—紹圣）的官歷如下：

只是第二次歷任地方官的時候，杭州和揚州之后，被中央召還兩次，擔任要職：a．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b．兵部尚書兼侍讀、禮部尚書。但是，這個時期合起來只有短短的一年零兩個月時間，從杭州知州到定州知州的這一時期，實際上還是被看作是代表地方官的時期。

如上所述，兩次赴任杭州都是在蘇軾離任中央官職之后，杭州是其最初的赴任地，兩次赴任，在作為幾年后流謫的落魄人生之第一步上，也是一致的。

3．在任期間的業(yè)績及其他

熙寧時期有三年時間，大概因由蘇軾職掌通判這個次官級別，而中央政權又為對立黨派所掌握，和元祐時期的一年半一樣，蘇軾沒有興辦顯著的大規(guī)模的事業(yè)。從現存詩文里我們可以窺視到蘇軾的主要事跡是：先后六次去杭州領縣及鄰近州縣視察旅行，處理裁判案件以及有關鄉(xiāng)試的事務等。視察旅行兼游賞山水、尋訪寺觀、與熟人交游等，我們可以從其不少數量的詩歌里推測，蘇軾熙寧時期的杭州赴任，無論在心理上還是時間上都是比較從容的。

另一方面，在元祐時期的一年半里，蘇軾作為當地的最高行政官員，施展了無愧于職責的三頭六臂的才能。他不斷對持續(xù)兩年的自然災害（元祐四年的大旱和翌年的大雨）采取救荒措施，興辦整治疏通城內水路、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建筑“蘇公堤”）等水利、水運、土木事業(yè)，同時還設置了病坊等福祉事業(yè)。當然，元祐時期的種種事跡的發(fā)端都是自然災害，如果追究一系列措施得以實現的主要原因，可能還是會歸結于圍繞他的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上。這個時期，他呈給朝廷的多數奏書流傳至今，從中可以窺見，他的要求也并不都是順利被接受的。雖然當時政局的內部斗爭正處于白熱化中，但依然由與蘇軾具有相同利益關系的舊黨官僚經營，而朝廷內也有他的同志（蜀黨官僚），因此可以想象，和熙寧時代相比，他的意見更加容易受到重視。雖說不夠充分，但是他的政策和措施最終得以認可。蘇軾能夠興建幾項大規(guī)模的事業(yè)，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吧。

三、流連西湖

蘇軾自己對于杭州這個城市以及西湖的山水究竟懷著怎樣的思念呢？在離開杭州以后，他不時觸及并具體表現出對杭州的懷念。

①西湖天下景，游者無賢愚。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恋闷涿?，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余芳鮮?！ā逗献ⅰ肪?3，《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五古，于密州）

②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ā逗献ⅰ肪?3，《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中《過舊游》，七絕，于密州）

③……軾于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載率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ā段募肪?9，《答陳師仲主簿書》）

④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別后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合注》卷34，《喜劉景文至》，七古，于潁州）

⑤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合注》卷36，《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五古，于開封）

①—③為熙寧時期赴任后的作品，④和⑤為元祐時期赴任后的作品。

詩歌①開頭就用“西湖天下景”高歌西湖風景甲天下，同時表達西湖不可估量的魅力：不論觀者賢愚，都能切身感受、愉快享受西湖的出色美景，但是要想知道全貌卻又“誰能識其全”呢？作為詩人，本來應該由他來對此加以形容，可是蘇軾卻用了“心知口難傳”，猶如放棄了表現者責任似的表現手段，率直地表現了被西湖所吸引的自己。進而，在離開杭州一年的今天，仍然“耳目余芳鮮”，由此歌詠了歲月也不曾使其褪色的深厚余味。

詩②和詩①差不多是同時期的作品，熙寧八年（1075）冬作于密州知事在任時期。③作于元祐四年（1089）夏，為赴任杭州旅途中的書信。詩②里“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將杭州和自己的聯系，歌詠為是超越現世，可一直追溯到前世的。在③的書信里，談到了導致歌詠②的杭州壽星院里的事件。宋代有幾種筆記記錄了這一逸事。④是元祐六年（1091）冬，潁州知州在任中的詩作。⑤是元祐八年（1093）春，從揚州召還至京師時的作品。如果說④里一樣也有西湖的話，這西湖是比杭州西湖遜色幾分的潁州西湖，如詩句“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詠唱著：自己格外喜歡的是江浙之地，將來老死的時候，希望葬于蘇杭。⑤里歌詠到“自意本杭人”，反復歌詠著與②和③相同的感慨，最終講述了希望在西湖畔修建住所的愿望。

以上五個例子，是蘇軾直抒思念杭州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在他的詩文里贊美杭州的詞語不勝枚舉。但是即便僅僅從這五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窺視到蘇軾對杭州，特別是對于西湖，所寄予的不同尋常的思念。經過兩次杭州滯留，可以明顯看出蘇軾對于杭州的留戀，可謂有增無減。

四、杭州時代的詩作

第二次滯留杭州期間，在蘇軾的意識里，有著對不變的杭州風土的親切感，他的眼前也有同樣不變的作為詩歌創(chuàng)作素材的山水。但是，置身同樣環(huán)境的蘇軾本人，卻和十五年前不一樣了。正如前一節(jié)所整理，蘇軾面臨了生死關頭（烏臺詩案），作為官員也體驗了最底層的感受，同時作為作家又得以成長。雖然兩次赴任在政治環(huán)境、宦游人生方面的挫折有相同之處，但在官場的地位和影響力上卻有差別。如果是這樣，那么，這些不變和可變的要素在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又有怎樣反映的呢？

如表A所示，熙寧時期，蘇軾留下了古近體詩共計320多首。在任三年期間、特別是熙寧六年（1073），留下154首，這個是他一年作詩最多的數值記錄。

表A 杭州時代的作詩狀況

※據馮應榴輯注《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他集互見詩》《補編詩》的詩未計算在內。

而如果將熙寧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數量換算到年平均值，一年平均有114首，這幾乎是蘇軾一生年平均創(chuàng)作詩歌56首（24／2439）的一倍。

一方面，元祐時期的大約一年半的時間里，創(chuàng)作了150多首，年平均為92首，各自顯示了很高的數值。雖然和熙寧年間比較的話，多少有些遜色，但可以判斷兩個時期都是作詩意欲旺盛的時期。從選擇的詩體這一視點看，兩個時期相比較的話，近體詩對古體詩的比率都是七比三。同時，兩個時期的共同點還有近體好作七言，古體好作五言。

但是，如果把視點移至兩個時期選擇的題材（素材、主題）上，則可以看到明顯的差異。顯示的最明顯的差異是，和杭州風土密切相關題材的作品的多少。表B中的④—⑨對應這一點，在熙寧時期的數字遠遠超過百首，是作品數量占了半數的最主要的題材，可是到了元祐年間大幅度減少，只有不到二成的比例。不僅在數量上減少，從近年中日編選的蘇軾詩選類里，未被選入元祐時期這一題材的作品這點來看，我們還可以認為，其在質量上的重要性也減少了。

就這樣，當元祐時期的蘇軾，再一次面對著曾經頻繁在詩歌里歌詠過的山水時，卻沒有表現出他要再次將這山水作為題材更多地加以使用的積極姿態(tài)。但是，就像前一節(jié)里確認過的一樣，元祐時期赴任前后，蘇軾對杭州風土的留戀本身，卻是有增無減的。

表B 杭州時代不同題材作詩狀況

※以詩題為中心的分類，分類參照《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汲古書院，和刻本漢詩集成，宋詩11）

有關這個問題，清代王文誥留下了很有趣的評論：

公凡西湖詩，皆加意出色，變盡方法。然皆在《錢塘集》中。其后帥杭，勞心災賑，已無此種杰構，但云“不見跳珠十五年”而已。

評論里提到的《錢塘集》，是收入了熙寧時期詩歌的詩集，蘇軾生前已經付梓。具體指烏臺詩案中，作為證據對象呈上的《（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只是，原本已在清代失傳，王文誥恐怕是概括指熙寧時期所作的詩歌。

“此種杰構”是指接下來舉出的《飲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的構想：

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詩的后半部分將西湖比喻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越國美女西施的新奇構思，正是“此種杰構”的具體內涵。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再看王文誥的評語，我們可以看出他有兩個基本立場：第一，蘇軾西湖詩的佳作全部集中于熙寧在任中；第二，元祐時期少佳作的緣由是“勞心災賑”，也就是說，此時蘇軾在救荒措施上竭盡全力了。

第一點，可以說是將從表B統(tǒng)計數據得到的結論，用詩評的言辭明確表示出來的。王文誥受到清代考證學的熏陶，奉獻其一生考證蘇軾作品（《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四十六卷），考證傳記（《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四十五卷），這樣的學術前輩對兩個時期的西湖詩進行總括定位，是更加具有傾聽價值的。第二點是談到其原因的部分，王文誥在蘇軾為官的忙與閑上尋求著原因。

王文誥的評語是否合適，包含著這一問題，筆者必須發(fā)表私見，這里想著眼于前面引文最后加了一句短評“但云‘不見跳珠十五年’而已”這一事實，在不斷明確這一短評所示內容的同時，在下一節(jié)里，筆者想更具體地考察蘇軾元祐時期作詩的實態(tài)。

五、不見跳珠十五年

蘇軾元祐時期的西湖詩里，已經沒有這樣構想奇拔的詩存在了，只是留下了“不見跳珠十五年”這一句?！跷恼a如此簡短地概括了元祐時期的詩。那么，這個評語到底暗示了什么呢？從文脈上判斷，“不見跳珠十五年”這句詩，無疑在詩的構想上存在著什么特征。

這句詩，出現在下面這首七言絕句中（《合注》卷31）：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據說這首詩作于元祐四年（1089），即蘇軾到杭州一個月之后的八月（同見孔凡禮《蘇軾年譜》卷28，890頁）。“莫同年”即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今浙江省湖州）人，與蘇軾同年（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當時在杭州任兩浙提點刑獄。

“不見跳珠十五年”位居結句，在理解全篇上最有分量。而且可以說句中的隱喻“跳珠”是關鍵詩語。不過，“跳珠”并不是蘇軾獨創(chuàng)的詩語，唐代錢起、白居易已經留下使用先例：

a．濯錦翻紅蕊，跳珠亂碧荷。（錢起《蘇端林亭對酒喜雨》，《全唐詩》卷237）

b．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白居易《三游洞序》，《白居易集箋?！肪?3）

錢起的使用詩例，形容雨滴打落在蓮葉上綻開的情形，白居易的例子是形容泉水滴在洞窟里的巖石上的樣子。進入宋代以后，沿襲兩位唐代詩人的使用例子的有以下幾首：

c．晚雨跳珠萬蓋勻，紅房高下照池新。（宋祁《荷花》，《全宋詩》卷212）

d．幽谷有飛泉，入溪知幾里。跳珠濺木葉，激雨霏巖趾。（梅堯臣《和端式上人十詠·幽谷泉》，《全宋詩》卷251）

e．竹風寒扣玉、荷雨急跳珠。（司馬光《閑中有富貴》，《全宋詩》卷510）

c和e兩個例子，在雨水與蓮葉組合這一點上，是沿用錢起的使用例子。d在形容瀑布水花上類似白居易的例子。

蘇軾這首詩，也基本上和以前的這些例子相同，是作為形容水花（大雨的雨腳）的詩語使用的。但是與此同時，又并非是用來形容隨處可見的大顆雨滴的，這一點從此句乃至全篇的構成上，可以清晰看出。這是因為，緊挨著的前句，將場所特定為了“西湖的雨”，而且，此句“不見……十五年”以十五年中未曾見到，來對時間也進行了限定。也就是說，這首詩里的“跳珠”和蘇軾“十五年”前在“西湖”見到的“雨”景必須是同一事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