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涅瓦河邊理解文學的民族性

劉寧

圣彼得堡是與莫斯科齊名的俄國文化中心，而對于理解俄羅斯文學的歷史與成就，圣彼得堡的意義則更為突出。正是在這里，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與“白銀時代”得到孕育和發(fā)展，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艾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布羅茨基的許多創(chuàng)作也誕生于此。

當我有機會前往這座文學之城時，首先想起的，竟是曼德爾斯塔姆的詩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列寧格勒》，北島譯）。雖然，這詩句似乎更應該屬于俄羅斯人，或者深研俄羅斯文學文化的專家，但是，俄羅斯文學的光芒，似乎早已超越了國界和專業(yè)的界限，照耀在無數人的文學之旅上。對于我，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等人作品的感動與困惑，都是這樣難以忘懷。因此，這次圣彼得堡之行，雖然十分短暫，但所激發(fā)的感慨與思考，卻令人久久難以平靜。

此次我參加的“中俄文化論壇分論壇”，其主題是“文學的民族性”。這個議題顯然是基于文學之于中俄兩國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重大意義而設立。在世界不同的文明文化傳統(tǒng)中，中俄的文化傳統(tǒng)都對文學表現(xiàn)出高度的重視。俄國人自稱自己的國度是“文學俄羅斯”，瓦·羅贊諾夫說：“在俄國，最燦爛輝煌的、極度燦爛輝煌的，是她的文學。在俄國，任何東西——無論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教堂、我們的國體——任何東西都不像文學那么輝煌，那么富于表現(xiàn)力、那么強大?！倍袊凭玫奈拿鳉v史，同樣是以輝煌的文學成就為重要標志。對于文學的價值，中國古人有著高度的評價，認為“夫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上，中國產生了無數優(yōu)秀的文學家，為世界貢獻了許許多多有深厚精神與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中國，是文化的中國，也是一個“文學中國”，中國文學與民族文化傳統(tǒng)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學的民族性對于中俄兩國都有著特殊的意義。

對于中國文學民族性的思考，自20世紀以來，不斷地成為中國文學界、知識界討論的焦點。人們圍繞這一問題，表達了對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進程的反思。近些年，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挑戰(zhàn)，這樣的反思再次引發(fā)新的思考。而在俄國歷史上，著名的“西方派”與“斯拉夫派”的論爭，有大量的討論，也深入對文學民族性的反思。20世紀九十年代蘇聯(lián)解體之后，社會轉型以及全球化、市場化的影響，使俄羅斯對探索“俄羅斯道路”表現(xiàn)出高度的關注，這其中也包括如何重振俄羅斯文學的輝煌?？紤]到中俄兩國的文學民族性反思在當今所可能面對的共同困惑，我提交了《民族性與“文學中國”的失落與重建》的報告，希望從當前中國文學邊緣化現(xiàn)象出發(fā)，思考具有深厚歷史內涵的中國文學民族性對于“文學中國”之重建的意義。我在報告中提出，中國文明有悠久的歷史，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不斷經歷巨大的挑戰(zhàn)，但這些挑戰(zhàn)，沒有削弱中國的文明傳統(tǒng)，而是使之更加豐富和壯大。中國文明善于思考“變化”，深通“變化”之理，這一重要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對于理解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十分關鍵。

參與分論壇的俄方代表，對我在報告中提到的文學邊緣化問題很感興趣，并談到俄國也存在類似的現(xiàn)象，但對于這些現(xiàn)象如何改變，他們并沒有特別強調文學民族性的意義，而是強調文化交流和民主社會建設的作用，認為俄羅斯不僅要與西方，更要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種文化進行深入交流，以此走出過于西化的困境。而對于文化交流的方式，則大力強調在民眾這一層面上的普及與推展。

這種關注點，和我在國內通過看文獻所獲得的感覺有所不同。中國大量介紹了葉利欽時代俄國對“俄羅斯思想”的探索。20世紀九十年代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應該向何處去，如何從俄羅斯自身的精神、歷史傳統(tǒng)出發(fā)，對當前的俄羅斯進行歷史定位，更成為熱點問題。當時，有關“俄羅斯思想”的歷史文獻和論著大量出版，葉利欽在總統(tǒng)競選期間，還提出“制定新民族思想”的任務。賈澤林、李樹柏翻譯的《俄羅斯思想》一書，匯集了俄國在思考“俄羅斯思想”的熱潮中，深受關注的一批重要歷史文獻，此書于2000年在國內出版，如今也引起不少中國讀者的興趣。也正是在對“俄羅斯思想”的介紹中，歷史上的“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論爭，再次受到中國學者、讀者的關注。

然而，論壇上與俄方代表的交流，卻使我感到俄國當前對民族性的焦慮似乎并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么強烈，他們更期望通過廣泛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來回應自己所面臨的問題。這或許是普京時代新潮流的影響。普京完全接受俄羅斯著名學者利哈喬夫的觀點，面對俄羅斯屬于西方還是東方的爭論，旗幟鮮明地表態(tài)，俄羅斯屬于西方。他說，俄羅斯是屬于歐洲的。在他擔任圣彼得堡市長時，辦公室里就懸掛著彼得大帝的畫像。普京的政治既對西方表現(xiàn)出許多親善，又以多極聯(lián)合來尋求俄羅斯的強盛自主之路。

為什么葉利欽時代那么強烈的“民族性”焦慮，不到十年就趨于弱化了呢？這其中無疑有很復雜的原因，但與圣彼得堡這座獨特的俄羅斯城市的直接接觸，讓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有了一些直觀的體會。

在來圣彼得堡之前，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天人合一文化影響的中國人，我無論如何難以想象，世界上會有一座幾乎完全“人為”的大城市。它完全是在“人定勝天”的堅定意志下建成。這里一排排、一座座恢宏莊嚴的大廈，全部是歐洲建筑的形式，但體量又非常恢宏。城中貫穿著筆直的運河，運河兩側是富麗的建筑，間或穿插著花園、鐘樓。我看到一條條運河，對它們那樣筆直感到十分驚訝。同行的老師介紹說，當年彼得大帝希望按照威尼斯的格局來建設，他認為哪里需要有一條運河，就筆直地規(guī)劃，然后不惜代價地開鑿出來，如此從無到有地規(guī)劃山河，就像畫家在自己的畫布上自由揮灑一般。在圣彼得堡，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改天換日、鑿破荒野的氣魄。著名的喀山大教堂，完全仿照羅馬圣彼得大教堂而建，葉卡捷琳娜看到拉斐爾畫廊的圖片，就在冬宮一絲不茍地仿制了一個。

圣彼得堡所在地區(qū)，并不適合建設城市。它處在沼澤地上，常常受到洪水的侵襲，而且缺少穩(wěn)定的淡水資源。但彼得大帝要把彼得堡建設成“面向西方的窗戶”，所有的障礙，都絲毫不能影響他的堅定決心。在涅瓦河邊，我們看到了彼得大帝的青銅塑像，那朝向北方，騰躍而起的軒昂身影，顯示出一代帝王的堅強意志。圣彼得堡顯示了俄羅斯“西方化”的強大旋律，而在中國，雖然西風大闡，所有的城市似乎都失去了古城的面貌，但像圣彼得堡這樣堅定的“全盤西化”的樣例，還是很難看到。

圣彼得堡的建造過程，充滿殘酷，它完全依靠強制的勞動而建成。來自俄羅斯各地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迫長途跋涉，前來建造城市，許多人累死、病死、餓死。19世紀的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認為彼得堡就是一座巨大的墳墓，吞噬了無數工人的生命。彼得大帝第一任妻子歐多西亞被軟禁在修道院，人們傳說她詛咒這座城市終有一天會遭到毀滅。聽到這些關于圣彼得堡歷史的故事，我總是忍不住會聯(lián)想到秦始皇，而幽禁的歐多西亞，則好像是那位用淚水哭斷長城的孟姜女。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發(fā)徭役，修長城，車同軌，同樣是赫赫功業(yè)，同樣是殘暴甚至血腥，然而秦兩世而亡，秦以法治國的方針被徹底調整。相比秦的命運，彼得大帝和彼得堡，在俄國則獲得了更為持久的生命力，為俄國近三百年的現(xiàn)代化之路，奠定了基本道路。

對于彼得大帝和彼得堡，俄羅斯人有復雜的感情。普希金在《青銅騎士》中，用截然不同的筆調，贊頌了彼得大帝的偉大功業(yè)，同時又刻畫了一位生活在彼得堡的小人物的悲慘生活。詩作贊頌彼得堡的筆觸是如此充滿激情：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我愛你鐵欄桿的花紋，

你沉思的沒有月光的夜晚，

那透明而又閃耀的幽暗。

……

巍然矗立吧，彼得的城！

像俄羅斯一樣地屹立不動。（查良錚譯）

然而，寫到小職員葉甫蓋尼的遭遇，彼得堡又充滿潮濕陰冷、洪水侵襲的混亂。高傲的彼得大帝銅像，在恍惚中復活，追逐著葉甫蓋尼無處躲藏。最終，這個無助的小職員，變成了在他未婚妻小屋旁的一具尸體。

這種矛盾的心情，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里，都有深刻的反映。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最繁華的街道，類似紐約的第五大道。而在彼得堡三百多年的歷史里，它作為一個向城市各個群體都開放的繁華與高雅的空間，充分見證了彼得堡帶給人的夢幻般的震撼與驚異。果戈理在他著名的小說《涅瓦大街》中，就刻畫了這種獨特的感覺。

至少在彼得堡，沒有東西比涅瓦大街更好的了；對于它說來，涅瓦大街包括盡了一切……我知道，它那些窮苦的和做官的居民，沒有一個人肯拿涅瓦大街去調換世上的任何財寶……任憑你再有多么重要的急事，可是一踏上這條街，你就準會把一切事情都拋到九霄云外去。這是惟一的一個地方，人們不是因為必要才上這兒來，不是實利和吞沒整個彼得堡的商業(yè)利欲把他們趕到這兒來的。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人，彷佛比在海洋街、豌豆街、打鐵街、小市民街和其他街道上遇到的人更不自私些。在那些地方，吝嗇、貪欲和實利，刻化在步行的以及坐著轎車和彈簧座馬車飛馳的人們的臉上……萬能的涅瓦大街，這是絕少散步之處的彼得堡的惟一解悶的地方！……僅僅在一天中間，海市蜃樓在這兒變幻得多么迅速！（周啟超編選《果戈理精選集》，滿濤譯，山東文藝出版社，1998，第80～81頁）

早年閱讀俄羅斯小說，涅瓦大街這個名字，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果戈理的筆下，這條商鋪鱗次櫛比的街道，似乎有著一種使人提升與凈化的獨特力量。這次親身走在涅瓦大街上，街邊的咖啡館、時裝店，同樣是那些熟悉的奢侈品牌，似乎這里已經和世界上任何一條頂級繁華的商業(yè)街沒有什么區(qū)別。然而，那異常寬闊的街道、猶如神殿一般的街邊拱廊、高華凝重的屋宇，還是讓人不敢完全沉浸于物欲和休閑，總要有幾分莊嚴和肅然。這條大街的繁華，雖然濃烈，卻并不親切，似乎并不完全在你真實的生活里，這也許就是果戈理用海市蜃樓般的幻影來描繪它的原因。正是在這個海市蜃樓的空間里，果戈理《鼻子》那怪誕的構思，才會被寫得煞有介事。

長期生活在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異常深刻地體會到彼得堡的輝煌與虛幻，他說：

我認為彼得堡的早晨似乎是整個地球上最乏味，幾乎是世界上最荒誕的早晨……在這種迷霧當中，我腦子生出一百次奇怪而又擺脫不開的幻想：“假如這種迷霧一旦飛散，向上飄去，那會怎樣？整個這座霉爛而泥濘的城市會不會也跟霧一塊兒上升，像煙似地消失呢？于是只剩下以前的芬蘭沼澤，也許作為點綴，在它中間有一個青銅騎士，騎著一匹筋疲力盡、氣喘吁吁的馬。”

繁華燦爛的彼得堡，突然之間蕩然無存，只剩下它的締造者——彼得大帝，騎著一匹筋疲力盡的馬。這種強烈的幻滅感，在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城市書寫中是很難見到的。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沒有單純沉陷在這種幻滅之中，他對彼得堡輝煌燦爛的感受同樣強烈，輝煌與虛幻在他心中，激發(fā)出不可遏制的顫栗。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內容：

我記得有一次，一月某個冬日的傍晚，我正從維堡那邊急匆匆地往家走。當時我還很年輕。走到涅瓦河畔時，我駐足片刻把目光沿著河流投向寒氣迷蒙、暮色蒼茫的遠方。突然，一道紫色的殘陽在朦朧的地平線上落下，使遠方變?yōu)橐黄罴t。夜色降臨城市上空，因積雪而隆起的涅瓦河畔廣袤的平原遍地冰霜，在落日余暉的照耀下到處閃爍著無法盡數的點點銀光。氣溫在冰點以下二十度……疲憊的馬、奔走的人呼出的哈氣都結了霜。緊張的空氣因微小的聲響而震顫，煙柱像巨人一樣從兩岸的屋頂冒出，沖向寒冷的天空，一路上糾結纏繞，仿佛舊房子上建起了新屋，在空中形成了一座新城……最后，似乎整個世界連同它的所有居民，無論富強還是貧弱，連同他們所有人的住所，無論是簡陋的棲身之處還是金碧輝煌的豪宅官邸，在這個黃昏時刻像一種轉瞬即逝的奇妙幻景，像一場美夢，化作青煙直上藍天。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想法。我渾身一顫，我的心中仿佛涌動著一種從未有過的強烈感覺，立即變得熱血沸騰。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那是一種直到當時只是使我內心躁動但無法理解的東西；我的眼睛仿佛看見了新的東西，看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它對我來說非常陌生，只是通過道聽途說、通過某些神秘的跡象略有所聞。我認為，我的存在正是始于那一刻[（美）約瑟夫·弗蘭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戴大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第171～172頁]

在這里，白晝與黑夜、健壯與孱弱、寒屋陋室與華堂美廈，都混融為神秘的夢幻，打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全新生命，而陀氏為世界文學所貢獻的偉大體驗，無疑也孕育于這個全新生命。

這種奇異的感覺，一直綿延到19世紀象征主義詩人對彼得堡的吟唱，曼德爾斯塔姆的詩句寫下了他對彼得堡強烈的熱愛、執(zhí)著的信念，當然也有彼得堡文學揮之不去的、那種不無決絕的空幻感：

我們又在彼得堡相見

在這里太陽仿佛也被埋葬

在這里我們第一次

說出了無用但祝福的祈禱

蘇聯(lián)的夜晚被黑色的天鵝絨包裹，

這個被包裹的世界空空如也，

那個眾人敬仰、受人愛戴的婦女還在歌唱，

永不凋謝的花朵正在綻放。

走在圣彼得堡的街巷之間，雖然這次在論壇間隙的漫步，只有不到一天的時間，但以往閱讀俄羅斯文學的體驗，卻強烈地激蕩在心間。俄羅斯的《文學報》在刊頭登載兩位作家的畫像，左側是普希金，右側是高爾基。這代表了從普希金到高爾基，是俄羅斯文學最燦爛的階段。彼得堡無疑是這段文學華彩樂章最重要的誕生地。而仔細想來，彼得堡異常燦爛的光華和矛盾與虛幻，無疑是孕育深刻文學體驗的土壤。那么，彼得堡所帶給人的虛幻感，究竟意味著什么？

前面說過，圣彼得堡所在的地區(qū)，其自然條件并不適合建設城市。彼得堡建成之后，還多次遭受涅瓦河洪水泛濫的侵襲。而具體到城市中街道建筑的設計，許多地方都給人不夠“人性”的感覺。果戈理說，彼得堡很少有讓人散步的地方，的確，這里的街道都異常寬闊，很少能見到那種熙熙攘攘的小街小巷。所有的建筑都體量十分巨大，許多是在模仿歐洲建筑的過程中大大地放大了尺寸。人走在這些建筑下，都難免會有一種壓迫感。我們幾個一同開會的老師，曾經在晚上散會后，相約到涅瓦河邊去散步。寬闊的涅瓦河邊，有一條人行步道，由于街燈不多，顯得昏黃暗淡。步道右手是幽暗的河水，左手是一條寬闊的馬路，不時有車疾馳而過。步道很長，中間竟然沒有一處讓人休息的座椅，想從左手邊橫過馬路，也沒有路口。在寒冷的江風中，行走在步道上，似乎已經不是那么享受的事情。在我們前面有一個行人，穿著厚厚的黑外套，斂首疾行，好像《裝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別里科夫，全無江邊漫步的愜意。同行的一位老師是建筑設計專家，他說這個步道的設計好像完全不理會行人的需要，簡直不可理喻。我們回國后半個月，一位有事還在俄羅斯停留的朋友來信說，就在這條步道上，剛剛發(fā)生了搶劫殺人案。想想我們當時行走其間的茫然無助，這兇險的一幕似乎也并非那么突兀。

的確，圣彼得堡到處是讓人驚嘆與致敬的景觀，走在街道上，需要永遠的莊嚴與仰視，人是渺小的。我沒有機會走進那些建筑中去，但時常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想起《罪與罰》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所租住的那個逼仄的“群租屋”。它們就在那些莊嚴的建筑里面。當年，那些生活艱辛的小人物，從他們困窘的小屋，走上寬闊的馬路，看到氣勢異?；趾甑拇髲B，他們會有怎樣的感受？他們的感受一定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民，這也許正是俄羅斯文學獨特的矛盾內涵的來源。

然而，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圣彼得堡這樣一個似乎不考慮地區(qū)的自然本性，以強力意志建設的城市，這樣一個在建設中完全不“人性”的城市，為什么被俄羅斯人所接受，并成為俄羅斯精神文化的重要象征？普希金是俄羅斯文學之父，而他的創(chuàng)作離開彼得堡，是難以想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代表了俄羅斯精神所達到的深度，而他的精神生命，正是彼得堡所賦予的。在我們散步的那條涅瓦河步道的一側，就是普希金的故居，普希金當年就經常漫步在涅瓦河邊。我忍不住疑惑，讓我們走得筋疲力盡的步道，當年的普希金是以怎樣的心情徜徉其上呢？當我們感到那莊嚴的建筑不無冰冷和壓迫的時候，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怎樣感受的呢？

以前讀普希金的《青銅騎士》，我總是不理解，詩人何以對彼得大帝和葉甫蓋尼的刻畫都有強烈而真誠的感情，他同情葉甫蓋尼的遭遇，但對彼得大帝也有真誠的頌贊：

啊，高傲的馬你將奔向何方？

你的蹄子將往哪里飛揚？

啊，你命運有力的主宰！

不正是這樣一手握著鐵韁，

你勒住俄羅斯在懸崖上面，

使她揚起前蹄站在高崗（查良錚譯）

彼得大帝強制修城，使葉甫蓋尼深受洪水侵襲的苦難，但他引領民族的偉力，又受到詩人的高度贊揚。普希金對這兩者的矛盾究竟是什么態(tài)度？這個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在真實的圣彼得堡面前，似乎有了一點點答案。

普希金之所以成為俄羅斯文學之魂，就在于他對深處復雜矛盾的俄羅斯民族、對民族的命運，抱有一種不容置疑的信任。他似乎沒有理性地指清一個方向，但他永遠信任這個民族內在的力量。這種信念，同樣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開精神生命的力量，陀氏看到了彼得堡的寒屋陋室，也看到金碧輝煌的華屋，然而彼得堡的力量，在陋室和華屋交織升騰而成的超越之境。

我突然意識到，俄羅斯文學雖然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的矛盾，但它理解世界的出發(fā)點，不是“人”，而是深刻的宗教情懷。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這個不那么自然，不那么“人性”的城市中，所體驗到的激情與震撼，以及這個莊嚴之城在自我中的內化，都體現(xiàn)出宗教情懷的力量。他們沒有純然用“人”的尺度來衡量這座城市，同樣他們對彼得大帝“西方化”功業(yè)的贊頌，也不是單純出于“人”的角度。俄羅斯所具有的深沉宗教意識，使它與注重現(xiàn)實人倫、實用理性的中國文明，形成明顯的差異。這是一個好像不喜歡關注他人、不喜歡交流的民族。在陰沉的天空下，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遇到的都是俄國人漠然的面容，很少有親切隨和的微笑。我們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說，俄國人難以理解。正如俄國詩人丘特切夫所說：“憑理性無法理解俄國，一般的尺子無法將它度量……”

有人把俄國人的無法理喻歸結為傲慢，實際并非如此簡單。俄國人有一種對現(xiàn)實的淡漠、對人的淡漠，因為淡漠，他們不關心現(xiàn)實的效率，因為淡漠，他們不關心人際交流。宗教對世俗生活的否定，在俄羅斯所信奉的東正教中，有十分鮮明的體現(xiàn)。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既有東正教的喀山大教堂，也有基督新教的教堂，但前者所受到的重視遠遠超過了后者?？ι酱蠼烫弥行磐浇j繹不絕，而基督新教教堂則門庭冷落。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曾經深刻地分析了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興起的關系。而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西方化”，是在與新教不同的東正教的環(huán)境中來進行，這無疑是俄羅斯近代化之路的獨特之處。

東正教強調信仰的力量，這是俄羅斯民族承載現(xiàn)實命運最深刻的依據。他們并不僅僅通過“理性”，以“人”的標準來認識“現(xiàn)代化”的得失，而是從信仰的力量出發(fā)向往“現(xiàn)代化”，并承載其中的苦難。這也許是注重現(xiàn)實、重視人倫的中國人所最難理解的地方。

俄羅斯是信仰的民族，普希金代表了它信仰的廣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它信仰的深度。普希金毫不遲疑的激情與信任，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精神的內省世界無限深入的力量，都是信仰的體現(xiàn)。一個信仰的民族，它的現(xiàn)代化之路，它對現(xiàn)代化和民族性的反思，無疑會有很獨特的內涵。俄羅斯的現(xiàn)代化體驗，不單單是理性和功利的，圣彼得堡就像一座圣殿，處處可以感到人們對它所代表的近代化的信仰與崇敬。這樣的現(xiàn)代之城，只有在信仰的俄羅斯才會存在吧。因此，作為現(xiàn)代性反思的“民族性”思考，在俄羅斯也會呈現(xiàn)與中國頗為不同的面貌。在“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中，“民族性”并沒有僅僅停留在俄羅斯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與思維特點，而是被歸結到帶有普世意味的宗教拯救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贊揚作為民族精神象征的普希金，認為他對全世界都抱有悲憫的同情心：

在歐洲各國文學中都曾出現(xiàn)過諸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席勒等那樣高大的藝術天才。但在這些偉大的天才當中，你可能夠找出一個像我們的普希金這樣對全世界的事情都具有敏銳的感受能力的人嗎？正是普希金同我們的人民一起共同擁有這種才能——我們民族的最主要的才能，因此他才是人民詩人。歐洲最偉大的詩人從來也沒有能夠像普希金所顯示的那樣，在自己的作品中鮮明有力地再現(xiàn)其他民族——可能是與他們毗鄰的民族的天才，再現(xiàn)其他民族的精神和這種精神的全部潛在的深度及其關于自身使命的全部思考……在全部具有世界聲望的詩人中普希金是唯一能夠充分體現(xiàn)異族民族性特征的詩人……沒有一個詩人具有普希金那種對全世界事物的敏銳的、能產生共鳴的感受，這里還不僅是一個敏銳感受的問題，還有感受的驚人深度，還有重現(xiàn)其他民族的精神，這種重現(xiàn)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因而也是絕妙的，……這里也最充分地表現(xiàn)出他的俄羅斯民族的力量……如果不是把全世界性和全人類性作為自己追求的最終目的，那么俄羅斯民族的精神力量又是什么呢？（《作家日記》下，張羽、張有福譯，陳燊主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第996～999頁）

在人文理性的歷史傳統(tǒng)里，中國人對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的思考，無疑與俄羅斯有著顯著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很難理解宗教對于俄羅斯近代化探索、民族性反思的意義。在喀山大教堂中，我看到許許多多剛才在街道上還是面容淡漠的俄國人，突然對著神像，流露出又專注、又熱烈的表情，似乎只有在這里，面對神，他們才愿意打開心扉，傾訴和交流。當他們向神傾訴在圣彼得堡這座現(xiàn)代之城中的痛苦和歡樂時，他們的語言和神情，對于我都是陌生的。我不禁回想起曾經在書本上看到的許多現(xiàn)代化與民族性的爭論，發(fā)生在俄羅斯土地上的這些爭論，離開了喀山大教堂那沉郁而神秘的氛圍，都將難以理解。

走出教堂，涅瓦河浩瀚的江水依然在翻滾，我感到自己對俄羅斯民族的理解是如此膚淺，而幾百年來，席卷全球的現(xiàn)代化浪潮，在不同國家所激發(fā)的民族性回應，是如此千差萬別。弱化了“人”的理性尺度，而以宗教的信仰追隨“現(xiàn)代化”夢想，或許在歷史的某些時刻，就難以抑制冷漠殘暴的專制；中國的人文理性，有著人性的溫暖與理智，但有時則難以收束過度世俗化的下墮。

半個世紀前，布羅茨基寫下這樣的詩句：

今晚我茫然凝視窗外

想弄明白我們走到了哪一步，

我問自己：我們離哪個更遙遠，

古希臘還是正教的神圣世界？

我們和什么更親近？我們的前途是什么？

一個新時代要來臨嗎？

為了迎接它，我們要承擔什么責任？

我們要做出什么犧牲？

這，是一個莊嚴的問題，面對新與舊的交替，這位彼得堡詩人在問：“我們要承擔什么責任？”無論在何種文化背景之下，也許只有來自深刻自省和堅韌承擔的責任感，才是真正力量的源泉，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千差萬別的民族之間，才有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