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阮元《皇清經解》之初衷與后來成書有別

阮元《漢學師承記序》曰：“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系于群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為‘橫被’，則系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系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與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43]案此阮氏有意主編《大清經解》之初衷也，其時選中江藩與顧廣圻者，則以二人既為惠門再傳弟子，學養(yǎng)醇厚，尤精目錄、版本、?？敝T學，且二人皆不嗜聲華、默然治學者。惜阮氏政務繁重，未能即時編纂。今流傳之《皇清經解》，為阮氏任兩廣總督期間在廣州主纂，后移任云貴總督，其事遂由其學海堂弟子嚴杰主持，道光九年由廣東督糧道夏修恕刊成，因其書版藏學海堂，故亦稱《學海堂經解》，計1412卷，收錄自清初顧炎武以降至當時阮元、阮福、嚴杰等73人經學著述180余種。咸豐、同治間，又續(xù)增馮登府書2種、許鴻磐1種。然全書實以撰者先后為次序，不以經書為次序也。察其原由，則因以人為次，易于成書；若以書為次，將諸家之說“引系于群經各章句之下”，則披沙揀金，成書為難也。然正如阮氏所論，以人為次，則未有成書，卻多片言精義者，“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至今日亦可發(fā)一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