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清音獨遠

“清音獨遠”，這是《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一書作者在書稿收筆時的浩嘆，沉重到無以復加。該書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給人一種如鐵似鉛般的沉重感。

當年深圳讀書月評選“30年30本書”，先是讀者海選，然后圈出百本，繼而業(yè)界復評，最后專家終審，《陳寅恪的最后20年》鉛鑄鐵打，無以搖撼。終審現(xiàn)場幾輪投票的氣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評出10本，也會留住這一本。

如此眾望所歸，該能給人些安慰。清音雖遠，畢竟還能聽到，還有人愿聽。

陳寅恪的最后20年，始于1949年。當年和略早些時候，大陸學界名流各奔東西。遠走美國者如胡適，去臺灣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錢穆。陳先生不作美國之想，堅辭臺灣之請，亦因平生鄙視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選擇了廣州嶺南大學作寄身之所。

一介書生，所求不多，無非一張安靜的書桌。為求安靜，他看重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jīng)的優(yōu)容雅量。也是為求安靜，他放棄了到中國科學院當所長的機會。

當時的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號稱“新史學”的權(quán)威，陳寅恪則是“舊史學”的代表。新中國初建，新社會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熱的人物，陳寅恪則甘愿冷在嶺南?！八J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jié)，沉淪不遇?！?/p>

1953年底，郭沫若寫信邀請陳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職。陳寅恪提出了兩條要求：一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他的道理很簡單，沒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真正的學術(shù)研究無從談起。

幾年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贏得知識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認這方針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中固有的，則陳寅恪的主張應代表一份思想資源。

陳寅恪堅持的道理，本屬常識，但在學習馬列聲勢浩大的20世紀50年代初，在言必稱馬恩列斯的氣候下，卻顯得驚世駭俗，很難被正確理解。顧準曾感嘆過“中國的歷史學家閉著眼睛跟斯大林走，現(xiàn)在讀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實在可憐”。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學術(shù)研究時，連時代都可憐，何況學人？

視力正常的許多學者“閉著眼睛”，倒是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看得清楚學術(shù)該怎么搞、學人當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馬列主義”必被很多人視為離經(jīng)叛道，不能見容于世，才想到請毛澤東或劉少奇以手諭表示恩準，作擋箭牌。

看得透歷史，自有看現(xiàn)實的清醒與深入。明達如陳先生，何嘗不知那一紙證明書絕難開出?！芭啤蔽幢匾脕?，“箭”卻是要多少有多少，隨時伺候。既如此，仍堅持，無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其學術(shù)研究生涯中一以貫之，至死不渝。

聯(lián)想到陳先生寫過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會覺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場時，或許更有一層深意，即要提醒“最高當局”注意，“現(xiàn)在政權(quán)”既已開出新中國，國中若仍能為學人留出學術(shù)研究的空間，則須遵從最基本的規(guī)律，允許乃至倡導學人保持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胺駝t，就談不到學術(shù)研究?！?/p>

半個世紀之后，一個引發(fā)社會熱議的問題是：“我們這么多年里為什么培養(yǎng)不出學術(shù)大師？”原因或復雜，答案應簡單。陳先生早就說過了。無奈清音獨遠，廟堂難得一聞，江湖上也不大聽得見了。

《陳寅恪的最后20年》，使某些知識分子的最后一段歲月成為觀察、研究其人的一個特殊角度和時間單位，在出版選題上開了風氣。十年后，中國文史出版社的“長廊與背影”書系面世，諸如《周作人的最后22年》《傅雷的最后17年》《梁漱溟的最后32年》《陳獨秀的最后15年》等等。可見此風仍有余緒，只是單純跟風之作已無多可看?？蓢@如今，不僅大師清音獨遠，連能真切記錄大師清音之作者也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