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風(fēng)疾雨益蒼涼”

——讀張際亮的紀行詩

吳新苗

張際亮（1799～1843），字亨甫，號華胥大夫，福建建寧人。道光四年（1824）福建拔貢第一，入京科考報罷；道光十五年（1835）舉人，此后屢次赴進士試不第。一生未入仕。他最為今人所知的著作是記載道光初年名伶事跡的《金臺殘淚記》，民國張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中，經(jīng)常被研究道光年間戲曲史者征引。在當(dāng)年他以詩才名于世，時人說“亨甫生稟異才，足跡幾遍天下，風(fēng)雅主持，一時名賢無不斂手推服”，林昌彝稱他“天才俊逸，騰驤變化，雄視一代”，同光時期朱庭珍《筱園詩話》說他“一代奇才，久負盛名”，張際亮自己也說“四方士半聞松寥，十年京洛名滿朝”（他的第一個集子《松寥山人詩集》）。

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中存詩3051首（其詩歌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不下萬首，臨終前親自刪訂，后來又有所亡佚），閱讀張氏詩歌作品，從題材角度來看，內(nèi)容豐富的紀行詩是張氏詩歌的一大特色。紀行詩是指作者在因公因私的游歷、旅行中，就途中所見所感而寫的詩歌，一般游歷的時間有一定的長度，所做詩歌往往有即事名篇、即地名篇的特征，并且也有一定的數(shù)量或篇幅（即有組詩的規(guī)模）。紀行詩起源甚早，屈原的《哀郢》《涉江》是其先聲。南北朝時期有潘岳《河陽縣作》，陸機《赴洛道中作》等作品，紀行詩逐漸成為一種詩歌類別，《文選》中即有“行旅詩”一類。紀行詩真正為人矚目，是從杜甫隴右之行而寫的兩組組詩開始的。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杜甫辭去華州的官職。為著生計，他帶著家人赴秦州、同谷，又由同谷到成都，所謂“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一路歷經(jīng)艱險，也飽覽了隴右雄奇險峻的山川，廣泛了解到各地的民風(fēng)民情，寫下了《秦州雜詩二十首》及《發(fā)秦州》《發(fā)同谷》兩組紀行詩，在描摹山水奇觀、書寫黎民憂樂的同時融入個人當(dāng)時處境下的心態(tài)和情感。宋代則有楊萬里、范成大出使金國時一路創(chuàng)作的紀行詩，沿途所見破敗的城郭，遭異族蹂躪的遺民，一一筆之于詩。陸游也是一位紀行詩寫得很多的詩人，特別是入蜀之后，正如楊萬里所評“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通過唐宋大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后人不斷的仿效，紀行詩遂成為明清以來流行的詩歌一大種類。

張氏紀行詩的特色，一是量非常之多，約占其全集的二分之一；二是其在繼承了杜甫、陸游紀行詩特色基礎(chǔ)上，融入個人身世之感，以及對當(dāng)時社會政治現(xiàn)實的真切思考，從而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和時代特征。

張際亮主要生活在道光前中期，此時的帝國雖然帶著康乾盛世的耀眼光環(huán)，但華麗外衣下已經(jīng)千瘡百孔。經(jīng)過近二百年的統(tǒng)治，清朝政府這套機器開始老化，漕運、鹽政、河工三大政更是弊病叢生。而在長期高壓統(tǒng)治下，文人們要么醉心于八股制藝，腹笥枵如；精英文人則窮首皓經(jīng)，心血學(xué)力都付諸古籍的考據(jù)訓(xùn)詁之中；還有一些文人則游戲于自我性靈的小天地，做些吟風(fēng)弄月的文字?？傊瑐鹘y(tǒng)儒家文人以道統(tǒng)自任，慷慨激昂、議論朝政的士風(fēng)學(xué)風(fēng)凋敝殆盡，思想界沉悶腐朽，正如龔自珍所云“萬馬齊喑究可哀”。官員文人思想因循茍且，導(dǎo)致政體疲敝，這又加重了清王朝的內(nèi)憂外患。值此之際，道光初年出現(xiàn)了一批頭腦清醒的有志之士，繼承儒家道統(tǒng)，議論朝政，出謀劃策，希望能救民救國，挽狂瀾于既倒。這些有識之士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姚瑩、湯鵬、黃爵滋等為代表，張際亮也是其中一員。姚瑩《湯海秋傳》中有這樣一段話：

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寧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經(jīng)，已更悉心時務(wù)，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勵，其志業(yè)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xí)委靡文飾，正坐氣黹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

姚瑩對道光初年這批有志之士的觀察，是看到了近代思潮的轉(zhuǎn)捩之處，這一批人是近代第一批屬意改革維新的人，對晚清近代的改革維新思潮影響深遠。張際亮慷慨激勵、志業(yè)高遠的思想抱負影響到他對詩歌的觀念，那就是提倡能寫出這些志士心曲的“志士之詩”。他在《答潘彥甫書》云：“漢以下詩可得而區(qū)別之者約有三焉，曰：志士之詩也，學(xué)人之詩也，才人之詩也”，倡導(dǎo)“思乾坤之變，知古今之宜”，“其幽憂隱忍，慷慨俯仰，發(fā)為詠歌”的志士之詩。

張際亮的紀行詩便打上了“志士之詩”的烙印，在古代豐富的紀行詩詩林中顯出一種異彩。

一

紀行詩作者一般都有好游的個性，熱愛山水自然，即使身處迫不得已的遷徙旅途，也能于愁思苦悶之中以審美之眼光去觀照沿途的山水奇觀。正如杜甫《萬丈潭》中所詠“遣幽無人境，發(fā)興自我輩”，深山大林，人跡罕至的山水亦是寂寞，有詩人之巨眼才能呈現(xiàn)出它們的精神和氣質(zhì)特色，正因如此杜甫才在他那勞苦的行役之中，不忘描摹出奇詭險惡的山水景觀。范成大也是如此，他有詩句云“處處青山是故人”（《香山》），“惟有愛山貪未厭，西山才了又東山”（《鎮(zhèn)下放船過東山》）。陸游對山水自然似乎超出一般詩人的熱愛，他屢屢在詩中表明自己享受山水之樂的性情，“從來樂山水，臨老愈跌宕”（《將離金陵》），“一見溪山病眼開，青鞋處處踏蒼苔”（《閑游》）。

張際亮也是有著山水癖的作家，一生好游。他自稱“我本豁達人，愛與山水嬉”，“少年偶抱澄清志，萬里常為汗漫游”，“我行半天下，遍覽山水區(qū)”。從他的詩歌集以及門人李云誥《張亨甫年譜》、今人曾憲輝所作《張際亮簡譜》中可以看到，張際亮一生的游蹤幾遍半個中國，尤其是江浙閩粵、贛皖魯豫以及京畿附近，是他腳蹤常到之處。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他的詩歌也大部分寫于路上，記載旅途中所見所聞所感，他是一位真正的“行吟詩人”。

張際亮青年時代的好游完全是出于對自然的熱愛，并且要在與山水的對話中抒發(fā)自己慷慨之氣，彰顯其“豁達人”的自我形象。他自云“我本豁達人，愛與山水嬉”，是把自己和山水置于朋友般平等的關(guān)系之中，將自己的思想情趣寄托于山水，在山水景觀中印證自己對于宇宙人生的感悟，這就是“嬉”之意。張際亮漫游山水，特別喜歡游覽人跡罕到、險巇幽深的石洞、深澗、瀑布和險峰，以奇峰怪石等來彰顯自己心中超邁俊爽的豪氣。正如他所自言“糠秕視富貴，山水窮險巇”。他的那種豪達颯爽的主體精神和胸襟，在這些險怪凌厲的山水奇觀中得到盡情顯現(xiàn)，從而在山水歌詠中寫出一個獨立的主體世界。如卷四《憶大龍湫作歌》，詩人多次寫詩贊美此處瀑布，此處先描寫大龍湫“萬石蒼蒼插碧天，白光一片生云煙”“空中蜿蜒一百丈，飛騰千步如太阿，峰回壁轉(zhuǎn)雪一道，又如積素分珉峨”的壯觀景象，最后詩人在山水奇觀前逸興遄飛，高歌道“吾將吹簫擊鼓湫之旁，使汝臥龍重騰驤，沛為霖雨撒四方”。卷七《游玉華洞》中詩人這樣表現(xiàn)宇宙間的奇觀：“入洞若甕若黑煙，洞內(nèi)萬石各倒懸。雙持炬火燭怪異，但見鬼佛參神仙?；颥F(xiàn)牟尼髻，或擎羅漢拳。或類枯僧定，或貌少女妍。或突象奮怒，或蟠龍蜿蜒。或側(cè)虎踞地，或垂牛飲川?；蝤B上掛木，或魚下戲蓮。或楓之瘦丑，或桐之蒼堅。漥之為井灶，凹之為池田。露之為浮栱，廣之為長筵。張為簾幕大，散為金珠圓。艷為丹砂吐，輝為碧玉鮮。就中奇狀不可一一寫，直疑山鬼煉出媧皇先……”詩人通過繁復(fù)的比擬，窮其奇狀，把造化之秘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詩人那種噴薄而出、才氣縱橫的主體形象也同時被彰顯出來。他的此類詩歌，如卷五《太弋山詩次昌黎南山詩韻》《大頂峰望海歌》，卷十九《十七日游吼山》《十八日西陵觀潮》，卷二十《羚羊峽》《羚山寺》，篇什宏富，而且長篇巨幅，才氣橫溢。一個獨立天地之間，縱橫如意、慷慨激昂的詩人形象與山水奇觀相得益彰。

這種主體精神是和當(dāng)時士子或雅正，或靡弱，或戇陋的狀態(tài)完全不同的，表現(xiàn)出道光初年部分士子心態(tài)的變化，這種心態(tài)在當(dāng)時龔、林、魏、張等預(yù)感帝國黃昏、奔走呼號以“震其暮氣”的志士身上都有所反映，并在其創(chuàng)作中打下深深烙印。就紀行詩或山水詩而言，龔自珍、林則徐寫得比較少，而魏源和張維屏卻比較多，這與他們的個性和經(jīng)歷有關(guān)。魏源自稱“夙抱山水情”（《北上雜詩》七首之七）、“游山不厭深”（《嵩麓諸谷詩》），與張際亮一樣有著山水之癖，并能把山水自然作為純粹的審美，而不是如龔自珍那樣往往是截取旅行途中某個景、事的片段，來寄托自己幽深的心情意緒。魏源《游山吟》八首、《黃山詩》六首以及《華山詩》《華岳吟》諸詩，多寫山岳奇觀，發(fā)其“嵚崎歷落之氣”，故而表現(xiàn)出“奇古峭麗”的風(fēng)貌（郭嵩燾《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詩〉序》）。與張際亮不同的是，魏源的這些詩歌，非常注重寫出審美客體的不同特色，在抒發(fā)自我意志的同時也很注重寫出山岳之精魂，而張氏之作對于山水的表現(xiàn)略顯膚廓。張維屏同張際亮一樣，尤其好寫瀑布，如《鼎湖飛泉亭觀瀑歌》《桂林道中見瀑布》《清玉峽瀑布歌》《龍?zhí)队^瀑》諸作，后一首云：“天上白龍厭拘束，奔下人間作飛瀑。天潢屈注送龍來，風(fēng)卷鱗而散珠玉。……何物巨靈逞奇變？帝命山靈鑄雙劍，欲截飛流截不斷，萬古天紳垂碧漢?！蔽覀冊谄渲泻苣芸闯鰪堧H亮那種與山水“嬉”的情趣，即在山水中表現(xiàn)出自己的情懷和個性，體現(xiàn)出強烈的主體意識。

漫游途中不僅模山范水，還探尋更有人文價值的古跡，在與歷史對話中抒發(fā)志士心態(tài)。這也是紀行詩作家經(jīng)常書寫的一種題材。比如陸游從蜀地東歸之時，寫下了《楚城》《龍興寺吊少陵先生寓居》，面對屈原祠、杜甫故居，發(fā)思古之幽情，把自己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拳拳之意，寄寓在這些歌詠旅途中所遇的古跡詩作中。

張際亮自許為志士，對歷史上的忠臣義士憑吊頗多，也通過這種方式來抒發(fā)自己的志士情懷。卷十九的《張家渡》《平山堂》即是此類代表作。《張家渡》寫自己造訪宋代兩位名臣歐陽修和文天祥的故里，“我來訪故里，落日莽嵽嵲。煙巒遠際天，水波皓流雪。悲風(fēng)起曠野，慷慨思遺烈”，歌頌他們的功績，并感嘆道“陵谷有湮頹，斯人豈磨滅”，然后筆鋒一轉(zhuǎn)，開始議論當(dāng)代缺乏像文天祥這樣危難之時的忠義之士。他說：“嗟茲當(dāng)世賢，相士無乃劣。承平獎庸鄙，倉促誰奮發(fā)。古來英雄姿，豪宕自天骨，未遇或脫略，致身必勇決?！币馑际钱?dāng)今權(quán)貴只知道提拔善于諂媚的庸鄙之人，而對那些不拘小節(jié)、有志氣有抱負的英雄，卻不愿意青眼相加；哪里知道國家正處在懸崖的邊緣，關(guān)鍵時刻還是這些人“致身必勇決”。這其實蘊含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思，要當(dāng)朝權(quán)貴提拔使用有志之士來解決當(dāng)下的困境。

但畢竟那已經(jīng)是“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大官僚之驕橫顢頇，士氣之靡弱，正如龔自珍在《明良論》中所抨擊的那樣，已因循陳陋、積重難返。在這種氛圍下，英特豪杰之士不僅無出頭之日，還被人目為狂士、呆子而受盡世人白眼。龔自珍對此是有自己的切身體會，張際亮也是如此。張氏抱負遠大，眼光也敏銳，但不愿意趨迎權(quán)貴，便被目為狂生，而屢試不第。道光四年（1824），他作為拔貢第一，進京參加考試，一到京師他的才氣文名就在士大夫中傳播開來。有一位權(quán)貴也想羅致他，便約請了京城的名士文人舉行聚會，把張際亮也邀請在內(nèi)。席中張際亮覺得貴人思想陳腐、觀念乖謬，所以不以為然，而眾文人卻一個勁地附和，貴人更是露出得意之色。這讓張際亮感到失望。恰巧貴人嗑瓜子時胡須上粘住了一粒瓜子殼，便有一位善于溜須的小心翼翼前去替貴人摘掉。張際亮見之放聲大笑，大家感到很尷尬，貴人更是氣憤，宴席不歡而散。張際亮回去后，又寫了一封信給這位貴人，大意是貴人既然身處高位，應(yīng)該培植士林風(fēng)氣，積極提拔人才，而從他昨日的表現(xiàn)來看，實際上只是邀好士之名，卻助漲了文人萎靡溜須的風(fēng)氣，實在不應(yīng)該。貴人大怒，于是在當(dāng)朝權(quán)貴前詆毀張際亮，說他是狂傲之士，根本不可用。這直接導(dǎo)致張際亮此后科舉的失敗。道光十五年（1835）鄉(xiāng)試時，主考官赴閩途中就和眾考官相約，說福建的張亨甫是狂士，不可錄取。這年張際亮考試署名張亨輔，主考等人發(fā)現(xiàn)中試之后懷疑是張亨甫，準備除名，一位副主考比較正直，以或者不是張亨甫為理由保留下來，發(fā)榜一看，果然就是張亨甫。就這樣張際亮僥幸中了鄉(xiāng)試，但此后的會試又屢次下第。姚瑩在《張亨甫傳》中對此事記載甚詳細，并且說林則徐等人都認為張際亮是有經(jīng)濟大才的，嘆息張際亮未能中進士，此人如果得中，對于培植士林風(fēng)氣非常有益處?？上В?dāng)時的權(quán)貴根本無法接受這樣的慷慨激昂、有個人主見和風(fēng)骨的文人，直接導(dǎo)致張際亮一生困頓。

二

張際亮早年之游歷，多是一般性的漫游，在山水中寄寓之時之情懷，在探幽訪勝中發(fā)思古之幽情。這時經(jīng)商的長兄成為他家庭經(jīng)濟的后盾，讓他能在基本沒有顧忌的情形下做汗漫之游。二十九歲那年長兄去世，張際亮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養(yǎng)家糊口和撫養(yǎng)子侄的重擔(dān)落在自己的肩頭。他為了生計，四處浪游，依人做幕，這時候依然是漫游于各地，詩中卻更多了行路難的感嘆和勞苦憂患的行役之情。

張際亮自云：“人生苦異樂，苦樂各有因。志士富以義，貧夫富以身。擾擾一世間，衣食爭微塵。我意不在茲，慨念千載淳。”他有著杜甫一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抱負和理想，有著“風(fēng)云自系千秋運，冠蓋誰為一代人”的自我期許；但自己有才不得施展，“既無獻策路，奚有負郭田”，只好“長貧更遠游”“百計艱謀食，孤懷冷去鄉(xiāng)”了。這也和杜甫“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fā)同谷》）一樣，多是“因人作遠游”（《秦州雜詩》）。在道光初期的那個慷慨激昂的文人群體里，張際亮生活最為悲苦，功名沒有著落，經(jīng)濟亦無后援。龔自珍雖然在功名路上也頗為蹭蹬，畢竟終得進士第，況且出自名門大族，是可以不“著書都為稻粱謀”的，在無法展現(xiàn)“劍氣”的時候，用力去寫其“簫心”。而張際亮卻不能不為物累，故多行役之情，這無疑給張際亮本來志氣豪達的心理以打擊，于是他的詩作便有了“行路難”的感嘆，也更多了一些現(xiàn)實主義的色彩。張際亮的家鄉(xiāng)處于八閩腹地的建寧，每次出入都歷經(jīng)高山峻嶺或者湍流淺灘，行程道路的險惡與人生道路的艱難遂在他的紀行詩中合二為一。

自然界的風(fēng)霜雪雨，秋的肅殺，夏的酷暑，冬的苦寒，都足以讓走在路上的人發(fā)出喟嘆，正如上所說，這種自然界的風(fēng)霜和政治仕途上的艱難又融合在一起。卷四《夜飲雨農(nóng)先生宅話別》最能表現(xiàn)這種關(guān)系：“置酒華堂月正明，朔風(fēng)吹角落高城。中原名士思諸葛，四海何人薦賈生。醉里山川常悵望，年來歌舞獨為情。艱難天地冰霜苦，瘦馬晨征百感并?！彪m然國家需要人才，但“四海何人薦賈生”呢？自己只好又走到冰霜苦絕的“艱難天地”。翻看張際亮的集子，里面有大量以苦雨、大雪、大風(fēng)、險灘為題的作品，“古來行路多辛苦，況復(fù)無衣棄鄉(xiāng)土。千里驚心途盡冰，一宵僵臥淚垂雨”，“凍餒還交并”，“互脫臂上衣，乃賦蘆中行”，這樣的詩句不勝枚舉。

詩人用質(zhì)樸而有張力的語言來描述自己行路的艱苦，或者在外奔波時對家人的思念，繼承了古代樂府詩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如卷十三《黃田驛》中云：“冬山氣更蒼，寒水波更綠，霏霏霧露零，篷背如新沐。晨光正空濛，高下炫林麓。風(fēng)凄鳥羽噪，澤堅鱗介伏。稍見日熹微，轉(zhuǎn)訝灘迴復(fù)。嵯峨萬石間，我行慘心目?？蓱z操舟子，曉起紛赤足。負纜越巉巖，涉瀨沒腰腹。貧賤性命輕，遲暮冰霜酷。嗟彼豪家兒，此時酣睡熟。豈知覓食艱，力役苦窮蹙?！鼻懊嫠鑼懙木拔锝o人一種肅殺凄涼之感，顯得非常生硬冰冷，都是為了襯托“我行慘心目”的情緒，然后又花很多筆墨寫舟子的艱難。作者能這樣以同情的筆調(diào)去寫拉纖的船夫，其實是完全與他們感同身受的一種表現(xiàn)。再如卷二十六的一首《嶅陽》：

我行冒北風(fēng)，我仆隨風(fēng)塵。聞聲駭后顧，怪石掀其輪，黑騾壓轅下，仰天悲張唇。喘急不得嘶，屈蹄如求伸。念汝力已困，況此山嶙峋。誰能履險艱，任重以濟人。吁嗟古志士，時危奮忘身。安知龍虎際，獨角高祥麟。中原百戰(zhàn)地，滿目多懸鶉。清寒獨攬轡，慷慨吾何因。逶遲墟里暮，憶舊空蕭辰。遭逢豈足嘆，所愧勞形神。道長足苦短，蹇衛(wèi)同逡巡。凄凄落木晦，黯黯饑鳥馴。陂陀更亂石，刺海翻鯨鱗。真思鏟疊嶂，豁意無崖垠。

這里寫了一個驢子的形象，在亂石中負重前行。然后通過“任重以濟人”聯(lián)想到古往今來的志士們，這些人像驢子一樣，為了他人而“時危奮忘身”。但是在現(xiàn)在的這個社會，雖然國家多難，雖然需要志士，但是志士困于亂石荊棘之中，就同這只逡巡的蹇衛(wèi)一樣。最后詩人發(fā)出感嘆，真希望能有一把巨大的鏟子，把這些亂石都鏟掉，掃除各種障礙，能走上康莊大道。

三

雖然張際亮人生困頓，時常發(fā)出“曉發(fā)扁舟系何處，乾坤漂泊一儒生”的感嘆，但正如前所述，這位儒生是一位有志之士，他在漫游之中，飽經(jīng)風(fēng)霜之苦，備嘗人生失意的艱難，但他并沒有局限在自我痛苦的小天地之中，只發(fā)出自我身軀病痛的呻吟。他的個人痛苦是和國家、民眾的不幸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正是張際亮紀行詩最為寶貴的地方。

“撐腸拄腹五千卷，險阻艱難十九年。秋雨秋風(fēng)人更老，淮南淮北水連天?？毡橐傲魍龉牵唇夤轮廴プ【?。落木蕭蕭城郭暝，竟無燈火但蒼然?！本硎恕蹲栌瓴磳殤?yīng)城外》中，自己的不幸是和“遍野流亡骨”的感嘆連在一起的；卷十九《徐州》“哀鴻遍野無因問，俯仰猶懷萬古愁”，這也是途中所見觸發(fā)的愁懷?！八加H兼望闕，清淚對霏微”，一邊望著家鄉(xiāng)，一邊望著朝廷，思念家人，憂患國家，這是他在路上久縈心懷的牽掛。他看到農(nóng)村的凋敝，社會暴徒橫行不法，詩中說：“二月春深麥未青，村農(nóng)望雨遍郊坰。驚沙盡日空隨馬，枯草粘天不化螢。三輔盜多輕漢法，十州箴在憶元亭（玄亭，草玄亭，指楊雄，曾做官箴一書）。奔馳何與蒼生事，野店東風(fēng)自醉醒?！?sup>詩人不知道自己“奔馳何與蒼生事”，陷入深深的自責(zé)。同樣寫這種情緒心態(tài)的還有卷二十七的一首《除夕鄱陽湖珠璣口舟中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