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與諸城遺民集團

一

清初，與南方的揚州遺民集團存在的同時，在山東，也有一個以諸城為中心的遺民集團。這個集團約包括兩部分人：一是以“諸城十老”為代表的當?shù)厝耸?；二是從各地奔集而來的所謂“僑寓”。照一般的說法，“十老”系指諸城籍的丁耀亢（野鶴）、王乘箓（鐘仙）、劉翼明（鏡庵）、李澄中（漁村）、張衍（蓬海）、張侗（石民）、丘元武（柯村）、徐田（栩野）、隋平（昆鐵）、趙清（壺石）十人；丁、王輩分較高，而石民、漁村為其實際的領(lǐng)袖?！皟S寓”者頗多，著名的有武定（今惠民）李之藻（澹庵），益都楊涵（水心）、王玙似（魯珍），樂安（今廣饒）李燦章（繪先）、李煥章（象先），河北雄縣馬魯（東航），揚州洪名（去蕪），昆山金奇玉（琢巖）等。至于數(shù)往來于縣者，則有益都薛鳳祚（儀甫），安丘張貞（杞園），掖縣趙濤（山公），壽光安致遠（靜子），以及釋元中（靈轡）、海霆（驚龍）、成楚（荊庵）、成榑（奚林）等人。由于不少史料的亡佚，時至今日，這些遺民的全貌已很難把握。不過，作為一個遺民集團，他們的某些特征還是可以被鉤稽出來的。

（一）這些遺民早歲大都善奔走，而晚年則皆落腳諸城。清初遺民的四方奔走，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如顧炎武、屈大均、王弘撰、閻爾梅諸人便無不如此。諸城遺民集團的成員亦不例外。其中最典型者如丁野鶴，乾隆《諸城縣志》（卷三十六）說：

國朝丁耀亢，字野鶴，少孤，負奇才，倜儻不羈。弱冠為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門，與陳古白、趙凡夫、徐暗公輩聯(lián)文社。既歸，郁郁不得志……順治四年入京師，由順天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其時名公卿王鐸、傅掌雷、張?zhí)构?、劉正宗、龔鼎孳，皆與結(jié)交……后為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以母老不赴。

又據(jù)野鶴《自述年譜以代挽歌》（見《歸山草》），公之所游，尚不止此。如：“甲申（1644）國變，再奔海東”“乙酋（1645）南歸，潛舟伏野”“丁亥（1647）南游，至于吳陵；淮揚風雅，聲氣益增”“己亥（1659）十月……自吳而越，借居湖舫”“庚子（1660）四月，決志抽簪……武夷九曲，虹橋千尋”?？梢哉f，先生自“己未（1619）十月，負笈游吳”至“辛丑（1661）正月，得賦歸來”，其間四十二年，大半時間皆在外游。再如張石民，據(jù)方邁《貞獻先生傳》（見《其樓文集》）稱，亦“嘗北至薊門，南游白下，西望岱、拜闕里，東抵二勞、登蓬萊閣。所至必訪其名士大夫、賢豪長者，相與締交酬唱”。

至于“僑寓”者，則更是足跡遍天下，然后停于諸城也。如李之藻、李煥章、馬魯?shù)容?，即是代表人物。李之藻早年赴薊、登岱，又南涉江、淮，游白下、錢塘；中歲曾參與康熙十三年（1664）的浙西平叛之役；晚年雖一度擔任過嘉善、青田縣令，但最后還是“羊裘釣竿”，踽踽奔諸城而來。其事詳見《蒲松齡與李澹庵》及《蒲松齡〈李澹庵圖卷后跋〉箋論》，茲不贅。李煥章之游蹤，則有其《再與馬漢儀書》一文（見《織齋文集》）詳為之記。煥章晚歲常停于諸城，“與兄燦章主于（張）衍，衍為筑‘二李軒’”居之1。

雄縣馬魯更是一位行蹤飄忽且令人難以琢磨的人物?！吨T城縣志·僑寓》云：

馬魯，字習仲。原名之馴，字君習，入國朝始更焉。直隸雄縣人。少孤，有志行，不茍同于俗。補諸生，喜聲譽，結(jié)交燕趙間奇士……京師陷，魯與大興梁以樟、容城孫奇逢起義兵，縛偽縣令郝丕績。及自成兵敗西走，復(fù)南渡獻策于史可法?？煞ㄋ?，還居唐縣。（順治）三年來諸城，結(jié)廬九仙山之陽，與臧允德、丁豸佳輩飲酒度曲，時復(fù)大哭。蓄一劍，曰“赤鱗”，未嘗去身。

遺民的四處奔走，雖有的志在增廣閱歷，以拓其心胸；但更多的怕是為了聯(lián)絡(luò)信息，結(jié)識同志，以謀抗清。馬魯?shù)墨I策于史可法，丁耀亢的陳方略于劉澤清2，便是明證。而奇怪的是，這樣多的遺民，為何晚年都聚集到諸城來呢？我想，這不外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利”，二是“人和”。隨著清朝政權(quán)的不斷鞏固，遺民們深知他們的恢復(fù)之志一時難以實現(xiàn)，于是，大家都在冷靜地觀察形勢，誰也不肯輕舉妄動。換言之，“天時”難爭。那么“地利”呢？諸城地處山東半島的中部，其地多山而近海，西可以進中原，北可以逼京畿，即使不幸有事，亦可以南走海上（丁耀亢即多次避難海上并由海路而至淮揚劉澤清幕府的）。于是，遺民們便看中了這塊進退皆宜的地方，此其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卻還在“人和”。諸城一帶文風甚盛，自古以來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頗深，因之“夷夏之防”的概念也就相對較強。加之崇禎十五年（1642）十二月十四日清兵攻陷諸城，至次年三月上旬始退出，又給諸城人民帶來了一場浩劫。其間三月余，“壯者斃鋒鏑，髦稚累累填于壑”3，以至“東省被災(zāi)之慘，惟諸為甚”4。不少遺民也都是在這一次的災(zāi)難中失去了自己的親人。如丁耀亢之弟耀心、侄大谷，“張氏四逸”之一張佳的母親徐氏等，便都是歿于“壬午之難”的。據(jù)康熙《諸城縣志》統(tǒng)計，崇禎十五年（1642），縣尚有人口四萬余，至壬午、甲申兵火后，則不足一萬了。應(yīng)該說，這種民族仇恨的烙印，在短時間內(nèi)是很難磨平的。用今天的話來說便是，要反清，這里“群眾基礎(chǔ)”好。兼以當?shù)刂扌沾笞濉⑦z老逸民咸樂接納“賓客”，食宿費用不成問題，于是乎遠近遺民便無不聞風而來了。

（二）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這些遺民的活動是十分隱秘的。他們?nèi)粘＞蹠饕诳h內(nèi)普慶張氏的放鶴園及張氏別業(yè)臥象山。放鶴園為“十老”中的蓬海、石民兄弟所建，地濱濰水，專用以接納四方賓客。乾隆《諸城縣志·張衍傳》云：

張衍，字溯西，諸生。不求仕，以山水友朋為樂。四方文士至者多主其放鶴園，皆生死賴之……

事實也確是這樣。石民《二李軒小記》（《其樓文集》卷六）說：

兄蓬海于樸亭之西筑室三楹，左右置幾塌，酒、水、茶、煙滿之?？陀袨H上來者，無近遠，投宿于此。庚申春，織水象先先生至；越數(shù)日，其兄繪先先生繼至。年皆七十余……

除“二李”外，常居于放鶴園者還有楊涵、王玙似、李之藻、洪名諸人。請看乾隆《諸城縣志·僑寓》所記：

楊涵，字水心，益都人。其先兩世為左都御史，家頗饒。涵盡施田宅于法慶寺，反仰給僧寮以活。棄諸生，作出世想。與縣人楊蘊交，后張衍館之放鶴園。日偕衍、衍弟侗、李澄中、劉翼明輩游五蓮山……卒，侗葬之小埠頭東原，題曰：“益都高士楊笠云先生之墓”。

王玙似，字魯珍，亦益都人，諸生。畫學黃子久。至京師謁同鄉(xiāng)權(quán)貴不得達，毆閽者而去。出居庸關(guān)，騁目塞上……晚年攜小妻幼女寓放鶴園，嘯傲輕座客。大雪中每攜榼出游，至無所投宿。卒后，張衍歸其櫬于益都葬之。

李之藻，字澹庵，武定人。洪名，又名嘉植，字去蕪，江南江都人。二人亦工詩、古文，數(shù)往來于縣，亦半主衍家……

張石民在《瑯邪放鶴村蓬海先生小傳》（《其樓文集》卷一）中更是形象地描繪了當時遺民們紛紛會集放鶴園的盛況：

先生既以山水友朋為性命，于是乘州織水（李象先）、萊子國山公（趙濤）、云門笠者峭（楊水心）、故王孫適庵（臥象山僧）、愚公谷儀甫（薛鳳祚）、薊門東航子習仲（馬魯）、渠丘昆右（劉源淥），與同鄉(xiāng)髯叟子羽（劉翼明）、漁村（李澄中）、栩野（徐田）諸君子，德業(yè)文章，超絕一世，戴笠乘車爛盈門，徑草不生，曾無轉(zhuǎn)瞬……有洪源去蕪（洪名），高臥邗江上，宛若梁燕，自來自去而已。隴西李澹庵者，渤海有心人，羊裘后來續(xù)舊游……

這種情景不禁令人聯(lián)想起冒襄（辟疆）在明亡后，于如皋的水繪園大批招致賓客的情形。如果說冒襄的水繪園曾是反清復(fù)明的志士們“聯(lián)絡(luò)信息”的地方5，那么，放鶴園事實上也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只不過這些遺民的活動更加隱秘，尚不曾為別人抓住把柄罷了。

從現(xiàn)有的資料看，這些遺民的公開活動無非是聚會、縱談、賦詩、游山和結(jié)社。談些什么呢？由于傳世的詩文集都幾經(jīng)刪削（有些是后人懼怕罹禍而刪削的），過激的言論已很難尋覓了。后人傳說，先輩們當年曾關(guān)起門來大罵清人為“騷奴野狗”，這是完全可能的。游山主要在五蓮山、九仙山和臥象山，而尤以臥象山為常去。他們在山中構(gòu)室而居，恒經(jīng)歲不出。其間議論些什么，又策劃些什么，亦不得而知。至于結(jié)社，則先后似有過三種名目：一曰大社，二曰白蓮文社，三曰雞豚社。“雞豚社”為“張氏四逸”（蓬海、石民、子云、白峰）與李澄中、徐田、趙清等人所結(jié)，除聯(lián)詩外，還整理印行過縣先輩詩人如丁耀亢、王乘箓、劉翼明、丘石常（楚村）等人的詩集?！鞍咨徫纳纭眲t擴大到丘氏兄弟（元武與其兄元復(fù)）、劉翼明、李之藻、李繪先、李象先、楊涵諸人，其活動地點亦不限于放鶴園，有時在臥象山，有時在城東的鐵園（即東坡詩中的鐵溝）。而“白蓮文社”與當時農(nóng)民起義的秘密組織“白蓮教”有沒有關(guān)系呢？這是個難以追尋的問題。從表面看，似乎并不“搭界”；但筆者1983年赴五蓮山一帶考察時，確曾聽到當?shù)厝酥v，“十老”中的蓬海、石民以及楊涵等人都是“半仙之體”，能騎木凳、跨紙鳶到各處旅行。這與《聊齋志異》中所描繪的白蓮教徒“紙兵、豆馬、木騎”6的情形不是十分相似嗎？而且，張氏后裔中至今還有著蓬海公因白蓮教事被牽連，不得不出亡山西，后得馮溥庇護才幸免于難的傳說。至于“大社”，時間似乎要早一點兒，其成員亦不限于諸城一帶。一般認為，它最早由掖縣貢生趙士哲（趙濤父）所倡7。但王賡言《東武詩存》（諸城圖書館藏）于臧振榮《寄懷素心》詩下卻引鄧孝威的話說：“余壬辰（1652）客都門，同丁野鶴等二百余人于慈仁寺創(chuàng)觀文大社?！庇郑镀錁俏募で疳意中鳌分幸灿嘘P(guān)于“（丘元復(fù)）父大青、叔父海石兩先生，兄弟師友代主山左社”的記載。而所謂“山左社”，即山東的“大社”?？梢娳w士哲之后，山左大社的活動并未停止。而丘海石（元武父）既是與丁耀亢齊名的詩人（有《楚村》詩集、文集各六卷），且二人又十分友善，同主山左社便是很自然的事了。這些詩文社，有沒有反清的活動呢？當時人姜元衡曾有《南北通逆》一稟8，云：

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系故明廢臣與招群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黷言，大則悖逆……

姜元衡為即墨籍的膠州（諸城鄰縣）人，雖上稟之動機是誣陷其故主黃氏一家，但所談詩社活動的情況，也許不會是無據(jù)的吧。

（三）諸城遺民集團中人，雖出身、地位及思想傾向不盡相同，但總的來看，較之揚州遺民集團，其表面的態(tài)度似乎要靈活些。換言之，他們比較注重實際，而對于名節(jié)，看得不似南人那樣重。這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做不做清朝官的問題。揚州遺民集團中人，如黃云（仙裳）、李沂（艾山）、許承欽（漱雪）、杜浚（于皇）、冒襄（辟疆）、余懷（澹心）等輩，都堅持“不事二朝”的原則。諸城遺民集團中，雖也有著像張氏兄弟及徐田、趙清、隋平、李象先、楊涵、馬魯?shù)热舾蓤允夭皇说年扰f逸民，但也不乏像丁野鶴、丘海石、李澄中、丘元武、李之藻等一批權(quán)奇好事、得官復(fù)又棄官的磊落君子。如丁野鶴的官容城教諭，丘海石的官夏津訓導(dǎo)，李澄中的應(yīng)博學鴻詞，丘元武的官施秉知縣，李之藻的官嘉善、青田知縣，似可視為不屑計較名節(jié)之舉；然到頭來他們又紛紛棄官而去，如野鶴之棄惠安知縣，海石之棄高要知縣，澄中之棄侍讀，元武之棄工部主事，之藻之棄青田知縣，則又反映了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某種隱微情緒。而更奇怪的是，無論曾出仕者還是堅守者，他們竟然都能和諧地相處在一起，始終不乏共同的語言，這也是令人費解，然而又是諸城遺民一種實實在在的特色。

二是對當局政策擁護還是反對的問題。大凡遺民，皆處處視新朝為不順眼，并連其政策也一概指斥，諸城遺民則不一樣。他們對于清人的入主中原，雖從內(nèi)心來說是反感的，對鼎革之際清兵的燒殺搶掠以及給人民所帶來的沉重災(zāi)難也是深惡痛絕的，但對于統(tǒng)治者的某些措施，如平藩、尊孔、賑災(zāi)等，卻又表示過不同程度的擁護。在這些遺民的詩文集中，我們不止一處地可以見到這方面的材料（這些文字當然不會被刪掉）。而尤其是對“三藩”的平定，他們中有些人不但頌揚，而且還躬與其役。如李之藻在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平定耿（精忠）藩的坑西（浙江衢江區(qū)附近）之役中，就是“躬環(huán)甲胄，仗劍前驅(qū)”的9。李燦章亦于是役之中參總督李之芳幕府，贊劃軍務(wù)10。這與揚州遺民在“三藩”問題上靜觀、沉默的態(tài)度又不大一樣。

應(yīng)該說，諸城遺民集團在政治態(tài)度上的這種二重性，與清初時局的發(fā)展以及滿族貴族的懷柔政策是分不開的。遺民的會集諸城，按其初衷，原本是滿懷期望并準備有所作為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所看到的是清朝統(tǒng)治的日益鞏固，民族對立情緒的逐漸減弱，以及越來越多漢人知識分子的進入仕途。他們的希望破滅了。因此，他們的內(nèi)心深處盡管還存在著對立和不滿，但在表面態(tài)度上卻又不能不放靈活些——而這有時也是為了避禍的需要。

清初，諸城遺民集團的客觀存在及其思想、活動的特點，對近在淄川的蒲松齡當然不會不產(chǎn)生影響。下面我們便將探討這個問題。

二

現(xiàn)在，我們來探討蒲松齡與諸城遺民集團的關(guān)系問題。

諸城遺民集團中人，不少都與蒲松齡有過直接的接觸。其中關(guān)系較為密切的，要數(shù)李之藻、張貞、孫瑚、奚林諸人。

先說李之藻。之藻字澹庵，山東武定（今惠民）人，故時人或稱他為“渤海李澹庵”；亦有并其郡望，稱“隴西李澹庵”者。澹庵與諸城“張氏四逸”關(guān)系甚為密切，情同手足，張石民有一篇長長的《五老庵傳》詳記其事，謂“五老者，以伯兄鄴園公（李之芳）雁行復(fù)居第五；年七十，來臥象山，與我家‘四逸’相伯仲，又字‘五老庵’”。事實上，澹庵以康熙庚辰（1700）解青田任，于康熙壬午（1702）六十一歲時，即已投放鶴村來?！俺跖c我家蓬海、石之民、子云、白峰遇，相視一笑，遂成人外之交。明年，同入臥象山，于白云深處起翠微小樓，登望指顧杓山云氣以為笑樂?！?span >11他與“四逸”中的蓬海、石民相交最契，蓬海有《九日李澹庵來飲我村》（見《東武詩存》）一詩記其情誼：

故園詩酒會，誰復(fù)記年華。

樹老天風急，秋高雁影斜。

懷山歸白社，拂袖落黃花。

忻得柴桑侶，樹頭景正嘉。

詩中“樹老天風急，秋高雁影斜”兩句，既喻時局之艱，亦是遺民自況，頗耐人尋味。而從“懷山歸白社”一句，又可見澹庵是參加過“白蓮社”的。他來諸城后，以放鶴園與臥象山為常居之地，間亦出行至瑯邪、青州、淄川等地。他最后離開諸城大約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這一年，他與蓬海同入瑯邪，不幸蓬海病歿，而后事“皆澹庵一一左右之，事定，親捧杖履入我村，葬之五老巖畔，義服緦三月，羊裘釣竿，踽踽渤海去”12。他去哪兒了呢？找蒲松齡去了。

現(xiàn)存蒲松齡的詩文中，涉及李澹庵的計有五篇。這就是《聊齋文集》中的《李澹庵圖卷后跋》《與李澹庵》及《聊齋詩集》中的《雨后李澹庵至》《李澹庵小照》《自青州歸，過訪李澹庵，值其旋里，繞舍流連，率作俚歌》。其寫作時間，大都在康熙辛卯（1711）及其后數(shù)年。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看出，在蒲氏去世前的四五年間，兩位老人（澹庵少留仙一歲）不但來往頻繁，而且彼此都視為知己，見面流連忘返，離別一往情深。澹庵曾以墨竹（楊水心畫）贈留仙，并將自己的“小照”（疑王魯珍所作）及石民為其所作的《歲時之紀》（即年譜）展示給留仙看，留仙窺后即欣然題跋于后。在《跋》語及詩文中，蒲松齡稱李澹庵為“偉人”，說他絕肖“義氣直上干斗?！钡膹堃嬷荩恰昂?nèi)無雙”的“循良”，并對澹庵“曾騎怒馬討逆寇”（指平定“三藩”）的行為及“回睨軒冕等蜉蝣”的品格大加贊揚?？梢?，兩人不但感情融洽，政治見解亦是契合的。

再說張貞。貞字起元，以其世居杞國故地，又號“杞園”，山東安丘人。據(jù)李澄中《張杞園〈或語集〉序》云：“杞園好結(jié)客，北走燕趙，南泛江淮，一時操觚之士，引領(lǐng)愿交。虹橋長干，閶門西陵之側(cè)，間歲必一游；游則畫舫蘭橈，勝友云集，投縞贈纻，此唱彼和。蓋其平生以友朋為性命，故所為文多出于郵筒贈答之余也?！笨梢姡彩且晃粯O善奔走而又以友朋為性命的逸士高人。他與諸城遺民集團的關(guān)系亦非同一般。他是普慶張氏的“戚執(zhí)”13，為放鶴園的座上客，常與蓬海、石民及徐栩野、劉子羽、隋平等人一起聯(lián)詩、宴游；他又是周亮公在青州所延“真意亭四君子”之一，與李象先、李澄中、安致遠友情甚篤。致遠常稱其“以用世之才，而不欲自見于世”14?？滴跞勺樱?672）杞園拔貢入太學，象先為其作《張杞園貢太學序》（見《織齋集》），中稱：“余求友四方，二十年得安丘張君杞園。自甲辰（1664）至今歲，凡六、七過其家。晝闔扉，夜呼燈，握手言笑，即余髫齡交未有如杞園者。”象先在遺民中算得是極有骨氣之人，他在放鶴園從張蓬海處讀到明季忠臣李邦華之文集時，因“睹其憂君愛國之衷”，曾激動得“老淚縱橫于尺幅間”15。自鼎革以后，他棄諸生，“放之山崖水次，僧寮道舍”16，不愿與世接觸；然于張貞卻表現(xiàn)得如此熱烈，如不是有著共同的情懷，則顯然是不可能的。

張貞曾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淄川訪問過高珩17，因此，蒲松齡對張貞的名字應(yīng)是早就聽說過的。至于他們的正式相見，則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濟南名士朱緗的宴席上，時蒲氏年六十三，張貞六十六歲18?！读凝S詩集》中有一首作于壬午之年的《朱主政席中得晤張杞園先生，依依援止，不覺日暮，歸途放歌》，即是記述他們這一次的會見。詩中不但表露了蒲氏對張貞“高名”和“卓犖絕世”之才的景仰，而且也深為此次的相識及肝膽相照的長談而感到由衷的欣慰。而值得注意的是，張貞對蒲松齡寫作的《聊齋志異》，“與罔兩相向語”，完全不存世俗之人的鄙視意，他“握手纏綿示肝鬲”，給了蒲氏以極大的鼓勵，以至蒲松齡“墮身云霧忘形骸”了。同年，蒲松齡還寫有《題張杞園〈遠游圖〉》，也表現(xiàn)了對張貞浪跡湖海、超脫世俗的欽慕，及愿追隨其后的心情。因杞園是位“八尺髯張”的大胡子19，故留仙詩中用了“髯兮髯兮”之句以為調(diào)侃，足見此詩是作于他們相識之后，且彼此關(guān)系已相當和諧的時候了。

孫瑚是《聊齋志異·孫必振》中那位孫必振的從兄。他字景夏，諸城相州人。順治十四年（1657）舉京兆，后授淄川教諭。蒲松齡與這位縣學教諭的關(guān)系一直相當密切。《聊齋文集》中有一篇《邀孫學師景夏飲東閣小啟》，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情誼。在這篇《小啟》中，蒲松齡既為孫景夏的“未上遷鶯之榜”（中進士）而深表惋惜，同時也為他們“又得三年聚首”而感到慶幸。而由“學宮之堂構(gòu)未竣，故使孫山落第”兩句透露出，孫景夏對淄川學宮的建設(shè)還是頗傾注過一番心力的?！吨T城縣志》說“兵燹后（淄川）學宮盡圯，瑚醵金葺之”，當是實有其事。于是，在一個“春色遍春城”“芳草迷芳徑”的日子里，蒲松齡邀孫景夏到自己家中“共倒芳樽”“同歌錦曲”。《小啟》的最后幾句格外富有情趣：

荒園初掃，若人者，若人者，共擬攀彭澤之車；籃輿已駕，吾師乎，吾師乎，何勿下陳蕃之榻？

蒲松齡將孫景夏比作逸致高情的陶淵明，當然流露了自己的欽慕之情；又將孫景夏的駕臨己舍比作當年的徐稚下陳蕃之榻，則更表現(xiàn)出他對孫景夏的敬重與專誠。孫景夏后于康熙十五年（1676）調(diào)離淄川，升任鰲山衛(wèi)教授，蒲松齡又“把酒垂楊古渡頭”賦詩送之，這就是今存《聊齋詩集·丙辰》中的《送孫廣文先生景夏》七絕六首。茲錄其一、二兩首：

十年風雪眼常青，一曲驪歌月滿庭。

未別先驚子夜夢，離魂常在短長亭。

把酒垂楊古渡頭，高軒鶴蓋兩綢繆。

繞城一曲般河水，似解傷離咽不流。

從詩中可以看出，他們間的友情歷十年而不衰，直至最后“傷離”時還是那樣依依不舍。孫景夏或口述，或“郵筒相寄”，曾為《聊齋志異》的寫作提供過不少素材，是幫助《聊齋》成書的一位重要人物（見《蒲松齡與孫景夏》）。

孫景夏于鰲山衛(wèi)教授任滿后，又做過安徽涇縣知縣，然僅一年旋即告歸，復(fù)與其堂弟必振及諸城遺民們相唱和以終老。

諸城遺民集團中，還有一位僧人奚林，也與蒲松齡有些瓜葛。奚林原籍諸城，俗姓不詳。據(jù)張石民《奚公小傳》20及李象先《與奚林師絕交書》21稱，他名成榑，字奚林。原為行腳僧，康熙己酉（1669），遇青州法慶寺大和尚靈轡（名元中），“片語輒符引為首座，一時大眾側(cè)階下看佛子”。但此僧“既不持戒，又不誦經(jīng)”，“倘或沉吟，唱得耳聾”，唯善“弄翰墨、工詩”。盧見曾《國朝山左詩抄》即收有他的《臥象山分賦》詩三首。他與諸城遺民集團中的人，尤其是石民、澹庵，關(guān)系極深，時常參與放鶴園及臥象山的聚會。晚年，他因不得意于靈轡和尚而被驅(qū)逐出法慶寺，避入武定（惠民）。時霽輪和尚奉旨修《五燈禪史》，聞之，迎入北京西山圣感寺，親給筆札，議從事，而他卻“潛曳茶條，趁曉風，踏殘月，看水江頭去矣”。此后他便經(jīng)常往來于諸城、青州、淄川、武定一帶，直至老死。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蒲松齡與奚林應(yīng)是會過面的。但遺憾的是，蒲松齡卻未能留下有關(guān)這方面的直接材料，僅有一篇《為武定州知州請奚林和尚開堂啟》存《聊齋文集》中。在這篇代人所寫的《啟》中，蒲松齡稱奚林是“雪山羅漢”，“垂須拂地”，“說偈則金玉成言”，“徽音流其雅緒”?？梢娖咽喜坏娺^奚林，而且還聽其說過法。奚林既與李澹庵相得22，復(fù)與蒲松齡相識，故李澹庵拜訪蒲松齡，很可能是經(jīng)奚林介紹的。

除以上諸人外，蒲松齡的好友袁藩，也與諸城遺民集團中的人有些接觸。袁藩，字宣四，號松籬，淄川人。他于康熙二年（1662）中舉，但始終未能進士及第。袁藩與蒲松齡很早即相識，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坐館畢家，袁藩亦應(yīng)畢際有之請，幫助整理畢自嚴的遺著《石隱園集》。因之，在此后的七八年間，兩人一直同窗共事，朝夕相處，詩詞唱和，友情篤甚?！读凝S詞集》中有十余闋都是蒲松齡與袁藩相唱和的。袁藩與諸城遺民集團中的李澄中、李象先、楊涵、張貞等都極相熟。康熙三年（1663）四月十五日，時任青州兵備僉事的周亮工于署內(nèi)真意亭大會燕享，與會十二人中，即有袁藩及澄中、象先、楊涵、張貞等人。這可算是一次青州地區(qū)遺民的大聚會。李象先《真意亭雅集詩序》記當時盛況云23：

酒酣樂作，絲竹競奏。夜將半，漁陽撾忽摻摻從座上起，笛幽眇轉(zhuǎn)折赴之。諸子雋才，郁郁不暢所懷，是夕聞茲音，益悲壯淋漓，聲勃勃欲吐齒頰……諸子各工所賦，亦極致?！喔栉葱瑲堅略诹?；咒觥隃麋，雜焉錯列。少司農(nóng)公（周亮工）饜甚，長嘯曰：“茲宵盡齊門風雅矣！”

周亮工雖是貳臣，但喜歡結(jié)交遺民，“?謙揖讓，解衣推食，雖富貴與顛沛不少變”24。而袁藩的與諸遺民一同被邀請，也多少反映了他的一些傾向。宣四這種“郁郁不暢所懷”的心情，在其晚年與蒲松齡的唱和中便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了。而且，由于兩人“加餐相勸，惺惺互遣”25，蒲松齡在思想上也就難免不受其影響。

三

蒲松齡從諸城遺民集團那里所受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是在思想方面。蒲松齡雖算不上是遺民，因為明亡時他才只有五歲，而且，他的直系親屬中也無人在明朝做過官；但他作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漢族知識分子，面對異族的入侵，在思想上卻與遺民們有著天然的相通之處。加之他與諸城遺民集團成員的密切交往，于是，這種影響便不能不顯現(xiàn)出來了。這正如比他還小八歲的孔尚任，在湖海四年，經(jīng)與揚州遺民集團成員的頻繁接觸后，遂萌發(fā)了對清人入主中原的不滿情緒一樣26。具體地說，便是蒲松齡民族思想的滋生。近來，學術(shù)界頗有人不承認蒲松齡有民族思想，這恐怕與事實不符。試觀《聊齋志異》中，不但有表彰明季忠烈（如《閻羅》），指斥漢奸（如《三朝元老》），從而對明王朝的覆亡表示惋惜與悲愴之情的作品（如《林四娘》）；即痛快淋漓地鞭撻清兵暴行，直接或間接反映清王朝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篇章，也所在多有，不可枚舉。如《林氏》《鬼隸》《韓方》之寫清兵入關(guān)前對濟南一帶的騷擾殺戮，《張氏婦》《亂離二則》（后一則）之寫清兵入關(guān)后的奸淫擄掠，《野狗》《公孫九娘》之寫清王朝鎮(zhèn)壓于七起義，便可以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而無論是對明季忠烈的表彰，還是對清兵暴行的痛斥，又都是與諸城遺民集團的影響所分不開的。如被蒲松齡譽為“學問淵博，海岱清士”的李象先27，便專好為明季忠烈之臣立傳。他的《李忠文（邦華）公文集序》《孫征君（奇逢）先生傳》等28，在當時的思想及學術(shù)界都甚有影響，而蒲松齡對這些文章應(yīng)是讀過的。再如，曾代王士禎寫作《敘瑯邪詩人詩選》，并被方邁稱為“著作宏富”的張石民，就在其《其樓文集》中為明末忠臣立傳，大量遺民事跡也多賴以傳。例如他傾注心力為李澹庵所寫的那篇長達2700字的《五老庵傳》，蒲松齡便不但讀過，而且還據(jù)以題寫了《李澹庵圖卷后跋》。再如為蒲松齡素所敬仰的張貞，在其《先大人全城紀略》一文中29，也對其父張繼倫于崇禎十五年（1642）十二月組織民眾，抵御東侵的清兵，并最終保全安丘縣城的事跡，做了詳細的記述。而這在當時清兵“已下七十余城”“人情洶洶，縣令亦惴恐，將逃去”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蒲松齡對此當然也不會沒有所聞。即如《聊齋志異》中有些以描寫故明衡王府為題材，從而表達“故國之思”“亡國之恨”主題的作品，也可以在諸城遺民的詩文集中找到它們的同調(diào)。像李象先的《奇松園記》30，便是通過對明衡藩東園一角奇松園的描述，來寄托其“故國喬木，人所羨仰”的情思。又如徐田的《過故衡藩廢宮有感》31，更可與《聊齋志異》中的《林四娘》一篇對讀，從詩中“秋風鬼哭胭脂井，春雨人耕翡翠樓”兩句還可以看出，林四娘等衡王府宮人的“遭難而死”，極可能是不愿被押北去，而殞身于衡王府內(nèi)的胭脂井的。

至于描寫清兵劫掠暴行的文字，雖屢經(jīng)刪削，然在諸城遺民的詩文集中也還是不少概見。如丁耀亢的《出劫紀略》中，有幾篇便是專門描寫清兵于崇禎十五年（1642）十二月至次年的三月間洗劫諸城的災(zāi)難。其時“縣無官，市無人，野無農(nóng)，村巷無驢馬牛羊”32，民眾罹難者不可勝計。丁耀亢自己雖因走避海上而幸免于難，但他的胞弟耀心、侄大谷“皆殉難”，長兄虹野父子亦“皆被創(chuàng)”33，他的另一侄子豸佳則“為大兵所傷，跛一足”34?！冻鼋偌o略》順治年間即有刻本，這些材料蒲松齡是不會看不到的。再如“真意亭四君子”之一的安致遠，也在他的長文《壬癸冬春紀事》35中，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詳細記載了壬午（1642）之冬、癸未（1643）之春清兵劫掠青州，大肆殘殺民眾的事實。當是時，“鐵騎大至，村無一人?？v火焚毀，百室皆燼”。而被擄者“幸而得脫，逾重壕密柵而出，體無完膚，千百人中才三數(shù)人。其或追之，則必磔之以威眾”。這與《聊齋志異》中《林氏》《鬼隸》《韓方》《野狗》等篇的有關(guān)描述十分相似。安致遠是張篤慶的好友，到過淄川36，他的《紀城文稿》也早在康熙間即已梓行，蒲松齡完全可以讀到。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諸城遺民還常借為“貞女”“節(jié)婦”立傳，以表露清兵奸淫殺戮的罪行。如張石民的《徐氏傳》《卞氏傳》即是通過壬午、癸未之際徐氏、卞氏的遭遇，順手勾勒出清兵攻陷諸城后，百姓“竄身鋒鏑中”的慘狀。而這些文字不但對蒲松齡民族思想的萌發(fā)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更為他創(chuàng)作那些以改朝換代為背景的愛情故事提供了素材。

諸城遺民除了在民族意識方面給了蒲松齡以有力的啟示外，他們中有些人的處世態(tài)度也對蒲松齡產(chǎn)生過影響。蒲松齡對科舉功名的孜孜以求，以及在某些方面對清統(tǒng)治者的歌功頌德（如對“三藩”的平定及賑災(zāi)、赦罪等），便與他所敬重的丁耀亢、李之藻、李澄中、張貞、孫景夏等人的行徑有著某些相似之處；只不過他的功名從未到手，難同他人得而復(fù)棄罷了。這從廣義上來說也是時代及環(huán)境使然。當時，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是內(nèi)懷民族思想而行動上卻又熱衷于功名和仕宦的。應(yīng)該說，這是一種十分復(fù)雜的心態(tài)和處世表現(xiàn)。蒲松齡作為一個以經(jīng)國濟民為最終目的的讀書人，自然也很難免俗。不過，他到了晚年，由于顧及百世后的形象，內(nèi)心深處的民族意識又促使他不得不對自己一生的表現(xiàn)進行反省。蒲氏七十四歲時在自己肖像上的題詞便隱約地反映了這種心態(tài)。所謂“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百世后所怪笑”，說穿了，不過是對自己民族思想的一種表白罷了。而這種表白心跡的方式，在諸城遺民中也曾有過。嘗觀諸城博物館所藏《觀瀑圖》，圖上所畫張?zhí)绽ィ?，石民從兄）、張石民二老人便皆著漢家衣冠，而且陶昆在題畫詩中還特意點出：“今日總為清民子，隨時莫忘漢衣冠?！边@也可以說是“恐為百世后所怪笑”的一種用意了。

其次，我們來看一看諸城遺民集團對蒲松齡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諸城遺民談奇說異的風氣可能會影響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齊魯之人，自古即喜談怪異。自“談天衍”“雕龍奭”、盧敖、徐福，以迄漢之東方朔，唐之段成式，宋之周密諸人，莫不有此好尚。迨至明清，風氣依然。這大概與齊魯之地離海較近，居人易生幻想與奇譎之思有關(guān)。諸城遺民在這方面也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丁耀亢的《出劫紀略》中有一篇《山鬼談》，據(jù)稱是記敘明崇禎壬申（1632）于諸城城南的橡槚溝遇仙人張青霞的故事。文中云“過東山里許，有石崖一縫，其使引而入，見城闕如王者居。青霞冠玉垂裳，侍立皆美人甲士，不敢仰視”。又云青霞嘗與丁氏及其山友王鐘仙（乘箓）一起聯(lián)詩飲酒，并索觀丁氏《山史》，最后為丁氏指示其“出劫”的途徑。事雖荒誕，然文頗詼奇，儼然一篇《聊齋志異》故事。與蒲松齡先后受知于施愚山的李澄中，在其《三生傳》及《自為墓志銘》中，亦有關(guān)于“異香出室”的神奇記載37。至于張石民、李象先二公，除在他們的文集中多志怪異外，即圍繞他們自身的傳說亦頗離奇。象先自稱具“宿命通”，謂其前世為僧，“如劉勰之于定林寺”38。他的好友安致遠更為他渲染：

吾友樂安李煥章象先，前身系一老僧，其門徒曾來省視，君自言之甚悉。云但降生時，如投身火坑，片刻昏迷不覺耳。余皆記憶分明。君之貌則酷肖一老僧，壽七十余而終。聞又降于仇尚書家為子，今八九歲矣。然相去不滿二百里，惜不能一往省視云。

——安致遠《玉碨集·雜志》

此“志”早在《聊齋志異》之前，而其怪誕處，實不亞《聊齋志異》中的《李象先》一篇。又，致遠《紀城詩稿》中尚有詩記張石民、徐栩野于臥象山中遇龍事，謂聞諸李澄中，稱張、徐所遇為“洞庭甥”“玉龍子”，亦屬奇談39。由此可知，《聊齋志異》中那些以“龍”為題材的篇章，如《龍取水》《龍無目》《罷龍》等，實有時人之異談以為基礎(chǔ)。而這些異談在山東一帶的廣泛流傳，便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蒲松齡寫作《聊齋志異》的興趣。

二是諸城遺民直接為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素材?，F(xiàn)存《聊齋志異》中，涉及諸城人、事及遺民集團成員的，約有九篇，即《丁前溪》《遵化署狐》《諸城某甲》《金和尚》《紫花和尚》《張貢士》《孫必振》《李象先》以及《冷生》篇末的“附則（一）”。其中《諸城某甲》蒲松齡已點明是“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孫必振》及《冷生》篇末“附則”雖未注明，亦可斷定是孫景夏所提供無疑（已見前述）。金和尚之事跡在清初的山左一帶流傳甚廣。余嘗考定，和尚姓金，法號海徹，字泰雨，生于1614年，卒于1675年。其寺廟所在的五蓮山為張石民、徐栩野、李象先、李澹庵等人時常流連之地，他們中的不少人也都與金和尚相熟。而成書于康熙二十年（1681），其中多載金和尚事跡的《五蓮山志》，便是由金和尚之師弟海霆（字驚龍）編纂，并由李象先刪定、張石民訂正的。40故金和尚事跡之入《聊齋志異》，實與諸城遺民集團成員的傳播、介紹是分不開的?！蹲窕鸷酚浨鹪渥娓福ㄖ境洌┦?，《紫花和尚》記丁耀亢之孫事，《丁前溪》記野鶴公之祖父丁純的從弟丁綵（號前溪）事，其事或皆由其家族中傳出；而《張貢士》與《李象先》兩篇，則更有其本人自述為依據(jù)?！稄堌暿俊菲涔适碌膫鞑ネ緩交蛴蓮埵虾糜寻仓逻h傳至張歷友以達蒲松齡，而《李象先》其提供材料者則極可能是象先好友張貞或李澹庵。此外，《聊齋志異》中的有些篇章雖不涉及諸城人、事，但若仔細考察，亦可以從諸城遺民的詩文集中尋出它的本事。如以勞山道士為題材的作品，便有李象先的《勞道人求雨記》、徐栩野的《逢勞山道士》及張石民的《鳴虛子傳》等41。這些對《聊齋志異》中《勞山道士》一篇的寫作，無疑也是有著借鑒意義的。

以上是就蒲松齡與諸城遺民集團關(guān)系的某些方面做了初步探討。由于本人掌握的史料有限，部分論題可能還不夠深入，“意”“必”“固”“我”之處也在所難免，敬祈方家有以教之。末了還要說明的是，影響蒲松齡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因素極多，諸城遺民特其一耳，作者實無“一以貫之”之意。

一九八八年三月于蘭州大學

（原載《蒲松齡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