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鳴香港

進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樓瘦長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頂著天，讓觀望者懸心。

在全世界都少見這種棍子，這種用房屋疊出來的高空雜技。它們扛得住地震和狂風嗎？那棍子里的燈火萬家，那些蛀人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驚恐于自己的四面臨虛和飄飄欲墜？

我這次住九樓，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還有幾分安穩(wěn)。套間四十多平方米，據(jù)說市值已過百萬。家居設施一應俱全，連廚房里的小電視和小花盆也不缺。但臥房只容下一床，書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廚房更是單人掩體，狹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時嚇一大跳，發(fā)現(xiàn)客廳里竟冒出陌生漢子。細看之后才松了口氣，發(fā)現(xiàn)對方不是強盜，不過是站在對角陽臺上的鄰居，透過沒掛上窗簾的玻璃門，赫然闖入我的隱私。

他不在客廳里，但幾乎就在客廳里，朝我笑了笑，說了句什么，在玻璃門外繼續(xù)澆灑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倫還是湯姆？

我不知該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機構里的職員更是如此。這些海倫或者湯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沒有祖?zhèn)骼险蚯f身家，一般都只能鉆入這種小戶型，成天活得躡手攝腳和小心翼翼，在鄰居近如家人的空間里，享受著微型的幸福與自由。也許正是這一原因，港人們擅長螺蝴殼里唱大戲，精細作風舉世聞名。在這里，哪怕是一條破舊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補和打掃得整潔如新。哪怕是廉價的一碗車仔面或艇仔飯，也總是烹制得可口實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會被某位秘書當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對、裝訂、折疊、人袋，封口……所有動作都是一絲不茍按部就班，直至最后雙手捧送向前，如呈交莊嚴的國書。

正因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樓密度、汽車密度，卻仍是很多人留戀的居家福地。海倫們和湯姆們，即自家族譜里的阿珍們和阿雄們，哪怕在彈丸之地也能用一種生活微雕藝術，雕出了強大的現(xiàn)代服務業(yè)，雕出了曾經(jīng)強大的現(xiàn)代制造業(yè)，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種整潔、便利、豐富、尊嚴以及透出滋補老湯味的生活滿足感。毫無疑問，細活出精品，細活出高人，各種能工巧匠應運而生，一直得到外來人的信任。有時候，他們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進設備，只是憑借一種專業(yè)精神與工藝傳統(tǒng)的頑強優(yōu)勢，也能打造無可挑剔的名牌產(chǎn)品——這與內(nèi)地某些地方豪闊之風下常見的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總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些稱之為mall的商城同樣有港式風格。它們是巨大的迷宮，有點像傳統(tǒng)騎樓和現(xiàn)代超市的結合，集商鋪、酒店、影院、街道、車站、學校、機關以及公園于一體，鉤心斗角，盤根錯節(jié)，四通八達，千回百轉，讓初來者總是暈頭轉向。它們似乎把整個城市壓縮在恒溫室內(nèi)，壓縮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們稍不留心，就會錯覺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鐵，在商鋪里進學堂，在官府里選購皮鞋。想想看，這種時空壓縮技術誰能想得出來？這種公私交集、雅俗連體、五味俱全、八寶薈萃、各業(yè)之間彼此融合、晝夜和季節(jié)的界限消失無痕的建筑文化，這種省地、節(jié)材、便民、促銷的建筑奇觀，在其他地方可有先例？

一代代移民來到這里打拼，用影碟機里快進二或快進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際，打工或者消費，哪怕問候老母的電話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張風景照也可能處于緊急狀態(tài)?！澳阕鍪裁?？”“你還做什么？”“你除了這些還做什么？”……熟人們經(jīng)常一見面就劈頭三問，不相信對方?jīng)]有兼職和再兼職，不相信時間可以不是金錢。顯然，這種忙碌而擁擠的社會需要管理，近乎狂熱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種規(guī)則，否則就會亂成一團。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人肯定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面對維多利亞港灣兩側亂哄哄黑壓壓的殖民地，面對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獨獨不缺夢想的香港，不會掏出什么民主，卻不能不厲行法治。他們把香港當做一個破公司來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嚴刑峻法、科層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倫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罢腋媸忻瘢翰灰膭钚衅?！”這種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大驚東方佛家與道教的理法，也從歐洲舶來香港街頭。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會，可能幾個月前就開始預約和規(guī)劃了。電話來又電話去，傳真來又傳真去，快遞來又快遞去，參與者必須接受各種有關時間、地點、議題、程序、身份、服裝、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項之類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還得再次確認，傳真告知以后還得書函告知，簽了一次字以后還得再簽兩次字，一大堆文牘來往得轟轟烈烈。不僅如此，一次主要時間只是用于交換名片、介紹來賓、排隊合影再加幾句客套話的空洞活動結束之后，精美的文贖可能還會尾隨而至：關于回顧或者致謝。

不難想象，應付這種繁重的文牘壓力，很多人都需要秘書。香港的秘書隊伍無比龐大當然事出有因。

也不難想象，港人在擅長土地節(jié)約之余，卻習慣了秘書臺上日復一日的巨量紙張耗費，讓環(huán)保人士憤憤不滿。

但沒有文牘會怎么樣？

口說無憑，以字為據(jù)。沒有關于招待、合同、動議、決策、審計、清盤、核查、國際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據(jù)，出了差錯誰負責？事后如何調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權利又從何而來？……從這種意義來說，法治就是契約之治，就是必須不斷產(chǎn)生契約的文牘之治——雖然文牘癖也有鬧過頭的時候，比方說秘書們?yōu)槟承┬∈吕鄣媚涿睢?/p>

車載斗量的文牘，使香港人幾乎都成了契約人，成了一個個精確的條款生物和責任活體?？紤]到這一點，在龐大秘書行業(yè)之后再出現(xiàn)龐大的律師隊伍之類，出現(xiàn)數(shù)不勝數(shù)的訴訟和檢控，大概也不難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稱這里最大的缺點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稱呼就得循規(guī)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學里的這三個稱呼等級森嚴，不可漏叫更不可亂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x教授”稱呼明天立馬消失，相關的待遇和服務準時撤除，相處多年的秘書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氣大幅度調整。這種情況——包括不至于這般極端的情況——當然都讓很多大陸人和臺灣人深感不適，免不了搖頭一嘆：人走茶涼呵。

但人走茶涼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變成這樣：人走了茶還不涼，人不在位還干其政，還要來看文件，寫條子，打電話，參加會議，消費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擁，有關契約還有何嚴肅性和威懾力？倘若人沒走茶已涼，人來了茶不熱，有些茶總是熱，有些茶總是涼……那么誰還愿意把契約太當回事？

契約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須盡可能把感情與行為一刀兩斷，用條款和責任來約束行為。這樣，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卻不失為公法之幸，能使社會組織的機器低摩擦運轉。面子不管用了，條子不管用了，親切回憶什么的不管用了，雖然隱形關系網(wǎng)難以根除，但朋友的經(jīng)濟意義大減，徇私犯科的風險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亂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頭的電子眼，市政秩序卻井井有條，少見司機亂闖紅燈，攤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業(yè)，行人隨地吐痰、亂丟紙屑、違規(guī)抽煙，遛狗留下異便……官家的各種“公仔（干部）”和“差佬（瞥察）”也怯于亂來。哪怕是面對一個最無理的“釘子戶”，只要法院還未終結訴訟，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預算損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載，甚至最終改道易轍。

因為他們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違規(guī)必罰，犯禁必懲，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罰或嚴刑在等著，沒有哥們兒或姐們兒能來擺平，也難有活菩薩網(wǎng)開一面。那么，哪個雞蛋敢碰石頭？

無情法治的稍加擴展就是無情人生——或者這句話也可反過來說。

這樣，人情與秩序能否兼得？在難以兼得之時我們又如何痛苦地選擇？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說起來，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樓酒館里流動著的不全是社交虛禮，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別是節(jié)假日里，家庭成了人性取暖的最佳去處，合家飲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圖景隨處可見，顯現(xiàn)出香港特別有中華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婦賢，其情殷殷，其樂融融，構成了百姓市井的親情底色。

這些人不習慣西服革履，更喜歡休閑便裝；不習慣道貌岸然，更愿意小節(jié)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掛著小腰包光顧賽馬場和彩票。與之相聯(lián)系的是，他們的閱讀大多繞開髙深，指向報上的地方新聞和娛樂八卦，還有情愛和武俠的小說。他們使用著最新款的隨身聽、數(shù)碼相機、mp4、便攜寬頻多媒體，但大多熱心于情場恩仇和商界沉浮一類粗淺故事一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電影里的常見內(nèi)容。內(nèi)地文化人對此最容易聳聳肩，搖搖頭，譏之為“文化沙漠”。其實這里圖書、音樂、書畫、電影的同比產(chǎn)出量絕不在內(nèi)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龍臥虎。稍有區(qū)別的是，他們的文化主題常常是“兒女情”而非“天下事”，價值焦點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國”，多了一些就近務實的態(tài)度，與內(nèi)地文化確實難以全面接軌。黃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學做報告的時候，強調香港文學從總體上說最少國家意識形態(tài)，是一個特別品種，值得研究者關注。據(jù)他說，學子們對這個話題曾不以為然。

學子們也許不知道，他們與大多港人并沒有共享的單數(shù)歷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當局管理著這一塊身份曖昧的東方飛地，既不會把黃膚黑發(fā)的港人視為不列顛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們時常惦記自己的種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讓他們非中非英最好，忘記“國家”這一碼事最好^這與一個人販子對待他人兒女的態(tài)度，大體相似。這種刻意空缺“國家”的教育，一種大力培養(yǎng)打工仔和執(zhí)行者而非堂堂“國民”的百年教育，也許足以影響幾代人的知識與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天高皇帝遠，“帝力于我何有哉？”這里的先輩們難享國家之惠，也少受國家之害，遙遠朝廷在他們眼里實在模糊。當中原族群反復受到外來集團侵掠或統(tǒng)治，那里的國家安危與個人的生死榮辱息息相通，國與家關系密切，一如杜甫筆下的“國破山河在”多與“家書抵萬金”相連。這是一種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高比率重疊的狀態(tài)，憂國、思國、報國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齊”通向“治平”的古訓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強的邏輯力量。與此不同，香港偏安嶺南一角，面對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虛弱的東南亞，一片來去自由、國界含混、治權凌亂的南洋。在這樣的地緣條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鴉片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以及九七回歸，他們的心目中那個抽象的“國家”在哪里？“國家”對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義？

大多數(shù)港人也修身，也齊家，但如果國家若有若無，那么“治國平天下”當然就不如“治業(yè)賺天下”更為可靠實用了。這樣，他們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會像京城出租車司機們那樣樂于議政，不會像中原農(nóng)民們那樣樂于說古。內(nèi)地文化熱點中那些宮廷秘史、朝代興衰、報國志士、警世宏論、衛(wèi)國或革命戰(zhàn)爭的偉業(yè)，在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國家政治對于很多港人來說是一個生疏而無趣的話題。更進一步說，如果國家的偶爾到場，不過是用外交條約把香港劃來劃去，使之今天東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張，明天姓李，一種流浪兒的孤獨感也不會毫無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兒——香港不過是他們中比較有錢的一個。想一想，這個流浪兒是應該責難還是應該撫慰？他們的文化在經(jīng)受批評之前是否應該先得到幾分理解？

一九九七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紅旗下大喊一聲回家啦——”但這個家，對于他們來說還是比較陌生，比如有相對的貧窮，有較多的混亂和污染，有文化傳統(tǒng)中熾熱的國家觀和天下觀。但無論人們是珍愛這個家還是厭惡這個家，“國家”終于日漸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國家意識，都需要國籍的尊嚴感和自豪感。詩人北島說，他曾經(jīng)遇到一個保加利亞人。那人說保加利亞乏善可陳，從無名人，連革命家季米特洛夫還是北島后來幫對方想起來的。但那人覺得這樣正好，更方便他忘記自己的國族身份，從而能以世界文化為家。出于類似的道理，多年來幾無國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國家這個權力機構？他們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巳經(jīng)足夠？他們國土視野和國史緬懷的缺失，誠然收窄了某種文化的縱深，但是否也能帶來對狹隘國家主義的避免？……無可選擇的是，國家是現(xiàn)代共同體的基本形式。歷史上的國家功罪俱在，卻從來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幟、帽徽、雕像、詩詞、交響樂、博物館、哲學家們的虛構。對于一九九七年以后的很多港人來說，即使抗英、抗日的傷痛記已經(jīng)淡薄，即使內(nèi)地輸血香港的貿(mào)易秘密被長期掩蓋，但國家也不僅僅意味著電影里的“內(nèi)戰(zhàn)”和書刊里的“文革”，而有了電影與書刊以外的更多現(xiàn)實內(nèi)容。國家是化解金融危機時的巨額資金托市，是對數(shù)千種產(chǎn)品的零關稅接納，是越來越值錢的人民幣，是越來越有用的普通話，是各種惠及特區(qū)的人才輸入、觀光客輸人、股市資金輸人、高校生源輸入、廉價資源產(chǎn)品輸入……一句話，國家是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為真切可觸的利益，正在散發(fā)出血溫。

即便有些人對這一切不以為然，即便他們還是貶多褒少，但無論褒貶都透出更多北向的關切，與往日的兩不相干大為異趣了。即便有些港人還不時上街嗆聲某些中央政策，但這種嗆聲同樣標示出關切的強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樓的一扇窗前，聽到維多利亞港灣里一片笛聲低回，林立高樓下填滿街道的笛聲尖嘯，哀慟之潮撲面而來。各個政黨和社團的募捐廣告布滿大街，各大媒體的激情圖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學生們含著眼淚在廣場上高喊“四川堅強”和“中國堅強”，而高樓電子屏幕上的賑災款項總數(shù)紀錄，正以每秒數(shù)十萬的速度不斷跳翻……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變，一塊殖民地的心靈流浪大概行將結束。

我隔著寬闊海面遙望港島，那一片似乎無人區(qū)的千樓競起，那一片形狀各異的幾何體，如神話中寂靜而荒涼的巨石陣。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遠得看不見而巳。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