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古以來，在民族的共存、互融與發(fā)展中，總是伴隨著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在唐以前的文學作品中雖然有反映，但很少對戰(zhàn)爭本身及由此引起的邊防問題作正面描述。唐代前期，由于國力強盛，人們不怎么害怕這種戰(zhàn)爭，很多知識分子還把立功邊塞當作一條求取功名的途徑。于是詩人們也就逐漸把眼光和筆鋒移向邊塞，從而形成一個邊塞詩派。高適和岑參就是這一新的詩歌流派的代表人物，通常也就把邊塞詩派稱為“高岑詩派”。他倆開拓了新的詩境，有了新的藝術創(chuàng)造，為唐代詩歌的繁榮作出了貢獻。他倆的作品在當時就被“朝野通賞”（殷璠《河岳英靈集》評高適語），“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杜確《岑嘉州詩集序》）。今天選譯他倆的作品讓讀者們欣賞，無疑將有利于弘揚我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高適（701-765），字達夫，郡望渤海蓨縣^[1]，籍貫可能是洛陽。家中世代官宦，父親崇文位終于韶州長史。他二十歲西游長安，失意而歸。自此長期客居宋州宋城縣^[2]，過著清苦的生活，有時得靠朋友的接濟過日子。他曾北游燕趙，想從軍，但未能如愿；也曾赴長安應舉，結果落第而歸；又在淇水邊營造別業(yè)，滯留數(shù)年，后又回到宋城。此時他曾與李白、杜甫同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被傳為文學史上的佳話。

天寶八載（749）由睢陽太守張九皋舉薦，參加了有道科的考試，中式后被授為封丘縣尉。由于不堪忍受這種上迎長官、下?lián)槔枋牡拖侣殑?，三年后憤然辭去。天寶十二載（753）經人引薦入河西、隴右節(jié)度使哥舒翰幕府掌書記。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協(xié)助哥舒翰扼守潼關，兵敗后隨玄宗入川。玄宗很信任他，委以淮南節(jié)度使要職，派去征討永王璘。后來轉任彭州、蜀州刺史，遷劍南節(jié)度使。廣德二年（762）回長安任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h侯。第二年逝世，贈禮部尚書。作為一個詩人，高適從隱身漁樵到據(jù)有這樣的地位，實在是僅有的，所以《舊唐書》評論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高適的詩在內容上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

首先是邊塞詩。他曾三次出塞，每次出塞都寫了大量的詩，或紀行，或抒懷。他的邊塞詩有著明顯的特點，那就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觀察、分析邊塞的現(xiàn)狀，把戰(zhàn)爭與國家的安危、人民的苦樂聯(lián)系起來考慮，題材廣泛、思想深刻。他曾勉勵自己和朋友到邊塞大顯身手：“出關逢漢壁，登隴望胡天，亦是封侯地，期君早著鞭?！保ā丢毠屡泄俨克捅罚檫吺碌臒o休無止表示了自己的憂慮：“一到征戰(zhàn)處，每愁胡虜翻”，“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薊中作》）對于戰(zhàn)士的勇往無前，他作過熱烈的歌頌：“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jié)從來豈顧勛”（《燕歌行》）；“作氣群山動，揚軍大旆翻。奇兵邀轉戰(zhàn)，連弩絕歸奔”（《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對于軍官的荒淫、官兵的對立，又作了無情的揭露：“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保ā堆喔栊小罚τ趹?zhàn)爭勝利的意義也比別人看得遠：“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保ā毒徘~》）如此就從不同的角度全面、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邊塞戰(zhàn)爭，既寫出了大唐帝國的聲威，也揭露了一些陰暗面，同時給自己畫出了一個頭腦清醒、充滿激情的戰(zhàn)爭評論家的形象。

其次是詠懷詩，這在他的詩里數(shù)量最多。寫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又占了其中的很大部分。有的是就某些看不慣的社會現(xiàn)象表明自己的看法，如《行路難》（二首）、《封丘縣》等就是針對社會上只重金錢與權勢，輕視知識與人才的不合理現(xiàn)象和官場惡習作了揭露與批判。有的則是在寫給朋友的詩中，吐露自己的不平，像《別韋參軍》、《淇上酬薛三據(jù)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贈崔二》等都是指摘時弊、表明心志的作品。

再次是反映民生疾苦的詩，在數(shù)量上較前兩類要少一些。這種題材在開元天寶之際就已出現(xiàn)，當時有一批失意的知識分子獨具一種眼光，能透過繁華升平的表層看到社會的問題，發(fā)而為詩，盡管調子低沉一些。高適前期的詩中就不乏這樣的作品。像“試共野人言，深覺農夫苦。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稅兼舄鹵。園蔬空寥落，產業(yè)不足數(shù)”（《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就為不得溫飽的廣大農民叫苦叫屈。

高適的詩在藝術表現(xiàn)上繼承了漢魏古詩的傳統(tǒng)，有一種求實求深的精神。詩中喜鋪排對比，直抒胸臆，而較少運用比興。抒發(fā)心志的如“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就是赤裸裸地表明其功名欲望，爽直利落，毫不掩飾。披露胸襟的如“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縣》），是那么痛快淋漓。發(fā)起牢騷來又是這樣的憤憤不平：“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苦讀書?！保ā缎新冯y》）對友人的勸慰之詞也多是直述其意，寄情于物的較少，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別董大》），“北路無知己，明珠莫暗投”（《送魏八》）等等。

這種直抒胸臆的表現(xiàn)方法，必須有強烈的感情才能打動人，否則就會平淡無味。高適是一個有才華、有個性，而又久居貧賤的人。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磨擦中，必然會冒出感情的火花。他的詩作幾乎都是這種感情火花的記錄。上面所引例句無一不帶著強烈的感情。此外如“君負縱橫才，如何尚憔悴。長歌增郁怏，對酒不能醉”（《效古贈崔二》），為友人的遭遇大抱不平?！敖衲耆巳湛障鄳?，明年人日知何處”（《人日寄杜二拾遺》），則是對朋友傾訴自己人已老大仍四處漂泊的傷感。

高適崇尚節(jié)義，好談政治，影響到他的詩，也常常夾雜著議論。由于這種議論不是孤立地進行，而是穿插在敘事和抒情之中，所以不顯得生硬乏味，反增加了一點理性的光輝，使作品變得深厚、老成。像“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本為議論如何在塵事紛擾中學會超脫的，可是緊接的是這么兩句：“良辰自多暇，欣與數(shù)子游。”那前二句議論就成了欣然同游的原因，入情入理。甚至連簡單的勸慰之辭，也往往包含著議論的成分，如“江山到處可乘興，楊柳青青那足悲”（《送田少府貶蒼梧》），“窮達自有時，夫子莫下淚”（《效古贈崔二》）。

由上述各種因素，共同構成了高適的風格：慷慨、粗獷、悲壯。前人說的“適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殷璠《河岳英靈集》），“讀之使人感慨”（嚴羽《滄浪詩話》），就是針對這種總體風格而言的。但并不排斥他也寫了一些輕松的詩作。像《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就頗有飄逸之氣，《送別》的構思也是匠心獨運?！傲鴹l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人日寄杜二拾遺》），“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夜別韋司士》）等就是情景交匯、頗見韻致的詩句。

岑參（715-769），荊州江陵人^[3]。出生于一個官宦家庭，曾祖、伯祖、堂伯父均做過宰相，父親也做到州刺史。他自己的境遇卻不佳。幼年喪父，家道驟然貧寒，只得從兄受業(yè)，移居嵩山少室。二十歲以后經常往返于洛陽、長安之間，以謀出路，可總是失意而歸。二十五六歲以后曾遠游河朔、大梁等地，而滯留長安的時間也漸漸多起來，一邊為躋身仕途而四處活動，一邊又寄情山水，尋求精神寄托，過著自由卻不自在的落拓生活。

天寶三載（744）他進士及第，授官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八載（749）充任安西四鎮(zhèn)節(jié)度使高仙芝的掌書記，兩年后回到長安。天寶十三載又充任安西、北庭節(jié)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次赴邊。直到至德二載（757）始回內地。這兩次較長時間的邊塞生活，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邊塞詩人。

自塞外歸來，正值安史之亂以后，社會不安，人心浮動。他在長安和外地歷任過各種官職，于大歷元年（766）隨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杜鴻漸入川，初為杜的僚屬，后任嘉州刺史。一年后罷官，東歸未成，客死成都旅舍。

岑參的詩歌創(chuàng)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赴邊以前為第一個時期。此時期一心想振其“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的家聲，可是一再失意。每一次失意又難免要滋生歸隱思想。所以這時期的詩作，主要寫了懷才不遇的感慨和向往山水的情思。他寫懷才不遇，不像高適那樣憤激不平，只是發(fā)發(fā)悶氣，顯示清高而已，如“故人方乘使者車，吾知郭丹卻不如”（《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閑”（《喜韓樽兄弟相過》）等等。他的歸隱思想有時是直接表露，如“逍遙自得意，鼓腹醉中游”（《南溪別業(yè)》），“況本無宦情，誓將依道風”（《自潘陵尖還少室居止秋夕憑眺》）等。更多的則是寫林泉之樂，即對山水景物作細密工致的描繪。這不僅了無痕跡地表達了隱居思想，更描繪出了異彩紛呈的自然圖畫，在寫景上達到了較高的造詣，為以后描寫大西北的自然風光奠定了基礎。

自天寶八載第一次出塞，到至德二載第二次出塞回歸是第二個時期。這是邊塞詩大豐收的時期，尤其是第二次出塞的作品更富光彩。岑參邊塞詩的特色和價值在于充溢著山川奇氣和愛國精神。所謂山川奇氣，就是描寫了祖國邊疆的瑰麗奇特的自然風光。自古以來人們一直把西北邊塞看作絕域，人未到，心先寒?？墒轻瘏e具眼光，能從它的廣漠與荒涼中發(fā)現(xiàn)它的莊嚴與美麗，并加以熱烈歌頌。他寫了火焰山的炎熱：“赤焰燒虜云，炎氣蒸塞空?！保ā督浕鹕健罚懥嗽缪┑拿利悾骸昂鋈缫灰勾猴L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保ā栋籽└琛罚懥藷岷５钠嬗^：“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保ā稛岷Ｐ小罚懥嘶鹕皆频淖兓茫骸捌矫髡е鸷L斷，薄暮渾隨塞雨回。”（《火山云歌》）在前人詩中很少出現(xiàn)的山川奇景，如今卻展現(xiàn)在岑參的筆下，實在令人驚嘆。

所謂愛國精神，自然是指抒寫了自己和邊防將士保衛(wèi)邊疆的正氣。他寫了自己的豪情壯志：“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保ā冻踹^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歌頌了將士們行軍作戰(zhàn)的英雄氣概：“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行軍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保ā蹲唏R川行》）“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保ā遁喤_歌》）所有這一切，都令人振奮，令人鼓舞。

在這兩個主題以外，岑參的邊塞詩也寫到了功名未就的感嘆和難以忍受的鄉(xiāng)愁。像“早知安邊計，未盡平生懷”（《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日沒賀延磧作》）等都是一種功名未遂的抱怨與悔恨。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從軍報國總是與功名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取得了功名，就是報效了國家，報效了國家就應該有功名。所以感嘆功名未就仍包含著某種積極精神，無可指摘。至于鄉(xiāng)愁，岑詩中更是隨處可見，像“塞迥心常怯，鄉(xiāng)遙夢亦迷”（《宿鐵關西館》），“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題詩淚滿衣”（《送崔子還京》）等等，不勝枚舉。戀土思鄉(xiāng)本是一種純潔、珍貴的感情，為歷代詩家所常寫，岑參久留萬里之外，思鄉(xiāng)念家更是人之常情，無損于一個愛國志士的形象，相反倒顯得血肉豐滿，真實可感。

從邊塞回來到逝世是岑參創(chuàng)作的第三個時期。此時期做官的欲望逐漸減退，歸隱的思想又有所抬頭。詩中寫的多是對于世事的喟嘆、佛道的向往、鄉(xiāng)園的依戀，以及山川景物欣賞，反映出一個奮斗了一生而建樹不大的封建官員的晚年心境。作為詩人，他的創(chuàng)作已不復有昔日的成就，其中可稱道的是他的寫景之作，仍保持著意奇、語奇、刻畫精細的特點。在虢州和蜀中都有不少寫景佳作，尤其是蜀中作品在描繪江山勝景的時候，仍帶著一股不把艱難險阻置于眼中的豪氣和樂觀精神。

在藝術上，岑參更多地融匯了六朝以來近體詩的成就。善于觀察、精于描繪是他的特長。最常用的表現(xiàn)手段是豐富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合理的夸張。像“隴山鸚鵡能言語，為報家人數(shù)寄書”（《赴北庭度隴思家》）、“遙憑長房術，為縮天山東”（《安西館中思長安》）、“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之薄”（《熱海行》）等，就是憑著豐富的想象寫出的佳句。以梨花喻雪，以刀割面喻寒風，以“一團旋風桃花色”喻駿馬，都是新奇的比喻。至于夸張，則用得更多，諸如“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走馬川行》）、“都護寶刀凍欲斷”（《天山雪歌》）等，都是極富表現(xiàn)力的夸張。這些手法的交互使用或同時使用，使他的詩絢麗多姿，具有較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在詩體上，岑參與高適一樣，都長于古詩，尤以七言歌行為擅長，邊塞詩中多以這種形式歌頌邊塞的特殊風物，像《白雪歌》、《走馬川行》、《熱海行》等等，別具風格。

由上述種種因素構成了岑參詩的總風格：悲壯、奇峭、俊逸。前人說他的詩兼具李白和杜甫詩的特點，倒也近乎事實，只是都遜一著而已。

為了幫助一般讀者對高適、岑參詩的閱讀、理解和欣賞，這里特在他們不同時期、不同題材的作品中各選了數(shù)十首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今譯，并相應地加了一點說明和注釋。高適存詩二百四十余首，這里選譯了48首；岑參存詩近四百首，這里選譯了69首，大致可以看出他們詩歌創(chuàng)作的概貌和主要成就。

本書高適詩依據(jù)明覆宋刻本《高常侍集》十卷為底本，岑參詩依據(jù)《四部叢刊》影印七卷本為底本。注譯時還參考了孫欽善先生的《高適集校注》，陳鐵民、侯忠義先生的《岑參集校注》，謹此致謝。

謝楚發(fā)（江漢大學人文學院）

[1]蓨（tiáo條）縣：在今河北景縣南。

[2]宋城縣：今河南商丘。

[3]江陵：今湖北江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