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士司馬遷：倫理述史，史記是一部“謗書”

直士，正直、耿直之士。“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荀子·不茍》)“折直士之節(jié)，結(jié)諫臣之舌。”(《漢書·梅福傳》)“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后止者，此直士也。”(歐陽修《答西京王相公書》)“世尚文辭，則為名士；世尚氣節(jié)，則為直士；世尚功業(yè)，則為才士?！?唐甄《潛書·主進》)

“腐刑”是司馬遷的屈辱，這對中國士人是一象征性事件。秦漢以前，禮制規(guī)定“刑不上大夫”，卿士大夫以上犯法，刑罰不得傷及肌膚，說明君權在貴族面前還有很多限制。到了漢代，腐刑加之司馬遷，說明王權毫無顧忌，刑辱凌逼到士大夫的肌體及精神。秦漢以后，君權與特權之間再一次權力分配，君權已深入士大夫精神層。從太史公這一顆受創(chuàng)的靈魂和一副受侮的身軀始，中國讀書人再難守其尊嚴！

1.世典周史：依史職著述一家之言

司馬遷(約前145～？)，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人，書香門第，“先周室之太史”，“嘗顯功名于虞夏”。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曾做太史令，言論離經(jīng)叛道，學術上很有抱負。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后隨父到長安，十七歲受業(yè)于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岸嫌谓?，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是年，父親“發(fā)憤且卒”，臨終前囑“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晚年，司馬遷思想中的叛逆、著述中的創(chuàng)造性和人格上的操守，有乃父遺風。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年四十二，始撰《史記》。漢代國家藏書豐富，“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而“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閱讀整理，書著浩繁，可想而知。天漢二年(前99)，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中途出了一件大事，因“李陵事件”被定死罪。事實上，“太史令”這一史官之職在漢及之前，地位是比較特殊的。史官掌管卜筮、參與祭祀而掌祭辭，屬于神職范疇，史官系統(tǒng)是獨立的。司馬遷家族累世史官，世代家傳，誰也無權去職?！俺悸気d筆，君舉必書?！?sup>時下，居然要被處以死刑。這說明西漢天下一統(tǒng)，君主已凌至神祇之上。東漢學者衛(wèi)宏則認為司馬遷死刑有遭漢武帝報復的原因。古人尚名，上至天子宰相，下至黎民百姓，無不對自己的“身后名”非?？粗?。皇帝九五之尊，一樣想要身后美名。而“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按漢律，死刑有兩種辦法可以免。一是五十萬金贖罪，二是以宮刑代死。司馬遷“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唯有以腐刑代死罪。士大夫本來就視名節(jié)如生命，不要說受腐刑，就是公堂對簿也不能接受。普通百姓但凡“激于義理者”，“臧獲婢妾猶能自決”，何況堂堂太史令呢！或生或死？司馬遷于二難中找到一個說法，說史上人生立世，觀點各有不同，歸根結(jié)底是“忠孝”二字?！胺蛐⑹加谑掠H，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币环矫鏋樾⒌狼笊艑?，完成乃父遺愿《史記》，“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钡硪环矫鏋樾⒌谰芙^宮刑，全身而死才對，“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sup>或完成著述以盡孝，或以死留節(jié)盡孝。兩難之中，司馬遷提出了職守的標準：身為太史要盡“史文”之職責，完成“天下之史文”，“藏之名山”，此乃司馬氏家族世代為史之大義，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小義”。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道：

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這種另類態(tài)度，也影響了司馬遷論人論事的標準。

2.為人倫立準則：承擔著道德評判

腐刑三年后，大赦出獄。司馬遷續(xù)作《史記》，征和二年完成，計五十二萬字。正本藏之國家書府不易流布，抄留副本于京師家中，“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馬遷死后，傳其婿楊敞，楊敞傳其子楊惲，楊惲到了宣帝時把這部書公之于世。

中國沒有宗教，史學具有雙重職能：一是記錄歷史事實；二是維系人倫價值，纂史多有道德評價。一些重要的書寫歷史的原則，早在春秋時代就被明確提出來了。史官述史傳統(tǒng)，“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史官“不虛美、不隱惡”，具有實錄精神?？鬃釉唬骸肮胖际芬?，書法不隱?！睍菚鴮懀ㄊ菧蕜t。就是說書寫歷史的原則，是不要隱瞞事情的真相。史官的正氣很可貴，史官“秉筆直書”客觀上成為獨立的輿論監(jiān)督系統(tǒng)，尤其可貴。特別地，中國史家寫歷史的時候，注重對人的褒貶?！翱鬃映伞洞呵铩范鴣y臣賊子懼”，是因為“榮于華袞，乃《春秋》一字之褒；嚴于斧鉞，乃《春秋》一字之貶”。《春秋》里夸你一個字，比賞你件新衣服穿還光榮；損你一個字，那感覺比上斷頭臺還恐怖。中國文化以倫理為本位，史書在中國人心底釀出相當醇厚的敬畏感。學者余英時評論道：

漢代知識人，確是把孔子看作一個最偉大的文化、社會批判者，也把《春秋》看作中國第一部最有系統(tǒng)的文化、社會批判的著作。

由此，中國歷史學負有的雙重責任，除了澄清史實的學術責任，還有辨明是非的道義責任。“史載筆，士載言?！?sup>司馬遷以孔子自況，“乃因史記作《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要為后王立法，為人倫立準則，意在興“王道之大者也”。司馬遷將傭耕者陳涉配享世家，讓陰謀專家張良、陳平受世家待遇，“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另外，司馬遷把高祖劉邦的丑事，只要能找到的，都寫上了，其形象如同一個鄉(xiāng)鄙混混流氓；借陳平之口，譴責“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jié)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同時“謗議”多多，寫桀紂荒淫，寫周幽王寵褒姒，寫伍子胥鞭尸、荊軻刺秦王，寫孔子殺人，寫齊威王烹阿大夫，寫白起坑趙卒四十萬，項羽坑秦卒二十萬，寫孟嘗君養(yǎng)雞鳴狗盜之徒……

司馬遷毫不掩飾自己的愛憎，著述評說逸出了漢代正宗思想。楊雄詰其“不與圣人同，是非頗謬于經(jīng)”；譙周怨之“或采俗語百家之書，不專據(jù)正經(jīng)”，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直到唐代開始官方修史，《史記》的歷史典籍地位才得以確立。事實上，古代史官主要職守是司天官，掌圖籍，至于記言記動，為的是補闕失，存故事；并不負責著述歷史。司馬遷效孔子修《春秋》，摻雜了很多個人價值感情，“成一家之言”，首開個人述史，發(fā)展了史官的職守，其影響帶動了史家的倫理自覺，蔚成后世私人述史之風。《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都是二十四史中繼《史記》而出的私人述史的典籍。而在兩漢之際，歷史著述的形式尚未出現(xiàn)，《史記》僅僅被人當成是一本“微文刺譏，貶損當世”的“謗書”。

3.史不亡國亦不亡：史學發(fā)揮著宗教功能

一般來說，社會上總是有這樣那樣的不公，如好人不長命，壞蛋活千年。如果每個社會的成員都相信這種不公，整個道德體系就會崩潰。結(jié)果就是誰都活不下去。這個時候宗教就出場了，它告訴你，雖然現(xiàn)實中有許多不公，公正最終還是存在的。在現(xiàn)實中無法緩解的痛苦，人們都要通過宗教來解決。宗教一定程度上起著一個平衡道德的作用。在沒有宗教的中國文化里面，這種道德上的安慰就是通過歷史來實現(xiàn)，也就是相信歷史終會揭示出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真諦。對歷史充滿敬畏的人，也是有道德感的人，把它當作心中的“上帝”，以它為倚重的精神支柱。這導致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具有某種程度的宗教性，主要體現(xiàn)為對歷史的敬畏。南宋文天祥組織軍隊抗元，一敗再敗，屢敗屢戰(zhàn)。原本毫無成功希望卻一直抗爭下去，是什么支撐著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歷史評價在支撐著他。一直以來，中國人在遭遇到不幸時，往往自勵說：“歷史會給予公正的評價。”直到今天，中國人否定人最喜歡說把對方“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人們既希望不朽于歷史，也相信歷史的公正。歷史對于中國人而言，具有敬畏性、不朽性、公正性。正因如此，“史不亡國亦不亡。”史為國本，史為民族精神之根本。

中國歷史意識具有宗教性的原因，是傳統(tǒng)史學具雙重職能：記錄歷史事實，講求秉筆直書；維系人倫價值，講求善惡褒貶。前一職能是包括中國史學在內(nèi)的一切史學都具有的職能；后一職能則為中國史學所特有的職能。它承載著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承載的東西。秉筆直書與善惡褒貶相輔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國歷史意識的宗教性。在日常生活中，社會要維持公序良俗，人需要有敬畏之心?？鬃诱摼次?，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sup>朱熹論敬畏，說：“君子之心，常懷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sup>西方文化敬畏上帝，中國文化敬畏歷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識維系，后者的敬畏感由歷史意識維系。宗教意識與歷史意識，雖中西敬畏的對象不同，但功能相近。不過，中國傳統(tǒng)史學雖有類似于宗教的功能，但畢竟不是宗教，所以中國人歷史意識的宗教性也就不那么純粹地道，而帶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