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心上的記憶——悼念茅公

多雨的江南之春。在上海一個偶然的場合，我聽到了茅公長逝的噩耗。那是在巴金家里，時間是3月27日下午3時25分，電話鈴突然響了，李小林習慣地拿起電話，當她臉色大變，失聲喊出“茅公”時，一切都無須說明了。巴金披著上衣急忙地走去接電話，只見他十分艱難地、一句一頓地說：“很吃驚，很難過，他是我尊敬的老師，幾十年如此……”濃重的四川鄉(xiāng)音傳出的是難以言說的深摯悲痛的感情。

我又想起一個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夕，我去北大看望病中的老師吳組緗，閑談起茅公近年發(fā)表的文學回憶錄，這位年已七十的老教授感激地說：“30年代我的兩個短篇集子剛出版，茅公就寫文章評論，有好說好有壞說壞，給予我很大鼓勵。幾十年來，我一直把他視為自己的良師?！?/p>

這兩位長者，在文學領(lǐng)域中都有卓著的成績，有的稱得上是杰出的語言藝術(shù)大師，他們都忘懷不了當年茅公所給予他們的扶持。人們不難想象，在茅公活動于中國現(xiàn)代文壇上的漫長的60年中，對一代又一代的文學青年，他都給予了不少滋潤生機的雨露。

近幾年，由于工作關(guān)系，我偶有機會，向茅公求教。雖然他已是八十開外的老人了，身體不好，尤其是冬天，一說話就氣喘得厲害，但每次對于我們這些后輩的請求，有時甚至是過分的請求，他都盡可能給以滿足。前兩年在他前院小會客室里，后來在他后院書房里，他總是靜靜地聽我們談，然后慢慢地解說，微笑里透露出慈愛與激勵，在這種親切平易之中又滿含著一位真正的長者嚴格的要求。

1977年秋末，《人民文學》編輯部舉辦了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這是被迫停頓了十幾年后作家們第一次自由探討創(chuàng)作問題的會議。大家高興地聽了茅公的講話。講話稿被整理出來后，題名《老兵的希望》，《光明日報》要先發(fā)，茅公招呼校樣他還想看看。送去后他當即看了，只改動了幾處。臨走時，他站起來握著我的手開玩笑地說：講話稿不如寫文章文字那樣推敲，整理時可以去掉一些可有可無的虛詞，盡量精練些，這項工作你們編輯應(yīng)該做。晚上，我仔細琢磨他的改動，很受益，夜涼了，還感到他的手留下的余溫。

第四次文代會的開幕詞是茅公作的。他因身體原因，要大會籌備組先代他草擬一份稿子。1979年10月26日，馮牧同志和張僖同志叫夢溪同志和我去茅公家，聽取他對開幕詞草稿的意見。下午3時半按約見到他。那天他精神尚好，翻了幾頁鉛印稿，說四千字長了，有一千多字就可以了。他說有些問題在別的報告里要講到，創(chuàng)作問題他又另有一個發(fā)言。因此茅公說他要親自動筆，叫我們將稿子留下，明天上午11時后再去取。次日10時半我們提前去時，他已將稿子改定?？梢娝敲α艘灰?。他翻著刪改后的稿子給我們看，一一說明為什么這段要刪，那幾句要加。他的這種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使我們感動不已。他還說：寫這類文章要干凈、簡短，突出重點，切忌面面俱到，同時要有個性，表達方式和語氣要力求符合講話人的習慣。

茅公的談話，哪怕是三言兩語的插話，也很富有思想和啟發(fā)。1979年9月11日下午，我有事去茅公家，順便請教他關(guān)于柳亞子詩詞的評價問題。1978年夏天，我業(yè)余讀了一點柳亞子的詩詞，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寫了一篇淺顯的文章：《談柳亞子的詩》，我深感我們過去對柳詩的研究不夠，但究竟應(yīng)該怎樣適度地評價，拿不準。我很想聽聽茅公的高見，接受他的指點。當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反問我的看法。茅公說，柳亞子的舊體詩詞成就很高，史料價值也大，現(xiàn)在對他的評價不夠，他說有機會他要談?wù)勥@個問題。不久，他在第四次文代會期間的一次講活中，公開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柳亞子是前清末年到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長時期內(nèi)在舊體詩詞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詩人，柳亞子的詩詞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長時期的歷史——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如果稱它為史詩，我以為是名副其實的。”茅公從文學史實出發(fā)引出的這個新鮮見解，為許多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所贊同。茅公在學術(shù)上的這種勇氣，直到他擱筆之前寫的一些短文中還充沛地葆有。1980年11月2日上午，我隨羅蓀同志去茅公家，請他為即將改刊的《文藝報》寫稿。據(jù)茅公的親屬說，他正全力以赴埋頭撰寫文學回憶錄（那時正寫到1933年），其他文章一般不寫。他知道《文藝報》1982年起將被改為半月刊時，他慨然允諾了（我心里想，茅公一定還清楚地記得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期間他負責籌備創(chuàng)刊《文藝報》的情景），并且很快寫成了。這就是《文藝報》1981年第1期發(fā)表的茅公的《夢回瑣記》。在這篇札記式的短文里，茅公針對目前已出版的幾部現(xiàn)代文學史，建議文學史編寫采取另一種體例。從文前的小引得知，這則札記寫于凌晨，是他“神志清醒，偶有所思”之作。

最近幾年，茅公深居簡出，但他仍關(guān)心當前文藝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段乃噲蟆芳o念新中國成立30周年時，曾請他寫過一篇《溫故以知新》，這篇短文概述了30年來我國文藝發(fā)展的歷程，又結(jié)合當時文藝界有爭議的若干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今天看來，也都是中肯的。如他認為“傷痕文學”的興起是有特殊的社會根源的，這類作品能起到一定的社會作用，但它“不能止步不前，必須向前發(fā)展。這不是指量的方面，而是指質(zhì)的方面。對作品的題材，應(yīng)該發(fā)掘得更深，還應(yīng)該加強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并使藝術(shù)表現(xiàn)得更加完善。同時，也要想到已有的‘傷痕’題材會越用越少，那就得做好準備，轉(zhuǎn)換題材”。茅公在談話時，殷切希望搞文藝理論批評的同志多閱讀些當前的文藝作品，努力運用唯物辯證觀點去分析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他說這樣產(chǎn)生的理論批評才會是活潑的，有生氣的，作家和讀者都愛看的。茅公在新中國成立后寫了大量評價青年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他的評論文章就具有這樣的活潑的風格。1978年前后，他曾想繼續(xù)寫些短篇小說漫評一類文章，并要《人民文學》編輯部幫他提供一些優(yōu)秀短篇小說的題目，大概受他的視力和精力所限，這個愿望最終未能實現(xiàn)，這個損失是永遠不可彌補的！

在今天下午隆重的追悼會上，有多少老年的、中年的和青年的作家，踏著哀樂，默默地走向茅公的遺像，向這位偉大的革命作家獻上自己心靈的哀歌。茅公那雙充滿同情、激勵的眼睛像往常一樣在親切地望著我們，叮囑著我們，不要悲傷，要有信心和力量，“新的一代肯定將超過他們的前輩，同時也將被下一代所超過”。

1981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