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歷親政

第一節(jié) 大權獨攬

新皇繼位，重在掌權。乾隆為了實現(xiàn)皇權的至高無上，采取了幾項加強皇權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復了軍機處；在輿論上，他把自己神化為羅漢；在人事上，他嚴厲地處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綱獨攬”，但久居深宮，又怎能通曉庶務、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廣布耳目，收取信息”這一策略。一是實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將臣僚完全置于皇帝的監(jiān)督與控制之下；二是恢復軍機處，促成皇帝對國家政權的高度獨裁。

乾隆為了加強奏折的保密程度，還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堅持滿族官員奏事用滿文，而不是用漢文；二是嚴禁將奏折中皇上的批語泄露出去；三是為防止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開啟。

對密折的批閱，乾隆非常認真，只要屬于絕密的奏折，他總是親自拆封。有的是絕密，乾隆就索性把內(nèi)容記在心里，把原折燒毀。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乾隆廢止了奏本文書，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員們有了機密的事情要匯報，往往先以密折形式報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確的意圖后，再以題本的形式向?qū)Ｂ毑块T請奏。這時候的請奏僅是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還是奏給皇帝的密折，這完全保證了乾隆能把大權獨攬于懷中。

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個獨攬朝綱的措施即是在乾隆二年（1737年）出臺的裁撤雍正喪期內(nèi)設置的總理處，恢復軍機處。在剛即位時，乾隆是把軍機處當做前朝政治之弊來撤銷的，但頭腦敏銳，頗有遠見的乾隆很快就意識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軍機處的設立，而是由親王和重臣把持政務要職。于是，為了充分削弱他們的權力，乾隆又重新恢復軍機處并制定相關制度，使皇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個勤于政務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問題需要皇帝閱覽處理，僅靠一個人又怎能應付得了？然而這時的軍機處，說白了，其實還只是皇帝個人的一個秘書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過是些能夠貫徹皇帝意旨、通曉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級秘書工作而已，軍機處，與歷史上的丞相權力根本不能相比。如果有什么重大決策，完全是由乾隆一個人拿主意出決策，而軍機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說的話從口頭上移錄到紙上，保證無誤翔實即可。他們本身的種種建議僅供皇帝參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勢。在軍機處的人選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門外，但為了保證滿族人在清政權中占重要地位，還規(guī)定首席軍機大臣必須為滿人。因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說了算，便擔心軍機大臣們有貳心，為了徹底收買他們?yōu)樽约嘿u命，又規(guī)定凡為軍機大臣者可不以資歷高低為標準提拔自己的親信。但重要的用人權還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著，他曾說過：“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奔词故乔⊥砥?，極其寵信放縱的權臣和珅也未曾左右過皇帝的用人決策，更何況其他臣子了。

傅恒

在乾隆時期的清朝官制中，軍機大臣還都是兼職的，不是正式的職務。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為了能更牢地牽制軍機大臣的權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小舅子，年僅25歲的傅恒提拔為首席軍機大臣，這樣，傅恒可以稱得上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宰相”了。雖然乾隆稱傅恒“籌畫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但傅恒畢竟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再有遠見卓識，也還不大成熟。蒙乾隆如此抬舉，傅恒自然拼命為皇帝分些勞苦，并且對皇帝言聽計從，沒有任何異議，做個最忠實的傳達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軍機處提拔的還有訥親，訥親當時也是一個年紀輕輕的滿人，他也是考慮到諸因素而被特殊提拔的，乾隆用人確是費盡心機。

軍機章京值班房

為了更牢固地獨握大權，乾隆一改雍正時軍機大臣不超過三人的慣例，而讓6名軍機大臣分割軍機處的事務和權限，使他們互相監(jiān)督、互相牽制，不能有任何越軌之舉。他還規(guī)定軍機大臣不能同時入見皇帝。當時傅恒不認識漢字，乾隆特許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入見。對于象征軍機處權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極嚴，印文鑰匙分別由值事太監(jiān)和軍機章京保管，為了保密起見，還規(guī)定只能由15歲以下不識字的少年充任軍機處聽差，還派御史往來檢查，不許任何人在外窺探。

在建立、健全軍機處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過各種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機構的權力，把權力集中于軍機處，由皇帝親自領導。實質(zhì)上，軍機處權力的擴大，就是皇帝權力的擴大，它不僅將傳統(tǒng)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剝奪，使之名存實亡，而且也使內(nèi)閣形同虛設。過去的公文處理要經(jīng)過眾多的環(huán)節(jié)，有了軍機處之后，皇帝的諭旨可以直接從軍機處發(fā)出，下面的奏折也直接可以從軍機處遞入，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辦事的效率。

乾隆時的軍機處職責主要是：幫皇帝撰寫上諭，處理奏折，審查內(nèi)閣和翰林院所擬的詔旨；討論施政方針；為皇帝準備政事參考資料；參與科舉考試的工作；奉旨出京查辦事件；陪皇帝出巡；記錄和積累有關檔案事務性工作；對從中央到地力各級官員的使用、任免提出參考意見等等。其實軍機處已成為輔佐乾隆行使強權的常設中樞機構，成了全國的政務中心。

乾隆實行的密折制度和軍機處為乾隆獨攬朝綱，統(tǒng)領國家政務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軍機處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權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鞏固。

為了增強自己的地位，像漢代時的皇帝把自己比為“天子”一樣，乾隆把自己神化為羅漢。乾隆宣傳自己是金身羅漢轉(zhuǎn)世，是上天派到世間來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從而使自己的命令成為佛祖的命令。通過這種轉(zhuǎn)化，乾隆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統(tǒng)治更加牢固。

佛教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清帝室也不乏對佛教表示興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聰、玉林通琇、木陳道忞禪師入內(nèi)廷說法，并分別賜號；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書賜匾額。他又將明末隱跡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師，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對禪頗有研究，自號“圓明居士”。

佛教認為，人修行后可達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為羅漢，達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煩惱，不再生死輪回。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只有四大羅漢。由于中國這塊地方太大了，東南西北中，就是一個羅漢管一個地方也夠忙的，還需要加強力量，于是又出現(xiàn)十六羅漢之說。直至玄奘法師時，中國才知道這些羅漢的名字，從此十六羅漢在中國才有了“正式戶口”。后來有的畫家在畫完十六羅漢畫像之后，沒有經(jīng)過正式“批準手續(xù)”，把斯里蘭卡高僧慶友和我國玄奘法師也給畫上了，變成十八羅漢。但到了乾隆年間，乾隆和章嘉活佛不認賬，對此表示反對。

乾隆和章嘉活佛頗有淵源。乾隆在上書房讀書時就與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生于甘肅涼州，雍正元年（1723年）大兵前往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以若必多吉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羅桑卻丹的轉(zhuǎn)世靈童，護送到京師。二世章嘉活佛系雍正的恩師，因此他的轉(zhuǎn)世靈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備受雍正愛護，多次賜給金銀綢緞珠寶，讓他仔細誦讀大藏經(jīng)《甘珠爾》。乾隆看到自己父親對活佛的態(tài)度后，主動請求父親讓自己與章嘉活佛一起學經(jīng)，與這位活佛結下了法緣。乾隆即位后，也給予了這位活佛較高的地位，他讓章嘉活佛管理京師寺廟喇嘛，又授予他“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認為自己的修行已達到了羅漢的程度，“圣心與佛心無二無別”。他雖不敢與觀音、普賢、文殊、地藏等菩薩相比，但認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為世間一切所惑。乾隆十年（1745年）時，乾隆在《寄題獨樂寺詩》中說：“丈六金身應好在，春風過后偶相思。”乾隆認為，羅漢金剛可以長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羅漢，可以永遠受人們的供養(yǎng)，叫人思念。于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興建羅漢堂時，他下令把自己擠入羅漢中。于是便有了今天碧云寺羅漢堂第444尊羅漢，名為“破邪見尊者”，其像腳不高架，雙手置于腿上，胸前護心鏡上的兩條龍在飛騰。

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讓全國臣民對自己頂禮膜拜，從而穩(wěn)固自己的權力。

乾隆初期，在官制上基本沿用前朝官員。有的官員習慣了雍正時期的嚴苛政策，不能接受乾隆的寬仁政治。為了推行新政，乾隆嚴厲地處理了這些反對新政的官員。

河南巡撫王士俊就是一個強烈反對寬仁政策的典型。乾隆即位后，戶部尚書史貽直多次上書陳述河南墾荒的危害，他說：“河南一帶，百姓賣兒賣女，就是為了應付國家的勞役。”乾隆聽說后下旨，對雍正苛嚴政治的積極執(zhí)行者田文鏡予以譴責，說：“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為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政策為主，而屬員對他的命令更加厲害，以至于該地剝削成風，河南人民生活困難加劇。”當時的河南巡撫是王士俊，他督促州縣開墾非常嚴厲，為此，乾隆把王士俊調(diào)任四川巡撫，實際上是降了王士俊的職。

王士俊在雍正時期以耿直聞名天下，于是便進言指斥時政，說：“最近的一些奏折，都意圖翻前朝的案，甚至有人對大家說，只需要將世宗皇帝（雍正帝）時候的事情翻案就是好的奏折，如果這個言論傳到天下，后果將不堪設想?！蓖跏靠〉倪@幾句話，十分厲害。他不僅是針對某一事或幾件事，而是指向所有之事，是囊括乾隆即位以來11個月的整個朝政。更為嚴重的是，王士俊指責群臣以翻駁前案為名，影射新君，實際上是把乾隆當做去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孝之子。王士俊由此徹底否定了以寬代嚴、革除弊政的指導方針，這不僅涉及對新皇帝的評價問題，而且關系到新政能否繼續(xù)施行，若不加以制止，便會混淆視聽，擾亂人心，新政就會有夭折的危險了。

看過王士俊的密折后，乾隆十分憤怒，馬上在奏折上嚴批申飭，將原折發(fā)于總理事務王大臣和九卿傳閱，又在養(yǎng)心殿嚴厲駁斥王士俊的欺君悖理之行。他揭露王士俊所言的實質(zhì)，說王士俊是“大悖天理”，侮罵皇上。乾隆還詳細論證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方針的一致性，強調(diào)說：“我的爺爺、父親與我的想法，原本就沒有絲毫的差別。任何法律施行久了都會產(chǎn)生不少的弊端，因而不得不根據(jù)實際情況進行必要的調(diào)整，以維護國家法律的有效性，這是自然規(guī)律，沒有什么大的問題。可是這個王士俊卻指責我在翻前朝的案，他這話什么意思，又是什么居心呢？”

違反祖制，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當然不會容忍這一指責，他痛罵王士俊說：“你真是一個奸邪小人，投機取巧的惡習牢不可破，外表耿直是為了牟取自己的私利，竟然敢將悖理的言論，擅自陳奏給我?！彪S即下令將王士俊革職捉拿回京。原本打算斬首，后來又因?qū)捜葜撸馑雷?，?qū)逐返籍為民。

在雍、乾政治交替時，甘肅巡撫許容也是以刻薄而聞名的封疆大吏。當乾隆下令賑恤災民，樹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時候，許容卻按雍正時的舊規(guī)，僅借給貧民三月口糧，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乾隆對此十分不滿，下諭說：“寬政莫先于愛民，甘肅用兵以來，百姓為國家事業(yè)踴躍捐糧，現(xiàn)在遇到歉收，應當加恩賑恤。你做事太實在，而理財過于刻薄。國家救濟貧民，不要什么時候都斤斤計較?！钡?，許容仍遲遲不予照辦。

乾隆對許容無視自己的諭旨大為惱火，他不能容忍這樣的人繼續(xù)擔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個借口將其解任，并給以嚴厲譴責。不久，乾隆覺得不能就這樣便宜了一個處處與自己作對的大臣，如果不嚴辦他，以后還會有其他的大臣違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學士查郎阿彈劾許容有隱匿災情、禍害災民、結黨營私的過錯，乾隆馬上下令將許容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審定后給予了杖責的懲罰。后來乾隆考慮到自己的一口惡氣已經(jīng)出過了，況且這個大臣多少還有一點功勞，同時也為了讓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此后，許容雖也復出為官，但名聲已經(jīng)掃地，最后是郁郁而死。

在對其他較為嚴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復闡明寬仁的方針，讓他們以休養(yǎng)百姓為己任。廣東布政使薩哈諒奏辦理征稅情形，乾隆下諭說：“征稅騷擾百姓的弊端，我已經(jīng)非常了解了，看你們辦理的情形，仍然沿襲原來刻薄的陋習，但是我特意降旨寬大百姓，想讓百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我的恩惠，如果你們稽查不得力，只知道中飽私囊，而百姓不能從我的特旨中得到好處，那么你們這些地方大員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背舜酥I外，乾隆還分別給四川總督黃廷桂、廣東巡撫楊文斌、福建布政使張廷枚等下諭，要他們減輕百姓負擔，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說，對那些“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此則拂人性、逆人情者”，要嚴以查辦。

在清除嚴苛的官僚時，除王士俊、許容外，因“嚴刻”被處置的官員還有很多。山東文登知縣王維干杖斃二命，是個殘忍刻薄、如瘋如狂、肆無忌憚、草菅民命的酷吏。乾隆聽說后，讓巡撫岳浚審定后寫出詳細的上奏條文，乾隆嚴厲斥責岳浚說：“像這樣酷劣的地方官，你作為巡撫，為什么不進行查參？這次根據(jù)我的旨意嚴審王維干，不得回護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絲毫的包庇和隱瞞，一定對你從重處理?！?/p>

對一批推崇嚴刻政治的官僚加以處分，表明了乾隆通過法紀來維護自己政治革新的決心。他決心殺一儆百，讓其他對新政不滿或存有疑慮的大臣官僚們明白，不守新規(guī)、不行新政的人下場會和王士俊等人一樣。對嚴苛官員的處置，為他施行新政進一步掃平了道路，使新政在短時間內(nèi)就收到很好的成效。乾隆曾反復強調(diào)過：“安良必先除暴，容惡適足養(yǎng)奸，此為察吏之法。”也正是在這種謀略之下，他對“奸”者毫不留情，對“惡”懲除務盡，從而促進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

乾隆通過一系列的嚴厲懲處，使得前朝大多數(shù)官僚越來越懼怕他，為他進一步實施新政準備了條件。

第二節(jié) 抑制宗室

乾隆以他散發(fā)著青春之氣的才干和膽略，推行了他的新政，執(zhí)著地將國家的治理納入了自己的意志。就在他剛剛丟掉新皇帝的盲目，開始使統(tǒng)治走向正軌時，他的皇權和皇位又遭到了挑戰(zhàn)。

乾隆名正言順地登上了皇位寶座，他的繼承權應該無可指摘。然而，圍繞在皇帝寶座周圍的陰謀與怨恨，就如那不違節(jié)氣的風和雨，發(fā)生在皇宮大殿的內(nèi)外，困擾著初登寶座的皇帝。那些與他身上流淌著同樣血液的愛新覺羅的子孫們，導演著一幕幕皇室家族慣有的悲劇。

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十六日，乾隆針對宗室子弟之間的結黨，對宗室勢力進行了嚴厲的打擊。由于莊親王允祿與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結黨，給乾隆的皇權帶來威脅，乾隆先下手為強，對一撥人等削職免爵。

宗人府規(guī)制

先是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允祿與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結黨營私，往來詭秘，請將莊親王允祿及弘皙俱革去王爵，同弘升一起，俱著永遠困禁；弘昌革去貝勒，弘普革去貝子，寧和革去公爵，弘晈革去王爵。

緊接著，皇帝比照宗人府的議案，量刑從輕發(fā)落。莊親王允祿從寬被革親王，仍管內(nèi)務府事，其親王雙俸，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職，俱被革退；弘皙革去親王，圈禁高墻，仍準在京郊鄭家莊居住，但不準出城；其余弘升、弘昌、弘普、寧和俱照宗人府所議，或圈或革；弘蛟因雍正恩賜世襲王爵，免予革除。

這一次議案涉及的人員全是宗室子弟。莊親王允祿，是康熙帝的第十六子，乾隆的叔父，他是這群獲罪宗室中唯一的長輩，也是他們當中爵位最高的一個。其余幾人，弘皙，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帝廢太子允礽的嫡子；弘升是康熙帝第五子允祺的長子；弘昌是康熙帝第十三子怡親王允祥的長子，弘晈是允祥的四子、弘昌之弟，弘普和寧和，均為允祿府上之人，弘普是允祿的長子，寧和是以閑散宗室依附允祿，并承襲了允祿的公爵。

這些人大多受到新皇帝的恩惠，如弘升，其父允祺在康熙年間被封為恒親王后，他以長子封為世子。但他生性好事，康熙末年，卷入了父輩們的皇位爭奪，于雍正初年獲罪囚禁，從而丟掉了世子的身份。乾隆即位后，見其仍然忠厚，用為都統(tǒng)，使其掌管火器營，隸八旗禁軍的要職，頗有重用之意。還有弘昌，在雍正年間不但沒有借父親是皇帝的寵弟而加官晉爵，反而因魯莽狂妄，被怕事的父親奏請圈禁在家，直到父親死后才被放了出來。乾隆即位后將他加封為貝勒，始有爵位。其余，允祿、弘普父子，更是多蒙“圣恩”，獲寵于乾隆。然而，這些人皆辜負了皇恩，迫使皇帝不得不以嚴厲的態(tài)度對待他們。

這是繼雍正皇帝殺戮宗室以來最大的一次皇家禍變。何以一向?qū)捜实那∫餐春奁鹚耐谕鍋?？何以同室操戈的悲劇，又輪回般地在此時重演？何以曾經(jīng)顯赫一時，承先皇顧命，又任新帝總理事務大臣的莊親王允祿成了禍首？

乾隆在上諭中，只是含含糊糊地列舉了他們的罪行：

莊親王允祿罪有兩條：一是沒有一點為國家分憂解難的心思，只擅長取悅人，遇事模棱兩可，不肯承擔責任，生怕事情與自己有關系；二是與弘皙、弘升、弘昌、弘蛟、弘普等諸侄私相交結，往來詭秘。

弘皙之罪有三條：一是行止不端，浮躁乖張，于皇帝面前毫無敬謹之意，唯以奉承莊親王為自己的事情；二是胸中自以為舊日東宮嫡子，居心叵測，例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誕辰，派人制造了一個鵝黃肩輿進呈，好像等待著皇上不要，以便自己留用；三是事情敗露之后，在宗人府聽審時，不知畏懼，拒不交代。

弘升、弘昌、弘普、弘晈等人，則被指為群相趨奉、結黨營私，是一群擅作威福、不安本分的驕奢淫逸之徒。

雖然乾隆沒有詳細列出各人所犯罪行，但是此次皇室禍變并非一日而成，而是與清朝入關以來宗室干政的祖制有關。大清由馬上得天下，宗室子弟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奪得權力后，便將宗室參與國政立為祖制家法。這種制度，必然導致宗室與皇權之間的矛盾。

自從太祖努爾哈赤創(chuàng)業(yè)以來，清皇室以血緣關系分配權力所導致的矛盾爭端已經(jīng)釀成了幾代皇子皇孫同室操戈的悲劇。乾隆不愿這種歷史的悲劇重演，更不愿他手中的權力受到他人的威脅，所以一見有宗室聯(lián)結的苗頭，就加以重處。

莊親王允祿身受三代皇帝的寵愛，在乾隆登基后位高權重。

莊親王允祿是康熙帝諸子中頗得寵眷的一個。允祿的生母為密妃王氏，蘇州人?？滴跬砟?，康熙親自教授兒子們功課，允祿得益最多，他的天文、算學、火器（槍炮）等知識，都是康熙皇帝親手教授的，因而幼年即精數(shù)學、通音律，以才氣聞名。

雍正皇帝統(tǒng)治期間，在諸兄弟中，除了對怡親王允祥特殊地恩寵外，就數(shù)允祿蒙恩最多。相傳十三弟允祥曾為雍正爭奪儲位出過力，雍正看重允祥，當有一種感恩圖報的心理。但他善待允祿，卻不知道出自何種緣由。允祿在康熙年間沒有封爵，雍正特地將他過繼給無子的莊親王博果鐸。博果鐸，是皇太極第五子、承澤親王碩塞的兒子，后改號莊親王。莊親王死后，允祿不但承襲了莊親王的爵位，而且繼承了巨額遺產(chǎn)。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死去，允祿的地位開始逐漸提高，雍正帝于彌留之際，命他與果親王允禮以宗室王爺?shù)纳矸菖c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同時顧承遺命。而后新帝登基，允祿又因擁戴之功，奉命擔任總理事務大臣，位列諸人之首，并以他總理事務有功，給予額外世襲公爵，隆寵至極。

乾隆善待允祿，除了遵從父親遺命外，似乎因為他與允祿之間還有著一層特殊的關系。那是在康熙末年，年幼的弘歷（乾?。┮苑A賦穎異、天資頗高，被祖父康熙帝養(yǎng)育宮中，生活上就由允祿的母親密妃撫養(yǎng)照看。他除了與允祿同時受教于祖父外，更多的情況下，則是由允祿作“師傅”，將所學轉(zhuǎn)授給他。兩人之間的感情，自然不能與其他的叔侄相比。然而，在人君面前，人世間所有的親情，都會變得無足輕重，血緣關系完全被政治關系所侵蝕。當允祿的地位達到了頂點，僅次于皇帝的時候，他的厄運也隨之而來。因為，乾隆雖然年輕，卻是個極端專制主義的身體力行者。

乾隆鑒于封建專制政體有它難以克服的弊端，一上臺就著眼于對它的改進。他除了對母后、外戚、宦官、藩鎮(zhèn)等嚴立章程，事先防范外，則尤其用力解決困擾已久的大臣朋黨和宗室干政。而宗室干政的苗頭，竟隨著允祿權勢的日重，引起了乾隆的重視。

因而，乾隆在父親為他安排的親貴政治氛圍中，度過他居喪的27個月后，便毅然決然地將莊親王允祿和果親王允禮排除在國家權要之外。新成立的中樞機構軍機處，雖然設了6位軍機大臣，卻不再有二人的位置，乾隆由此杜絕了宗室干政的弊端，加強了皇權，并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慣例。

對允祿、允禮來說，權力受到削奪，終歸不是愉快之事。盡管他們與皇帝之間并不曾發(fā)生過直接的矛盾和沖突，卻不能不擔心這種剝奪會是禍患的先兆。因而他們變得格外地小心，并且消沉起來。允禮因患足疾，出入不便，解職之后，剛好在家養(yǎng)病，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便故去了。于是，允祿與皇帝的隔閡變得更加顯眼。

允祿自知不為皇帝所信，處處瞻前顧后，生怕惹來禍患。以至乾隆說他只知道專心取悅于別人，遇事模棱兩可，不肯承擔責任。而允祿這種小心翼翼的立身哲學，正是來自對君權的畏懼。

允祿的處境，在宗室中引來了同情，在那些貴胄看來，允祿于皇帝有擁戴、輔佐之功，宗室參與國政，乃祖制家法，先皇雍正在創(chuàng)立軍機處時，也是以宗室王公居其首席。然而，這一切隨著乾隆坐穩(wěn)了皇位以后，全變了樣。他們認為，乾隆在薄待宗室方面將超過他父親。于是，一種物傷其類的情感困擾著這些皇家子弟，使他們很自然地遠離了皇帝而向允祿靠攏，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成了莊親王府的?？?。

專制政治，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皇帝。允祿在宗室中威望的增高，使得乾隆大為不快。雖然他們并未掀起大的政治風波，但是他們相互援引、彼此攀附，已形成一種集團勢力，這對需要鞏固皇權的乾隆來說，不能不是一種隱患。于是，為了防微杜漸，實現(xiàn)他所謂的“先機保全之道”，乾隆在觀察了一年之后，決定對他們進行懲戒，除了允祿之外，幾乎所有獲罪的宗室都被貶被革，或被圈禁高墻。

在這次宗室事件所涉及的人當中，乾隆最忌恨的是弘皙。

弘皙并不是這場“宗室結黨案”的主犯，在獲罪的這些宗室親貴中，他排第二。但是，他所受的處罰卻最重，不但被革去親王的爵位，而且軟禁在家，不得出城，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原來，在乾隆的眼里，弘皙對自己所構成的威脅遠遠超過允祿。

允祿

弘皙表現(xiàn)出的狂妄自大、傲慢無禮，以及對他的冷漠，使乾隆感到這位舊日太子的嫡子對自己的敵視和不服。乾隆的感覺，不是沒有來由的。

一個多月以后，這一案件又有發(fā)展。一個名叫福寧的宗室首告弘皙，說他利用安泰搞邪術，有大逆不道的行徑。安泰為何許人氏，已無從考查。有人說他也是宗室，但從他的身份相位看，更像個仆人，乾隆接到告發(fā)的密疏后，立即將安泰逮捕歸案，并命平郡王福彭與軍機大臣訥親一同會審。會審的結果，竟讓乾隆大吃一驚。安泰供認：他曾經(jīng)自稱為祖師顯靈，能預先得知將來之事。弘皙對安泰的占卜深信不疑，常常請他盤算，不久前曾問過：“準噶爾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皇上能活多久”“將來我還能再向上升”。

這一連串的問題將弘皙窺伺皇位、圖謀不軌的險惡用心暴露無遺。乾隆以往所有的懷疑和猜度都得到了證實。弘皙不僅性情浮躁乖張，對自己不恭不謹，而且在心里時時醞釀著篡奪皇位的陰謀。他期待著準噶爾打到北京，盼望天下大亂，好趁亂實現(xiàn)自己的帝夢。他也希望皇帝短命，待皇帝死后，好以舊日東宮嫡子的身份奪得皇位。

弘皙的皇帝夢由來已久。

自弘皙記事起，便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皇太子。并知道等父親做了皇帝之后，他這個嫡子也會被封為皇太子，然后成為皇帝。幼年的弘皙聰慧過人，不僅為父親所喜，且尤得祖父康熙皇帝鐘愛，與乾隆一樣，被養(yǎng)育宮中，而且時間更早、更長。如果沒有什么意外，弘皙應該順理成章地繼承皇位。

然而，這順理成章的事，隨著皇太子被廢化為烏有。但當他的叔父雍正皇帝即位后，弘皙又很快恢復了宗室親貴的身份。先是被封為理郡王，雍正六年（1728年）又晉封為親王。而且，雍正皇帝還給了他種種特權，甚至允許弘皙在王府內(nèi)設立會計司、掌儀司等比同國制的機構。故而，他的藩府體制和服飾均超過一般的王公，以至于在他獲罪以后，這也成了他的罪狀。

弘皙表面上對雍正皇帝竭誠擁戴，然而，在他的心里，卻永遠丟不掉那曾經(jīng)屬于他的嗣統(tǒng)，他對自己的命運感到不平。弘皙由“罪人”得賜王爵，本該心滿意足了。無奈，他的欲望竟無法填平，他非但不感恩雍正父子，反而時時想著，有朝一日能從他們手中奪過皇權。因為，那金鑾寶殿本來是屬于他的。

對皇位的窺伺，使弘皙注意到莊親王允祿，這位和他年紀相仿的小叔父，是長輩中唯一在朝廷任要職的宗室。而允祿待人寬厚，遇事模棱兩可，既使人容易接近，又便于駕馭。于是，弘皙開始了與允祿的頻繁交往。在弘皙看來，一旦遇有國家動蕩、皇帝暴崩等意外，他少不了要依靠允祿等人的擁戴去奪回皇位。因為清代的祖制，給予了宗室權貴以議立新君的特權。然而，弘皙的帝夢，不過是一枕黃粱，隨著乾隆將他的“大逆”之罪昭示于天下，弘皙只能在高墻之內(nèi)打發(fā)他的余生了。

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初六日，乾隆對此案做出最后判決：

“弘皙聽信邪說，應當被處以極刑。但我總是想到他是皇祖圣祖皇帝的孫子，如果給予他太重的懲罰，于心實有不忍。況且他也是誤信巫師的讒言，因此對他從寬，免其死罪，但不便仍留住鄭家莊，交內(nèi)務府總管石景山東果園永遠圈禁?！?/p>

安泰是附和弘皙、傳播邪說之人，著從寬改為斬監(jiān)侯，秋后處決。

而后，又下令將弘皙的子孫革去宗室，比照允禵和允禟的子孫，給予紅帶子。

大清入關之初就規(guī)定，努爾哈赤的父親、努爾哈赤的兄弟，及他的子孫叫“宗室”，系黃帶；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以下的子孫叫“覺羅”，系著紅帶子。乾隆讓弘皙系紅帶子，意味著弘皙一支便成了“覺羅”——皇家的遠支。

為鞏固和加強皇權，乾隆不遺余力，即使天子支派也須待以國法，而弘皙的謀逆，使他更加注意從各個方面加強對宗室的控制。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皇帝頒布調(diào)令禁止擔任御前侍衛(wèi)的宗室與大臣及閑散宗室交往；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禁止宗室命名使用內(nèi)廷所擬之字；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嚴厲禁止宗室諸王與臣下往來，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門各錄此旨，寫在各自的墻壁上。為了抑制宗室的勢力，乾隆把宗室排斥在權要機構之外，哪怕才德兼優(yōu)的同窗好友，他也不予重用。乾隆即位以后，宗室中除了重用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之外，第三位重要人物，當屬平郡王福彭。

福彭，是努爾哈赤的八世孫，代善、岳托父子之后。岳托始封克勤郡王，后改封平郡王，是清代世襲罔替的八大鐵帽王之一。福彭雖是宗室中的遠支，卻受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賞識。

福彭年長乾隆3歲，早在乾隆為皇子時，兩人就結為同窗摯友。福彭在康熙時就養(yǎng)育在皇宮中，雍正六年（1728年）又奉旨讀書內(nèi)廷。弘歷認為福彭器量寬宏，才德優(yōu)長，把他視為自己的生死兄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乾隆繼承了皇位。他沒有忘記遠在邊疆的福彭，立即召他回京，命他協(xié)辦總理政務。于是，福彭成了宗室王公中僅次于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的第三號人物，即使為總理事務大臣的鄂爾泰、張廷玉，也不得不對福彭禮遇有加。這不僅僅因為他是王爺，更主要的是福彭曾是皇帝舊日的同窗好友，擺在福彭面前的當是無可限量的政治前程。

然而，福彭的政治生命注定了要從屬于專制政治的需要。盡管福彭年輕有為，而乾隆又在用人之際，但乾隆鑒于皇家禍變的慘痛教訓，已經(jīng)決心把所有的親王、郡王，統(tǒng)統(tǒng)排斥在權要機構之外，連自己的知己福彭也不例外。福彭的才德和能力，只在乾隆初政時留下了曇花一現(xiàn)的影響，隨后便成了乾隆廢棄親貴政治的殉葬品。

自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福彭便隨著總理事務處的裁撤，開始在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雖然，此后他被授命管理過正黃旗、正白旗的旗務，卻始終不曾大用，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年僅40歲的福彭病逝。為了表達對這位同窗的歉情，乾隆命皇長子攜茶酒前往奠祭，又命輟朝兩日以示哀悼。

深受皇室之禍震驚的乾隆在心有余悸的同時，不但限制宗室加入權要機構，而且對自己的弟弟也多加提防。

乾隆排行第四，大哥二哥早亡，雍正五年（1727年），三哥弘時削爵身死后，他便成了雍正帝最大的兒子，在他身下，本來還有三個弟弟，到他即位時，也只剩下五弟弘晝和幼弟弘瞻。

弘晝小乾隆三個月，生母耿氏，封裕妃。在乾隆的諸兄弟中，只有這位與他同齡的五弟最為親密，兩人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師讀書。長大以后，兩人同尊同榮，所享受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也是相等的。雍正九年（1731年），兄弟倆同時受封，弘歷（乾?。┓夂痛T寶親王，弘晝封和碩和親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一同擔任苗疆事務大臣，參與政務。所以，兩兄弟實際是皇位繼承的潛在競爭對手。

歷史上，皇帝的御座，不知誘發(fā)了多少同室操戈的悲劇，使多少骨肉至親反目成仇。乾隆與弘晝之間，不曾發(fā)生這種流血的沖突。從現(xiàn)有的史籍中，甚至找不到在乾隆即位前二人有過嫌隙的記載。然而，這并不等于弘晝沒有成龍的愿望和野心，也不能說明他是心甘情愿地看著皇位為兄長所得，而沒有一絲妒忌和怨恨，生長在深宮中的皇子們，又有哪一個不是盯著御座、眼睛發(fā)紅的“野心家”呢？只是皇家子弟，歷來只有服從的本分，沒有抱怨的權力。從雍正的言語行動中，不但大臣們已猜測到皇位的繼承人，身為皇子的弘晝也有所察覺。但他沒有口出妄言，也沒有自暴自棄，仍和以往一樣，孝敬父皇，友愛兄長。直到雍正去世以前，他們始終是友情頗深的好兄弟。然而，一旦乾隆成了皇帝，一切都變了樣。昔日純粹的兄弟之情，又多了一層君臣關系。即是兄弟，又是君臣，地位、身份、關系的驟然變化，已經(jīng)預示著二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必不可免。

弘晝性格內(nèi)向，為人孤傲，滿朝文武均不放在眼中。一次，在議政時，他和軍機大臣訥親發(fā)生沖突，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舉拳相向。乾隆雖然未作申飭，但對弘晝當眾毆辱大臣，很是反感。

又有一次，朝廷舉行八旗科目考試。弘晝奉命在乾清宮正大光明殿殿試八旗子弟。時至中午，弘晝請乾隆退朝歇息用膳，由他繼續(xù)監(jiān)考。乾隆是個事必躬親的人，他擔心旗人士子挾私作弊，遲遲沒有退朝。誰知弘晝竟因此十分不快，對乾隆說：“你難道連我也不信，怕我被士子買通了嗎？”乾隆大為不滿，二話沒說退了朝。第二天，當弘晝?nèi)鐗舫跣?，誠惶誠恐地向乾隆請罪時，乾隆也毫不客氣地告誡他：“昨天，如果我答復一句，雙方頂撞起來，你該粉身碎骨。你的話雖然不好聽，但我知道你內(nèi)心友愛，故而原諒了你。今后要謹慎，不要再說這種話了。”

自此，弘晝開始收斂。他謹言慎行，時時檢點，不再有從前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了。但是，仍然不時受到皇帝借題發(fā)揮的敲打。

一次，弘晝與幼弟弘瞻一起到皇太后宮中請安，跪坐在皇太后座旁的藤席上，此座正是乾隆跪坐的地方。乾隆立時責備兩個弟弟于皇太后前跪坐沒有樣子。弘晝因此被罰俸三年。

乾隆十七年（1752年），弘晝與莊親王允祿、履親王允祹、慎郡王允禧等人奉命一起清點倉儲。這些飽食終日的王爺，平日懶懶散散，無所用心，因而干起事來，草率馬虎，敷衍了事。想不到，這微不足道的小錯，在皇帝眼里卻成了無視皇命、未能盡心的大過，要議他們的罪。宗人府豈敢得罪這些王爺，便以或革諸王所兼都統(tǒng)，或罰所兼都統(tǒng)俸祿，兩議上奏。乾隆最忌臣僚顧及情面，宗人府的模棱兩可，使他怒從心起，下令將宗人府王公嚴加懲處，將原案交與都察院審理。

都察院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接過了這個案子，卻不知比照哪條律例議罰，揣摩之下，只好從嚴處置，統(tǒng)統(tǒng)革去王爵。不料，又惹惱了乾隆，他大發(fā)脾氣，聲稱：“王公等沒有什么大的過錯，從來沒有革去王爵、降為庶人的道理？”他又責備都察院：“為自全之術，無以實心為國家任事者?！毕铝顚⒍疾煸汗賳T革職留任，諸王被罰俸一年。

弘瞻

皇帝威懾四海，權秉生殺。乾隆一會兒怪宗人府顧及情面，罰罪過輕，一會兒又怪都察院不遵守朝廷體制，議處太重。天威莫測，無非是警告這些傲慢的王公大臣們要在皇權面前俯首帖耳。

強權之下，弘晝不得不低頭，然而，內(nèi)心中卻痛苦不堪。為了排解心中的郁悶，打發(fā)無所事事的生活，他整日出入戲院，醉心于戲曲，尤其偏愛卞陽腔，并在家中養(yǎng)起戲班子，排練由他自己改寫的戲文?；蛟S由于改寫的水平太低，來客不得不掩起耳朵，借故逃走。

弘晝以另一種方式無言地發(fā)泄著心中的不滿，那就是自己裝成死人，由家人演習喪禮。經(jīng)常是，弘晝高坐院中假死，由王府的護衛(wèi)侍從，陳設好各種樂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吃著供用，以此為娛。這種變態(tài)的舉止，給人一種在長期壓抑下精神失常的感覺。

弘晝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終年60歲。

在乾隆仁慈的另一面，是對威脅到自己地位的對手進行無情的打擊。這些對手中有威脅自己權力的臣子，有威脅到他地位的其他阿哥。無論是誰，只要對乾隆手中的權力造成了哪怕是一小點威脅，乾隆都窮追爛打，不把對手徹底擊潰不罷休。

弘瞻是乾隆的弟弟，自小就受到乾隆的寵愛。但這種寵愛并沒有為他帶來幸運和更加美好的生活。相反，在乾隆的寵愛下，他變得游手好閑、無所事事，成為真正的紈绔子弟，干的壞事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結果把自己推進了火坑。

弘瞻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比乾隆和弘晝小23歲。雍正帝死時，弘瞻只有兩歲。因而，在弘瞻的記憶中，他的一切都是由乾隆這位皇兄安排的。

乾隆對他幼弟頗多關照。弘瞻長大以后，善作詩詞，又富藏書，這同乾隆令當時頗負盛名的詩人沈德潛做他的師傅有直接的關系，而且乾隆還將弘瞻過繼給果親王允禮，允禮在諸王中較為殷富，弘瞻即得嗣封為果親王，租稅所入，給用以外，每年的盈余可以累積達到數(shù)萬。

皇家子弟，多紈绔成習。弘瞻倚仗御弟的身份，有恃無恐，放蕩不羈。

一次，皇帝令他前往盛京，恭送玉牒。他卻上奏要求先去打獵，然后再去盛京。

又有一次，圓明園“九州清宴”失火，諸王都趕到園中救火，住處最近的弘瞻不但來得最晚，且和皇子們嘻嘻哈哈，好似此事與他無關。

還有一次，弘瞻的母親做壽，乾隆沒有稱祝加賜。弘瞻以皇帝薄待自己的生母，微詞譏諷，怨憤之情，形之于色。

弘瞻如此放縱失檢，乾隆對他十分不滿，多次申飭。但弘瞻卻不知收斂，膽子越來越大。他貴為親王，巨富無比，卻生性吝嗇，斂財聚貨無所顧忌。不但開設煤窯，強行霸占民人產(chǎn)業(yè)，而且還常向母親索要財物。這種貪得無厭的劣性，終于為他惹下了大禍。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兩淮鹽政高恒代京師王公大臣販賣人參牟取暴利一事被告發(fā)，弘瞻是被指控的王公之一。在乾隆的眼里，弘瞻“一向不安分守己，往往向人請托，習氣最陋”，干出這等事來不足為怪，他命將弘瞻收捕，交軍機大臣審訊。

弘瞻沒有見過這種“陣勢”，他被哥哥的皇威鎮(zhèn)服了。在審訊的過程中，弘瞻供出，他因欠了商人江起滔的錢，派王府護衛(wèi)帶江起滔到高恒處托售人參，牟利以償還欠債。

身為親王，弘瞻干出如此有傷體面的事情，乾隆大為惱火。他對弘瞻的任性放縱，一直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但弘贍卻始終不知檢點，屢蹈懲尤，反把事情鬧大，乾隆決意借此對弘瞻加以懲治。接著，乾隆又查出弘瞻以低價令各處織造、關差購買朝衣、刺繡、古玩，優(yōu)伶等，并有私自請托軍機大臣阿里袞選任王府門下私人為朝廷官吏之事。

乾隆為改變清朝前期宗室王公干預朝政的惡習，對皇親國戚，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內(nèi)，雖給予很高的名位、優(yōu)隆的待遇，卻絕對禁止他們干政。弘瞻不但以聚斂好財盡失御弟身份，且又違犯朝規(guī)，干預朝廷選拔官員，乾隆不能再容忍了。他厲聲責備說：“弘贍想要干預朝政，毫無顧忌，已經(jīng)到了很厲害的程度。此風一長，內(nèi)務府旗員也將會效法，這樣的話，外面滿漢職官，內(nèi)而部院司寺，都將紛紛步其后塵，無法阻擋了。想到這里，我實在是寒心啊?！庇谑?，乾隆將其舊過新犯一總清算，諸罪俱發(fā)后，弘瞻被革去親王的一切差事，永遠停俸。

這是乾隆第一次以如此嚴厲的態(tài)度對待他的幼弟，弘瞻大出意外。平時，他以灑脫自居，此時只有大勢已去的傷感。從此，他居家不出。郁郁之下，竟然一病不起。病危時，乾隆臨榻前視疾，弘瞻在被褥間叩首謝罪。乾隆似乎被弘瞻的軟弱和屈從所感動，喚起了他的手足之情。他嗚咽失聲，淚流滿面，拉著弘瞻的手說：“我因你年少，故而稍加處分，以改變你的脾氣，想不到你會因此得這樣重的病。”乾隆立即恢復了弘瞻的爵位。

兩年之后，弘瞻仍然死去了，年僅32歲。乾隆失去了幼弟，卻使皇權更加獨尊。

作為君王，乾隆深深懂得欲治天下，先治宗室、內(nèi)宮的道理。盡管為了政治安定的考慮，乾隆繼位后在政治方針上采取了寬仁的一面，昭雪、平反、安頓了不少皇親國戚、親王宗室，但皇權斗爭畢竟是殘酷的，乾隆斷然采取了“整頓機制，施政有綱”這一策略，防止宗室、宦官、外戚干政專權。

為了不使母親干預政務，即位后的第三天，乾隆就發(fā)出一道諭旨，告誡宮內(nèi)太監(jiān)女子：“凡國家政事，關系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痔舐勚?，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jiān)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后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系甚它，重勞皇太后圣心，于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后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nèi)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之責，并令知之?！边@個命令看似是乾隆愛護母親倍加，感情篤深，其實是為了使皇權獨尊，不受母后干擾，避免歷史上母后亂政之嫌?；侍蠹热粡氐着c外世隔絕，當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為了。

乾隆繼位不久遇到一件事，引發(fā)了他的思考。一次，太后讓乾隆把順天府東一座廢棄的廟宇修葺一下，事雖不大，乾隆卻意識到了問題：太后在深官之內(nèi)怎么會想起來修廟宇呢？乾隆雖然母命難違，派人修了廟宇，卻對在太后身邊的太監(jiān)們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后來，好事的太監(jiān)將悟真庵的尼姑引入大內(nèi)，又帶領太后的弟弟進宮，這些都是違反后宮規(guī)章的。乾隆礙于情面不好訓誡母后，但毫不留情地訓斥了太監(jiān)們的多事非禮。乾隆對母后的親戚非常優(yōu)待，常常賞賜他們，但是不允許他們依權欺人，以權干政。頭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江阿乃太后的親侄、乾隆的表兄弟，長年患病，不能供職，本應該罷任，乾隆念他是太后的親戚，“是以特加優(yōu)公爵，免其革退”。但是他的俸祿卻減少了一半。在此嚴厲的監(jiān)督和規(guī)章制度之下，外戚根本沒有參政的機會。乾隆對整個后宮的管束也比較嚴格，規(guī)定皇后只能管理六宮之事，不得干預外廷政事。他還用歷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為例，作“宮訓圖”十二幀，每到年節(jié)就在后宮張掛，作為嬪妃們的榜樣。其中有“徐妃直諫”“曹后重農(nóng)”“樊姬諫獵”“馬后練衣”“西陵教蠶”等等。在宮中舉行宴會時，乾隆還讓后妃們以“宮訓圖”中的人物為內(nèi)容，聯(lián)句賦詩。后妃的娘家中人雖不時蒙得賞賚，也不乏高官顯宦，但都不敢過于弄權。

對于宮內(nèi)宦官，乾隆更是防微杜漸，極力防范。

歷史上宦官弄權的教訓不少。明代宦官多數(shù)都精通文墨，弄權干政使明代敗落，其中魏忠賢之禍更是到處流傳。乾隆鑒于宦官之禍，改除舊制，將原來教習宦官讀書習字的內(nèi)書堂廢掉。他說，內(nèi)監(jiān)的職責就是聽命行事，只要略識幾個字就行了，何必派詞臣給他們講文義呢？明代宦官弄權，原因就在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后，內(nèi)宮便不再有詞臣教習宦官了。

乾隆還有一個禁止宦官縱權的措施，就是讓凡當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為王。這樣一來，外廷官員就難以分辨仔細，避免了他們之間的相互勾結亂政。如果發(fā)現(xiàn)太監(jiān)們有所非為，定處不饒，有個太監(jiān)是乾隆的貼身之人，因?qū)η≌f了幾句有關外廷官員是非的話，乾隆馬上命令將其處死。乾隆還發(fā)諭旨說：凡內(nèi)監(jiān)在外邊滋擾生事者，外廷官員可以隨時處置行罰。宮中有個叫鄭愛桂的太監(jiān)，經(jīng)常在乾隆耳邊贊揚刑部尚書張照，貶斥戶部尚書梁詩正，說他“太冷”。乾隆討厭太監(jiān)干政，并洞燭其真?zhèn)?。事實終于弄清，原來張照舍得花銀兩破費錢財結交太監(jiān)，而梁詩正卻廉潔自持，不善于籠絡太監(jiān)，所以鄭愛桂“喜張而惡梁”。乾隆得知了真相，寫詩稱贊梁詩正說：“持身恪且勤，居家儉而省。內(nèi)廷行星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張揮霍，故率稱其冷。翻以是嘉之，吾豈蔽近幸。”為此，乾隆毫不客氣地懲治了鄭愛桂，并降旨要宦官們引以為戒。還有一個在御前聽差的太監(jiān)，被乾隆直呼為“秦趙高”。其實上這個太監(jiān)也并沒有做下什么大逆不道、弄權使壞的事，乾隆之所以這樣稱呼他，只是為了向他示警，不要向趙高學習，要安守本分。

正是由于乾隆對太監(jiān)管束嚴格，清朝再也沒有出現(xiàn)像明朝那樣太監(jiān)亂政之事了。

作為一位年輕的皇帝，乾隆在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漩渦中總攬王權，在位六十年，沒有誰可以威脅皇位安危，沒有后宮作祟，沒有宗室內(nèi)訌，沒有皇子爭位，沒有朋黨聚結亂政，這其中的奧秘就在于乾隆改革和完善了各種制度，使母后、太后、兄弟、叔父、外戚、太監(jiān)等均受到約束和牽制，把皇權鞏固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第三節(jié) 前朝遺老

乾隆繼位之初，朝中大臣大權在握，皇帝年輕勢弱。乾隆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削弱前朝老臣的權勢，平息了宮內(nèi)的朋黨爭斗，組建起自己的勢力，實行“寬嚴相濟”的新政。

雍正彌留之際，遺詔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四人輔佐弘歷。這既為乾隆在繼位之初留下了可用之臣，也為乾隆開創(chuàng)大業(yè)留下了掣肘之患。

乾隆初年，在他所任用的雍正舊臣中，以鄂爾泰、張廷玉的地位最高。自恢復軍機處、宗室王公被排斥在權要機構之外后，鄂爾泰為首席軍機大臣，張廷玉居其次，均是位居宰相的重臣。二人雖然各樹門戶，朋比結黨，相互傾軋，但卻不曾威脅到皇權的穩(wěn)定。因而，乾隆在初政的過程中，雖不時給以告誡，卻仍倚寄頗深，優(yōu)容包涵。所以，鄂爾泰和張廷玉均權勢顯赫，并在朝廷內(nèi)外負有盛名。

在清人袁枚為鄂爾泰所撰的行略中有這樣的記載：

“乾隆元年，每推行一個措施，下達一個詔令，全國都歡呼，載歌載舞，認為像堯舜這樣賢明的君主又出來了?！?/p>

乾隆二年（1737年），在朝鮮使臣回國后的奏報中，也稱譽說：“新皇帝政令沒有大的失誤。閣老張廷玉負天下眾望，要求告老回鄉(xiāng)，乾隆不答應，人們都認為只要有張閣老在，天下就不會發(fā)生大事?！?/p>

毫無疑問，鄂爾泰和張廷玉在乾隆推行新政的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乾隆孤身置于先朝的老臣中，盡管周圍有著數(shù)不清的歡呼，乾隆仍然從那一張張陌生的面孔中，觀察到了變幻莫測的官場，感受到了盤根錯節(jié)的黨派關系。一個尷尬的事實：乾隆從父親手里接過了皇位，卻沒有屬于自己的心腹之人。

黨爭是官僚政治的痛疾。明末以來，官場相互援引，攀附成風。而各個林立的黨派之間，你攻我伐，相互傾軋，搞得烏煙瘴氣。在清人的眼里，明朝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來之于這種自相殘殺的“窩里斗”，因而清朝的統(tǒng)治者最忌黨爭，順治、康熙、雍正，屢屢頒詔戒諭，并對官僚士子結黨立派的行徑進行了不折不扣的打擊。然而。這種分門植黨，官官相護的惡習，卻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由師生、同年（同年考中進士）、同僚官員所形成的特殊關系，竟是那樣的牢不可破，往往是舊的朋黨鏟除了，又結成新的朋黨。

盡管乾隆屢次表示黨爭是他所深惡痛絕的，朝廷還是出現(xiàn)了鄂爾泰與張廷玉兩黨的分野。乾隆即位時，朝廷上已形成鄂張兩黨。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斗。鄂爾泰、張廷玉皆為前朝遺老，又均有擁戴之功，兩人分門立戶，相互攻訐，因此，影響了朝政的統(tǒng)一，最高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的穩(wěn)定，也為初政的新皇帝盡快地熟悉政務、鞏固和加強他的皇權，制造了無形的障礙。乾隆周旋于兩黨之間，既要打擊鄂爾泰、張廷玉的勢力，又要在自己沒有培植起親信股肱之前，倚靠二人幫助自己處理國政，使國家機器能夠正常地運轉(zhuǎn)。這使乾隆煞費苦心，幾乎成了他的一塊心病。

鄂爾泰最先形成勢力，是在他發(fā)跡于云貴總督的時候。

鄂爾泰對待屬下頗有長者、前輩的風度，對周圍的臣僚部將，凡有一善一技，他均過目不忘，及時給予獎勵提拔，所謂“知人善任，賞罰明肅”。因而，在他節(jié)制西南的七年中，文武官員張廣泗、張允祿、元展成、哈元生、韓勛、董芳等人均樂為其用，并皆在平定貴州苗民的叛亂中立功。他們被鄂爾泰的才干所折服，也為他的賞識而感恩。這種特殊的上下級關系，使他們固結一體。

雍正的寵眷和重用，使鄂爾泰的威望在朝野大增。雍正皇帝為了嘉獎鄂爾泰的忠誠，曾頒旨天下說：“我有時自信不如鄂爾泰專一?！倍遥聼o大小多委鄂爾泰督辦，所以，鄂爾泰所到之處，巡撫以下官員出城很遠來拜見他。久而久之，在鄂爾泰周圍便聚集起一幫趨炎附勢之人。

到了乾隆即位前后，鄂爾泰在朝廷內(nèi)外已結成以他為首的黨派。依附他的著名人物有史貽直、尹繼善、仲永檀等人。

同時，鄂爾泰的家族也越來越有勢力。鄂爾泰的家族是一個顯赫的家族，自從入關，多人得到封侯拜將。鄂爾泰的發(fā)跡，使這個家族更為顯赫，鄂爾泰的弟弟鄂爾奇，官居戶部尚書、步軍統(tǒng)領。他的長子鄂容安開始擔任軍機章京一職，后任封疆大吏，為河南巡撫，兩江總督，在西征時任參贊大臣。次子鄂實也是參贊大臣。二人均死于西征準噶爾的戰(zhàn)場。三子鄂泥為山西巡撫，出任西安將軍。四子鄂寧也是巡撫一級的大官。五子鄂忻是莊親王允祿的女婿。鄂爾泰的女兒嫁給了寧郡王弘校。侄兒鄂昌擔任過湖北、甘肅巡撫。如此一個滿門貴胄的家族，本身就有一種咄咄逼人之勢，何況還有位居首臣的鄂爾泰。

相比之下，張廷玉似有在鄂爾泰下風之勢，但張廷玉的發(fā)跡和所獲雍正帝的寵愛，卻比鄂爾泰早得多。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康熙年間中進士，任內(nèi)閣學士、吏部侍郎。至雍正朝累遷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戶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學士。

與鄂爾泰不同，張廷玉出生于書香世宦之家。張廷玉一門朱紫，他的父親張英以文學之才獲寵于康熙皇帝，最早入直南書房，成為康熙身邊的寵臣，累官至大學士，死后賜謚“文端”。張廷玉是張英的次子，他的長兄張廷瑑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張廷璐官拜禮部侍郎。

鄂爾泰

張廷玉的七個兒子也都拜官。長子張若靄、次子張若澄均值南書房，為內(nèi)閣學士。少子張若渟亦自內(nèi)閣學士起家，歷任軍機章京、侍郎、尚書等職，堪稱滿門貴胄。張廷玉歷事三朝，蒙恩得以蔭襲、議敘之子侄姻戚，更是不乏其人。因此，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劉統(tǒng)勛上書指責說：“官場輿論都掌握在桐城張姚二姓手上，朝廷官僚半數(shù)出自他們的門下?，F(xiàn)在張氏做高官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一直都是親家，姚家做官的人也有姚孔猛等十人。”足見張廷玉勢力之大，黨羽之眾。

張廷玉和鄂爾泰各自形成了勢力強大的朋黨集團，雙方勢同水火，而兩家子弟賓客，更是勾心斗角，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的情況，就像乾隆指出的那樣：“滿人則都想著依附鄂爾泰，漢人則都想著依附張廷玉。”所以鄂、張兩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滿漢官僚之間的矛盾。

為了爭權奪勢，兩派每天都在暗中較勁。據(jù)傳，鄂爾泰與張廷玉同朝十余年，往往一天都不說一句話。張廷玉向以謙虛自居，但對鄂爾泰卻是寸步不讓。本來鄂爾泰一直外任封疆，而張廷玉官居京城，兩人互不相擾。但自雍正十年（1732年），鄂爾泰內(nèi)召還京，以首席軍機大臣班次在張廷玉之前，張廷玉大為不快。而后，鄂爾泰偶有過失，張廷玉必冷嘲熱諷，使其不得自容。

實際上，張廷玉雖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爾泰高出一籌，常常以口角獲勝，但由于清政府的大權操縱在滿族上層的手中，乾隆的重滿輕漢、袒護滿族官員的傾向較為明顯，所以更多的情況下，還是鄂黨占上風。

鄂爾泰與張廷玉兩派早在雍正統(tǒng)治期間就多有較量。在朝廷處理苗民反叛的過程中，鄂、張兩派的勢力是此消彼長。

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收復了黔省苗族4萬戶。在云貴總督鄂爾泰的多次奏請后，實行“改土歸流”。改土歸流的政策就是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苗族地區(qū)由“無君上，不相統(tǒng)屬”到設官建治，顯然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是官軍駐扎該地后，修城、建署、筑碉、開驛等，大量無償役使苗民，加之繁重的賦稅和各種名目的攤派，苗民不堪忍受，反抗情緒日益高漲。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黎平人包利到苗疆腹地古州，以“苗王出世”相號召，大造反清輿論。三月二十一日，包利率眾包圍臺拱番招坉汛城。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眾先后攻占凱里、重安堡、黃平等府。雍正諭令允禮、鄂爾泰、張廷玉等籌劃用兵事宜，并調(diào)兵圍剿。苗眾見清軍云集，棄城回寨。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苗民再次反叛，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清斗爭。雍正帝怒形于色，頗有怪罪鄂爾泰“改土歸流”不當之意。

實際上，苗民反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一帶改土歸流最晚，而且由于鄂爾泰、張廣泗等得力大員相繼調(diào)離，歸流的工作很是草率，除了添設流官派駐軍隊之外，未對原有土司勢力做應有的觸動。而后，隨著新派流官橫征暴斂、擅作威福，原有的土司勢力便利用苗民的不滿，鼓動反清。

雍正以果親王允禮、寶親王弘歷（乾隆）、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辦理苗疆事務大臣，專門負責平叛。

鄂爾泰曾向雍正帝夸下海口，聲稱西南改土歸流后，可保百年無事。然而，不過幾年工夫，苗事再起。鄂爾泰自覺心虧理短，便以從前管理苗疆籌劃布置未周具疏請罪，并請罷免官職，回家養(yǎng)病。雍正帝正在氣頭上，再加上朝廷中反對鄂爾泰的呼聲頗高，便以鄂爾泰有病需要調(diào)養(yǎng)為由，解去他大學士之職，并削去伯爵爵位。

鄂爾泰被革職奪爵，意味著鄂黨的勢力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張黨正在得勢。這時，雍正帝又偏偏用了屬于張黨的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往貴州主持平叛。張照見鄂爾泰失寵于皇帝，以為時機已到，可趁機報復。于是，自薦前往貴州督理苗事。

鄂、張兩派在苗族事件上的第一次較量便從張派的張照督苗開始了。

張照一心想給鄂爾泰以致命的一擊，他甚至沒有為自己留退路，因為他既不知兵，又無帥才，手里唯一的一張王牌，便是他得知雍正有放棄苗疆的想法，一旦戰(zhàn)敗，他可以上奏請求調(diào)回。在張照看來，只要能將鄂爾泰的“改土歸流”方針否定，不僅可以使雍正下定放棄苗疆的決心，免去這場戰(zhàn)爭，而且他還可以一泄私憤，在鄂爾泰站起來的地方扳倒他。所以，張照一到貴州，便為鄂爾泰羅織罪狀，每次上奏都說陳改土歸流不是可行之策。張照的用心在于推翻改土歸流，敦促皇帝趕快廢棄此策。

張照把心思都用在整治鄂爾泰身上了，在軍事上卻一籌莫展。他毫無用兵經(jīng)驗，一到貴州便提出了錯誤的“分地分兵進剿”之策。張照命將軍哈元生率滇黔兵馬，副將軍董芳領楚粵兵馬，分兩頭進剿。這一大調(diào)兵幾乎用了半月的時間，幾萬大軍調(diào)動，先已消耗了自己，將士苦于奔波，怨聲四起。

在用兵上，張照又犯了分兵太重、有守無攻的兵家大忌。哈元生為了保護營地不致失守，沿路分兵把守，以致數(shù)萬軍隊，用以攻剿之師不過一兩千人。董芳完全聽命于張照，所以，張照對董芳極力稱善，而指責哈元生的錯誤，導致哈元生與董芳之間相互攻擊。將帥不和，已是失敗的先兆。

另外，張照野蠻地對待苗人，激起苗人的強烈反抗。張照出于對苗民屢撫屢叛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論降拒，一律剿殺。這種野蠻的屠戮，把苗民逼到了絕路上，反抗的決心越來越堅定，甚至殺掉自己的妻女從軍抗清。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自張照出任苗疆大臣后，整個苗疆地區(qū)局勢極其糟糕。

雍正死后，這一切改變了。乾隆即位的第二天，便下令召張照還京，命湖廣總督張廣泗為經(jīng)略，代張照督理苗疆。這表明了乾隆對苗疆一事的態(tài)度與雍正完全不同。

乾隆早在為皇子時就開始參與機務，對國事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曾以寶親王的身份奉命督理苗疆，對苗疆之事的始末，也是一清二楚。他并不贊成父親對苗疆一事的處理，反而從心里肯定鄂爾泰改土歸流的政策。因而，當他在批閱張照奏折時，立即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頒旨指責張照的奏折說：“你對目前用兵情形，收復與未收復之地的狀況，以及日后的用兵方略等均未能一一分析陳奏，連篇累牘的奏折，竟然以巧詞猜度，有意迎合?！苯又闯鈴堈眨骸澳阏f新開辟的苗疆地區(qū)因為叛亂不斷而要求我下旨放棄，實在是錯誤之極。”

張照書法

張照的錯謬還遠不止此。乾隆從奏折中，完全洞悉了張照的門戶之見，嚴厲斥責說：“從前，管理苗疆的事物都是由鄂爾泰單獨完成的，后來苗人叛亂，你在京時，看到了父皇訓斥鄂爾泰，那是因為他總是沒有將這件事情處理完備，接著你又見到父皇發(fā)出解除鄂爾泰職務的圣旨，因而你以此私下里揣測父皇的意思，落井下石，言辭過于激烈了吧。”接著，乾隆又說：“鄂爾泰解任的理由，主要在疾病而不在有過錯。況且是鄂爾泰自請解職，并不是被革職的，鄂爾泰的功過，待將來事情完成之后，自有定論，你們就不要再妄自議論了?！?/p>

十一月，乾隆便借口“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的罪名，下令將張照革職下獄。于是，鄂、張兩派的第一回合因為乾隆洞悉張照的私心，以張黨的失勢而告終。

與此同時，鄂派的勢力有所抬頭。雍正臨終前原諒了鄂爾泰在苗疆的失誤，使他仍以大學士身份，輔佐新皇帝。乾隆在治張照的同時，將鄂爾泰的得力心腹張廣泗派往貴州。一時之間，鄂黨的勢力甚囂塵上。鄂黨擺開了全面反攻之勢，并以牙還牙，借機羅織罪名，制造大獄，將張照置于死地，以達到徹底鏟除張黨的目的。

鄂、張兩黨較量的第二個回合主要是鄂派的張廣泗趁機打擊張照。

張廣泗，漢軍旗人，隸屬鑲紅旗。他沒有科舉正途的名分，康熙末年由監(jiān)生捐得了知府的官銜，便一直任職西南，先是在貴州思州府，雍正四年（1726年）又調(diào)任云南楚雄，正碰上鄂爾泰在云貴地區(qū)的改土歸流剛剛開始。于是熟知苗情的張廣泗為鄂爾泰所賞識，成為左右手。從此，張廣泗以平苗之功，累遷貴州按察使、貴州巡撫，卒至湖廣總督，并以才優(yōu)干練聞名朝野。

張廣泗是鄂爾泰部下，與鄂爾泰共事長達七年。后來，鄂爾泰內(nèi)召還京，張廣泗也調(diào)任湖廣。改土歸流雖出自鄂爾泰的運籌和設計，但在執(zhí)行上，卻有張廣泗不少的思索和規(guī)劃。所以，張照攻擊鄂爾泰經(jīng)略苗疆不善，否定改土歸流，實際上也是在打擊張廣泗。因而，這次奉命到貴州接替張照，他是絕不肯輕易放過對方的。

張廣泗于十一月到貴州，對戰(zhàn)事做了重新的部署。張廣泗以他對苗疆軍務的熟諳和干練，僅用半年時間，便將各地起義鎮(zhèn)壓下去。

繁忙的軍務并沒有使張廣泗忘記對張照的還擊，而乾隆的稱許和嘉獎更使他得意忘形。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張廣泗借乾隆的倚重，開始落井下石，奏稱“貴州省的軍需銀兩，張照任意浪費，現(xiàn)在馬上就要用完了”。

這是一發(fā)重炮。

張照督理苗疆時，戶部撥解軍費100萬兩。張照將這筆軍費收藏在貴東道庫，一直不讓貴州藩司經(jīng)手，這使地方官十分不滿。當巡撫因軍需請張照協(xié)濟時，張照卻說：“此事與汝毫不相干?！边@種妄自尊大、傲慢無禮，又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成了張廣泗攻擊他的把柄。張廣泗上奏，乾隆下令讓張照賠償十分之八，并命戶部查明嚴追。

在乾隆看來，張照作為國家經(jīng)略大臣，非但沒有軍功，反而挾私敗事，即使處以死刑也不為過。然而，乾隆卻不能如此。他清楚地知道，在這場事端的背后，是鄂爾泰與張廷玉兩大黨派之間的較量。所以，當廷議處張照死刑時，乾隆下令將張照寬免釋放。而且，在皇帝的關照下，張照出獄未久，便奉命在武英殿修書。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授內(nèi)閣學士，入直南書房，乾隆五年（1740年）又授刑部侍郎，次年，官復原職，仍居刑部尚書之位。

在這一過程中，乾隆為張照洗清了冤情。

原來，張廣泗彈劾張照的百萬兩軍費用完了。張照上奏辯解說：“由他經(jīng)手的錢糧只有十三萬，都派撥各府，其余與他無關?！鼻×⒓戳顝垙V泗前去核查落實。張廣泗想誣陷張照，給張照重罰，所以，他借故拖延，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在朝廷的屢屢催促下，才不得不以“張照經(jīng)手銀兩為二十五萬兩”匯報給戶部。乾隆看到張廣泗的匯報十分氣憤：“此奏折與原折完全不相符，且推遲了二年才得到回復，顯然有回護原參、阻礙處理的地方?！币徽Z道破了張廣泗的動機。乾隆隨即馬上頒旨：“張照經(jīng)手的二十五萬兩，都分發(fā)給各路為軍需之用，本無應賠之項?！?/p>

在鄂、張兩派的第二次較量中，鄂派的張廣泗誣陷張照失敗，以鄂派失勢而告終。

通過苗族反叛事件，鄂、張兩派在較量中各有勝負，而調(diào)節(jié)兩派勢力的，則是乾隆的平衡措施。乾隆在張照得勢時給張派以適當?shù)膲褐?，提高鄂派的勢力；在張廣泗打擊張照時，又為張照翻冤，提升張派的勢力。在這一個左右權衡的過程中，乾隆始終把握著平衡協(xié)調(diào)的利劍，不讓任何一派獨占鰲頭，讓皇權在兩派之間起著決定性的權威作用。

在處理前朝遺留的兩派勢力時，乾隆采取勢力均衡的措施，對鄂、張兩派平衡駕馭，讓兩派勢力互相牽制，為己所用。

第四節(jié) 鄂張黨爭

在乾隆的心里，清代絕不能像明朝那樣盛行門戶黨援，他必須肅清綱紀。乾隆一方面采用平衡手段，另一方面又適時削弱兩派的實力。

乾隆不時對大小臣僚發(fā)出警告，禁止朋比結黨。他說：“如果一定想要依附逢迎鄂爾泰、張廷玉，日積月累，實在是一種危害??！”又警告鄂、張二人說：“你們兩人應該體諒我的心思，更加小心謹慎?！?/p>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鄂、張兩黨的長期對立，嫌隙日深，決不是皇帝的幾道諭旨就能使數(shù)年的積怨煙消云散的，而官僚政治為了個人的利害得失，相互地傾軋，往往是無孔不入。從而使官場上的爾虞我詐更加司空見慣。

乾隆六年（1741年），鄂、張兩黨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事情發(fā)端于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仲永檀的一份奏疏。三月，仲永檀上奏說：“步軍統(tǒng)領鄂善接受京城富民俞氏賄銀一萬兩。俞氏喪葬出錢請九卿吊喪。禮部侍郎吳家駒因參加俞氏葬禮，受吊喪謝儀銀五百兩，又侵吞分送給九卿炭金兩千兩。詹事陳浩在俞家陪吊，奔走許多天，而且，前往俞家吊喪的不止九卿，大學士張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趙國麟都親自前往那里。”這一丑聞的揭露，矛頭直接指向了張廷玉及其黨羽。因事關貪贓，張黨狼狽不堪。仲永檀為鄂黨立了一功。

仲永檀是山東濟南人，乾隆元年進士。曾以敢言聞名。仲永檀雖為漢人，卻投到了鄂黨的門下，在鄂張兩黨的斗爭中不遺余力。此次，他終于看準了時機，狀告張黨受賄。

張黨何以會受賄呢？俞氏富民又是怎樣的人呢？俞氏，名君拐，曾為工部鑿匠，鉆營至巨富。然而，卻命中無子，只好過繼了一個孫子。不料沒過數(shù)年，俞君偶染小疾，竟致一病不起，沒過多久便嗚呼哀哉。于是，他留下來的家產(chǎn)便成了導火索。俞君還有一個義女，女婿許秉義乃是貪財好利之徒。許秉義欺負俞家嗣孫年紀小，圖謀爭奪家產(chǎn)。便利用為俞家辦喪事的時機，行賄于與他同宗的內(nèi)閣學士許王猷，讓他遍邀九卿到俞家致吊，凡參加吊喪之人都給以重金酬謝。以為這樣就可以憑借朝官的勢力，達到獨霸產(chǎn)業(yè)的目的。

許秉義意圖重金收買的事很快被朝廷知道了，乾隆大怒，下令將行賄者許秉義逮捕下獄，嚴加審訊，鎮(zhèn)以國法。并將許秉義的同宗、內(nèi)閣學士許王猷革職查辦，然后申斥九卿各官，嚴禁到俞家吊喪。但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雖然皇帝申飭戒諭，仍有禮部侍郎吳家駒等人前往。就連鄂善也被俞家收買，接受了俞家托人送來的銀兩。鄂善是滿族人，雍正年間的老臣，乾隆即位后，仍予重用，授予號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tǒng)領之職，居禁軍頭領的地位，又先后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等官，得寵于一時。他并非張廷玉的黨徒，但此次卻受了張黨的牽連。

仲永檀給了張黨重重的一擊，但他認為這還不夠，又接著彈劾張黨泄密。他說：“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面很快就能夠知道。這一定有人串通自己左右，暗地里泄漏出去了。要是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再有耳目了?！敝儆捞此f的“權要”就是張廷玉。在這里，仲永檀是暗喻張廷玉的黨羽，將密奏留中之事私下透露給張廷玉。而所謂的密奏留中，是大臣們以奏折的形式向皇帝陳奏的機密。按照規(guī)制，皇帝閱后，封緘留存，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

仲永檀密折參了兩案，兩案皆事關重大，涉及權要。乾隆閱后為之一驚。但仲永檀氣勢逼人，倒使他提高了警覺，他意識到這是黨爭的信號，必須妥善處理。但是，授權誰去處理呢？乾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因為，張黨中的主要大臣幾乎都被牽扯到此案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派某個人單獨承辦此案，不論他是鄂黨，還是張黨，都無法脫去將個人恩怨搞亂是非的嫌疑。

乾隆思前想后，想出成立一個七人辦案組的主意，命怡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共同查審此案。這樣，既可避免有人做手腳，又可令人信服。

乾隆布置停當，想要窮追到底，但他仍懷疑有誣陷之嫌。他說：“如果這件事情屬實，那么鄂善罪不容辭；如果純屬捏造，那么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此事關系重大，如果不明晰辯理，判其黑白，則我將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將何以身任國家之事呢？”至于仲永檀指稱有人泄密，在皇帝身邊弄權，乾隆視為妄詞。他批復說：“所謂權要串通左右的言詞，我看此時并沒有可串通的左右，也沒有可串通左右的權要。”他下令讓仲永檀明白問奏，并指示辦案大臣秉公查清。

然而，查審的結果，卻完全出乎乾隆的意外。

數(shù)日以后，在王大臣們的嚴厲質(zhì)訊下，鄂善及其家人，供認了曾接受俞氏嗣孫俞長庚賄銀1000兩，鄂善被革職送交刑部。鄂善是乾隆重用之人，他如此欺君枉法，令乾隆大失所望。且新皇帝更看重自己的聲譽，在他看來：鄂善一人違法所涉及的問題很小，但皇帝用人不當?shù)倪^失則關系重大；如果再不明彰國法，則人心將會散失殆盡？于是，乾隆賜令鄂善自盡。

這是乾隆登基以來，第一次如此嚴厲地處置大臣。他是那樣的痛心疾首，整整一個多月，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但比起法辦鄂善來、張廷玉等大學士更難處置。內(nèi)心中，乾隆不愿自己所任用的大臣一個個都是欺君罔上的奸臣。如果不是有干國法，乾隆決不允許他們在這場涉嫌黨爭的案獄中受到傾軋。因而，在處理了鄂善之后，乾隆只將禮部侍郎吳家駒和詹事陳浩革職，其余均從寬開脫。并頒旨：“仲永檀奏折里面提到的大學士等到俞家送貼吊奠一事，今查詢明白，全屬子虛烏有?！?/p>

實際上乾隆明明知道，所謂大學士送貼吊奠一案，根本無法查實。因為仲永檀早就聲稱：“大學士等人已于皇上申斥九卿時，毀掉原貼，送帖吊奠的證據(jù)不復存在?！鼻∈呛蔚鹊木?，他怎會不知呢？而且，在他挑選辦理此案的7名大臣中，就有張廷玉、徐本二人是仲永檀點名參劾之人。以當事人辦理自己的案件，其結果更是可想而知了。

乾隆不予追究，又有誰還敢再查呢？

實際上，仲永檀所劾密奏留中泄密于權要之事，并不是無的放矢，他舉出御史吳士功彈劾尚書史貽直密奏曾被宣揚于外。

吳士功是張廷玉的門生，河南光州人，字唯亮。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進士，頗具才氣。由于吳士功與張廷玉的特殊關系，仲永檀所參吳士功泄密，并串通權臣，毫無疑問地指的是張廷玉。而史貽直又與鄂爾泰交好。因而，這件案子所表現(xiàn)出的門戶黨派之爭，實在是太明顯了。雖然，乾隆清楚地記得，吳士功去年確有密奏，而且確實被宣揚于外，但他決定放下此事。

對乾隆來說，這種處置，實在是個特例。乾隆最痛恨臣僚泄露機密，常說：“大臣們報告事情，應當謹慎嚴密，如果有彈劾的奏折，都應當采取密折這種形式，不能泄漏給外人，以擅自做主?！狈彩浅枷滦姑埽⊥鶉缿筒毁J。但這一次，乾隆的態(tài)度卻完全不同。他頒旨說：“御史吳士功奏參尚書史貽直一折，我現(xiàn)在姑且不究。讓他們二人閱看后，封入內(nèi)閣。如果你們將來不知改過，再有過錯，特此取出，一并從重處置?！比绱酥卮蟮男姑苁录?，就這樣被乾隆壓了下來，史貽直沒有因為被人彈劾受到審查，吳士功、張廷玉也沒有因為相互串通、泄露機密，受到懲處。

雍和宮 原雍王府

乾隆置身于兩黨之間，竭力保持公允，不使雙方失之于均衡。他并非不愿消滅黨爭，而是實在不愿在朝廷中形成一派獨占勢頭之勢，從而構成對皇權的威脅。所以，他小心謹慎，在翦除朋黨的時機尚未成熟的情況下，仍使雙方維持勢均力敵，以收到相互牽制之效。

在張黨受賄和泄密案件中，乾隆庇護了張廷玉集團，只為了起到牽制鄂黨的效果。但是，張黨的無視朝廷的做法也更堅定了乾隆的打擊兩黨、收歸大權的決心。

在鄂、張兩黨的爭斗中，鄂黨一直處于上風。乾隆針對這種狀況，不斷地對鄂派勢力從警告到控制，防止鄂派勢力的極度膨脹。

在乾隆看來，鄂爾泰生來喜歡虛譽而近乎驕橫，張廷玉則善于自我批評而近乎懦弱。所以，乾隆尤其注意對鄂爾泰的壓制。正如他自己后來說的那樣：“鄂爾泰活著的時候，我多次降旨訓斥他，與張廷玉比較，對鄂爾泰更為嚴厲。”

清代滿族貴族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權。鄂爾泰在雍正所留下的一班大臣中位居魁首、權勢傾朝，而他的驕倨傲慢，更給人以權臣震主的感覺，因此乾隆不斷地打擊鄂爾泰的鋒芒。

雍正生前，曾有意要將他為雍親王時居住的藩邸舊居改建為廟宇。雍正帝死后，搬出皇宮另辟新居的和親王弘晝向乾隆索要原雍親王府舊邸時，鄂爾泰為博得皇帝之弟的歡心，主張將王府賜給弘晝。賞罰只有皇帝能決定，乾隆絕不允許大臣自作主張，何況乾隆本來就認為此府為龍騰所在，不宜再作王府。因而，他斷然拒絕了鄂爾泰的建議，將原雍親王府改為禮佛的喇嘛廟，稱“雍和宮”。

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議“三老五更”，這是復行古帝王敬禮老者之意。在古代，以年在八十以上的老者稱“三老”?！拔甯敝饕膏l(xiāng)宦的名稱。相傳，古代設“三老五更”，以尊養(yǎng)年老的官員，而能被選入“三老五更”的人，皆是德高望重之輩。以后，歷代間有沿襲此禮者，但年齡則放寬在60歲左右。其時，鄂爾泰、張廷玉俱可當三老之位，但張廷玉遇事謙退，不愿招搖。他以“典禮隆重，名難實副”為由，堅決反對舉行此禮，所謂“斷以為不可”，并作“三老五更議”陳說己見，這個禮節(jié)于是因為張廷玉的奏疏而宣告作廢。但鄂爾泰的態(tài)度卻不一樣。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耆老自命，并希望由此博取美名。這件事引起乾隆的反感，甚至在四十年以后，年已68歲的乾隆，見到張廷玉當年所作的《三老五更議》時，仍然感觸頗深，撰文題記，指責鄂爾泰“因好虛榮，近于驕者”。

在審理永州總兵崔起潛的案子時，乾隆因崔起潛所參有損皇帝的尊嚴，本想嚴加懲處，但后來又降旨從寬發(fā)落。詔旨下達后，朝廷內(nèi)外立時紛傳這是鄂爾泰上疏所奏，而鄂爾泰在擬罪具題時，確實有疏陳將崔起潛寬釋的密折。乾隆明白，“如果不是鄂爾泰把這件事情泄露給外人，其他的人怎么能知道這件事呢？”乾隆雖然對鄂爾泰這種邀買人心的做法十分不滿，但在尚需倚用這些前朝遺老的情況下，未加追究。然而，五年以后，乾隆卻舊事重提，當眾抖出鄂爾泰泄密買好，有丟顏面的事情，并且公開說：“人情好為揣摩，而反躬亦當縝密……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p>

乾隆直接拿鄂爾泰與張廷玉作比較，對鄂爾泰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刺激。而在一抑一揚之間，失勢與得勢已有分曉。這實在是個敏感的信號，乾隆的確是第一次以如此嚴厲的態(tài)度對待鄂爾泰，也是第一次歷數(shù)他的過犯，并點名指責他。而乾隆這樣做，無非是因為鄂爾泰在朝廷內(nèi)外勾結過甚，已經(jīng)超出了皇帝所能包容的限度。

乾隆是個大權獨攬的皇帝，作為宰相的鄂爾泰即使謹小慎微，君權和相權的矛盾，也要遲早爆發(fā)。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終于惹惱了乾隆。乾隆與鄂爾泰君權與相權的權力矛盾終于爆發(fā)出來。

事端起于乾隆賞識的大臣黃廷桂。黃廷桂是漢軍旗人，出身世宦之家，康熙末年，由監(jiān)生襲曾祖云騎尉世職，為侍衛(wèi)。雍正年間，遷總兵、提督、四川總督。乾隆元年，西部邊疆軍務基本結束，朝廷裁撤四川總督，黃廷桂降為提督。

乾隆六年（1741年）夏，乾隆出邊行圍來到古北口，按照慣例檢閱當?shù)氐能婈?。當乾隆看到古北口?zhèn)的官兵“隊伍整齊、技藝擁熟”的演習后，十會滿意，稱贊不已。乾隆認為，這一切都是由于統(tǒng)率有方、將弁兵丁勤于練習所致，當即賜賞黃廷桂戰(zhàn)馬兩匹。兩個月后，乾隆返回京城，便授黃廷桂為甘肅巡撫。

可天下的事情，偏偏有那么多巧合。就在乾隆于北部邊境對黃廷桂倍加稱道、大有識拔太晚的時候，奉命留京辦事的鄂爾泰，卻以黃廷桂濫舉匪人的罪名，按例議處，降二級調(diào)用。于是，君權與相權之間沖突起來。

原來，古北口守備和爾敦鉆營行賄部院被人告發(fā)，而黃廷桂又曾經(jīng)為和爾敦疏陳用為守備，故而黃廷桂也被懷疑接受了和爾敦的賄賂，有貪贓的行為。

鄂爾泰一向討厭黃廷桂，正好抓住把柄。鄂爾泰是主管兵部的大學士，于是他下令兵部對和爾敦進行嚴審，兵部審后又交刑部，欲借機整治黃廷桂?？墒牵m經(jīng)兩部反復審訊和爾敦卻始終供稱，不曾有鉆營懇請黃廷桂之事。鄂爾泰抓不到黃廷桂有貪污贓私的證據(jù)，只好給他安了一個“濫舉匪人”，“將劣員蛆越保留”的罪名，議罰降調(diào)。

而且，鄂爾泰為了不使皇帝出面干預，他勾結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趕在乾隆出巡返京之前審理結案，并上奏題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本章決不會比在京城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乾隆豈是能被人欺瞞之主？奏本送到他手中，他就發(fā)現(xiàn)了問題。乾隆意識到這是鄂爾泰利用他出巡未歸，挾嫌報復，先發(fā)制人。他氣憤地說：“黃廷桂不過因我出口行圍，路經(jīng)古北，防備守御事務需人料理，是以將和爾敦請調(diào)，并非薦舉升遷，也不是保舉和爾敦久留此任。辦理此事的大臣與黃廷桂有不睦之處，說不是挾嫌報復，誰會相信呢？”

乾隆早已對鄂爾泰不滿，此事尤其讓乾隆反感，認為鄂爾泰非但不識抬舉，且欺君攬權，所以不點名的數(shù)落他說：“如此辦理已經(jīng)辜負了我以誠待大臣的本意，況且這些事情本來我早就知道其中的詳情，而你卻仍要一意孤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這樣擅自行事的人，竟然都出自我以前十分信任的大臣，你們這樣做是把我當成一個什么皇帝呢？”

乾隆越說越氣，先時一直沒有提到鄂爾泰的名字，這時干脆點名道姓，下令說：“將辦理此案的大學士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辈S廷桂免除處分。

對鄂爾泰來說，這是一次嚴厲的懲處。鄂爾泰從權臣到被皇帝申飭，他的驕縱之氣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鄂爾泰像被人猛擊了一掌，開始清醒起來。自雍正末年以來，鄂爾泰位至極品，新皇帝在他眼里也不過是個涉世未深的雛兒，雖說天資聰穎超絕，但終歸在深宮里長大，閱歷有限，在官場政界的風云迷霧中，絕非他這個久經(jīng)歷練的老臣能比。鄂爾泰沒有想到，就在他自以老臣自居的時候，他的一舉一動都沒有逃過乾隆的眼睛，以權泄憤之事，被乾隆全盤抖了出來。鄂爾泰為之震懾，從心里佩服乾隆的精明。從此，他開始斂跡修身，做起太平宰相來。

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宦海中從沒有平靜的港灣。不管鄂爾泰糊涂還是不糊涂，真糊涂還是假糊涂，太平宰相都不是那么容易當?shù)?。雖然，鄂爾泰畏于皇帝的天威，甘于淡泊，不再兜攬事權。但是，依附在他周圍的黨徒卻不甘寂寞。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與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異己的事情敗露，又累及到鄂爾泰。

仲永檀因在乾隆六年（1741年）彈劾步軍統(tǒng)領鄂善貪贓、御史吳士功泄密兩案皆實，加官晉爵，由御史授至左副都御史，成為三品大臣，和鄂爾泰的關系也更加密切。

乾隆七年（1742年）二月，仲永檀擔任會試副考官，由貴州趕赴京師，一路仗勢欺人，令家人鞭打平民，被河南巡撫雅爾圖參劾，處以罰俸。但這小小的懲罰，并沒有使仲永檀引以為戒，他仍然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京期間，與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商量謀陷他人之事。仲永檀的所為很快被人告發(fā)。事發(fā)后，兩人俱被革職拿問，交大臣會審。

在審理的過程中，仲永檀像泄了氣的皮球，與鄂容安一一供出他們相互串通，在參奏別人之前，先行商謀，參奏之后，又相互照會的事實。這種無視法網(wǎng)、朝綱，明知故犯的結黨營私行為，令乾隆感到發(fā)指。乾隆一針見血地指責說：“仲永檀受我的深恩，由御史被提升到副都御史?？伤麉s依附師門，將密奏密參之事無不預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與自己不和的人，罪惡實在是重大。鄂容安在內(nèi)廷行走，且是大學士的兒子，理應小心供職，他卻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罪惡也是不小啊！”

仲永檀與鄂容安，一個是鄂爾泰的門生，另一個則是他的兒子，兩人皆與鄂爾泰關系密切。且鄂爾泰不止一次地在乾隆面前奏稱仲永檀端正直率、可為大用。因而，乾隆對鄂爾泰的不滿，也形于辭色。他指責鄂爾泰既“不能擇門生之賢否”，也“不能訓子以謹傷”，有營私黨庇之過。

見乾隆對鄂黨一派動了怒，張黨圖謀報復，要求刑訊仲永檀和鄂容安，并逮問鄂爾泰。乾隆深知：“一國的政治都在于皇帝的賢明。”乾隆明知此事于鄂爾泰罪名重大，如果查個水落石出，鄂爾泰承受不起，故不予深究，從寬了結此案。除仲永檀下獄，后病死獄中外，鄂容安退出南書房，鄂爾泰交部察議，以示薄懲。

乾隆不愿造成一黨得勢的局面，因而竭力維持兩黨的均勢。而已知收斂的鄂爾泰，在雍正的一班舊臣中是一個熟悉政務的能臣。這一點，更為乾隆所看中，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的大臣?！倍鯛柼┍磺掅屃?，但乾隆并沒有忘記告誡他：“我也不能多次赦免?！毖酝庵?，鄂爾泰如若再有過犯，定會嚴懲不貸。

只是，鄂爾泰沒有等到那一天。自乾隆九年（1744年）入冬以后，他便臥病在床，手腳不能動彈，好像患了中風偏癱之癥。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就病故了。遺書上達后，乾隆頒旨說：“大學士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諒持躬，久任邊疆，茂著惠績。簡領機務，思日贊襄。才格經(jīng)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允為文武之儀型?！边@是對他一生的蓋棺之論。乾隆還親至鄂爾泰府第品酒，準予配享太廟，入賢良祠堂，并賜謚“文端”，恩禮俱為隆盛。

鄂爾泰的去世給以鄂派勢力嚴重的打擊，鄂黨群龍無首，在朝廷中的勢力大不如從前。

鄂爾泰一死，張派想趁機致鄂派余黨于死地。在乾隆的平衡策略下，鄂派勢力并未受到徹底的打擊，還出現(xiàn)了以史貽直為首的另外一些鄂派頭領。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有人彈劾鄂爾泰的弟弟、戶部尚書、步軍統(tǒng)領鄂爾奇有提拿越控、濫用部牌、庇護私人、壞法擾民等罪名，鄂爾奇被革職罷官。但經(jīng)過諸王大臣會審核實后，提出應加倍治罪。乾隆不容張黨趁機傾陷，他雖然認為鄂爾奇理應從重治罪，但仍然聲稱“我思念鄂爾泰對于國家政事益處很多，以此可以抵消他的弟弟的罪過”，因此，乾隆免去了鄂爾奇加倍治罪。兩年之后，鄂爾奇死。

鄂爾泰兄弟雖相繼死去，但鄂黨的勢力卻固結不散，大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之勢。朝廷內(nèi)有大學士史貽直固持門戶之私，朝廷外又有鄂爾泰的子侄和門生故吏相邀相聚，他們朋比徇私、傾軋異己、繼續(xù)黨爭，于是大學士史貽直又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史貽直，字傲弦，江蘇灤陽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歷任吏部、工部、戶部侍郎，署理福建、兩江、湖廣、直隸等省總督，乾隆年間累遷至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可謂出將入相的老臣。

有關史貽直善于辭令的傳聞，以當年他與雍正皇帝的一段對話為最有趣。那是雍正初年，年羹堯獲罪被誅以后。雍正誅謬年黨不遺余力，史貽直與年羹堯同年進士，又為年羹堯所薦，所以雍正帝問他：“你也是由年羹堯所推薦的嗎？”這本來帶有問罪之意，史貽直卻不慌不忙，十分平靜地答道：“推薦我的是年羹堯，使用我的卻是皇上您啊。”一句話，為自己擺脫了干系。當然，雍正不加治罪，反而用他，并非緣于他的巧辯，主要還是因為他有可用之處。

乾隆即位以后，史貽直仍以老臣身份得到重用。在漢人大學士中，除了朱軾、福敏之外，就數(shù)張廷玉和史貽直的資歷最老。而朱軾卒于乾隆元年，福敏于乾隆十年（1745年）以疾解任。其余徐本、趙國麟、陳世倌等人雖比史貽直早晉大學士，但徐本在乾隆九年（1744年）致仕，趙國麟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去職。所以，自乾隆十年以后，漢人大學士除張廷玉而外，便以史貽直、陳世倌居于望位，汪由敦、梁詩正等皆其晚輩，陳世倌雖位在史貽直之先，但科舉功名卻在史貽直之后，且其屬于不好生事的一類。于是，史貽直的所為便突出起來。

史稱史貽直“器量宏大，風度端凝”，這或許是文人的溢美之言，也或許是只看到史貽直的一時一事，事實上這并非他的一貫作風。

官場上，漢人歷來重視科舉功名，視為為官的本錢和論資排輩的依據(jù)。史貽直19歲考中進士，可謂功名早就。他比張廷玉小了10歲，卻與他為同科進士，隨后一同考選庶吉士，一同被欽點為翰林，雍正元年又一同入直南書房。只是自此以后，兩人的官運便有了明顯的不同，距離拉大了。張廷玉是平步青云、扶搖直上，官至翰林院掌院學士、戶部、吏部尚書，以大學士出任軍機大臣，綜理樞要，出納王命，成了皇帝的心腹大臣。而史貽直只是官居侍郎，外放署理總督，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晉為協(xié)辦大學士，且始終沒有入直軍機處。這或許是史貽直與張廷玉結怨的潛在原因，而史貽直出于嫉妒，不甘居于張廷玉之后，轉(zhuǎn)而投到與張廷玉對立的鄂爾泰門下。

自乾隆五年（1740年）被隸屬張黨的御史吳士功彈劾后，史貽直便耿耿于懷，伺機報復。只是由于鄂爾泰在，諸事輪不到史貽直出頭露面，他才未能如愿。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一死，朝廷中便儼然形成了史貽直與張廷玉對峙的局面。

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張廷玉上疏請求致仕歸田，史貽直便開始就張廷玉配享太廟一事大做文章。他四處宣揚張廷玉于清王朝無有大功，不當配享太廟之榮，并多次在乾隆面前陳說其詞，欲達到使乾隆改變雍正遺命、罷張廷玉配享太廟的目的。

乾隆深曉史貽直的用心，雖然他對張廷玉配享太廟素有成見，而張廷玉不親至朝廷謝恩，這種對皇帝不尊不信又帶要挾的態(tài)度令乾隆不能忍受，但乾隆還是奉行不為大臣左右的原則。乾隆僅削去了張廷玉的伯爵，沒有從史貽直罷配享之請。反而在申斥張廷玉的同時，點了史貽直的名，說：“張廷玉與史貽直一直不相合，史貽直久曾在我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太廟，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那個時候我就不聽他的話。史貽直即與張廷玉不和，又怎么能夠在我的面前加之傾陷呢？”

在乾隆獨操國柄、明察秋毫的政治氣氛中，史貽直雖有行私之心，卻始終不得逞志。

在鄂派勢力日漸削弱的時候，乾隆加強了對以張廷玉為首的張派集團的抑制。

張廷玉之所以能與那些滿族的“英賢”等量齊觀，不過是因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好手筆。張廷玉正是憑著自己的好手筆，參與了雍正一朝的最高機密，劃策決疑，為雍正皇帝定天下立有大功。因此，雍正帝對張廷玉是倍加稱道，視若股肱，賞賜甚厚。在雍正臨朝的十三年中曾6次賜金帶給張廷玉，每次賞賜都以萬計。張廷玉為感激皇帝的恩寵，也為了炫耀自己的體面，將自家花園命名為“賜金園”。

然而，張廷玉雖為雍正帝所寵，卻不為乾隆所寵愛。在乾隆的眼里，張廷玉在雍正時僅以撰寫諭旨為職責，這是靠文墨為生的文人的資本。對此，乾隆有著他自己的理解，他說：“我之所以能夠容忍張廷玉，不過是因為他擔任朝廷重臣有一定的年數(shù)了，就好比放在柜子里的古董那樣，僅僅是一種陳設罷了?！?/p>

乾隆滿漢之見極深。張廷玉雖以漢人久居高位，卻得不到他的信任。只因乾隆深惡朋黨，在對鄂爾泰集團勢力多方裁制的同時，為了保持派系之間的力量均衡，收相互牽制之效，不得不庇護張廷玉，但也不時給予裁抑。

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與鄂爾泰同封伯爵，加號“勤宣”。張廷玉以此為榮，乾隆七年（1742年），他請求將伯爵由其長子張若靄承襲，乾隆沒有答應。為抑制張氏家族勢力過分膨脹，也為了裁抑張廷玉本人，乾隆令伯爵銜只封張廷玉本人，到他死為止。

張廷玉手跡

其時，張廷玉年逾花甲，已是接近70的老人。乾隆準其在紫禁城內(nèi)騎馬，又允其不上早朝。這一方面是出自對老臣的關照，但另一方面，卻不無排斥之意，從而形成了由訥親獨自面承圣旨的局面。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張廷玉的長子內(nèi)閣學士張若靄病故，這對張廷玉實在是個意外的打擊，白發(fā)人為黑發(fā)人送終，不能不使他倍覺傷心，更引起了他的思鄉(xiāng)之情。這年他已是75歲的老翁了，雖不時上朝奏事，但內(nèi)廷行走，已是步履蹣跚，需要人來扶持了。乾隆特意命令其次子庶吉士張若澄在南書房行走，以便照料。但皇帝的關照，卻無法阻止他的歸隱之心，乞歸的念頭越來越強烈。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張廷玉上疏乞求退休，理由是：馬上就要80歲，請求能夠榮歸故里。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專制君主的眼里，卻有不肯盡忠之嫌。乾隆認為，人臣事君，只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對張廷玉說：“你受兩朝厚恩，而且奉我父皇的遺命，將來配享太廟，豈有回歸故鄉(xiāng)終老的道理？”

乾隆不批準他的請求，而張廷玉極力陳奏，以至于說到動情之處不覺淚流滿面。盡管乾隆反復講明他不應該引退的道理，張廷玉還是不斷爭辯、不甘罷休。結果是張廷玉被迫留下了，卻惹得乾隆不悅。

在張廷玉再三表達請辭的決心后，乾隆終于答應了他的請求。而張廷玉此時卻一心考慮自己的配享太廟的問題，反而惹惱了乾隆。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乾隆見他仍然歸心熱切，且老態(tài)日增，精神大減，故而動了惻隱之心。乾隆覺得強留不近人情，乾隆經(jīng)過長時間的斟酌，派人到張廷玉的府邸，將自己對他依依不舍但又不愿強人所難的意思告訴了他，讓他自行抉擇。

張廷玉見乾隆恩準還鄉(xiāng)，喜出望外。當即表示：“仰蒙體恤垂詢，請得暫辭闕廷，于后年江寧迎駕南巡。”

如果張廷玉就此與乾隆一別，便可以榮歸故里，以享晚福了。誰知他自取其辱，反落得蓬頭垢面的下場。原來，張廷玉在得遂初衷后，又顧慮起身后能否得到配享太廟的問題了。

太廟，是封建帝王祭奠列祖列宗的廟宇。而帝王至尊，不僅生前要有文武百官俯首聽命，即使死后，也要有佐命功臣陪伴。因而，得以身后配享太廟，便成了大臣們無與倫比的殊榮。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彌留之際的皇帝臨終留下了令鄂爾泰、張廷玉配享太廟的遺詔。嗜爵如命的張廷玉尤其看重這配享的隆遇，視為光宗耀祖的殊榮，因為在整個清朝配享太廟的12名異姓大臣中，他是唯一的漢人。

張廷玉擔心自己回鄉(xiāng)后配享太廟可能會落空，于是猶豫不決。他唯恐身后不得蒙榮，進宮面見皇帝，請乾隆賜給自己一個文書憑據(jù)。

乾隆因配享出自雍正的遺詔，久成定命，并無收回之意。見張廷玉對自己如此防備，提出這近似要挾的請求，心中十分不快。但乾隆還是勉從所請，答應了張廷玉并寫詩一首：

造膝陳情乞一辭，動予矜惻動予悲；

先皇遺詔唯欽此，去國余思或過之。

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

吾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

這是一首寓意頗深的詩句，它一方面重申了雍正帝的遺命，同意張廷玉配享太廟，并以唐朝開國功臣的身后之榮作比，聲稱對他的恩典會超過那些唐朝的功臣。但另一方面，更浸透了皇帝對張廷玉的不滿和警告。所謂“漫愁鄭國竟摧碑”，是說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樣給魏征（封鄭國公）樹碑立傳，也可同樣效法太宗仆碑毀文。而“吾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更是直截了當，說張廷玉的功德不比皋契，實不應配享，將來歷史自有評論。

這首詩對張廷玉來說不是好兆頭。張廷玉以三朝元老重臣，久經(jīng)政治風雨，應該完全知道為官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道理?？墒撬粫r糊涂，在得到恩準配享的諭旨后，他只是具折謝恩，并以年老天寒為由不親赴殿廷，讓兒子張若澄代往。

乾隆動怒了，他認為這是張廷玉對自己的不敬。恰逢這年由于內(nèi)憂外困，乾隆心態(tài)大變。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失掉愛妻。繼之，又是大臣辱命，金川敗績。乾隆受到張廷玉這一刺激，不由得大發(fā)雷霆。他讓軍機大臣傳旨，令張廷玉第二天回奏。

軍機大臣承旨的是傅恒和汪由敦。汪由敦出自張廷玉的門下，浙江錢塘人，雍正二年（1724年）進士。乾隆即位以后，汪由敦受知于新皇帝，入直南書房，為內(nèi)閣學士。而后，累遷至侍郎、尚書。乾隆十一年（1746年）署左都御史，為軍機大臣。

汪由敦顧及到師生之情分，看到乾隆對張廷玉的事情發(fā)怒，當即免冠叩頭為張廷玉求情。但乾隆怒氣正盛，對汪由敦的請求毫不理睬。汪由敦無奈，又不忍負師生之誼，便不顧軍機處的規(guī)矩，將乾隆發(fā)怒的消息報與師門。

乾隆龍顏大怒，張廷玉已知此番非同小可。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趕到宮廷跪叩請罪。不料，這亡羊補牢之舉，非但沒有任何用處，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明知，張廷玉的“請罪”并非出自真情，而是汪由敦泄露了消息，因而更加惱怒，對張廷玉大加責罰，歷數(shù)他的罪狀。

第一，配享太廟，乃非常恩典。張廷玉不親自至宮廷謝恩，是視配享為應得之分。乾隆質(zhì)問張廷玉說：“你就住在京郊，即使衰病不堪，也應該親自來表示一下謝意呀。只是寫個奏折，竟然不到朝廷中來，你將我給你的如此大的恩惠，看為是你應該得到的，這個道理在哪里呢？”乾隆指出張廷玉這樣做是認為皇帝配享之言既出，自無反悔之理，而自己以后再無可視之恩，也無復加之罪了，因而無需顧及君臣之情了。

第二，張廷玉要求兌現(xiàn)雍正的遺言，請乾隆重申配享太廟的恩典，是信不過新君。所以乾隆說：“張廷玉的罪過，本來不在于他不親至朝廷向我謝恩，而在于他屢次請求按照先皇的遺詔給自己配享。他這樣做，是完全不信任我這個新皇帝?！?/p>

第三，張廷玉歸心似箭，多次上奏皇帝。乾隆認為，張廷玉在尚未龍鐘衰老之時，就圖謀思退，這是因為自己的門生親戚不能由于自己的推薦而獲得官位或者提拔，采取的一種以退為進的手段，是對新皇帝的要挾。張廷玉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回歸故里的舉動顯然是對新君不予重用的不滿。

第四，張廷玉不能親至朝廷謝恩，卻于次日黎明赴朝請罪。汪由敦以師生之情，先是舍身向皇帝請命，后又不顧朝規(guī)泄密露情，更加深了乾隆的成見。乾隆痛斥說：“張廷玉，你的得意門生在朝廷替你當耳目，雖然你退出朝廷但卻跟自己在朝廷時一樣消息靈通，這樣的伎倆能瞞得過我嗎？你試著想想大學士是什么官，怎么可以徇私引薦自己的門生做官呢？你再想想我是什么樣的皇帝，又怎么能容忍我大臣們植黨樹私呢？”

專制帝王最容不得大臣“震主”和“欺主”，張廷玉對乾隆已經(jīng)犯有不信、不等，外加欺蒙之罪，乾隆忿忿地說：“我大清朝乾綱獨斷，我即位至今十四年了，事無大小，哪一件事情不是由我來獨斷。即便是選拔一個縣令這樣的小事情，都由我來仔細斟酌選擇。哪有大學士這樣高的官職我不慎重詳審，卻聽憑你張廷玉去安排自己的門生呢？你這個做大臣的，難道就不能不做些收斂嗎？”

乾隆于盛怒之下，出言威厲，大有傾覆張廷玉之勢。但是，為示寬容，乾隆下令讓張廷玉仍以大學士銜休致，身后仍準配享太廟，只是削去了伯爵。而被牽連的汪由敦卻被革去協(xié)辦大學士和尚書銜，令在尚書任上贖罪。

張廷玉在遭到乾隆的訓斥后，便遵照乾隆的“明春回鄉(xiāng)”的旨意，奏請啟程。但是，這時正碰上定親王永璜去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乾隆的長子定親王永璜逝世，而作為永璜老師的張廷玉，在永璜剛過初祭，就急請辭官回鄉(xiāng)，令乾隆非常不快。

乾隆不喜愛永璜，對永璜不予重用。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賢皇后大喪時，永璜又因禮節(jié)疏簡被乾隆痛斥，聲稱絕不立永璜為太子。但父子感情多少還是有的，永璜在遭到冷遇后兩年即病死，乾隆深感內(nèi)疚。因而在永璜死后，乾隆一反切責的態(tài)度，喪禮儀典甚優(yōu)，禮部奏請輟朝3天，乾隆下令改為5天，而且乾隆也在永璜初奠時親臨現(xiàn)場。在初祭完成之后，喪服未完，張廷玉便匆匆告歸，乾隆覺得張廷玉不近人情。

本來乾隆對張廷玉加恩，寬留原職，準其配享。而張廷玉卻是剛過永璜的初祭，就奏請南還，乾隆非常不滿：“想想你曾經(jīng)教過我讀書，又作為親王師傅，卻對他的死如此漠然無情，你的人情味都到哪里去了呢？”

或許也是張廷玉的官運到了劫數(shù)。這時，恰好蒙古額附、超勇親王策凌病故。策凌能征慣戰(zhàn)，為清王朝拓疆開土，守護邊陲立有大功，臨終時又留下“自己死后，請求陪葬到公主園寢”的遺言。乾隆聽后，大加贊賞，稱贊說：“死后還不忘自己的職責，他一生實心為國由此可知?！鼻∮谑窍铝钍绦l(wèi)德山與策凌之子成袞扎布護送其遺體進京，賞銀萬兩辦理喪事，照宗室親王典禮進行。隨后，又下令讓策凌配享太廟，開蒙古親藩配享太廟之先。對于乾隆來說，令一個屢立戰(zhàn)功的蒙古親王配享太廟，不足為怪。只是他如此慷慨地把配享的殊榮賜給一個并不為他平日稱道的大臣，是對張廷玉邀恩的一種嘲諷和鄙視。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頒布上諭，乾隆列舉張廷玉不得配享太廟的理由。他毫不掩飾地指出，凡得配享太廟的均為立有汗馬之功的佐命元勛，鄂爾泰尚有開辟苗疆經(jīng)略邊陲之功，配享已屬過優(yōu)。張廷玉僅以繕寫諭旨為職，為文墨者所為，于經(jīng)國贊襄毫無建樹，配享實在過分。

乾隆不客氣地對張廷玉說：“明朝的劉基，原來是輔佐朱元璋的助手，有重大的貢獻，而當時給他配享還曾引起許多人的非議。現(xiàn)在張廷玉你捫心自問，你的貢獻能比得上劉基嗎？”接著，乾隆下令將此旨并清朝配享諸臣名單一同交給張廷玉看，讓他自己思考一下，看能否與配享諸臣比肩并列。

張廷玉一心想著配享太廟，卻遭到了乾隆的否決。到此時，他才如夢方醒，知道如若再行堅持，則不僅自身受辱，還會禍及家門。于是，張廷玉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具折請罪：

“我老眼昏花，不自量力，在太廟配享大典上，妄自上書陳奏要求配享。皇上詳加訓斥，如夢方醒，惶恐不安。現(xiàn)在再次看看配享諸臣名單，我誦讀多次，慚愧不堪。想想我既無開疆汗馬之力，又無經(jīng)國贊襄之益，只知道耍筆桿子。因此我鄭重地請求皇上罷免我的配享，并治我的罪?！?/p>

乾隆以大學士九卿議奏的名義，修改了雍正皇帝的遺詔，宣布罷免張廷玉的身后配享。

解決了配享問題之后，張廷玉終于告老回鄉(xiāng)，回到了桐城老家。

遭逢不際，禍患相尋。剛剛歸里的張廷玉，又有禍事跟蹤而來。他的兒女親家朱荃獲罪，牽連到他。

朱荃官至四川學政，被御史參劾匿喪赴任，賄賣生童，罷官回籍。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行至巴東，于船上投水而死。這種畏罪自殺的行為，自然瞞不過明察的乾隆，他認為這其中定有情弊，于是下令對朱荃的親戚嚴加審訊，并讓四川總督策楞、湖廣總督永興、巡撫唐綏祖協(xié)助審理此案。

在乾隆的督責下，督撫聞風而動。七月，湖廣總督永興具折上奏，聲稱朱荃家人供出，御史所劾朱荃之罪件件屬實。原來，朱荃有家人過世，他接到訃告時，正值地方科舉考試臨近。按照規(guī)定，朱荃該丁憂守制，以盡孝道。但他為了不失掉監(jiān)考官的肥缺，當即將訃告焚毀，匿喪不報，歷考嘉定等三郡一府。當時，地方“童試”兩考，本縣為初試，學政“按臨”為院試，以府為單位，分兩場，一場正試，一場復試，取中者都是生員，俗稱秀才。朱荃從中賄賣生童9名，貪得銀兩、貂衣等物。朱荃的弟弟朱英等人也供出，朱荃勒索新進門生規(guī)禮約有四五千兩。隨后，又查出朱荃原為呂留良、嚴鴻送文字獄大案中獲罪之人。

諸罪齊發(fā)，朱荃劣跡累累，贓私狼藉，乾隆氣憤至極。因為，這不僅關系到他用人的臉面，更主要的是在朱荃一事上他確有被人欺騙之處，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等人都先后舉薦、包庇過朱荃。張廷玉在京察大典時，曾把朱荃列為一等，直到引見時，才被乾隆降為二等。

他的黨羽門徒也處處關照朱荃。汪由敦曾在試差人員中力保朱荃。梁詩正在朱荃交部審議時，聲稱“功令森嚴，無人更敢作弊”，言外之意是朱荃被人誣陷。

這種明目張膽的黨庇行徑，令乾隆震怒。他本對張廷玉余怒未息，于是怒責張廷玉說：“你竟然肆無忌憚到如此地步，難道你忘記了先皇給予你的恩賜了嗎？你這樣藐視我又是為了什么呢？張廷玉你如果還在任上的話，我一定將你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F(xiàn)在既然批準你回籍，就由兩江總督黃廷桂于司道大員內(nèi)派員前往傳旨詢問你吧?！彪S后又將張廷玉罰款15000兩，追繳從前賜給的御筆、書籍及一切官物，查抄其在京官邸。興師動眾，嚴追嚴查，大有窮治張黨之勢，張黨的重要人物梁詩正交部察議，汪由敦貶為侍郎，均為包庇朱荃獲罪。

經(jīng)過這場問罪，張黨完全被擊垮。張廷玉以垂老之軀幾遭乾隆的嚴厲譴責，已經(jīng)是奄奄一息，門生故吏各尋出路，樹倒猢猻散。至此，乾隆打擊前朝勛臣嚴禁朋黨之患的斗爭以皇權的獨尊進入尾聲。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張廷玉病逝，乾隆寬恕了張廷玉的過失，令仍配享太廟，聲稱：“張廷玉所請求對他寬恕的罪過雖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是父皇的遺詔我是不忍心違背的。況且張廷玉于先皇在位時，勤慎贊理，小心書諭，原屬舊臣，應該給予優(yōu)厚的撫恤，所以我仍然謹遵遺詔，將他配享太廟，以彰示我國酬獎勤勞的盛典。”乾隆下旨要求對張廷玉的祭葬按照舊例辦理，并給他的謚號是“文和”。直到死后，張廷玉才為自己挽回了一點面子。

鄂、張兩黨的釁爭，隨著鄂爾泰、張廷玉一死一去，已經(jīng)不能再掀起朝廷的大波瀾了，但是，十幾年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使乾隆意識到，只要朋黨的勢力還在，便有滋生的可能，他必須嚴刑峻法，達到朝野震怖的目的。尤其是鄂黨，他們蠢蠢欲動，大有復起之勢。于是，乾隆選中了胡中藻，從他的集子《堅磨生詩鈔》下手，開始羅織罪名。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的進士，官任內(nèi)閣學士，兼侍郎銜，鄂爾泰的得意門生，自夸為西林第一門生（因鄂爾泰姓西林覺羅氏）。與鄂爾泰的侄子、官居地方大員的鄂昌關系密切，勾結往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接到下臣秘密進呈的《堅磨生詩鈔》，便命令戶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蔣溥暗中查辦胡中藻詩集一事。乾隆二十年（1755年）初，又密諭廣西巡撫衛(wèi)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與人唱和詩文”并一切惡跡查出速奏。

乾隆首先在《堅磨生詩鈔》的書名上找岔子，他說：“‘堅磨’出自《魯論》……胡中藻以此自號，是何居心！”乾隆把“堅磨”解釋為《論語》中“磨涅”，套進了一段歷史典故?！皥阅ァ闭Z出《論語·陽貨》中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這句話是有其背景的，晉國趙簡子攻打范中行，范的家臣佛肸在中牟反叛，孔子打算到佛肸那里去，子路堅決反對，孔子對他解釋說自己雖然到佛肸那里去，但是自己是堅而磨不破的，白而染不黑的，是不會與叛亂者同流合污的。而乾隆強加意思為胡中藻把自己比作孔子，把乾隆比作佛肸，居心險惡之極。

在胡中藻的《詩鈔》中，有“讒舌狠張箕”“青蠅投昊肯容辭”之句，這是指責張廷玉及黨羽在乾隆面前搬弄是非。乾隆向以乾綱獨斷自命，最忌臣下對朝政有權臣當?shù)?、欺君弄權的評論。因而，胡中藻詩中的“讒舌青蠅”之語，不僅是他攻擊張黨的罪證，也有指責皇權旁落之嫌。于是，乾隆質(zhì)問說：“試問此時在我跟前進讒言的人是誰？你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攀授門戶、恬不知恥。”不僅點出了鄂爾泰的名字，而且抓住胡中藻詩中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對胡中藻以西林覺羅氏鄂爾泰第一弟子自封的行徑大加痛責。

見到胡中藻詩中還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乾隆批道：“加‘濁’字于國號之前，是何肺腑！”其實，這個“濁清”是來比喻人品的卑污與高尚的，而乾隆把它歪曲為污罵大清國，實在是故意冤枉胡中藻。在其詩文中有些歌頌清朝盛世的詩歌也被認為是反詩，比如“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理計西東。諸公五岳諸侯瀆，一百年來俯首同”之句，形象描繪了清朝一統(tǒng)天下，四海威服的政治局勢，分明是贊揚國力的強盛?？墒乔s說此詩是對清朝統(tǒng)治漢人不滿。

在此詩鈔中還有“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燃佛燈”一句詩詞，以甘霖、佛燈比喻皇帝普免苛稅、拯救生靈的善政。而乾隆卻認為它“謗及朕躬”，說：“朕一聞災歉，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見耶？”意思即是說，我乾隆一聽說有災情就馬上賑恤百姓，怎么能說賑恤百姓像“佛燈”一樣罕見呢？在胡中藻所出的試題中有“乾三爻不像龍說”一題。乾隆說：“乾隆是我的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知！”此外，還在其詩集中找出“又降一世”“亦天之子”“與一吐爭在丑夷”等數(shù)十句。

雖然臣子朋黨比起攻擊大清王朝的悖逆之罪來，實在微不足道。但是乾隆似乎更想借此打擊群臣的朋黨惡習，在面諭群臣的最后，他聲色俱厲地申飭說：“我見其詩，已經(jīng)很多年了，而在大臣及言官中并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我更不得不中我國法，正爾囂風，仿效父皇誅殺查嗣庭的辦法?！?/p>

四月，胡中藻被處以斬決。但案情卻越牽越廣。

在審理胡中藻一案中，乾隆發(fā)現(xiàn)胡中藻與鄂爾泰之侄、甘肅巡撫鄂昌來往密切，命令協(xié)辦陜甘總督劉統(tǒng)勛親往甘肅巡撫鄂昌署中，將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并將他與別人往來文字中有涉及譏諷和結交同黨之類書信等搜查和查封，然后進送到京都”。

鄂昌被革職罷官，鎖解京師。因為，鄂昌不僅平日里與胡中藻敘門誼、論杯酒、詩詞唱和、引為同調(diào)。而陜甘總督劉統(tǒng)勛又從他的書籍和信札中查出所作詩篇《塞上吟》有悖逆之詞，詩中稱蒙古為“胡兒”，并對其從弟鄂容安被差往西北前線不滿，發(fā)出“奈何，奈何”的感嘆。

在乾隆看來，鄂昌身為滿族人，世受國恩，任廣西巡撫時，就看到了胡中藻的《詩鈔》，本應對其“大逆”之詞憤恨譴責，但鄂昌反而與之往復唱和。這是沾染了漢人分朋引類、以浮夸相向的惡習，而丟掉了滿族的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的古樸風俗，說穿了就是鄂昌丟掉了皇權至上的思想。因而，他斥責鄂昌是“喪心已極”“悖謬之甚者”，而且膽敢把與滿族一體的蒙古稱為“胡兒”，自加詆毀，不是忘本又是什么？再加上不愿其弟從軍，破壞了滿族尚武的精神，乾隆痛罵鄂昌，認為“滿洲舊俗，遇有行師，必踴躍爭先，以不預為恥，而鄂昌不愿其弟從軍西征，實為破壞滿族勇敢尚武風氣之‘敗類’，理當治罪”。最后，乾隆賜令鄂昌自盡。

鄂昌以身封疆重臣，與逆犯胡中藻勾結，成了乾隆整飭滿族士風，以樹君主之威的犧牲品。在處理鄂昌的兩個月中，乾隆兩次傳諭八旗官兵，令其務必保持滿族古樸風俗，尊君親上，杜絕玩物喪志的漢人陋習，并警告說：“今后如果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之人，一律依照處理鄂昌的辦法嚴懲不貸！”

鄂昌被處以重典，受到株連的鄂黨也逐個被人指參。大學士史貽直首先難脫干系。史貽直是繼鄂爾泰之后鄂黨中的核心人物，他與鄂昌的伯父鄂爾泰為同年舉人，鄂昌便效漢人之習，稱史貽直也為“伯父”，交往極厚。史貽直見原任甘肅布政使出任河道官職，便向任甘肅巡撫的“侄兒”鄂昌去書請托，替自己的兒子史奕昂謀個布政使之職，書中有“鼎力玉成”之語，而頗重門誼的鄂昌也果真鼎力玉成，為他這位伯父了卻望子成龍的心愿。在刑訊的過程中，鄂昌供出了他與史貽直之間的徇私之情，但史貽直卻被乾隆殺氣騰騰的陣勢嚇昏了頭，在鄂昌供認不諱的情況下，死不認賬。這又如何騙得了能明察秋毫的皇帝呢？史貽直以“為子請托于前，又不據(jù)實陳奏以圖掩飾”的罪名，被勒令以大學士原品退休回家了。兩年之后，乾隆南巡，史貽直至沂州迎駕，乾隆賜詩給他，仍然舊事重提，頗帶譏諷。在詩中乾隆已經(jīng)原諒了史貽直當年的護犢之私，而前提是因為史貽直知錯能改，足見乾隆殺人立威，以做臣僚手段的成功，致使老于官場，以臨事不改常態(tài)聞名的史貽直也成了戰(zhàn)戰(zhàn)兢兢、服服帖帖的“安靜之人”了。乾隆的目的達到了，是年三月，他頒布諭旨宣稱：史貽直“兩年以來，家居安靜，業(yè)已改悔，著仍補授大學士?！?/p>

除了史貽直外，乾隆對鄂黨的打擊，不遺余力，大有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之勢，甚至連奔赴黃泉已達十年之久的鄂爾泰也沒有放過。他指責鄂爾泰過去曾對胡中藻大加贊賞，以致胡中藻肆無忌憚，鄂爾泰對釀成此等大逆之案負有無可推卸之責，下令將鄂爾泰撤出賢良祠。

乾隆聲稱：“假使鄂爾泰此時還活著，必將他革職重治其罪，作為意圖結黨營私的大臣的借鑒?！倍挝髡鬈妳①澊蟪嫉亩鯛柼╅L子鄂容安，在清軍平定伊犁，朝廷恩賞官兵時，卻不給分毫之賜。不久，鄂容安與其弟鄂實相繼在平定準噶爾的戰(zhàn)事中陣亡，才算保住了晚節(jié)。乾隆賜謚“剛烈”，親臨奠祭，命入昭忠祠。

乾隆利用胡中藻一案給了鄂黨致命的一擊，他那五雷轟頂之勢，不僅使鄂黨為之傾覆，即張黨的內(nèi)外臣工，也無不為之震驚斂絕。

經(jīng)過胡中藻一案，黨爭之禍至此宣告結束，正如禮親王昭梿所說：“時局為之一變。”乾隆終于收拾了前朝遺留的兩派勢力，把權力集于一身了。

第五節(jié) 一朝天子一朝臣

歷史上，伴隨著封建王朝的鼎革交替和帝王的父死子繼，必是文武百官政治命運的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朝顯貴，通達王侯，而有的人則一落千丈，糞土不如。這就是沉浮的宦海，也是人們常說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破格起用傅恒，這是乾隆擺脫前朝老臣的掣肘之后，培植御用大臣的開始。

乾隆上臺之際，沒有屬于自己的心腹之臣，他承襲的是父親的統(tǒng)治格局，任用父親留下的人馬，在一群老臣的包圍中開始自己的帝王生涯。然而，當他在初政的甘苦中邁出艱辛的第一步，當他以過人的圣明英斷樹立起懾服群臣的皇權獨尊，他同時也培養(yǎng)起一代新的臣僚。

俗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弊远鯛柼?、張廷玉兩黨的勢力物故星移，朝廷中年富力強的大臣將帥相繼而起，滿族中有傅恒、舒赫德、兆惠、策楞、富德、阿里袞等，漢人中有劉統(tǒng)勛、劉綸、蔣溥、于敏中等，連原來張黨中的汪由敦、梁詩正也因洗心革面，為乾隆重用。

乾隆登上帝位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排好自己的人，把他們放在重要的職位上。這些人可以不是文武全才，可以不是進士出身，可以不是皇親貴戚，但必須聽從乾隆的號令。

在清除了鄂張朋黨勢力之后，最能得到乾隆親信的是傅恒。

傅恒，字春和，滿族鑲黃旗人，出身于顯赫世族富察氏家族，是孝賢皇后的弟弟，乾隆的小舅子。這個比乾隆小十余歲的年輕人，他的發(fā)跡似乎全憑皇帝的一言九鼎。同滿族大多數(shù)官員一樣，傅恒沒有科甲的頭銜，以侍衛(wèi)登上仕途，于乾隆五年（1740年）被用為藍翎侍衛(wèi)，為六品以下的官員，兩年之后為內(nèi)務府大臣，乾隆十年（1745年）命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年）訥親被殺，傅恒代替他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不過二十五六歲，可稱之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宰輔。

當時，滿朝文武，都年長于皇帝，已有主少國疑的危機，作為一個對朝政尚未熟練的皇帝，理應選拔一個年輩較高、威望較重的大臣執(zhí)掌相權。但乾隆卻異乎尋常地起用了資歷尚淺、一名不聞的傅恒。這種越格的提拔和任用，在當時確實引來一些非議呢！忠君之士為此而憂慮，奸猾之人也在人前人后搬弄口舌。因為傅恒確實太年輕，他那短淺的為官資歷，確實不足以服眾望。然而，乾隆看中傅恒的恰恰就是這一點。傅恒以青年當上宰相，他不會有那些老臣的奸猾和世故，皇帝無需從那些堆滿皺紋的臉上去察看他們的心理，無須從那些廢話連篇的奏詞中辨別利害，也無須再遷就以老賣老的陳請和要挾。而傅恒為官不久的經(jīng)歷，更使皇帝不必為群臣的趨炎附勢、朋比為奸而憂煩。

如果說乾隆十三年（1748年）對于皇帝和他的大臣們是個難以逃脫的厄運之年，那么傅恒是唯一的例外。對傅恒來說，這是個時來運轉(zhuǎn)、飛黃騰達的一年，是他一生命運轉(zhuǎn)折的契機，而他的幸運與成功，是因為他緊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在傅恒之前，最得乾隆寵信的是訥親。乾隆曾不止一次的說：“我自從登基以來，最親近的人莫過于訥親了。訥親受到我特殊的恩寵，朝廷中的大臣沒有誰能夠超過他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钡?，出身于鈕鈷祿氏的訥親，為開國元勛之后，先天優(yōu)越，而訥親本人，又少壯顯赫，仕途得意。因而，他養(yǎng)成了孤傲的性情，遇事傲慢倔強，待人嚴苛無情。傲慢，為皇帝所忌；苛嚴，又被同僚嫉恨。久之，訥親在朝廷中的地位開始動搖。

乾隆十二年（1747年）開始，乾隆開始平定大小金川。由于大將張廣泗指揮不當，清軍屢屢失利。

金川戰(zhàn)爭失利以后，訥親作為股肱大臣被派往前線，負有力挽狂瀾的重任，乾隆寄希望于有棟梁之才的訥親，希望他扭轉(zhuǎn)敗局，早奏平定金川的佳音。然而，訥親辦事不力，致使金川之役一敗再敗。這固然有他不諳兵事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恐怕還有寵久而驕和貪生怕死等方面的因素。無論如何，訥親都是徹底地“栽”到金川之役上了，他的種種弱點暴露無遺。驕橫、專橫的個性加上用兵的無能，使他在乾隆面前不僅盡失往日的風采，且成了一個毫無用處的酒囊飯袋。

在乾隆看來，大臣與君主休戚與共，君主對大臣的衡量標準也是“唯于重大緊要之關鍵，方足以見報國之實心”。訥親恰恰在關鍵時刻表現(xiàn)出自己的無用和不忠，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結是注定的。乾隆可以不測之威，使跟從多年的大臣斃命致死，自然也可用逾格之恩令親信平步青云。

當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shù)職，操柄軍政大權之時，傅恒只不過是個藍翎侍衛(wèi)，在訥親成了軍機首輔之后，傅恒才剛進入軍機處。然而，在傅恒進入軍機處之后的三年中，訥親與乾隆的關系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傅恒以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和皇親國戚的特殊身份，或者感受到，或者得到了乾隆的某些暗示，總之，他已經(jīng)預感到仕官生涯將發(fā)生巨大的變化。因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當金川失利的消息令乾隆輾轉(zhuǎn)反側、憂心如焚之際，傅恒首先請命前往疆場。這份為國分憂，為君解難的“摯情”，又怎能不令乾隆感動呢？只是乾隆權衡再三，還是以訥親久任樞要、位高望重，授以金川經(jīng)略。

傅恒宗祠碑

訥親剛剛離京，傅恒便加官晉爵，由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升至協(xié)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開始出訥王命。對于傅恒的一躍而起，舉朝上下是有目共睹的。訥親作為皇帝身邊的近臣，尤其清楚乾隆的用意，他已經(jīng)想到，在他之后奉命督師的必是傅恒。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前往金川。在乾隆的大力扶助和將士的輔助下，傅恒捷報頻傳。乾隆十四年（1749年）一月，金川土司莎羅奔等因久戰(zhàn)乏力，畏死乞降。傅恒既為乾隆解除了金川戰(zhàn)爭兩年來的沉重壓力，又為乾隆爭回了張廣泗和訥親戰(zhàn)敗失去的面子，成為功臣。

傅恒終于功成名就，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勝利班師。捷報奏至，乾隆喜出望外，連連稱贊傅恒，下令按照開國元勛超勇公的待遇加賜他豹尾槍二桿，親軍二名，以顯示對他的恩寵。并公開宣稱：“我這次獎賞，實在是出于公心，而且具有深意?！?/p>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凱旋，乾隆又舉行了最隆重的迎接典禮，命皇長子率諸王大臣等郊勞將士于黃新莊，還朝后使傅恒上御殿受賀。不久，又下旨按照勛臣額亦都、佟國維的先例，建立傅家宗祠，春秋兩季用官禮祭祀，并賜傅恒一棟新宅于東安門內(nèi)。

從此，傅恒便以本朝第一功臣的地位，在朝廷中樹立起權威的形象。他不僅完全取代了訥親的地位，以保和殿大學士太保一等忠勇公的頭銜，擔任軍機處領班大臣，而且備受寵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乾隆朝宰輔大臣。一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傅恒病死，他在朝中執(zhí)掌權柄達二十余年。

傅恒秉性寬厚謹慎，為人雍容謙和，他不僅臨事有道，而且尤其能揣摩皇帝的意旨，很得皇帝的歡心。因而，乾隆對他的關注也非比尋常。傅恒作為椒房貴戚，早年入侍禁庭，論閱歷比不得那些起自微官末秩的達官貴人。如果說他的能力和識見高人一等的話，那只能說他有著卓絕的天資。傅恒非科舉出身，卻能在那些出自文宗士子之手的文翰中找出漏洞，以至于連以文學才子自負的趙翼也心服，足見傅恒的精明和干練。傅恒從不談詩論文，卻能修改文豪筆下的詩文。一次，他為兩江總督尹繼善在乾隆南巡時增華揚麗之事，命司屬代作詩文相嘲，其屬員詩中有“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之句，傅恒聞后，將“公”字改作“今”字，使人更覺嚴謹。

對于傅恒的天分之高，乾隆也不諱言。在清代帝王中，乾隆對大臣是頗為挑剔的一個，但他對博恒卻也是極盡稱道。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傅恒自金川奏報前線軍情，乾隆覽后，竟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贊不絕口地夸起傅恒來。他說：“今日接到經(jīng)略大學士傅恒所奏料敵情形一折，籌劃詳細，思慮周到，識見高遠。經(jīng)略大學士隨朕辦事數(shù)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練達，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為籌劃，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為喜悅，經(jīng)略大學士為有福之大臣?！弊詈筮@一句，乾隆尤其沒有說錯。傅恒的確是個有福的宰相。當別人在戰(zhàn)戰(zhàn)兢兢、時時擔心橫禍飛來之際，唯獨他開始飛黃騰達，不時承受冠世的殊寵。不僅輕而易舉地成了紫光閣群英圖的第一功臣，而且成了名副其實的太平宰相。

或許由于傅恒是繼訥親之后，乾隆所倚重的第二個名相，因而時人總好自覺與不自覺地將兩人作以比較。兩人同為能臣，均練達有為。但比起訥親的驕橫來，傅恒卻以謙和有禮，深得人心。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兵部尚書舒赫德因準噶爾之役辦理軍務不當，被革職查辦，黑龍江家產(chǎn)亦被籍沒，這是舒赫德最為晦氣、眾人亦皆遠避的時候，傅恒卻暗中為他贖回了府第，待他官復原職返京之日，回贈于他。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吏部尚書汪由敦病故，傅恒眷念故人，為其子代請恩蔭，趙翼以知情人的身份，十分細致地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先是汪由敦之子汪承儒給趙翼寄書告訃。趙翼出自汪由敦之門，與汪師生相稱，情誼甚厚。所以，當訃告寄來后，趙翼于悲痛中竟然想到以大臣身份邀賜恤典，為老師爭些余寵。因為趙翼清楚地知道，汪由敦共有三子，唯長子蒙恩蔭官職，卻是早早病死，其余二子均為監(jiān)生，未第。所以，汪由敦一死，其子嗣中便再也沒有登仕籍之人。

為老師計，趙翼函復汪承儒，使其以皇帝有御賜祭葬的恩典赴京謝恩，希冀此舉能感動皇帝，皇帝萬一眷念老臣，或可再得一恩蔭之職，當個內(nèi)閣中書的京官等。于是，汪承儒欣然從趙翼之言，貿(mào)然奔赴京師，來朝謝恩。

官場上，向來只講交易，不論友情，最是世態(tài)炎涼之地。汪由敦已死，權勢不復存在，其子突然來京，非但無人周濟，反而成為勢利之人納涼閑談時的笑柄。事實上，這種賴以老臣故吏的情分到皇帝門下乞討殘恩的行徑，也實在有失體面。

傅恒從趙翼處聽說汪家二子來京的實情后，與眾人的冷嘲熱諷相反，傅恒先是對趙翼所出的主意拍手叫絕，隨后便于第二天上朝時，為汪家二子請蔭。遺憾的是，乾隆卻沒有傅恒那么熱心。他在召見了汪由敦的二子后，感到他們的學問平常，無意賜官，告訴他們于明年參加地方會考，若試而未中再來。傅恒知道這是乾隆的托詞，便趕緊尾隨奏稱，明年為省級會試，而二人皆為監(jiān)生，沒資格考試。乾隆見被說破，不便拒絕，只好對汪由敦二子各賞一個舉人。但傅恒卻猶以為不足。他心中的目標，是想給汪由敦之子爭個內(nèi)閣中書。于是他又奏稱，汪家二子中，大兒子書法似其父。乾隆嗜好詩詞字畫，亦珍愛書法。傅恒終于以汪承儒的這一特技打動了乾隆，乾隆命將從前賞給汪由敦長子的蔭官賜給汪承儒，于是汪家二子，一個得了戶部主事的頭銜，一個捐了舉人的功名。一時之間，滿朝大小臣工無不將傅恒垂憫故人子弟傳為佳話。

對于傅恒來說，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趙翼在軍機司員中是最貧寒的一個，但卻以才學出眾、辦事敏捷，為傅恒所愛。一天黎明，于隆宗門外小值房當班的傅恒將趙翼召到近前，從懷中掏出50兩銀給他，是給他買新帽子過年的。原來，趙翼頭上戴的一頂貂帽已經(jīng)三年有余，帽不成其為貂帽，像是刺猬毛。傅恒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并不計宰相之尊，解囊相助。其時正值殘臘歲末之際，趙翼一家資金告罄，50兩銀子正好派上用場。所以第二天入直，趙翼仍舊破帽照戴，而傅恒只付以一笑而已。

傅恒的謙和個性，使乾隆時期的政治風格為之一新。趙翼曾講述過這樣一件事：軍機大臣一同覲見乾隆，從傅恒開始。乾隆初年，只有訥親一人承旨。訥親記憶力強，但對于奏疏的文字意思不太了解，每次傳旨，就命令汪由敦撰擬。訥親唯恐不得當，勒令再撰，有多次修改后而還用初稿者。一稿敲定，又傳一旨，改動又跟上次一樣。汪由敦十分苦惱，又不敢跟他爭辯，當時傅恒在一邊暗自鳴不平。恰逢他掃平金川回來，按功居于首位，就說要記的東西太多了，擔心會有遺忘，要求各位軍機大臣一同覲見，于是作為常例。趙翼曾經(jīng)做過汪由敦的幕僚，所記當為汪由敦的親身經(jīng)歷和切實感受。當時，汪由敦以左都御史命在軍機處行走，但實際做的卻是軍機章京的撰擬工作，在訥親的獨斷之下，心中不滿是可想而知的。

傅恒與汪由敦先后入直軍機處，他雖貴為皇親國戚，卻能為汪由敦暗抱不平，這使有口難言的汪由敦心感慰藉。傅恒為首輔之后，立即改弦更張，使軍機諸大臣一同面承圣旨，無形之中提高了群臣的地位。這在專講等級利祿、人人都巴望獲寵晉級的官場上也是一絕。而且，傅恒還以軍機首輔的身份，改革一些舊的規(guī)章制度，命令軍機章京具稿以進，既減輕了一些老臣的手筆之勞，又使微末之員因參與機密而擔任了重要的角色。這些舉措無疑成了傅恒得到同僚及下屬另眼相看的原因。傅恒的禮賢下士、恭敬事上的作風，不僅使同朝的大臣們有親切感覺，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信任有加。

傅恒非但沒有驕橫之態(tài)，不攬權生事，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皇帝面前，諸事謙退，唯命是從，真正是以帝心為心，以帝意為意。

在傅恒建議軍機大臣共同覲見皇帝以后，乾隆仍然最信任傅恒。乾隆每天晚上進完晚膳后單獨召見傅恒，就批閱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進行商榷，其時稱作“晚面”。晚面獨對使傅恒位在權要。傅恒雖居權要之位，卻非專權之人。如果說他能給皇帝以一定的影響，并非靠他手中的權力，而是以他對皇帝的耿耿忠心。

傅恒為官多年，由他薦舉的官員不計其數(shù)。但最能說明他為人的，是他起用了“廢員”孫嘉淦和岳鐘琪。

孫嘉淦是當時有名的骨鯁之士，連對清王朝不滿的人也用他的名字對朝政進行攻擊，制造了轟動一時的偽奏稿。傅恒因欽佩孫嘉淦的直性和耿介，對這位前輩頗多關照。

乾隆八年（1743年），孫嘉淦奉命審理湖南巡撫許容參奏糧道謝濟世一案失實，照例革職，回了老家。在朝廷上，接到革職的諭旨，便是皇帝對大臣的嚴厲苛責。何況乾隆在諭旨中，又口口聲聲指責孫嘉淦“瞻詢”，“唯事虛文”。這使孫嘉淦心灰意冷，求仕之意索然。所以，乾隆十年（1745年）雖經(jīng)皇帝開恩寬釋前罪，給孫嘉淦補了個左副都御史的官銜，但兩年之后孫嘉淦仍以年老為由致仕還家，而乾隆也沒有挽留。可見乾隆并不喜歡這位耿直的老臣。但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孫嘉淦又突然被召來京，而后官職累進，由侍郎、尚書、翰林院學士，直到進入內(nèi)閣為協(xié)辦大學士。乾隆也開始對孫嘉淦滿口稱道，說他“老成端莊，學問淵博”。這一明顯的變化，就是傅恒為之周旋的結果。

岳鐘琪是傅恒重用的又一個被廢棄的能臣。

岳鐘琪是四川成都人?？滴跄觊g由捐納同知改武職，官至四川提督，雍正初年以平定青海之功，授三等公，賜黃帶，官川陜總督，成為朝臣中頗負盛名的封疆大吏。他以沉毅多謀和忠誠被雍正帝賞識，是清代以漢臣拜大將軍專征、滿族將士受其節(jié)制的唯一一人。

然而，宦海中驟起的暴風雨，隨時都能吞噬任何一個達官貴胄，無論他曾經(jīng)有過怎樣的高功顯績。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發(fā)兵準噶爾，岳鐘琪為大將軍奉命督師。次年兵敗喪師。大學士鄂爾泰、總督張廣泗先后彈劾，交兵部拘禁，兩年之后定罪斬監(jiān)候，被打入了死牢，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新皇帝大赦天下，岳鐘琪才回到家中。

逃過了這場功難，岳鐘琪并沒有立即被起用，在度過了幾乎沒有指望的十年鄉(xiāng)里田園生活后，卻又因金川之役的失利，被召回朝來，以總兵銜隨師西征。至前線又授四川提督，賜孔雀翎。但乾隆的起用，沒有改變岳鐘琪的處境。當時，金川前線的兩員主帥均不把他放在眼里，訥親剛愎自用，張廣泗專橫，岳鐘琪的用兵之策均不為采納。直到傅恒出任經(jīng)略，岳鐘琪才得以一展軍事才能。這位久經(jīng)沙場的老臣，不僅以赫赫戰(zhàn)功，迫使金川土司俯首就范，且為自己贏得了晚年的前程，找回了曾經(jīng)失去的高官厚祿。乾隆為嘉獎他，加銜太子太保，復封三等公，賜號“威信”，并蔭及其子。乾隆在御制詩中，將岳鐘琪列入了五功臣中，稱他為“三朝武臣之臣”。但如果沒有傅恒的鼎力拔理，岳鐘琪也無法以其殘燭之年成就輝煌大業(yè)。

傅恒在相位二十余年，為他賞識和重用的將士不計其數(shù)，如畢沅、孫士毅、阿爾泰、阿桂等位至封疆、官拜宰輔的大吏皆其一手提拔。因而，隨著他久執(zhí)樞垣，拜相年久，在他身邊也聚集起奔赴往來的勢力，阿附之人比比皆是。早在傅恒發(fā)跡之始，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還是戶部尚書的時候，某侍郎就在皇帝瀛臺侍宴上向傅恒屈膝請安。這種奴顏之態(tài)，是對皇帝重用傅恒的一個直接的反應。

數(shù)年之后，傅恒已是名副其實的國家重臣，他的首席宰輔的權勢和地位，更使他舉手投足都成了眾人關注的目標。與傅恒同時的趙翼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在傅恒跟從皇帝避暑于熱河期間，其兄傅成去世。傅恒乞假返京治喪。這期間，傅成家的訃告已遍及京城故舊之家。但在傅家受吊的三天中，前兩天竟無一人來吊。第三天，傅恒到京，大小官員無不爭先恐后趨勢赴吊，以至于傅家周圍方圓數(shù)里之內(nèi)擠得水泄不通。

大樹底下好乘涼，不僅登仕途者俯首于傅恒的權勢，就是傅恒的家婢奴仆也倚勢橫行，干起狐假虎威的事來?？梢?，傅恒雖以忠謹傳家，并能夠得到皇帝的寵幸，但卻無法抵御官僚政治中慣有的個人勢力膨脹，而傅恒的豪門出身，也使他擺脫不了性喜奢侈的惡習。據(jù)說，傅恒的這些作為遭到了以嚴直聞名的孫嘉淦的指責。當時，孫嘉淦應邀入府，未等入座，即急趨離府。傅恒大惑不解追問其故，孫嘉淦直言不諱，說傅恒不宜居此，并要上疏彈劾。傅恒主動請罪，立改其制，孫嘉淦乃入席，歡飲而歸。

傅恒以奢侈違制逾常格，這在等級森嚴的專制政治中，已有僭越之嫌。但他卻能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終得到乾隆的寵信，其中的奧秘除了他能以平和待人，不樹政敵之外，更主要的是傅恒牢牢把握了皇權獨尊的信條和原則。

繼傅恒之后，乾隆又同時寵信了阿桂與和珅。

阿桂，字廣庭，姓章佳氏，初為滿洲正藍旗人，因駐伊犁期間治事有功，改隸正白旗。作為滿族人，阿桂不僅出身滿洲世族之家，又以武功受知于乾隆，而且通文學，仕出科舉功名，為乾隆三年（1738年）舉人。

阿桂

阿桂性情沉穩(wěn)、端重，卻不失為機敏。先是以蔭生授職為大理寺丞，累遷至吏部員外郎。乾隆八年（1743年）升任郎中，命在軍機處行走。這一年，阿桂25歲，可謂早年得志。但阿桂很快仕途受挫，先是因失察庫項銀物被降調(diào)，接著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風暴，又波及他，阿桂被投入了大牢。第二年，這場突發(fā)的風暴到了煙消云散的時候，阿桂才因父親年老，只有自己這一個獨生兒子，而罪過又與貽誤軍機不同，獲釋回家。

在阿桂的一生中，作為戰(zhàn)爭統(tǒng)帥的業(yè)績似乎比他任宰輔還要輝煌。阿桂作為大學士之子獲釋后，很快官復原職，仍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十七年（1752年）繼任江西按察使，次年，召補內(nèi)閣侍讀學士，乾隆二十年（1755年）為內(nèi)閣學士。但其時正在進行的準噶爾戰(zhàn)爭，又將阿桂卷入了戎伍的行列。阿桂先是奉命赴烏里雅蘇臺督理臺站。遇父阿克敦之喪，回京丁憂，旋即又返回前線，以參贊大臣、鑲黃旗蒙古副都統(tǒng)駐守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皆為清朝的重要駐防之地，足見阿桂此時已開始為皇帝所重視。但這次戰(zhàn)役，阿桂雖然得到花翎之賞，卻也因“觀望”受到責備。

如果說戰(zhàn)爭為阿桂提供了發(fā)跡的契機，那么，阿桂受知于乾隆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這一年，他因鎮(zhèn)守回疆、屯田有功得到了阿桂乾隆的稱許，在平定回部的功勞中排名第十七位。

此后，阿桂似乎與戰(zhàn)爭結下了緣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阿桂奉命署伊犁將軍，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實授，中間又一度署理四川總督，阿桂皆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鎮(zhèn)守邊疆、彈壓叛亂。在緬甸之役開始后，阿桂很快又作為扭轉(zhuǎn)敗局的能將，與阿里袞同為副將軍隨大學士傅恒征緬。然而，這是一場得不償失的戰(zhàn)爭，清廷雖然是最終的勝利者，但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那小小的彈丸之地不僅丟下了數(shù)以萬計的官兵尸骨，而且，阿里袞卒于軍，傅恒也染疾身亡。

阿桂成了三名主將中的唯一幸存者，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這句話用在阿桂身上也極為合適。緬甸之役之后，阿桂作為云貴總督留駐云南，卻因不合機宜地上疏懇請大舉征緬，被奪官留軍效力，這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就在這年，金川之役再起，阿桂奉命隨副將軍溫福進討。但金川之役也是一場蹩腳的戰(zhàn)爭，清軍連連失利，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援軍在木果木大敗。危難之中，乾隆和在朝的大臣們幾乎同時想到了阿桂。于是，于軍中屢立戰(zhàn)功的阿桂，官階由提督、副將軍、尚書，升到指揮這場戰(zhàn)爭的前線統(tǒng)帥定西將軍。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之役告捷，清廷第二次于紫光閣圖功臣像，在50人中阿桂居首。阿桂的地位由此一躍而上。是年，阿桂因功記封一等誠謀英勇公，晉封協(xié)辦大學士，次年五月，又官拜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吏部，行走班次居為首位。

而后，阿桂又三次在紫光閣中圖像，但不再以軍功，而是以贊襄籌劃之勞。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于清朝平定臺灣林爽文起義后。第三次圖像功臣領兵大臣雖為?？蛋玻⒐鹑砸灾甘痉铰?，位居功臣之首。第四次是平定廓爾喀入侵西藏后。阿桂作為朝中的老臣，有協(xié)謀大勞，本應居于首功，但“阿桂自以此次未臨行陣，奏讓福康安為首功”，自己甘居第二。因此，乾隆稱贊他“從不言功”。而實際上，在乾隆的十大武功之役中，阿桂幾乎是唯一的一個每役都參與的功臣。

阿桂為相不失國體，對屬下亦寬仁大度。阿桂得勢之后，最不安的是岳鐘琪。岳鐘琪在第一次金川之役時，以一張奏疏，使阿桂身陷囹圄，丟官解職。數(shù)年后，當阿桂出任云貴總督時，岳鐘琪降補云南提督，恰好受阿桂節(jié)制。因擔心阿掛挾嫌報復，岳鐘琪整日提心吊膽，惴惴不安。但阿桂卻心無芥蒂，解除了岳鐘琪心中的疑懼。

有關阿桂用兵的傳奇，在史書上不乏記載，而尤以金川之役為多，其中的每一個傳奇故事，皆展現(xiàn)阿桂的勇敢形象，也可反證乾隆的知人善任。

據(jù)說，征金川時，一日大軍安營已定，但阿桂卻突然莫明其妙地傳令遷營。官兵人困馬乏，諸將皆以天晚力阻。阿桂見眾不從，使出令箭為示，聲稱“違者立斬”。諸將雖被迫從命，卻不免怨聲不絕。等到入夜以后，大雨滂沱，從前所居的營地已被雨水淹沒，水深達一丈多。眾人皆為阿桂的神機妙算感到驚詫，而阿桂卻謙和而率直地告訴眾人，他只不過看到群蟻搬家，知道天勢將雨，因營地低洼才強令眾人移營，并非有何異術。

由此可見，阿桂雖然賦性機敏，卻不講權術，又胸無城府。或許阿桂的這種個性也是他日后對奸猾的和珅無可奈何的原因之一吧。

阿桂雖然對人不善于心計，但在用兵上，卻常常有出奇之舉。木果木失事后，阿桂奉命為大將軍，代為統(tǒng)帥。其時，戰(zhàn)局尚未扭轉(zhuǎn)，清軍仍處敵優(yōu)我劣之勢。一天，太陽西下，阿桂率十余騎登高處偵察敵營，被敵軍發(fā)現(xiàn)。敵騎數(shù)百從四周呈環(huán)形之勢包圍上來。阿佳急命隨從官兵下馬，脫掉身上的衣服。當眾人大惑不解地于匆忙之中脫掉身上所有的衣褲，并將衣褲撕裂掛到高坡的樹上后，阿桂再率眾人上馬朝另一個方面悄聲馳去。這時夜幕降臨，當趕到近前的敵兵，見到那些破碎的衣褲隨風抖動時，還以為援兵已到，勒馬返回。阿桂能在十倍于己的敵人眼皮底下得以逃脫，足見其智勇均非常人所及。

阿桂不僅善于用兵，是個帥才，而且遇事善于籌劃，深謀遠慮。在清軍平定回疆之后，朝廷中就其如何治理的問題產(chǎn)生了分歧，有人主張照內(nèi)地之制設立郡縣，但阿桂卻主張因俗而治，認為“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邑建國，而駐大將軍于烏魯木齊責其貢賦”。否則，遇有清朝派駐的官員貪族橫行，便會激起變亂，并預計“不過六十年后，終當有變”。而后的張格爾之亂，證明了阿桂的遠見卓識。

出將入相，對阿桂來說，可謂當之無愧。作為宰相，阿桂凜然一身正氣，令人敬畏。有一件事頗能說明阿桂氣度不凡。

緬甸之役以后，西南諸屬國安于稱臣納貢。唯安南時有蠢動，雙方見以兵戎。兩國停戰(zhàn)后，安南國王阮光平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京，為乾隆祝壽，遣其陪臣拜見阿桂，并贈以土儀方物，阿桂只禮節(jié)性地收下其中一兩件，其余全部退回，然后正色對陪臣說：“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yōu)資厚寵皆出自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言語中的警告和震懾力，令陪臣汗流浹背，歸告其主說：“這都是阿桂宰相的話?！?/p>

乾隆用阿桂，可謂他晚年的一個英明抉擇。然而，盛極而衰，封建統(tǒng)治周而復始的輪回規(guī)律告訴人們，在乾隆引以為榮的盛世中已經(jīng)潛伏著衰微的因素，而好大喜功、剛愎自用的乾隆，又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這一趨勢。

對大清王朝來說，和珅是個一等一的奸臣，他中飽私囊，貪污受賄；而對乾隆來說，和珅卻是他貼心的小棉襖。

和珅，字致齋，姓鈕鈷祿氏，滿族正紅旗人。其家世頗難考訂。鈕鈷祿氏為滿族八大貴族之一，其先祖是當年追隨清太祖努爾哈赤入關的額亦都，額亦都有十六子，以幼子遏必隆最貴。

和珅踏上仕途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這一年他承襲三等輕車都尉，開始有了接近皇帝的機會，很快，他被授為三等侍衛(wèi)，旋即又被委以重任。可見，和珅入仕伊始，就非庸碌之才可比。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授為御前侍衛(wèi)，直乾清門，于是，他等到了一生中最難得的機運。

有一次，乾隆出宮到北海游賞春光，和珅與眾多侍衛(wèi)陪同侍駕。正行間，忽見一侍衛(wèi)縱馬飛馳而來，翻身下馬，急急走到輿前報道：“云南急呈奏本，緬甸要犯逃脫?！?/p>

乾隆很生氣，諭令停輿，接過奏章，龍顏大怒，罵道：“廢物！”

眾侍衛(wèi)見此情景，刷的一聲，全部跪倒，不敢抬頭。只聽乾隆怒道：“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誰之過歟？”這是引用《論語》中的一句話，來責問“罪犯逃脫，是誰的過錯”。一連問了幾聲，那些扈從侍衛(wèi)一個個驚慌失措，不知皇上所言為何。

突然，只聽見一人口齒清晰地應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也！”這句答話，正好也是《四書》中對上句話的注解“豈非典守者之過邪？”被作了巧妙的變通，用在這個場合，顯得自然貼切。乾隆吃驚道：“什么人答話？站起身來?！币蝗舜鸬溃骸芭藕瞳|沖撞皇上，罪該萬死！”乾隆道：“正是可以得到褒獎的，怎能說是沖撞呢？你且站起來?！鼻】粗鴱囊淮笃鹿虻娜巳褐型蝗徽酒鹨蝗耍q如鶴立雞群；再看這個出語不凡的年輕人，相貌俊秀，舉止合度。乾隆問起了和珅的出身和學業(yè)，見和珅是生員出身，知書達理，于是頗為器重。從那以后，乾隆就讓和珅總管儀仗隊。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升為御前侍衛(wèi)兼副都統(tǒng)，宮中的瑣碎事務，諸如儀仗的排列，護從的派遣，車馬的準備，以及宮中膳食等事宜，差不多都由他管理。從此，和珅得到乾隆賞識，官運亨通，青云直上。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35歲的和珅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遠赴云南查辦大學士、云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審李侍堯的管家，取得實據(jù)后，迫使精明強干的李侍堯不得不認罪。和珅從接受這個任務，到乾隆下御旨處置李侍堯，前后只用了兩個多月。和珅這次查辦李侍堯貪污案辦得很出色，確實表現(xiàn)了他出眾的才華和干練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為戶部尚書。

和珅依靠乾隆掌握著朝中的大權，又利用手中的大權拉幫結派，擴大自己的勢力。他的弟弟和琳幾年之內(nèi)就從一個內(nèi)閣小官升為四川總督。他又拉攏軍機大臣福長安。福長安是乾隆孝賢皇后的親侄子，福長安的父親傅恒和哥哥?？蛋捕荚?jīng)任軍機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沒有什么本事，但對和珅言聽計從。和珅門下的吳省欽和吳省蘭，以及只會吹噓拍馬的山東巡撫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親信。

和珅對那些正直大臣，加以排擠和打擊。如大學士松筠在和珅面前從來不屈服，所以松筠就被久留邊遠地區(qū)任職，“在藏凡五年”。據(jù)記載：和珅執(zhí)掌大權愈久，對皇上的心思揣摸得愈透。他就借此來作威作福，凡是不順從他的人，他就找機會挑撥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個人；而向他行賄的，他卻盡量幫著掩飾，或者故意把事情拖到皇帝消了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為了穩(wěn)固自己的地位，和珅聯(lián)姻皇親，投其所好。乾隆給和珅6歲的兒子賜名豐紳殷德。不久，又將自己最寵愛、時方5歲的小女兒皇十女固倫和孝公主，指配和珅之子豐紳殷德。皇十女固倫和孝公主，生母為受寵的惇妃。按照清朝制度，妃嬪所生之女，應封為和碩公主，但由于十公主深得乾隆寵愛，所以在12歲時被破例封為固倫公主。十公主長得很像乾隆，乾隆曾對她說：“汝若為皇子，朕必立汝儲也！”十公主被乾隆視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下嫁豐紳殷德。完婚時，乾隆賜給大量財物。據(jù)朝鮮使臣記載：“寵愛之隆，妝奩之侈，十倍于前駙馬福隆安時。自過婚翌日，輦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論其值，殆過數(shù)百萬金。二十七日，皇女于歸，特賜帑銀三十萬。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貝，拜辭于皇女轎前者，無慮千百。雖以首閣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復不免云?！?/p>

從此，和珅和乾隆的關系，不僅是主仆關系，也不僅是君臣關系，而且是姻親關系。乾隆是和珅的保護傘，和珅更加為所欲為。

和珅

乾隆一方面寵信和珅，另一方面又對他加以管控。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錫寶在彈劾和珅時受到乾隆的申斥，并以虛詞妄奏被駁回。乾隆雖然明顯地站在偏袒和珅的立場上，但他和珅仍然指示復查此案的大臣說：“不可誤會我的旨意，對曹錫寶給以臉色，有意吹毛求疵，使原告轉(zhuǎn)成被告?！蓖瑫r指示辦案大臣“不可因為和珅而存在絲毫的回護行為”。事后，雖未查出和珅有營私舞弊問題，但仍然引起了乾隆的深思，意識到曹錫寶彈劾和珅肯定事出有因。于是，他在授予和珅為文華殿大學士的同時，免去其崇文門稅務監(jiān)督的職銜。

盡管和珅多次從中作祟，卻始終不敢公然凌駕皇權。一次，和珅保舉部員湛露出任廣信知府，但當湛露被引見后，乾隆見其年紀輕輕，人不壓眾，語不驚人，便以其不能獨擋一方，斥責和珅隨意濫保，并下令降和珅官職二級留任。

在和珅當權期間，諸如此類的申斥和警告經(jīng)常發(fā)生。而且，和珅還不止一次地受到降罰。而就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和珅受到的降罰也最多。

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理藩院在處理蒙古臺吉圖爾扎布兇殘一案時沒有先行報告，受到查處。和珅作為理藩院尚書責任重大，他憑借皇帝的恩寵，此次也想蒙混過關。結果被乾隆訓斥“始終回護”，命令降官職三級留任。還是這年的十月，廷試武舉。乾隆命軍機大臣查詢實錄，但實錄按照慣例不收藏武舉試題，而和珅卻堅持實錄應該有這一項，結果惹惱了乾隆，乾隆以護過飾非，嚴厲地斥責了和珅，并命革職留任。這是乾隆對和珅處罰最重的一次，卻也沒有過輕罰重之嫌?？上攵?，此時的和珅，因志得意滿而有些忘乎所以，驕矜狂妄之氣在乾隆面前也時有暴露，終于引起了乾隆的不滿，欲給予警告。

嘉慶二年（1797年），阿桂亡故，和珅繼任為首席軍機大臣。然而，就在和珅為夙愿已償而自鳴得意之時，乾隆又給他當頭潑下一盆冷水。乾隆于萬壽山召見軍機大臣，就軍機處書旨列名對和珅指示說：“阿桂擔任這個職務已經(jīng)有年頭，且有戰(zhàn)功，你原來同他一起署名在軍機處發(fā)布的公文上，還是情有可原的。現(xiàn)在阿桂已經(jīng)病故了，而單獨署上你的名字，地方官不知道事情原委，一定會懷疑軍機處的事情都是你一個人決定的，甚至把你當成阿桂，你認為合適嗎？”這番聲色俱厲且寓意深刻的“圣諭”，恐怕也是和珅第一次自乾隆那兒聽到。為了防止出任軍機首撫的和珅專權稱相，他取消了和珅于軍機處所發(fā)的諭旨上列名的職權。乾隆此舉，盡管可以看成是他防止大臣專權的一貫手段，但卻不無對和珅的貶斥之言。而聲稱阿桂有功，實則暗喻和珅的無功。

在乾隆晚年的統(tǒng)治中，老皇帝并沒有獨寵和珅。除了阿桂與和珅這一賢一奸之外，還有王杰、董誥、劉墉、嵇璜等人，皆以廉能方正有聞于時。所以，在老年皇帝的中樞府衙中，實在是奸賢同朝、極不相和。阿桂自乾隆四十二年擔任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以來，直到嘉慶二年病逝，居首撫之位達二十年之久。而和珅則始終位在其后，不管這是否出于老皇帝的精心安排，以德高望重而又安于職分的阿桂壓在和珅之上，都是使和珅之奸弊不能得逞的一個重要因素。

古人云：“舉賢任能，是政治的根本?！闭问且环N極其復雜的事業(yè)，絕非一個人所能獨任。乾隆通過人事變革，培養(yǎng)了自己的親信，他以獨特的用人眼光和得力的馭下之術物色了一批忠臣干將，鞏固了自己的統(tǒng)治。

第六節(jié) 改革祖制

乾隆九年（1744年），一向自稱“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為心”的乾隆竟然宣布了一個會令他的列祖列宗們吃驚的諭旨，這就是變更祖制，釋放皇莊壯丁為平民。

說起皇莊壯丁，還得從歷代清帝崇尚節(jié)儉來說起。從歷史教訓上說，明朝末年的奢侈浪費是很驚人的?？滴趸实劬驮Q，說明朝宮廷一天的費用可以夠他一個月所用，事實上也是如此。明朝宮內(nèi)每年花費金銀90多萬兩，而在康熙時戶部撥銀僅有3萬兩，其他的薪炭所用的費用也比明朝少得多。而且沒有明朝宮中脂粉錢40萬兩，供應銀數(shù)百萬兩。

從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執(zhí)政期間的情況來看，他們的確很注重節(jié)儉，宮中費用也大為減少，但這與清帝擁有的大量皇莊有直接的關系。這些皇莊數(shù)量，遠比明朝皇莊多上幾倍?；是f能夠提供皇帝大部分的消費用品，減少了向戶部要銀和向民間征派的擾累。

在乾隆時，口內(nèi)、盛京、錦州、熱河等處的許多莊園歸內(nèi)務府管轄，為清帝所私有，這些莊園即稱為皇莊。清朝的皇莊起源于進關之前清太祖努爾哈赤之時，清朝入關之后，順治帝和康熙帝又采取圈占民田、調(diào)撥官地、逼民帶地投充、墾拓官荒等方式占據(jù)了大量土地，設立了名目繁多的莊園。如銀莊、糧莊、果園、瓜菜園、牧場、鹽莊等有近兩千座。在里面供勞役的人就稱為壯丁，多是一些獲罪之人或關外舊奴等。乾隆初期皇莊壯丁共有7萬多名，加上一家老小總人數(shù)達二三十萬以上。清帝靠這數(shù)百萬畝自留田地，大量牧場及壯丁，收入頗豐，每年都有米、豆、谷、蔬菜、麥、芝麻、棉花、瓜、果、雞、魚、鹿、油、草、炭等一百多個品種的進貢，這些都為清帝“躬行儉約”提供了雄厚的物質(zhì)條件。也就是說，節(jié)約是官樣文章，而不是實質(zhì)。

在前清的幾代中，皇莊采取了農(nóng)奴制的經(jīng)營方式，即壯丁在莊頭的指揮下，耕種官地，繳納皇糧，并遭受皇室子弟的殘酷壓迫。這種落后的生產(chǎn)關系和剝削方式，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已不適合當時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壯丁們開始有組織、有力量地進行了反抗。到了乾隆時期，不少壯丁鬧事，并且受漢族地租制的影響，莊頭們不得不大量出租莊地和典賣莊地，向封建地主方向演變。

乾隆篆書手跡

乾隆初年，皇莊采取莊頭招民佃種的租佃制已非常盛行，但是皇莊里成千上萬的壯丁卻成了莊頭無法解脫的累贅，他們無地可種，無力可下，還需要莊頭養(yǎng)活，很多莊頭因不堪重負，便不再贍養(yǎng)壯丁。在這種情況下，壯丁們又不愿意坐受饑寒，由此引起的爭端已迫使農(nóng)奴制進入了窮途末路。

這種情形日益突出，乾隆便果斷地做出了變更祖制的決定，對舊有的皇莊制度進行大膽改革。乾隆規(guī)定：內(nèi)務府所屬的莊園，除莊頭親生子弟及有罪在身的壯丁、鰥寡老幼、殘疾壯丁、長期在莊內(nèi)務農(nóng)的壯丁必須“留養(yǎng)”外，其他的壯丁可以由莊頭移交給地方官載入民籍，聽任其各謀生計。

乾隆批準釋放大量壯丁為平民以后，很多皇莊普遍實行了封建租佃制的經(jīng)營方式，佃農(nóng)成為皇莊的主要勞動力，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chǎn)力。那些被釋放改籍為民的壯丁擺脫農(nóng)奴制的枷鎖，成為自耕農(nóng)或佃農(nóng)，人身有了很大的自由，生活境況也有較大改善。至此，自太祖努爾哈赤時始的清朝皇莊壯丁制度宣告結束。

乾隆這一明智之舉，雖然破壞了祖制，但這種改革對滿族的內(nèi)部矛盾有積極的緩和作用，并且也促進了滿族的進步和發(fā)展。

第七節(jié) 寬嚴得當

乾隆即位后，一改雍正在位時的苛嚴政治，采用“寬嚴相濟”的新政。

乾隆指出：“寬大”就是要愛民，與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憂。他告誡臣下要把寬大與廢弛區(qū)別開來，他分析說：“寬大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不顧民生，事物變化，樂于賑濟，外表看似振作，而實際上是廢弛。勤于了解百姓情況、與民休息，這不是廢弛的舉措，而是真正能夠振作的實際行動?！?/p>

乾隆一再強調(diào)，自己倡導的“寬仁”是有原則性、有針對性的。他說：“寬厚二字，不可以一概而論。厚民生，舒民力，加惠于兵，施恩于百姓，這才是寬厚。我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孜孜于這個，并不是為了姑息以養(yǎng)奸，優(yōu)柔以縱惡，聽任那些書吏損害百姓利益和危害國家政治，而是為了給予百姓安居樂業(yè)的生活環(huán)境和清明的國家政治?！?/p>

雍正時清政府查禁私鹽很嚴格，小民往往觸犯法令。乾隆初政后即大發(fā)慈悲，允許老百姓攜帶和販運少量食鹽，他下命令說：“貧窮老少的人，如果挑的重量在四十斤以下，一概不許逮捕?！辈涣厦铑C布不久，天津就有許多人以奉旨為名，肩挑背負，販運私鹽。鎮(zhèn)江、廣州等地很多人借口自己是貧民，公然販賣私鹽，成群結黨，目無法紀。這使鹽商的經(jīng)營和政府的收入大受影響，幸虧總督李衛(wèi)采取措施，及時糾偏，使得這些人免害地方。乾隆由此認為：“像私鹽這樣的問題，我本來想放寬國家的禁令，以幫助老百姓，然而奸民乘機鉆空子，成群結黨，以前一直不敢違反法律的人，現(xiàn)在則肆無忌憚?？吹竭@樣的情形，他們都是奸頑的刁民，不容許我實行寬大的政治?！彼暦Q自己豈能姑息養(yǎng)奸，影響社會風氣。乾隆警告說：“遠近百姓，你們都好好反省自己的行為，洗心革面，一定要做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贝送?，乾隆還訓斥了地方大臣的過錯，對總理事務王公大臣們說：“天下的大道理，只是一個中庸，中庸強調(diào)做事不要過頭，這是寬嚴并用的基本原則。臣子侍奉君主，一味地迎合揣摩，便是具有私心。然而現(xiàn)在失去中庸準則的事情還是很多啊?！彼信e自己即位以來，為了消除雍正時期的繁苛，與民休息，而諸臣誤以為他的意思就在一個“寬”字，于是便相互縱弛，使得有些地方又出現(xiàn)了盜賊賭博之類的端倪。有鑒于此，他懇切告誡各位大臣說：“從現(xiàn)在開始必須拋棄以往心存私心的陋習，都以中庸的處事原則，輔佐我來辦理天下的事務，讓平安富足的政治局面永遠存在?！?/p>

乾隆還嚴厲警告臣子，說：“管理朝廷事物，貴在君臣上下孜孜不倦、互相勉勵。”他進一步指出：“我以寬政為主時，而諸王、大臣應該嚴明振作，以輔佐我的寬政，然后政和事理，這樣才能使我可以常用這樣的寬政，而收到寬政帶來的效益，這也是諸臣子幫忙的功勞。如果不能這樣，恐怕互相推諉，必至人心玩忽，事務廢弛，促使我不得不采取嚴酷的政治措施，這就不僅是你們這些臣子的不幸，也是天下百姓的不幸，更是我的不幸了。”為了防止這些弊端重新出現(xiàn)，乾隆希望能和大臣們相互勉勵、相互促進。在這里，乾隆并不排除隨時用嚴酷政治的可能性，乾隆知道：天下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所以，他反復宣稱：“辦理事務，寬嚴適當，那種嚴酷到苛刻的程度，寬大到廢弛的程度，都不是寬嚴相濟之道?！庇终f：“寬大不是寬縱的意思，嚴厲不是嚴酷的意思，只要不張不弛，無怠無荒，大中至正，要不了多久就可以使國家走向富強?！彼_強調(diào)：“為政必須像古代圣帝明王，隨時隨事以義理為權衡，而得其中，才可以類萬物之情，成天下之務，所以寬大不是寬縱的意思，嚴厲不是嚴酷的意思，我害怕刻薄對民生有害處，也害怕縱弛對國事有妨礙，因此各位大臣要戒之、慎之?！?/p>

乾隆常常說：“對于貪官污吏、惡棍奸民是不能寬大的，如果對這樣的人行使寬大，必然會造成社會和政治上的混亂，使人民陷于不幸。為政者如果對貪官污吏一律包容，惡棍奸民一概從寬處理，以示寬大，就好像促使稻田里的空殼谷子滋生而妨礙好谷子快速生長一樣，這是放縱虎狼以殘害善良的行為，殘忍酷虐沒有達到這樣的，這哪里還談得上寬大??！”乾隆進一步補充說：“撫恤百姓與懲處奸惡之人，二者本來就是相濟為用，想要撫恤百姓就不可不懲罰奸惡，而不懲罰奸惡就不可撫恤百姓。一定要寬嚴并濟，懲勸兼施，拋棄因循的積弊，去除平庸的浮風?！?/p>

為此，乾隆提出警告說：“如果各級臣僚不當寬而寬，我一定給予他們以廢弛的罪名；不當嚴而嚴，我又一定給予他們以嚴酷的罪名?！焙笠蚰承默F(xiàn)象發(fā)生，乾隆果然以內(nèi)外臣民“不明白我的意思，于是稱法令已經(jīng)寬大了，可以任意疏縱，將數(shù)年前不敢行為的事情逐漸干起來”而屢屢訓誡各位大臣說：“如果因為寬大而趨于廢弛，以使我不得已，亦存聽言觀行之心，這種形勢迫使我不得不用術來駕馭，殊非諸臣厚于自待之意，亦非所以仰體朕厚待諸臣之心也”。乾隆還表示：“如果因為禁令稍微松弛，進而導致廢弛，逐漸地使這些禁令流于形式，是各位大臣的罪過，國法都還在，難道你們的這些行為就能歪曲我寬大的本意嗎？”

另外，乾隆反復強調(diào)寬而有制、寬不可恃，對待在寬仁政策下胡作非為的官吏，嚴加懲處。

山西主政官員喀爾欽與薩哈諒互相揭發(fā)，引發(fā)了山西官吏大案。薩哈諒慫恿手下揭發(fā)喀爾欽考場舞弊，喀爾欽不甘坐以待斃，唆使門生到巡撫喀爾吉善那里密告了薩哈諒貪賄情形。喀爾欽與薩哈諒兩敗俱傷，都被乾隆派去的大臣查處，乾隆下令將他們押解到北京來處理。到達北京后，喀爾欽與薩哈諒被關在一個養(yǎng)蜂夾道的獄神廟里。他們在山西倒臺后，便沒有人來搭理了，兩人一天三頓蕎麥面糊糊，棒子面窩窩頭每頓一個，又不許家屬送飯，使他們備感凄涼。

乾隆考慮到這兩人已經(jīng)受了不少苦，便下令讓刑部官員好好招待兩人，給予他們伙食每月24兩白銀的標準，還經(jīng)常有細米白面、好菜吃，比起在山西時不啻天壤。這讓兩人感激涕零。

乾隆先對他們采取了寬仁的政策，認為這兩人罪行已經(jīng)敗露，不必讓像孫嘉淦那樣鐵石心腸的人去辦理了，于是，格外開恩，決定由刑部史貽直接管理這個案子。然而，刑部的事其實是劉統(tǒng)勛實管，劉統(tǒng)勛是喀爾欽在山東取中的秀才。薩哈諒的靠山是允祿，喀爾欽的靠山是翰林院。

由于乾隆事先照顧喀爾欽與薩哈諒這兩個罪臣的尊嚴，劉統(tǒng)勛以為皇帝也沒有深究的意圖，便對他們放松了看管。于是，兩個人都有朋友前來探監(jiān)、看望，今日一群，明日一伙輪流做東，比現(xiàn)任官還要吃得好。

乾隆得知這種情形后，極為不悅，下令劉統(tǒng)勛和錢度一起嚴懲這種待罪期間還放肆作樂的行為。當寬仁的政策不能取得效果的時候，乾隆便毫不猶豫地采用苛嚴的懲罰措施了。

這一天，喀爾欽與薩哈諒又在一起喝酒消寒，劉統(tǒng)勛進來了。喀爾欽與薩哈諒一看刑部大人到了，心里一顫。繼而又見劉統(tǒng)勛沒帶從人，料是私人相訪，于是恢復了平靜?？枤J仗著劉統(tǒng)勛是自己選中的秀才，還要擺老師譜兒，說道：“是延清??！進來坐。要不忌諱，一處吃幾杯?！毕g，喀爾欽與薩哈諒轉(zhuǎn)彎抹角地想打聽案子的處理情況，劉統(tǒng)勛卻環(huán)顧左右而言他，連連勸酒，以盡師生之誼。

劉統(tǒng)勛手跡

用完酒菜，錢度進來向劉統(tǒng)勛一躬，說道：“時辰到了?！庇谑?，劉統(tǒng)勛展開詔書宣讀圣旨：

“喀爾欽與薩哈諒均身為朝廷三品大員，乃敢知法犯法，欺心蔑理，貪墨受贓累累積萬，實豬狗不如，無恥之徒，官場敗類，斷不可一日留于人間。即著薩哈諒綁赴刑場斬立決?？枤J著賜自盡，午后復命，勿待后詔。欽此！”

薩哈諒和喀爾欽這時才知大事不妙，嚇得面如土色，才知皇帝以前對自己的寬容并不意味著可以胡作非為。

薩哈諒和喀爾欽二人伏法，正是乾隆寬嚴相濟的政策的結果。乾隆對待臣下既可以松，也可以緊，關鍵要看臣下的態(tài)度，喀爾欽和薩哈諒顯然不明白乾隆的真實意圖，竟然把乾隆的放松當成放縱，結果反倒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乾隆也在不經(jīng)意間震懾了其他大臣，讓他們都明白一個道理：不要擅自揣摩皇帝的心思！

“寬嚴相濟”是乾隆總結康、雍前兩代皇帝的施政得失而總結出來的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政治理論，憑借這一理論，他開辟了一條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統(tǒng)治作風、特色和格局。他一生的政治實踐也體現(xiàn)了寬嚴相濟、剛柔兼施的智慧。這種政治方針給他提供了比較大的回旋余地，有時，可以把政策放寬，聽其自然而不加干涉，以便緩和社會矛盾；有時，他又可以嚴厲整飭，雷厲風行，及時查處一些逆行惡為。他運用這樣的中庸之道，可真是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處理完販運私鹽和喀爾欽與薩哈諒這兩件令乾隆感到傷心頭痛的事件之后，乾隆對初期施政進行了反思：“我即位之初，因為人命關天，實在是不忍心讓這些人死，寧愿一味采取寬大的政策?，F(xiàn)在經(jīng)過這么多的事情，逐漸了解了一些處理事情的根本所在，如果一味姑息縱容，就會失之懦弱，必要時必須放棄這些過寬的政策?！庇需b于此，乾隆反復告誡上下刑罰衙門：“管理百姓的道理是，不重在刑治而重在德化教育。我們君臣不能采取德化教育手段是應該感到羞愧的，然而德不能化的，不用刑罰又怎么能治理好啊。如果只是為了博取寬厚的美名，而因此采取姑息態(tài)度，以至于奸匪毫無懲儆，案件日益繁多，難道這是我們對于刑罰的理解嗎？”這個時期，他屢次斥責大小官員：“不苛求其情罪是否適合這樣的刑罰，只要不過分仁慈就可以了?！?/p>

從乾隆年間每年秋審由皇帝勾決的人數(shù)來看，乾隆在繼位之初到六年這段時間，停勾的就有四年；而從六年開始到十二年之間，勾決的人竟比前六年多出了近1000人。也就是說，乾隆在孝賢皇后生前就已打算行嚴政，只是沒找到合適的機會和借口罷了。

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時，被乾隆勾決的人數(shù)已達到了4000多人，并且一些并沒有徹底達到勾決的人，也被皇帝一筆勾去，并不猶豫顧慮。這些都體現(xiàn)了乾隆從嚴施政的決心。讓我們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講起。在這一年的秋審和朝審中，乾隆一改從前作風，大批勾決死犯，并將許多“死緩”也列入處死范圍之內(nèi)，連乾隆之初期已被審決、緩決十多次的罪犯也不能免于一死。在看到湖北、江蘇、山東、四川、河南等七省，由緩決改為情實的而被處死的罪犯時，乾隆認為改判恰當，聲稱“此等兇犯斷不應擬以緩決”，并對原判這些罪犯的督撫大員進行申飭。

為了嚴格吏治，乾隆借孝賢皇后喪事一事嚴厲處理了一批不畏皇權的官員，從此，乾隆的執(zhí)政實現(xiàn)了從寬到嚴的轉(zhuǎn)變。

孝賢皇后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賢皇后去世。在皇后死后一個月，乾隆發(fā)現(xiàn)皇后的滿文冊封文書，誤將“皇妣”譯為“先太后”，便為此勃然大怒，指斥翰林院大不敬，尤其是對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心懷怨望，下令將其交刑部治罪。

刑部官員見皇帝盛怒，就對阿克敦加重處分，初步定為絞監(jiān)候。然而，乾隆對此重處仍不滿意，責備刑部有意庇護，故意寬縱，將刑部官員全都問罪，其中有尚書盛安、汪由敦，侍郎勒爾森、兆惠、魏定國、錢陳群，全都革職留任，對阿克敦以“大不敬”議罪，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后得皇帝赦免）。真正是伴君如伴虎，這些嚴厲的處分使當時的官員膽戰(zhàn)心驚。此后，又有大批官員遭到譴責，工部因辦理皇后冊寶“制造甚屬粗糙”，全部問罪，侍郎索柱官降三級；涂逢霞官降四級；其他尚書侍郎以寬留任。

光祿寺因置備皇后祭禮所用的餑餑、桌張，都不潔鮮凈明，光祿寺卿增壽保、沈起元、少卿德爾弼、竇啟俱降級調(diào)用。禮部因冊謚皇后，儀禮有誤，尚書海望、王安國降二級留任，其他堂官也均因此而受到處分。因皇后喪葬一事，在短短的時間內(nèi)，就有刑部、工部、光祿寺、禮部的大小官員被降級處分，阿克敦鬧了個死緩。此舉已顯然表明乾隆是有意而為的。事情至此并不算完，殺戒也由此開始了。

接著，乾隆又發(fā)現(xiàn)朝廷大員江南河務總督周學健和他所屬的文武官員竟全部在百日內(nèi)違制剃頭，他大罵周學健：“喪心悖逆，不只是你一個人犯法，你的屬下官員同時效尤，違法亂紀，上下竟然形成了風氣，實在是讓我震驚?！庇纱擞忠蜃凡槌鲋軐W健有貪污行為，他深感痛心，說：“我登基以來，事事推心置腹，以至誠對待臣工而還有不能感動的，如周學健這些人，那么十多年來，被你們所欺騙的事情還不知道有多少。”最后賜令周學健自盡。

因皇后喪葬而引起的大規(guī)模貶革之風不只是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連外省的官員也不能逃掉罪責。一般來說，皇后死后，有很多官員都要奏請來京叩拜梓棺，這雖是做做表面文章，然而，乾隆對于那些沒有奏請來京叩謁的官員分外不滿。乾隆將各省滿族籍的督撫、將軍、都統(tǒng)、提督、總兵凡沒有來京的全部官降二級。他對這些人說：“本想旗人相對親近些，得到國家的恩惠也特別深重。一旦遇到皇后的大事，理應號痛奔赴，以盡其哀慕難已的關懷。即使是因為礙于外廷不干預宮內(nèi)事務的規(guī)定，而每當想到皇上遇到如此大的變故，也應該奏請來京城請安，這也是君臣之間應該有的道義吧！”因為這件事被乾隆貶斥的總督有4名，巡撫有好多位，共有50余名滿族大員。

在這次喪葬中，江西巡撫安寧因為“對孝賢皇后這樣的大事上，僅僅以幾篇文章來充數(shù)，全無哀敬實意”而被解任。大學士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也因“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各被罰俸一年。湖北巡撫彭樹葵、湖南巡撫楊錫紱因違制剃發(fā)被革職，湖廣總督塞楞額因阻止彭、楊自首而被罵為“喪心病狂”，賜令自盡。

在這一次事件中，大量滿漢要員都因失禮而降級、免職、賜死、處死，用官位和生命換得了服從、勤政、守敬、知禮的大教訓。對清廷大員來說，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大教訓，原因在于缺乏自律意識，以至于在無意之中激化了皇權與官僚機器的矛盾，做了孝賢皇后的陪葬品。

孝賢皇后喪葬引起的風波涉及官員極廣，乾隆似乎有意地讓涉及面不斷擴大，能擴多大就擴多大，于是，乾隆采用了“訓懲眾官，不容愚蠢”這一才智，以對每個官員都有不同的懲戒，借機整頓官員隊伍。

乾隆嚴格對官吏的管理，主要是對高級官吏的嚴加審定和對低等官吏的留心考察。

乾隆十分清楚自己的權力是否能夠鞏固，取決于高級官員的素質(zhì)和對他們的控制上。同時他也明白，如果沒有對高層官吏的深入了解，就根本談不上控制。于是，乾隆采取了“先知后制，方法得當”這一才智。

乾隆想方設法通過種種渠道了解高級官員的性格、才能、學識、政績。還把各省督撫、藩臬道府、將軍、參贊、提督、總兵的姓名寫在宮殿的墻壁上，經(jīng)常注意他們的言行動態(tài)。他對朝中所有高級官員的性格、優(yōu)點、弱點都有所了解。他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全在于所用重臣是否合適稱職上：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乾隆對各省督撫的申飭極為頻繁，他認為：“督撫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設科舉，紛擾百姓，惟在督察屬員，令其就現(xiàn)在舉行之事，因地制宜，務以實心行實政?！彼?，當他看到有些官員竟然“以官為佳合，醉濃飽鮮與秩終而已”時，十分惱怒，發(fā)出了“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積習，凡有恍民之責者，皆當審時務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

要想國家安泰，萬民樂業(yè)，必須得有一批為老百姓真心實意辦事的好官才行，只是，因循守舊、茍且偷安卻是官僚們的通病，乾隆認為這是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乾隆發(fā)現(xiàn)，有些督撫竟然還派屬員常駐北京，刺探主管他們的六部及軍機處，甚至是皇帝本人的動向和動作。有時候他們還串通軍機處抄寫檔案的人，將不公開的事情抄寄各自督撫，督撫也熱衷于相互間私自傳遞消息，以便知道京師的消息。這樣做的督撫并非只是一、二個，曾被乾隆一次公開點名警告的就有直隸總督那蘇圖、安徽巡撫魏定國、福建巡撫陳大受、浙江巡撫常安、兩江總督尹繼善。不少州縣官員打著“饋送土儀”的旗號向上級督撫送禮討好而“開苞苴之漸”。而這些州縣官員所用之資便是額外增加賦稅、拖累老百姓，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乾隆自然知道這些，不斷下令嚴禁督撫擅調(diào)地方官于謁宴會，訓斥他們借送禮的機會大擺酒宴，這是浪費時間，是耗費物力于無用的地方。

清朝時，往往每兩省或三省設一總督位，每一省設一巡撫，除山東、山西、河南專設巡撫而不設總督，直隸、四川專設總督而不設巡撫外，其他的省份都有總督和巡撫同在一城中的現(xiàn)象。乾隆發(fā)現(xiàn)總督和巡撫之間各立門戶、互相傾軋、排除異己、引用私屬，面對于地方的政務卻互相踢皮球，讓下級官員無法認真施治。新督撫一旦上任，便開始極力宣揚前一任在此任時政務如何廢弛，民生多么凋敝，甚至胡編亂造、信口雌黃。如果前一任是因升遷而調(diào)走，則必大肆稱頌其成績，即使有錢糧虧空之事，也甘愿為他賠墊。督撫等等諸多積習，乾隆早已經(jīng)了解詳細，他決定要不斷地給督撫們敲敲警鐘，勒緊其頸項，讓一些違紀的大員們懸崖勒馬。

批評這些較高級的官員，乾隆總是因人而異，有針對性地嚴厲指出其缺點，令其汗顏失愧，從而不得不謹小慎微，唯恐大禍臨頭。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告誡四川巡撫方顯說：“我看你為人質(zhì)樸誠實，因此被提拔為地方大員，但撫臣必須有撫臣的樣子。如果任氣褊狹，不識大體，就不可以。你馬上就要去上任了，我只提醒你那么多，擔心你會很快忘記，你好自為之吧！”乾隆又訓誡河南巡撫尹會一說：“因循茍且四字，實在是你的毛病，既然你自己知道，就應該努力改正，我將看你以后的行動?！彼€指出方苞的弱點：“我即位的初期，想到你在文壇稍微有些名氣，下令讓你入直南書房，而且提升你為禮部侍郎……然而你位在九卿班內(nèi)，卻假公濟私，黨同伐異，其不安靜之痼習，到老不改，眾所共知?！?/p>

乾隆比較討厭只會耍嘴皮的貴州巡撫宮兆麟，曾訓誡他說：“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在辦事方面不注重實際，是以外間竟然有鐵嘴的稱號?！鼻∵€批評江西巡撫陳宏謀說：“你不怕不能辦事，而思慮有壞的習慣，如果不下決心改正，下次被我教訓，那有什么好處呢？”對河南巡撫圖爾炳阿，則說：“你慎守有余，干濟不足，以后應該著實奮勉，不要重蹈前車之鑒了！”乾隆也曾警告安徽巡撫徐垣說：“你原來就是特別能干的人，不要濫用你的聰明，一切應該力求務實，那么就可以勝任這個職位而永遠得到我的恩惠。”

對這些高級官員的訓誡和責備，在乾隆的諭旨中有很多，每一次斥責都要給被訓的官員極大的震懾力，增加了他們對皇帝的敬畏。就像趕車人用鞭抽拉車的馬匹那樣，使他們因疼痛而更加用力地向前奔跑，推動龐大的統(tǒng)治機構的車輛迅速前進。對這些地方官員，除了訓誡之外，乾隆還時時要求他們“經(jīng)劃有方，勸課有法，使地有遺利，家有蓋藏”；“視百姓如赤子，察其饑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家室”。只有這樣細致地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關心百姓疾苦，才可稱得上大清朝的好官。要做到這些，地方官就應當經(jīng)常深入鄉(xiāng)村，體察民情，了解各地生產(chǎn)狀況。

乾隆不但對高級官吏嚴加審定，對于一些低等官吏也留心考察。

乾隆知道，考核人才，僅憑其人之容貌形象與臨時之神情應對，只能獲一粗淺印象。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須按照一定的考核程序，長期檢驗。

有一次，吏部引見新任武昌同知王文裕時，他見王文裕長得相貌堂堂，回答提問聲音洪亮，覺得這是個可以造就的人才，就在其名字下面寫了個“府”字，意思是此人可任知府。正巧幾天后，吏部請求任命安陸府知府，乾隆想起此事，就任命了王文裕?？珊髞砬“l(fā)現(xiàn)王文裕的同知官是花錢捐的，并沒歷過實任，他根本就無為官經(jīng)驗。乾隆雖然心中十分后悔，但君無戲言，已不能改變了。只好急忙傳諭湖廣總督塞楞額和湖北巡撫彭樹葵對王文裕留心察看，斟酌奏聞，如果不行，還是仍授同知官為好。雖然如此，乾隆還是認為通過引見考核人才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他自信地說：“人才一般都相差不大，自從我登基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四十一年了，看過的人才非常多，也可以說選用人才十次有八、九次是正確的?！?/p>

按清代官制，每三年要對官吏考核一次，京城官員的考核稱為“京察”，外地官員的考核稱為“大計”?？己朔址Q職、勤職和供職三等，政績特別卓異者可引見候旨升擢?？己瞬患叭鹊墓賳T，要糾以“八法”，即貪、酷、疲軟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貪、酷者革職拿問，疲軟無為和不謹者革職，年老和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和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調(diào)。

乾隆重視對年老官吏的考察，擔心他們倚老賣老，或者昏老無為。他要求官員要選擇體力精壯，心地明白的人做官，并且還對那些因年老而故意隱瞞自己年齡的大臣給予重處。乾隆規(guī)定部員屬官50歲以上的人都要詳細考察；京官二、三品，年齡在65歲以上的要親自考核，決定是否任用。對于文宮中的知縣和武官中的總兵年齡限制也較嚴格，乾隆認為知縣是地方的父母官，“一切刑名、錢役經(jīng)手事件，均關緊要”，所以不能讓年老力衰的人充塞其中。據(jù)乾隆十年（1745年）的統(tǒng)計，奉天、湖北、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甘肅、四川、貴州等11個省中“年老”官員有30名，“有疾”官員22名，“不謹”官員29名，“疲軟”官員11名，“才力不支”官員24名，“浮躁”官員9名，均被列入淘汰的名單。

用“京察”和“大計”來考察官員，日久已成為一種表面形式。乾隆對此很不放心，便沿用了雍正時期的辦法，輪流引見文職知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的官員。往往在一天之內(nèi)不厭其煩地召見百余名地方官員，召見時還用朱筆記載自己的想法、意見，寫出評語，以便隨時任用升遷和降級。他說：“每次在引見的時候，必須詳細記錄詢問內(nèi)容，仔細觀察參考人員的品行素質(zhì)?！边@表明他對任免官員的高度謹慎。這種引見官吏記載的做法，一直是乾隆識別官員的最直接途徑。為此，他還說道：“記名道府，用朱筆記載，這是我的父親雍正帝留意人才，以便隨時錄用，實屬好方法，應該永遠遵守?！?/p>

乾隆對官員的評價很多，在《清實錄》中也有許多乾隆引見官員之后的評語，如評馬騰蛟：“結實有力，將來有出息”；評額魯札：“忠厚本分，人似結實”；評屠用中：“人亦可有出色，道員似可?！边€如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新任直隸景州知府侯玨被引見，乾隆評他為：“觀其人，似小有才而無實際，未可保其勝任無誤?！?/p>

清朝知府屬于四品官，是管理一個省的主要官員，掌領數(shù)縣，興利除害、決訟檢奸。乾隆以為知府一職承上啟下，是州縣官學習的榜樣。并且他還認為如果知府精明能干，熟諳政事，即使州縣官平庸無能，也可以被激發(fā)起奮力向上之心。若是知府懦弱無能，馭下無方，州縣官也會茍且偷安，荒廢政事。同時，州縣官由于職位卑下，無權被皇上引見，其到底如何還得靠知府去檢查監(jiān)督。于是乾隆不斷強調(diào)：要選嫻于政務的人擔任知府，并且對在任用知府一事上非常謹慎小心，恐怕失察，而貽害地方。

乾隆也知道，以引見的方式來考核官員，僅憑他們的容貌形象和臨時的神情應對，只能獲得粗淺印象。但作為一種差強人意的方法，他仍認為通過引見，可以為自己選拔既有才能又忠心耿耿的臣子。

為了彌補引見時臨時考核的缺點，乾隆還經(jīng)常輔以進一步的調(diào)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新任江西袁州知府唐燦引見，被乾隆評為：“看這個人恐怕對地方政務不太熟悉！”由于對此人實在是不放心，他便命令江西巡撫吳紹詩留心考察唐燦的政績并指示：如果唐燦“實在難以勝任的，就要馬上具折奏聞，不得稍存姑息”。

乾隆深知掌握任免大權的皇帝對吏治的好壞起著關鍵作用，責任之重大讓他自己都感覺頭疼。他說：“人才獲得是十分艱難的，例如州縣等通過科舉出身的那些人才，都是讀書苦攻數(shù)十年，才獲得這么一個官職，因此要量才錄用。”這一段話也道出了乾隆在任免官吏上的苦衷實在不少，使他只能盡力而為，任免之中也難免有不妥之處。

乾隆通過寬嚴相濟的方法管理、考核官吏，培養(yǎng)了一批能干的文臣武將。依靠著他們，乾隆朝達到了統(tǒng)治前期、中期的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