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方文、錢秉鐙為代表的皖江遺民詩人——兼說地域文化世族

地域文化是華夏文化整體組合的構(gòu)成部分。隨著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變遷，地域文化各自在興替盛衰的歷程中發(fā)生著衍變，這種衍變不斷地導致地域間的文化差異，從而也促動著華夏文化整體重心的播遷。自從北宋末年“靖康之恥”，徽、欽二帝被俘“北狩”，趙構(gòu)南渡建都于杭州以后，隨著中州衣冠之族的“扈從”南遷，以及歷經(jīng)一百五十年人文蒸薰，由漢民族為整合主體的文化重心決定性地移向了神州東南。江、浙、閩、贛人才輩出，幾乎主宰著此后的八九百個春秋，直至封建歷史的告終。東南人文，江、浙尤見興隆，此即史書所謂的“吳越稱盛”。但自南宋以來，吳越人文亦有興衰交替的歷史階段性差異。明中葉以前，兩浙盛于三吳，特別是明初朱元璋深惡吳地文士趨附張士誠，統(tǒng)一后打擊甚酷烈，太湖流域以吳中為核心的文化氛圍一度消散，蕭條至甚，大致要到景泰、成化年間（1450—1487），吳地人文始復蘇再興。此后，江南經(jīng)濟，主要是城市工商業(yè)的迅猛發(fā)展，推促著文化高漲，加之科舉制的刺激，吳、越之間的地域人文再次出現(xiàn)構(gòu)變。這種構(gòu)變在詩人數(shù)量上體現(xiàn)得相當具體，而“詩”恰恰是封建后期文化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表現(xiàn)形態(tài)。關于詩的作為知識教育被掌握的普及程度，前文有關章節(jié)已有所論及，其實這種普遍性早在唐代已形成，并深深滲透到人們的生活的各個方面，只是到明代以后更為發(fā)展罷了。最近，湖南長沙郊區(qū)望城縣出土大批唐窯瓷器，在上千把酒壺中有題詩的達大半，有不少為《全唐詩》所未見，這正好又一次證實著上述普及性，而此類現(xiàn)象到明清時期則更屢見不鮮。

清初有人說過，當時詩的選本中吳、越作者作品的比例要占整個中國之半，而吳又遠多于越，這個數(shù)量估計大體是準確的。但明末清初人言“吳”，其概念具體指“江南”省，即包括在明代隸屬于南直隸應天府（即南京），清初與江蘇同為“江南省”的安徽。直到康熙六年（1667）始獨立設省的安徽，是明清時期文學、文化史必須特予關注的地域。這是因為除卻徽州仕商文化的影響和建樹外，皖地尚有大批在這一歷史時期十分活躍而成就卓犖的群體和個人，尤其是呈現(xiàn)為十數(shù)世綿延不絕的家族群，如桐城方氏、姚氏，宣城梅氏等等。他們?yōu)槲膶W史、詩歌史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審視的參照系。

皖中文化世族的涌現(xiàn)，同樣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據(jù)《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按當時隸屬安徽轄區(qū)范圍作不太精確的統(tǒng)計，在二百零一科進士考試中該省共有二千三百名左右中式，占全國進士錄取數(shù)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名的百分之四點五左右，其中明代進士有一千一百八十余人。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shù)字，大抵僅次于江蘇、浙江等省，足見安徽人文與科舉文化以及明王朝政治契入之深。皖地文化的重鎮(zhèn)又分布為二，一是以歙縣為中心的包括休寧、祁門、宣城、涇縣、旌德、績溪、廣德縣的皖南地區(qū)；一是以桐城為中心的延及懷寧、太湖、宿松、貴池、全椒等邑的沿江地區(qū)，這中間還不包括今屬江西的婺源和江蘇的盱眙等縣。欲探討近五百年來涵蓋各個層面的文化史現(xiàn)象，幾乎不可能不關涉這些地區(qū)的人文史實。

作為一部斷代分體文學史，當然不可能詳說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的演變過程，猶如難以具體論述科舉文化的多層次深廣影響一樣。然而，詩人的涌現(xiàn)、群體的構(gòu)成、詩史的演化，無不受諸多種文化機制的制約。如果忽略這些有機整體中的重要中介因素的影響，政治的經(jīng)濟的也即社會背景的審視必將顯得空泛，甚至是教條式的僵硬；而事實上不管是群體的還是個別的文學或是詩的現(xiàn)象，原本都十分豐富，絕非干巴巴的枯燥的模式化的羅列。所以，在相關章節(jié)分別予以某種側(cè)面的刪繁就簡的，甚而是掛一漏萬的述論，很有必要?；蛞唤嵌鹊奈幕瘜彵?，對詩歌史演變過程的認識，有可能提供較為真實而生動的事實，從而有助于辨認歷史過程中復雜微妙的軌跡。

皖地文化家族的興衰史實，具體而微地表證著詩作為心靈的窗戶，作為一種最敏捷的抒情形態(tài)在社會劇變時期不得不變的必然性。宣城梅氏、桐城方氏在詩史上的蹤跡則又是最能說明易代之際詩心、詩風播遷的過程。

梅姓是宣城巨族，素以詩、書、畫代傳著稱。明代前期，梅繼芳（陵峰）、梅繼英（吉山）、梅繼勛（嶧陽）三兄弟著《塤篪集》，到晚明，梅守箕（季豹）與侄輩梅蕃祚（子馬）、嘉祚（錫于）、臺祚（泰符）、咸祚（以虛）、國祚（景靈）、鼎祚（禹金）稱“林中七子”，各有詩集。其中守箕和鼎祚最有名，鼎祚曾與徐渭、陳繼儒、王稚登等一起被時人合稱“皇明七山人”，選有合集，自著《鹿裘石室全集》有六十五卷。梅家科舉盛自明中葉，梅繼善四子，長子守相是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第三子守和、幼子守峻先后中萬歷十四年（1586）、二十六年（1598）進士，次子守極為萬歷四年（1576）舉人。“守”字輩從兄弟中還有梅守德系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更早；“祚”字輩則有梅鹍祚為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梅鼎祚是守德之子，所以他的得以歸隱書帶園，并筑名聞江南的天逸閣，顯然與此特具的門第有關，從而他也有條件拍曲制劇，兼為名戲曲家。到明末時，鼎祚之孫梅朗中（朗三）以及梅磊（杓司）均為詩壇名人，與方以智、陳貞慧、吳應箕等交游甚密，朗三還是陳維崧早年的業(yè)師之一。然而，正是甲申、乙酉劇變，使這個與明王朝政治關聯(lián)甚深的家族不僅門第漸衰，而且以詩鳴于世的傳統(tǒng)亦中斷，轉(zhuǎn)而專力于書畫或天文歷算之研究。直到晚清梅氏遷南京的一支中梅曾亮以古文名世為止，梅氏家族沒有出現(xiàn)過稍有名望的詩人。

甲申、乙酉之前夕梅朗中去世，他著有《書帶園集》十六卷，死時年僅三十六歲。梅磊卒于康熙四年（1665），著有《響山集》。梅磊病故時，方文有首悼詩《梅杓司隱君·歲暮哭友五首之四》足能見其為人：“多病緣多欲，吾嘗為爾箴。君言生此日，速死是初心。向子識誠卓，陶公恨轉(zhuǎn)深。響山遺集在，終古有知音?！保ā秿纳嚼m(xù)集》卷三）生不如死，縱欲速死固然消極，然憤急之情可見。方文在此前即順治十八年（1661）作的《題梅杓司藏卷·卷中乃誕北、穎侯、昆銅、伯宗、定生五亡友手札》說得更明白：

乍開此卷即沾巾，多是當年死難人。

浩氣尚能凝碧血，遺言終不化青磷。

余公亢烈首捐軀，周沈同心亦與俱。

莫羨陳劉考終命，肝腸寸折眼全枯。

梅生海內(nèi)結(jié)交繁，架上郵筒無數(shù)存。

獨寶數(shù)公殘翰墨，欲留書種在乾坤。

詩中“定生”即陳貞慧，伯宗是劉城的字，昆銅則乃沈士柱。沈士柱號惕庵，蕪湖人，這是個清初極敏感的忌諱人物。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九載述有順治十六年（1659）沈氏被殺事：“士柱字昆銅，一字奇公……癸巳，以通李定國牽連被執(zhí)，尋得脫。丁酉，復被執(zhí)，囚于南京三年，作故宮詞以見志。至是，以交通鄭成功誅之，妻方氏絕粒五日死，妾汪氏、鮑氏俱自經(jīng)死?！薄犊h志》等也都載述其：“少負奇氣，倜儻豪貴，明末奔走國事，不避禍患。鼎革后，古冠大帶，不忘故國?！焙髞硭膶O子也被逮病死，遂絕后嗣。沈士柱能詩，為蕪湖遺民詩人中的高手，如《無題》四首變艷情為遺恨，句如“美人今向《離騷》憶，讀到更深淚似泉”；“正氣歌成歌板斷，剛腸莫浪作柔情”等都獨具面貌?！堵動虚L流之信擬出塞曲》雖在獄中仍芒鋒畢露：

生平不射獵，麋鹿隨我游。

入山復不深，未聞虎豹愁。

今將棄詩書，買刀系馬頭。

筋力雖不強，臂后矢可抽。

雁雉宿高崗，狐兔穴深丘。

將令飛走驚，一洗諸生羞。

他竟把出戍東北視作去虎狼之地而欲搏擊之，誠是大膽語，如此危險人物能不“誅之”？著有《土音集》，不傳。梅磊“獨寶數(shù)公殘翰墨，欲留書種在乾坤”，其人其詩，其行徑舉止當可想見。施閏章連序也不敢替他做，稱之佯狂之人，說他“喜觸忌諱”，《響山集》的失傳是必然的。梅磊死后，梅清（1623—1697）、梅庚、梅、梅南亦才士，但皆以畫著于世，為“新安畫派”（或稱天都、黃山畫派）骨干。清的輩分較尊，庚乃朗中子，先后在復雜的背景下出應科舉試，旋即隱于書畫。梅清著有《天延閣集》，又輯有《梅氏詩略》前集十二卷。梅氏子弟中如梅文鼎則負經(jīng)濟才而專攻歷算成學問家，詩文雖尚多郁勃情，然已為學術盛名所掩，且其時亦屆康熙晚年矣。梅氏家族的中衰于明清易代之際，與吳門文氏、四明李氏，陽羨陳氏、史氏等等殆同，時代風云變幻的印記極為鮮明。

第一節(jié) 真氣淋漓的方文的詩·附說方氏族群

桐城方氏是皖中最負盛名的世家大族之一，較之宣城梅家，不僅族巨裔繁，而且屢世官宦，與明朝依附至深，并以剛直稱。所以，甲申、乙酉之后，毋論方氏族裔歸順與否，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均深遭疑忌，案獄頻起。于是，這個家族詩人群體的不同層面均遭際坎坷，詩的鋒芒也備受摧挫，以至到康熙中期以后，歌吟的生氣命脈在這個族群中幾近衰歇。至于伴隨以“桐城文派”為指目的“桐城詩派”，那已是“盛世”時期的別一種風貌，與這一素以詩聞的家族無關。

方氏與明王朝政權(quán)幾乎興衰相始終。建文之初，方法受知于天臺方孝孺，官至四川都指揮使司斷事，明成祖朱棣以“燕藩奪統(tǒng)”，方法不從被逮，自沉于安慶境內(nèi)的江中。方法是著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八世祖。此后，方法的長子禎懋有五個兒子，分五房，其第三子方佑在天順四年（1460）中進士，“中四房”方瑜之孫方克則中嘉靖五年（1526）進士。方氏科舉鼎盛時期亦在萬歷、崇禎期間，方以智之祖父方大鎮(zhèn)系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大理寺卿；叔祖方大鉉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官戶部主事，大鉉即方文之父。此外，大鎮(zhèn)從兄弟方大任是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方大美是萬歷十四年（1586）進士，官至巡按、太仆寺少卿。其子即方拱乾，崇禎元年（1628）進士，官左諭德。方以智之父方孔炤亦系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崇禎末官至僉都御史、湖廣巡撫，方以智則在崇禎十三年（1640）成進士。至如未從進士出身而入仕途的方氏族群在晚明尚有數(shù)十人，這個家族與朱明王朝的關系誠是千絲萬縷，盤根而錯節(jié)。^[1]

明亡，方氏族裔中持反抗或不合作態(tài)度的為多，方以智是代表人物，他從北京逃出后即轉(zhuǎn)輾各地，先在嶺南繼去黔滇供職南明，后出家為僧，其弟方其義（直之）國變后悲憤而卒。子侄輩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發(fā)均隱逸而專力于學術。方以智父子于殘明政權(quán)覆亡前后累遭清廷逮捕入獄，險境不絕。又，方大欽之子方孔時亦隱遁，人稱介節(jié)先生，而方大美之孫方授（應乾之子）則參與浙東抗清活動，于順治十年（1653）勞瘁病死于象山，年僅二十七。

政治形態(tài)上另一種類型是方大美第五子方拱乾父子。拱乾字肅之，號坦庵，后更字甦庵，入清官少詹事，順治十四年（1657）因第五子方章鉞罹科場案，父子兄弟同戍寧古塔。時其長子方孝標（樓岡）亦已于順治六年（1649）中進士，官侍讀學士，次子方享咸（邵村）順治四年（1647）進士，官監(jiān)察御史，全遣戍。順治十七年（1660）納贖放歸后，方孝標于康熙九年（1670）曾入滇，著《滇黔紀聞》述南明史事，又與吳三桂等往還，終于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發(fā)，遭戮尸之禍。親族或死或流放，有的遣戍黑龍江卜魁城等地，如方登嶧、方式濟父子，方世舉、方貞觀從兄弟輩，至于方貞觀、方苞等又皆隸旗籍。方氏一族元氣淪喪之甚，足見清王朝為穩(wěn)固統(tǒng)治，對與舊明淵源至深的氏族即使歸順朝廷也予剪除，不遺余力，一有借口即加誅伐。從方拱乾到方貞觀、方苞，前后為四代，方貞觀、方世舉是方章鉞之孫，方苞則是方象乾的曾孫，而方登嶧乃方大欽之子方仲嘉之孫。這種株連打擊已不僅是“五服”之內(nèi)，而名副其實地是禍及九族。這批方家子裔大多在當時是名詩人，方拱乾著有《坦庵詩鈔》，方孝標有《鈍庵詩選》，方登嶧有《述本堂詩集》，方享咸有《栲舟詩集》，方世舉有《春及堂詩鈔》以及《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方貞觀有《南堂詩集》，而方貞觀、方世舉與方文世稱“方氏三詩人”，為數(shù)代族群中最著名者。

如果說，詩乃心聲，詩心的演化正是詩史的軌跡，那么，從方氏四世詩作的變異過程能清楚地看到：方拱乾雖已歸順清廷，但心態(tài)時多失衡，牢騷語與幽憤情時見流露，其類型殆同于吳偉業(yè)等；到方孝標一輩，大抵未多變更，孝標、享咸分別生于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和四十八年，入清雖仕，但舊朝印象仍深，故詩中吟詠南明殘跡以寄緬懷，不免情不自禁。迨第三代方登嶧及子侄方貞觀等則深味法網(wǎng)嚴酷，文網(wǎng)緊密，才情既富也就只能抒述戍邊之哀或記寫邊地風物風情，詩心已是自相緊裹，豈敢放膽而吟？方登嶧《述本堂詩集》卷六《葆素齋今樂府三十章》最能見出他們的衷情。隨同父輩流放的方式濟、方貞觀則心緒尤為復雜，式濟遣戍時已成進士，官內(nèi)閣中書，后來先其父卒于戍所，年方四十，究其心原本無他；而方貞觀乃方章鉞之孫，其祖父已是科場案遭殃人，現(xiàn)今自己又罹文字獄株連之罪，心境辛酸苦澀無以名狀，他的《望見京城》詩說：“潞河西面繞祥煙，遙指觚棱是日邊。獨有覆盆盆下客，無緣舉目見青天?！闭瞧淇嘈牡恼鎸崒懻铡５诹鞣诺姆绞献灞娭?，方貞觀的《南堂詩鈔》是尚敢出怨言的一家；雍正初釋歸后，他又堅決不出仕，乾隆元年（1736）當局薦舉其為“鴻博”，拒不赴試。然而正因如此，乾隆中期禁書終于也禁到《南堂詩鈔》。是的，諸如“中華多少未耕土，偏愛荒邊一片沙”（《擬古邊詞》）之類詩句確實皮里陽秋，不那么馴服。看來，詩對方家來說已成不祥物，遠禍之法最好少寫或不寫，方貞觀的從兄方苞不作詩而專工文，似亦非偶然，方苞之父方仲舒的處置詩集的態(tài)度最能說明問題。仲舒（1638—1707），字南董，號逸巢，自少即棄時文之學而好為詩，一生著有《江上初集》、《棠林集》、《愛廬集》、《漸律草》等共三千多首作品，據(jù)方苞《跋先君子遺詩》說：“（仲舒）弱冠即與宗老嵞山、邑人錢飲光、黃岡杜于皇游，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為友?！睄纳郊捶轿?，論行輩為仲舒叔祖，錢、杜亦皆遺老，可知《棠村集》等詩情概貌。然而仲舒是謹慎的，鄧漢儀選《詩觀二集》欲收錄其詩，仲舒“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后止”，方苞在他晚年曾“請錄諸集貳之”，即錄副本，仲舒也不許，一則說：“凡文章如候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已耳?！痹賱t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彼?，方仲舒以“汝誦經(jīng)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為理由力禁其子作詩，方苞也非不能詩而終身不以詩名，實系別有隱衷。方仲舒死后四年，方苞罹禍被捕，其父三千余首詩為免招致罪名全付之于火。^[2]

方拱乾祖孫四代詩情的嬗變以及方仲舒父子對詩的警戒，從一個層面上展示了清詩初期蛻變的史實。這種蛻變究其實是生氣的銳退和鈍化，而生氣則正是詩的命脈。嚴胤肇《嵞山續(xù)集序》中論“氣”的文字恰好可借以觀照上述銳退和鈍化勢態(tài)，由此亦可見出詩轉(zhuǎn)而館閣化、縉紳化的潛在趨向。嚴氏說：

昔人有言文章以氣為主，夫詩與文一也。而今言詩家往往較短長、爭工拙于字句音響之間，以為茍能是是，亦可以無憾矣。試問其中之所以勃然而來，沛然而往，喤然而鐘呂鳴，凄然而風雨至，如怨如慕，欲泣欲歌而不能自已者，誰為為之？曰：不知也。此之不知而自附于能詩，吾不知于古宜風宜雅之旨何若也？蓋孟子所云：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此天下之通患也，而于今之號能詩者為甚?！?/p>

夫古之能詩者，其初皆非有意于為詩也。其氣積乎其中而溢乎其外，悲愉感憤、浩歌淋漓，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譬之空山絕壑，本非有聲，忽而大風鼓之，怒號洶豗，陵谷為之動搖，草木為之吟嘯，豈非氣之所至，聲亦隨之。而彼所為不得而勿求之氣者，果何說之遵而若是歟！

作于康熙七年（1668）前后的嚴氏之序所指出的“通患”，實即詩史不斷反復呈現(xiàn)的“真詩”的消長之勢，而審視了方氏某支裔族的詩作的嬗變，則在相觀照中愈顯出作為遺民詩人杰出代表之一的方文《嵞山集》的真氣淋漓，誠為難能可貴。

在方家遺逸群中，方以智兄弟父子固亦皆精于詩，但他們的主要精力投注于學術，特別于經(jīng)、子以及音韻學研究頗深，而天文歷算之成就更為超卓。一生以詩為性命所寄的唯方文而已。

方文（1612—1669），字爾止，號嵞山。初名孔文，又名一耒，字明農(nóng)，別號淮西山人、忍冬子。在方氏族眾中，他輩份較尊，系方以智從叔，年齡則幼于以智一歲，青少年時為同學友伴前后達十四年之久。明末為諸生，入清以賣卜、行醫(yī)或充塾師游食為生，氣節(jié)凜然，交游遍南北。著有《嵞山集》及續(xù)集、又續(xù)集共詩二十一卷。乾隆年間，續(xù)集列入禁書，正集和前續(xù)集《四游草》分別板刻，故未并列。

方文為人率直，《明遺民詩》說他“性不能容物，常以氣凌人。有以詩投者，必曲為改削”。其實方文篤于友誼，極富人情味，詩集中大量追悼亡友之作，一片赤忱溢于言表，可為明證。唯嚴于是非，尤重大節(jié)，如其與溧陽陳名夏（百史）原系舊交，陳氏亦詩人，為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兵科都給事中，入清官至大學士，后于南北黨爭中“賜死”。朱書《方嵞山先生傳》載：“陳溧陽以假歸，乞嵞山定其詩，執(zhí)禮甚恭”，方文“反復讀之曰：甚善，但須改三字即必傳無疑耳！”陳名夏問改哪三個字？方“厲聲曰：但須改陳名夏三字。時坐客滿，舉座愕然，不能出聲。陳亦厲聲曰：爾謂我不能殺爾耶？適代巡來謁，陳拂衣去”。同座客人都怪方文太尖銳，他卻“笑曰：吾自辦頭來耳，公等何憂？頃之，陳復入，執(zhí)嵞山手，涕流被面，曰：子責我良是，獨不能諒我乎？竟相好如初?！?sup>[3]這不是小說家言，而是紀實，寫出了方文的風骨。他作于康熙七年（1668）的《三藏庵見陳百史遺墨有感》足可與朱書《傳》互為表里：“驀見僧房大幅懸，回思三十五年前。斯人雅志千秋事，僅僅科名亦可憐?！狈?、陳曾于崇禎六年（1633）結(jié)盟此庵，故有“三十五年”之句，末句“科名可憐”則道出了科舉仕途的名利導致著多少人在重大歷史關頭迷而忘返，陳名夏即其一也。在這類大節(jié)問題上，方文是不姑息、不寬容，涇渭自分，其于順治十五年（1658）寫的《會試榜發(fā)，久不得報，有懷同社諸子》直言各走各路：

諸子皆耆舊，亡何試禮闈。

便應驤首去，未許倦懷歸。

輦下新朝服，山中老布衣。

高鵬與低，各自一行飛。

這是丁酉科場案發(fā)的第二年所作，盡管時風是“古人重高士，今世賤遺民”（《談長益永平書來卻寄》），方文卻依舊蔑視“輦下新朝服”的仕進之路。作為“山中老布衣”，方文不與新朝趨合的心志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之一是年年農(nóng)歷三月十九必有詩哭奠，在遺民群中他的“三月十九日”詩是有幸保存得最多，憤慨悲哀之情寫得最直白的一個。從乙酉年（1645）在鎮(zhèn)江與邢昉、史玄、潘陸、錢邦寅、范景仁登北固山拜哭的《三月十九日作》的“奄忽歲已周，哀情若新喪”，“何忍處華屋，對酒鳴笙簧”一詩起，方文直到老死，確是“縱使?？葸€石爛，不教此恨化寒煙”（《戊子三月十九日作》）。試舉二首激憤情郁者為例，一是順治四年（1647）的《三月十九日作》：

年年今日強登高，獨立南峰北向號。

漫野玄云天色晦，美人黃土我心勞。

虛疑楊柳牽愁緒，不忍滄浪鑒鬢毛。

前輩有誰同此恨，雪庵和尚讀《離騷》。

另一是康熙八年（1669）也就是方文病逝那一年的同題詩：

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

南徐郭外三停棹，北固山頭獨愴魂。_{乙酉、丙午、己酉三年三月俱在京口。}

流水滔滔何日返？遺民落落幾人存？

錢生未死重相見，雙袖龍鐘盡血痕。_{是日遇錢馭少，故云。}

詩中提到的錢馭少名邦寅（1614—1683），號鐵崶，系錢邦芑（1602—1673，字開少，后為僧，名大錯）之弟，能詩，著有《若華堂詩集》等。錢邦芑是抗清遺老中名人，邦寅之二兄錢邦韶（字虞少）為順治十七年（1660）鎮(zhèn)江“通海案”死難者，故“雙袖龍鐘盡血痕”云云自有實事相系。^[4]

方文順治十五年（1658）上述同題之作結(jié)尾說：“猶有野夫肝膽在，空山相對暗吞聲?！笔聦嵣?，詩人亦并未只是“暗吞聲”，其詩集中冷嘲熱罵，直指新朝的文字正也不少?？滴跷迥辏?666）的《旅食嘆》組詩之四有“良方豈必兇年試，大藥應從此日嘗”等句，他要用“麻仁黑豆”來清理時勢，而《六月》詩中唯一的一次提到清廷年號，則實在是心祈這個政權(quán)在兇年得到相對的報應：

六月重衾更著綿，陰寒渾似暮秋天。

我生半百何曾見？記是康熙丙午年。

順治十六年（1659）作《徐杭游草》中的《太湖避兵》則是熱罵詩，這類作品在方文筆下屢見。其一云：

將近楓橋路，唯聞人語喧。

北來兵肆掠，東去艇皆奔。

震澤煙波迥，高秋風雨繁。

此時期免患，艱苦復何論。

方文詩筆鋒芒不蔽，尖銳直入，以“氣”與“力”勝，故早在順治八年（1651）前就常有人勸戒他，他卻在《客有教予謹言者，口占謝之》中回答說：

野老生來不媚人，況逢世變益嶙峋。

詩中憤懣妻常戒，酒后顛狂客每嗔。

自分余年隨運盡，卻無奇禍賴家貧。

從今卜筑深山里，朝夕漁樵一任真。

他當然沒有真的卜筑深山，倒是充分“一任真”的?！白苑钟嗄觌S運盡”乃其心態(tài)，國既破亡，身無顧忌，這是他“一任真”的情懷所以能施展的前提，同時又是其詩所以能不受羈絆、自在騁情的緣故。方文極自信也極自豪地稱他的詩是“布衣語”，絕不憚人譏為俚俗，試聽：

有客慈仁古寺中，蒼龍鱗畔泣春風。

布衣自有布衣語，不與簪紳朝士同。

從一般意義看，此詩后二句恰好從大概念上劃開了詩史領域的兩大范疇，“布衣語”與“簪紳朝士”文字乃歷代詩歌的二種流向；從特定意義說，他正是在宣稱絕不附從的獨立意念：我就是我，任何依賴權(quán)勢者壓不住本人，也不會來趨奉哪位有大力者！上引絕句是《都下竹枝詞》的末篇，這組二十首《竹枝詞》本身就足以表現(xiàn)他“布衣語”的特點，歷代竹枝詞重在吟詠風土人情、民間生活，視角較細小具體，情調(diào)輕捷活潑。方文的組詩既保存有這些共同特點，卻又以敏銳、辛辣的筆力，揭去了清初新朝駐在地的特定氛圍，特見其能透過現(xiàn)象切入本質(zhì)，視野宏闊。最有名的是第十一首：

自昔旃裘與酪漿，而今啜茗又焚香。

雄心盡向蛾眉老，爭肯捐軀入戰(zhàn)場？

詩人深刻地覺察到八旗王公及將士們?nèi)腙P十五年左右，已銳減雄悍之氣，在“漢化”程度愈深，沾染文人習氣愈多的同時，其勁健之風也愈衰。方文的“北游”是否有心考察而別懷所圖，這是很難下結(jié)論的。以下各首為同類竹枝詞中少見的佳篇：

都門本是利名關，來去紛紛各不閑；

亦有京官十數(shù)載，從無偷眼看西山！（其二）

前朝勛戚盛如云，后裔同歸廝養(yǎng)群；

莫向灞陵嗔醉尉，何人猶識故將軍？（其三）

投認師生法不輕，其初只為杜逢迎。

因而場屋真知己，懷刺無他止姓名。（其五）

東戍榆關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

風吹草低牛羊見，更有誰能《敕勒歌》。（其十二）

故老田居好是閑，無端薦起列鴛班；

一朝謫去上陽堡，始悔從前躁出山。（其十七）

自古長安似弈棋，一番客到一番悲。

許多大老休官去，幾個名娼又嫁誰？（其十八）

這組《竹枝詞》可說是易代之初輦下京城的特寫鏡頭，不能移其具體時空，詩的價值也就在此。其二是罵某些降清官吏的沒心肝，“西山”為明朝帝后避暑駐蹕之所，指代舊朝。忙著名利，無“閑”去“偷看”一眼西山，豈不寡義薄情。其三寫故明勛戚子弟大量淪落為八旗奴才；其五寫清廷嚴禁官員認師生、同年等關系，是密防聯(lián)絡結(jié)伙；其十二寫漢人被流放之多，故無人能唱《敕勒歌》；其十七寫歸順清廷者復被貶謫，方文認為此亦咎由自取。無疑，他的諷刺是針對包括從兄方拱乾等在內(nèi)的眾多名士、聞人的；其十八則是清初京城特多的走馬燈式的“大老”更替現(xiàn)象，這是滿漢之間、南北之間黨爭的結(jié)果。組詩的第四首寫裁革宴會，第六首寫“新法逃人律最嚴”而逃者轉(zhuǎn)多等等，也深具時代印記。最有趣的是第一首寫清廷嚴禁吸煙，這當然不會想得到，這個王朝最后恰恰致命地受到鴉片的腐蝕和侵略，詩云：

金絲煙是草中妖，天下何人喙不焦？

聞說內(nèi)廷新有禁，微醺不敢?guī)鷮m僚。

方文為數(shù)眾多的悼詩寫得既深情哀苦，真摯感人，又別具史乘參酌意義。在數(shù)以百計的悼念之作中，哭其從侄方授的一組堪作典型。方授（1627—1653），字子留，一字季子，更名留，號明圃、圃道人，明亡為僧，密與浙東抗清活動，擅于詩，著有《三奔浙江草》、《浙游四集》、《奉川草》等，《龍眠風雅》錄其詩一百八十首，但最能見其心志氣節(jié)的卻是方文悼詩中保存的二句。方文《水崖哭明圃子留》十首真是血淚迸瀉，茲錄一、二、六諸首：

圣代遺民本不多，頻年鋒鏑又銷磨。

衰宗尚剩農(nóng)兼圃，至性同歸笠與蓑。

只道陽春回律管，豈知長夜閉煙蘿。

瑤華且受霜風折，冉冉孤根奈若何？

少小能文氣似蘭，里人誰不信彈冠。

只因喪亂身當廢，縱使沉埋性所安。

故國有懷唯涕淚，新詩無字不悲酸。

漫勞鐵匣藏枯井，此日流傳血已丹。

憶昔相攜吳楚游，日同匕箸夜同裯。

奇歡東壩千鐘酒，苦恨西湖一葉舟。

共把愁心對陵闕，獨將佳句播滄洲。

河山猶未歸堯禹，痛爾飄零先白頭。_{子留有“河山若不歸堯禹，從此飄零到白頭”之句。}

這組詩在頌贊方授品格時，對族中歸順出仕新朝者從對比角度狠予鞭笞。如其四云：

里門裘馬日紛紛，鸞鶴寧同雞鶩群？

如以衣冠坐涂炭，不徒富貴等浮云。

家人愚暗還相勸，異類腥臊孰忍聞？

十世國恩蒙者眾，獨將破衲報明君。

在今所存見的遺民詩作中，這是篇堪稱尖銳激越的文字，“坐涂炭”、“異類腥臊”、“報明君”等，無不可招致滅族之罪的，但方文難以抑制悲憤，一腔苦水化為怒火，噴薄而出以至一無忌憚?！袄镩T裘馬”、“雞鶩”云云，與第三首的“同堂群從爭榮”是一個指向，即指方授嫡堂叔父方拱乾父子。前明太仆寺少卿方大美（字思濟，號黃中）有五子：方體乾、承乾、應乾、象乾、拱乾。應乾即方授之父。比起在明末僅是個十幾歲的諸生，后來走甬上參與“五君子”義舉，又回皖中預英、霍二山寨起兵事，破家，為僧，入獄，備嘗苦辛的方授來，方拱乾、方孝標父子確實有愧。所以方文要呼嘯：在“同堂群從爭榮”時唯有方授“絕島游魂獨怨嗟”，天理在哪？“茫茫天道屬誰家”？當方授靈柩回鄉(xiāng)后，天人相隔，永難相見，方文更見悲哀，在《與錢幼光入山同哭子留因有贈》中他唱出了堪稱撕心裂肺之歌：

雖在人間亦長夜，那能白日照重泉！

方文的詩“樸老真至”四字足可概括之，詩語明白如話，詩心深摯蒼涼，詩境清樸純真。他因自己生于壬子年，而陶潛、杜甫、白居易亦壬子生，故請人繪《四壬子圖》，從其詩風觀之，他是對詩史上三位偉大詩人心向往之而也確實各得其長，并呈現(xiàn)出自家面目的。紀映鐘《徐杭游草題詞》中一段話基本上把握了方文詩的特點：“以自然為妙，一切纖巧華靡、破裂字句，從不泚其筆端，垂三十年，守其學不變，而日造堅老純熟，沖口而道，如父老話桑麻，不離平實，卻自精微。”方文的詩又一特點是以敘事法寫抒情詩，這是手法為情思所驅(qū)的一種表現(xiàn)，誠如李明?！缎旌加尾菪颉匪^：“世人讀爾止詩，或稱其氣格雄渾，或稱其音節(jié)和暢，或稱其用意曲折，種種不一，而吾以一言以蔽之曰：妙于序事而已。”“蓋天下之景多同而情各異，情或同而事各異。爾止妙于序事，故其詩千態(tài)萬狀，無一事相同，良有以也?！薄笆隆保瑢嵓唇?jīng)歷際遇、興衰起廢的具體過程，通常所說的“生活”就是“事”。

然而，方文詩在當時頗有譏為俚俗率易的，從施閏章等為之力辯，可知“時論揶揄”之事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士禛，在《古夫于亭雜錄》卷四中王氏說：“桐城方嵞山文，少有才華，后學白樂天，遂流為俚鄙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予常問其族子邵村享咸曰：‘君家嵞山詩，果是樂天否？’邵村笑曰：‘未敢具結(jié)狀，須再行查。’”這顯然口吻輕蔑，在另一則詩話中漁洋更以揶揄語氣說《四壬子圖》。^[5]

對此種“口實”，孫枝蔚題《嵞山續(xù)集》詩回答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嵞山詩合荊公語，輕薄兒曹莫浪彈。”陳維崧題詩更說：“字字精工費剪裁，篇篇陶冶極悲哀。白家老嫗休輕誦，曾見元和稿本來?！编u祗謨題詩“平淡盡從攻苦得，時賢未許斗清新”二句也能得要旨。這實在是詩壇上“簪紳朝士”風尚與“布衣語”的沖突，也是詩史上常見的一種跋扈現(xiàn)象。關于這一點，李楷《嵞山集序》中的論述別具理論意義，可視為透過現(xiàn)象攫住實質(zhì)的詩史論：

夫論詩而好譏議人者，此其人不足與言詩也。其意以為不排人無以自見，故于古人亦反唇焉。由此推之，必律天下之人皆歸于己一軌，凡古人之不合于我者，輒訾其瑕疵，使聞者無不驚而畏之，曰：夫夫也且出古人上，其誰敢與之爭？嗟乎，古人何易言也！古之人先得我心，亦猶我之先得乎天下后世之心也。與我同者，我趨之；與彼同者，彼趨之，古今一揆，是非無定，必引彼以就我，與強我以適彼，皆不然之事也?；虮嘶蛭遥猿梢患叶岩?。乃世所援以為口實者：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予竊以為不然。夫微之、樂天、東野、閬仙，豈復有堪為姍笑之資哉！后之學者，不得其精神之所存而皮相之，耳食之，群而吠之，以“輕俗寒瘦”概古人之一生，古之人其心折乎？若四公者，皆自成一家者也。夫家者，異于游歷與寄寓者也。跋涉之途不足以當一宿，一宿之旅不足以當流寓，流寓之所不足以當故廬。以是知歧出歧入，泛泛然而無所歸者皆失其家而家他人之家。不能以自立，我之亞旅、我之苗裔將安歸乎？古人為人之所歸，而或以其異己，則曰非我家也，然不謂之汝家，乃遂訾之曰：“此未足以為家。”嘻！其甚哉！……

“定于一尊”與“自成一家”之爭，是詩歌史上重大的又是不斷反復的事實?！岸ㄓ谝蛔稹眱A向嚴重，詩的活力必轉(zhuǎn)衰竭，而“自成一家”之風盛行后，則又復轉(zhuǎn)為興隆，這已成通同規(guī)律。明清易代之際，政治的社會的動蕩，人心的劇烈震撼，“定于一尊”的勢態(tài)失控，造就了特定年代中的詩的生氣強旺。隨著清廷統(tǒng)治的漸趨穩(wěn)固，“一尊”觀念又將頑強地重新抬頭。觀照這樣的史實，李楷的論述顯得相當深刻而精微，對認識遺民詩、辨識清初詩史流程很有助益，而于其時呼喚“自成一家”的心靈之聲的把握尤足資佐助，所以整段引錄，以便于參照。

第二節(jié) 錢秉鐙及其他

皖中遺民詩人著名的尚有蔣臣（1597—1652）、劉城（1598—1650）、許楚（1605—1676）、沈壽民（1607—1675）等。蔣臣，初名姬胤，字子卿，更字一個，號誰庵，桐城人。崇禎九年（1636）以拔貢生應廷試，應得知縣，不就，后官戶部。明亡一度為僧，著有《無他技堂遺稿》十六卷。蔣臣早年受知于張溥，為復社成員，后得范景文、倪元璐賞識。甲申國變走淮上入史可法幕參軍務，見四鎮(zhèn)跋扈，事已難為，辭歸。詩文與姚士晉、沈壽民齊名。身處末世，人生多艱，故其詩辛酸語多，抑郁情深?！陡杏鲑泟⒉凇酚小疤炻房嗲G棘，豺虎彌川原。關洛數(shù)十郡，戰(zhàn)哭皆新魂。子才陋微管，奮翮必鸞騫。余方戀南陔，蓺黍供晨昏。出處各有適，素節(jié)諒自敦”云云，可見其志。沈壽民，宣城人，字眉生，號耕巖。明諸生，崇禎九年舉賢良方正，著有《剩庵詩稿》，與沈昆銅稱“江上二沈”，與“吳中二張”張溥、張采并稱，卒后黃宗羲為撰《墓志銘》。沈壽民一生有二件事著稱于世，一是于崇禎末以諸生劾首輔楊嗣昌，一是與周鑣（鹿溪）相善而被阮大鋮視為《留都防亂揭》的主謀，周被阮誣殺，壽民變姓名遁入浙江金華山中多年。據(jù)《明語林》載述，明亡后“足跡不入城市垂四十年”，授經(jīng)于鄉(xiāng)，門弟子多才士，吳肅公（雨若）即其一。詩沉思多慨，述志高潔，有句云“丈夫忍饑耿介死，不學鵝雁鳴啁啾”^[6]。許楚，字芳城，號旅亭，歙縣人，著《青巖集》十二卷。許楚為明諸生，入清后棄去，先隱遁黃山，后與抗清事，順治四年間因牽涉金華王朱由一案被捕，后得釋，閉門著述。其人少時曾舉“白社”，與復社相呼應，林古度、沈壽民、黃周星等均為詩友。擅書畫，世少人知，詩極蒼老沉郁，《閱常山志感賦》云：

萬戶凋傷戰(zhàn)伐余，登豐舊里盡丘墟。

浮空石爛思遺履，清獻巖深蹇著書。

瘦馬半飧鄰縣草，哀鴻常擁令君車。

靈符縱革南山虎，澤竭誰援泣釜魚？

歙縣許氏為巨族，人文頗盛，然有清二百七十年間，亦唯許楚與晚近《疑庵詩》作者許承欽為最卓特。劉城，字伯宗，號存宗，貴池人，諸生，崇禎九年保舉廷試授知州，不就。著有《嶧桐詩集》十卷。劉城與吳應箕（次尾）合稱“貴池二妙”，系著名文學家和高士。早年為復社眉目，《遺民詩》稱其曾被史可法薦授刺史，辭受，“肆力詩歌，履道自娛。會江東再建，上策匡時，柄臣不聽，長捐歸田，息影峽山”。他自刻一印曰“謝發(fā)鄭心”，志比謝翱、鄭思肖，《峽居》詩又有“新詩句句吟皋父，舊史重重續(xù)憶翁”句，亦此意。吳應箕于乙酉起兵貴池，壯烈死難，劉城為之營葬，并撫養(yǎng)吳氏遺孤多年。應箕長于史，《啟禎兩朝剝復錄》、《留都見聞錄》、《復社姓氏》皆名于世。故論者以為吳應箕文勝于詩，城則詩優(yōu)于文，其詩激楚而情深，于死生交誼彌篤。如哭史可法、黃道周、戴重等詩，均和謝翱韻，所謂“不死儒冠已負慚，謝皋鄭肖欲成三”，最有名?！犊薮骶捶颉分疲?/p>

青山來此赴，白日欲成陰。

已痛故人絕，更傷節(jié)士心。

衣冠猶就殮，宗祏不俱沉。

洞腹逃禪事，千秋名自今。

《寄白門余澹心懷》亦意蘊甚佳：

重問當年舊六朝，干戈經(jīng)處可蕭騷？

隱囊麈尾應零落，石闕華林自寂寥。

白板扉存知爾在，黑頭公貴有人驕。

孝標著論交堪絕，猶向蘭心說夢蕉。

皖省詩人以清初最盛，除上述諸家外，世傳著稱的還有蕭云從、湯燕生等，蕭氏又為大畫家，后來黃鉞輯成《蕭湯二老遺詩》。桐城姚港姚孫，以及“白苓姚氏”的姚士晉亦皆擅詩，戴重之子戴本孝、戴移孝均以詩畫稱名家。本孝著有《余生詩集》，移孝的《碧落后人詩集》則于乾隆四十五年構(gòu)成一大文字獄，被“照大逆律戮死”。大抵自諸遺民以及“南施北宋”中施閏章而后，要到晚清程恩澤等出，皖籍詩群始又多名家。如姚鼐雖詩藝亦卓，然終非專力者。

清初遺民詩群中，皖籍而堪與方文比肩稱名宿的當推錢秉鐙。

錢秉鐙（1612—1693），字幼光，號田間，桐城人。明諸生，避禍削發(fā)為僧，名幻光。后入隆武政權(quán)，官漳州府推官，旋仕永歷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迨廣州、桂林相繼陷，于順治八年（1651）間道歸里，改名澄之，字飲光。著有《藏山閣集》二十卷、《田間詩集》三十卷等。

錢澄之在遺老中稱高壽，卒時已是康熙三十二年，上距明亡幾五十載。作為詩壇宿老，錢氏一生作品繁多，前期詩于乙酉年燼于火，大部佚失。其《生還集自序》謂于詩“始能明體審聲”，是在崇禎十一二年間（1638）。然該階段仍不外“欲出入于初盛之間，間有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即宗唐為多。后來，“難后無賴，遇境輒吟，感懷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頓風塵，不得古人詩時時涵泳，兼以情思潰裂，夙殖荒蕪，得句即存，不復辨所為漢、魏、六朝、三唐矣”，“其間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tài)，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這就是說，錢澄之詩的脫略前人軌跡而自成其一家，乃在明亡之后?！安粡捅妗币韵逻@番話，實系真正的詩人所以自立的規(guī)律性概括之論。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原詩》記述錢氏的詩學態(tài)度很生動：

近時龍眠錢飲光以能詩稱，有人譽其詩為劍南，飲光怒；復譽之為香山，飲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為浣花，飲光更大怒曰：我自為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為？此雖狂言，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

“我自為錢飲光之詩耳”一語其實何嘗“狂”者，入而能出，學而不泥，不甘囿死于前賢腳下，應是詩之史得以延續(xù)的基因，感懷托事，不拘一格，此“理”最可貴。

關于錢澄之的詩風，潘耒《錢飲光八十壽序》中概述得很準確：“質(zhì)直真摯，如家人對語，未嘗稍加緣飾，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sup>[7]白描自然，沖淡深粹是《田間詩集》的風格整體特點，晚年之作，后一點尤突出。

毋論家國情、手足情、交游情以至哀泣民生之情，錢澄之確實無不能“情事切至”地抒之于筆端，感人至深。先看其寫親情，如《暑中走椒嶺省方氏姊示諸甥》：

十七年前椒嶺路，短驢疑在夢中行。

兵烽幾度門無徑，靈雨初通澗有聲。_{久旱得雨。}

牛屋半楹啼寡姊，蔬盤一夜費貧甥。

老來萬事心灰盡，益重人間骨肉情。

亂世荒涼從情親哀訴中溢出，手足之情愈見其意深沉。《還家雜感》中寫生還與死別：

此生誰料有還期，哭罷相看夢里疑。

同產(chǎn)僅余三子在，一門猶仗兩兄持。

篋中淚漬游人信，壁上蝸殘憶弟詩。

不是天涯歸意懶，歸懶原怕到家時。

近家才聽喪吾兄，望見柴門百感并。

得病只聞思弟劇，遠歸虛擬出村迎。

哭爺嬌女帷前識，繞膝孤兒別后生。

素喜拮據(jù)遺跡遍，經(jīng)行何處不傷情。_{哭四家兄若士。}

此中生死骨肉、哀樂莫名的心境無不印有深深的時代烙痕。最凄苦的要數(shù)《傷心詩》的追悼亡妻及同難的子女。乙酉秋錢澄之聯(lián)同浙江嘉善錢棅起兵抗御南下清兵，事敗，其妻孥均遇難于震澤。詩云：

屈指吳江死別時，孤情此日已全癡。

子山漫著傷心賦，孫楚休傳除服詩。

海外無香回玉樹，帳中何術召蛾眉。

故園小閣經(jīng)年鎖，花落花開見阿誰？

著眼空花一刻徂，蒼天何意奪童烏？

玉臺已碎懷中鏡，明月還沉掌上珠。

早信靈氛逃大劫，難將因果問浮屠。

平生兒女鐘情甚，此際黃泉舐犢無？

三十年來底事忙？梳頭一半已成霜。

宵寒被裂山僧綻，病臥藥香小豎嘗。

羨爾漁樵能絜耦，看人兒女喜還鄉(xiāng)。

飄零莫憶家園事，記得團夜繞床。

寫同道友情的則以《遇曾庭聞蕪陰市上》一詩為最出色：

自著淄衣萬恨平，窮途遇爾轉(zhuǎn)傷情。

我從嶺外經(jīng)年至，君向江南何處行？

瓢笠喜無鄉(xiāng)里識，須眉猶使故人驚。

相持莫便當街哭，為到郊原一放聲。

于記敘中一句一轉(zhuǎn)，托出心態(tài)的還有《寄吳梅村》，八句中既寫盡共同的情愫，又切合友人復雜處境和微妙的心緒：

秣陵煙樹已全空，回首登臨似夢中。

只課詩篇銷晚歲，別填詞曲哭秋風。

同時被召情偏苦，往事傷懷句每工。

卻憶清江陽伯起，屢辭麻詔薦婁東。

詩人對民間疾苦甚多關注，《大水嘆》、《催糧行》、《田家苦》、《捉船行》、《沙邊老人行》等即是。如《水夫謠》的表現(xiàn)人命如草芥：

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

上水下水不計數(shù)，但見船來點夫去。

十家門派一夫行，生死向前無怨聲。

衣中何有苦搜索，身無錢使夜當縛。

遭他鞭撻無完膚，行遲還用刀箭驅(qū)。

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

射死紛紛滿路尸，那敢問人死者誰？

爺娘養(yǎng)汝才得力，送汝出門倚門泣。

腐肉已充烏鳶饑，家家猶望水夫歸。

以平馭曲，淡語苦情，是錢氏詩最所擅長處，即使抒述故國淪亡亦能舉重若輕，如《金陵即事》組詩中的二首：

秋山無樹故崚嶒，幾度支筇未忍登。

荒路行愁逢牧馬，舊交老漸變高僧。

鐘樓自吼南朝寺，佛塔還燃半夜燈。

莫向雨花臺北望，寒云黯淡是鐘陵。

城郭人民迥未移，夕陽鼓角不勝悲。

屋檐幾處添宮瓦，石路何年踐御碑。

祠廢已無官樹禁，寺荒端為賜田追。

酒樓遍唱關東調(diào)，誰聽秦淮舊竹枝？

五言律詩向以典雅求整飭，白描最難措辭，錢澄之則輕捷地寫得既工穩(wěn)又老到，語言平直，句意轉(zhuǎn)進而深，《江村雜述》即是佳例：

老屋江皋近，兵船上下愁。

只求連夜過，怕被斗風留。

烽火沿村放，雞豚比戶搜。

蘆中多難婦，莫勸土人收。

自來生計少，難后更何營？

襆被讓寒女，稻粱分老兄。

兒知鹽米貴，天與利名輕。

得飽殊非易，明年我欲耕。

他的《田間雜詩》五律一組以及《夏日園居雜詩》組詩都是著名之作，此類詩平淡全從錘煉而得，又不見斧鑿痕。關于錢澄之詩的煉字煉句，不煉而煉的功力，可舉《水村即事示諸從子》的第一首為例，詩藝的爐火純青，足以見出：

近水山都小，穿湖路盡通。

帆低歸浦雨，傘敵到家風。

門繡蒼苔澀，堤號老樹空。

全家生活計，都在淼茫中。

感受之具體，體味之深細，言足盡意而又留余味于言外，景在筆底復能即小以見大?！袄C”、“號”與“澀”、“空”的煉錘，質(zhì)感和形象同顯；“傘敵”句純屬家常話語，卻是入人意中而又出人意外，一種清樸中別具精微的審美情趣，從自然圓潤的文字中溢出，能不令人動心？詩歌技藝發(fā)展的高精程度，于此足見。清詩的令人驚嘆，這當然僅是一家之例，但由點及面，應可以把握到詩本體的發(fā)展趨勢的。

往昔論者很少談及錢澄之的七絕詩，其實長篇固需才學，短章尤貴情韻，錢氏小詩極多佳制。《和方有懷孤鴛鴦詩》是和方文所作，方氏妻金鴛在一場豪強勢力凌辱下驚嚇而死，詩人一腔悲憤傾注于詩，澄之有類似傷心事，故寫得極凄絕，同時也復得知方文又一字曰“有懷”。詩云：

十首詩成盡可憐，憐他只影小窗前。

也知嶺外歸來客，獨宿松間十七年。

此生交頸夢難成，愧煞人間伉儷情。

喚作鴛鴦單不得，時時顧影怕呼名。

《馬上看月》的清圓情韻，亦不亞于歷代七絕名家的身手，秋夜月旅的行色，風情如畫：

露白煙消欲夜天，冰輪卻向馬頭圓。

此時見月唯行客，一路人家盡早眠。

不言羈旅之苦而其苦盡見于末句，很是空靈搖曳。錢秉鐙深于《周易》，嫻熟經(jīng)史訓詁，是位造詣甚高的學者，然而他作詩不以學問腹笥來填塞詩行，純以情驅(qū)，是誠可貴?！锻┡f集》轉(zhuǎn)述錢氏“詩說”：“詩有其才焉，有其學焉。有才人之才，聲光是也；有詩人之才，氣韻是也。有學人之學，淹雅是也；有詩人之學，神悟是也。故詩人者，不唯有別才，抑有別學焉?！薄皠e學”之說，為深有創(chuàng)見語，他的身為學者而不以“淹雅”作筏，不愿做學人之詩，正是其大高明處。

[1] 桐城方氏家族史事，綜見焦竑《獻征錄》、《明史》以及馬其昶《桐城耆舊傳》、桐城地志、諸家文集。

[2] 《跋先君子遺詩》，載《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四，四部備要本。文中有云“廣陵人鄧孝威嘗于杜于皇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后止”。

[3] 宿松朱書《方嵞山先生傳》，附見于康熙原刻本《嵞山續(xù)集》后，朱書此《傳》不載于道光庚戌重刊本《朱杜溪先生集》。按朱書此文署名“宿松朱書紫麓”，今人言朱氏但曰“一名世文，字字綠，號恬齋”而已。《傳》又謂：“嵞山在懷遠城外，周世宗望之謂‘濠州有王者氣’。文以自號，不忘濠也。”按，“不忘濠”者，不忘朱明王朝之根本也。

[4] 錢邦寅昆仲行年及傳略，均見載于《吳越錢氏京江分支宗譜》十六卷，民國十年萬芝堂刻本。

[5] 王士禛有嘲《四壬子圖》語，見《漁洋詩話》：“方嵞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之語，為世口實。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為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己傴僂于前，呈其詩卷。余為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wǎng)密，恐嵞山不免吃藤條耳！一座絕倒?！薄稁Ы?jīng)堂詩話》卷二十七“詼諧類”亦輯存此語。

[6] 轉(zhuǎn)引自《明詩紀事》辛簽卷十六。

[7] 轉(zhuǎn)引自《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