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早就開始回憶了
——徐則臣《耶路撒冷》與“70后”作家的時間意識

徐則臣一定特別熟悉米蘭·昆德拉，他在訪談中說“小說在故事停止的地方開始”，這是對昆德拉的觀念有意的曲解，昆德拉原話是說單一故事的停止，而徐則臣所強調(diào)的是另外一種小說的面目。昆德拉還強調(diào)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稱作作品，他把作品界定為在美學(xué)的目的中，一段長時間工作所獲致的成就，認為作品是做總結(jié)的時刻來臨時，小說家同意拿出來的東西。從具有的探索和總結(jié)意識來看，徐則臣的新作無疑是可以稱之為“作品”的小說，他說一直想在35歲之前寫一部能夠總結(jié)這么多年想法、對這些年的積累可以做個比較徹底清理的小說，這部小說就是《耶路撒冷》。

小說明目張膽地以“70后”作家初平陽為主角，對照“70后”作家在現(xiàn)實語境中的處境，難免給人一種赤膊上陣、糾偏立論的感覺。近年來社會輿論對于“70后”作家一貫頗有微詞，比如思想能力的孱弱，沉溺于日常微小事物的描摹，對于國家、時代、歷史沒有宏大敘事的野心，情感上的灰色調(diào)等。徐則臣作為這個年齡段比較優(yōu)秀的作家，肯定難以逃脫對此類問題的潛在焦慮，《耶路撒冷》是徐則臣的一次正面回應(yīng)，回應(yīng)的方式不是去結(jié)構(gòu)宏大敘事，而是直面和重述“70后”一代的個人歷史和精神世界。更為重要的是，作家輕而易舉地繞過了時下大部分小說都會濃墨重彩的經(jīng)濟困境，讓他們直面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者信仰問題，這種抽空式的書寫，讓人感嘆作家得需要多大的冒險精神，方敢如此下筆。以賽亞·柏林說：“當我們的街道失火時，我們必須向著而不是背著火跑，這樣才能和別人一道找出滅火的方法；我們必須像兄弟一樣攜手合作來撲滅它。”背著火跑的寫作安全而討巧，正面撲火的寫法危險而吃力。蓄勢而來的小說帶著挑戰(zhàn)的欲望，而究竟能否達到預(yù)期的目標，之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往往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這種具有雄心的小說，讓我們可以重溫和體會卡爾維諾的熱望：我們只有為自己定下極其宏偉、很難有希望達到的目標時，文學(xué)才能繼續(xù)活下去。

徐則臣說，現(xiàn)在更感興趣的是介于城市和花街（所謂的故鄉(xiāng)）之間半路上的人。他們內(nèi)心既不安于北京也不在花街，故鄉(xiāng)不可安妥，北京也無法認同，可悲劇的是，開了頭就回不去，回不去又到不了，懸在了半道上?！兑啡隼洹返闹魅斯际菓以诎氲郎系摹?0后”一代——過著叛逆人生的偽證制造者易長安，過著殷實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的水晶商人楊杰，以漂泊來心靈療傷的秦福小，知識分子式的思索者作家初平陽。

他們這些人雖然經(jīng)歷各異，但有共同的故鄉(xiāng)、記憶和謀生之地，還有三個共同連接點。

第一個連接點是關(guān)注《京華時報》初平陽撰寫的專欄。初平陽30歲時候開始寫這個“我們這一代”的專欄，在這個專欄里，他要談的是整個“70后”所面臨的一切生活的萬千表象和背后的意識，比如《偶像的黃昏》（談“70后”之于神話、權(quán)威和偶像崇拜）、《地球背面》（談“70后”之于歐風美雨）、《告訴我，我該相信什么》（談“70后”之于信仰）、《墻頭馬上》（談“70后”之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我和你一樣想發(fā)財》（談“70后”之于物質(zhì)生活）、《左右，左和右》（談“70后”之于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我們之所從來》（談“70后”之于思想資源）、《你確信？》（談“70后”之于歷史的反思）、《通往都市的單行道》（談“70后”之于城市化進程）、《何為大事》（談“70后”之于大事小事）、《當肉夾饃和三明治一起擺在你面前》（談“70后”之于民族性和全球化）、《本期專欄插播廣告》（談“70后”之于消費文化），比如像地下水一樣潛伏在1970年代出生的這代人靈魂深處的“廣場意識”。這是一項宏偉的聲勢浩大的掘墓工程，是一代人的時間簡史，也是一代人的群像，正如一篇專欄的題目《我所看到的臉》，因為初平陽作家的身份和有意為之，這份清單式的檢閱在群體性、時代性的徽章上逐漸顯示出真正的底色。故事的講述方式和情感植入，使得我們愈來愈明白這是一個“70后”作家的視野，是一個“70后”生人的內(nèi)心沉潛。

我，正在寫這個專欄的人，在這些臉上也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生活。我在為他們回憶和想象時，也是在為自己回憶和想象：他們是我，我是他們。當初我為存儲這些臉的文件夾取名“我們”，意在“他們”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才明白，不僅是“我們”，還是“我”，是我。

小說中的每一個人都在關(guān)注著自己的同時代人初平陽的書寫，這營造了一個在現(xiàn)實中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意識共同體，讓破碎的、分層化的社會在傳媒文化上實現(xiàn)了想象中的彌合。作家為之鋪墊了合理性，首先，當然是因為這是為他們而寫，“你就是我”，專欄中的面孔、歷史是他們都熟悉的。其次，這也是一種連接手段，整個社會其實越來越朝向一種地緣、社緣、血緣切斷的方向，可以命名為“無緣社會”，鄉(xiāng)愁盡管是一種妥協(xié)，但這是唯一能夠連接不同階層的方式，不僅是對故鄉(xiāng)的鄉(xiāng)愁，也是對童年、青春的鄉(xiāng)愁。文學(xué)書寫擴展了一個無限擴大的共同體，最終的目的才是讓這些四分五裂的人生獲得一個可以共享的精神資源，同時也是在激勵一種被迫的自我反思和尋找。這也為整個小說奠定了基調(diào)，這里都是精神型的個人，作家讓富豪易長安為他們免去了世俗經(jīng)濟的壓力，制造出一個友誼的烏托邦，安于內(nèi)心的反思，“他們是他這輩子最信得過的朋友（秦福小和初平陽）”，他斷斷續(xù)續(xù)把錢存到初平陽、楊杰和秦福小的賬戶上，甚至比存到自己戶頭上心里還踏實，他敢保證這些錢必能物盡其用，他敢保證他們能替他做出所有正確的決定。

第二個連接點是秦福小的弟弟天賜。這個早早命喪黃泉的同齡人，是秦福小、初平陽、易長安、楊杰的致命傷，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和見證了這個幼小生命的死亡。這個死亡讓他們背負十字架，讓他們緘默而卑微。楊杰帶了三把姑姑淘汰給他的手術(shù)刀，分給花街上的三個朋友，天賜一直珍藏著，用它削彩色鉛筆，最后用它割斷了左手的靜脈。秦福小目睹了天賜死亡的每一個細節(jié)，但她沒有阻止，她為自己的行為這樣辯護：“你傷害別人，從此你可能再也不會痛苦了，再也不會讓別人痛苦；如果你解脫，也解脫了別人，再不必半夜為你憂愁?！钡龔拇肆骼怂l(xiāng)，跟自己較勁。初平陽看到他緩緩地倒在地上，沒有施救，而是轉(zhuǎn)身撒腿就跑，等再回到站立的地方，天賜已經(jīng)死了，變成一個再也不會笑的冰涼的小尸體。易長安攛掇了和天賜的游泳比賽，間接導(dǎo)致天賜被閃電嚇傻了，然后天賜開始傷人，開始傷自己，割破血管，殺了自己。小說的結(jié)尾，在逃亡路上的易長安之所以被抓，主要是因為他要回到花街，“回不來也得回，易長安想，事關(guān)天賜”。另一個男人楊杰，只要一提起秦福小和景天賜，那沉痛和游移的眼神就讓妻子崔曉萱不舒服，她不明白秦福小除了有點嫻靜和堅定的姿色，十幾年來漂泊全國各地，干過無匪夷所思的工作的女人究竟有什么好，讓楊杰、易長安和初平陽言談舉止都小心翼翼護衛(wèi)著。

這當然不是因為一個女人的好，而是他們的情感共同體系于一端，景天賜是一個隱喻式的存在，他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創(chuàng)傷，也是一個群體創(chuàng)傷，甚至可能還是一代人的某種難以言明的精神創(chuàng)傷，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圍繞著他打轉(zhuǎn)，被他的磁場環(huán)繞，掙脫不得。景天賜之死在一次一次的重復(fù)式追憶中成為一個失去實體意義的事件，而虛化為隱喻性的存在，也就是初平陽在寫給塞繆爾教授的信中所說的精神的十字架。

第三個連接點是大和堂賣房子，初平陽要到耶路撒冷去讀博士，因為費用以及老年爹媽準備去女兒家住要賣掉大和堂。這是這部小說所有故事的一個線索，這幾個人加上定居本地的呂冬，一個被家庭和社會徹底打敗了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還有初平陽的前女友，都卷入買房子的故事中來。雖然在小說中大和堂被資本和政治所虜獲，但心中有大和堂的他們是故事的幾個枝干，而伸展出去的枝杈，不過是在展示時間的履歷和他們的成長歷史，這是小說的肉身，這一部分是沉重拖沓的，是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我們看到了熟悉的中國和熟悉的人物，急功近利的時代，粗糙而滑稽的表演。這個部分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呂東，他是大學(xué)老師，一個在世俗中僥幸生存的理想主義者，被成功的女強人母親、妻子所參照的失敗者，被失敗感壓垮了，被送進了精神病醫(yī)院，在那里他才獲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和自由。呂東說，失敗是一個強大的因果鏈條，從第一步開始，從你有記憶開始，從你的出身開始，你就開始一步步地失敗，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一直到你明白你失敗了但無法改變和逆轉(zhuǎn)，或者說你所有的改變和逆轉(zhuǎn)的努力全都失效，他痛苦地意識到“我是如何的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跟朋友們的抱怨讓他們有了一個正義在握的受難者的姿態(tài)。呂冬是整部小說里最大的精神失敗者，他被擠出了正常人的行列。

以大和堂為軸心的生活是小說最厚重的部分，但小說的筋骨卻是一個類似《卡拉馬佐夫兄弟》氣質(zhì)的問題，是逼視與拷問，把每一個人都推到絕境，我如何逃脫罪責？我到底是誰？我怎么了？我要干什么？這是一群有著烏托邦式友誼的群體，他們已經(jīng)擺脫了物質(zhì)上的羈絆，每一個人都在追問自己的生存意義，或者安放自己靈魂的方式。這又是一群懸在半道上的人、漂泊者，所以游行就是他們的一種生命外在形式。秦福小離家出走后，易長安、楊杰、初平陽曾經(jīng)一起去找她，他們走了很多路，坐了很多車，干了很多荒唐事，卻沒找到秦福小。這一次游走，基本可以看作是一次明知不可而為之的行走，他們在行走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青春的一次釋放，而忘記了最初出來的目的。易長安還追憶了自己的一個人的游行：1999年的反美游行。

他無法克服隱隱的不適，內(nèi)心冉冉升起的淹沒感和荒謬感，他仿佛看見了另外一個自己（正如若干年后，和那些女人性交時他看見了自己靈魂出竅，那個透明的易長安站在身邊審視自己），那個易長安看見自己在人群里張大嘴，卻聽不見任何聲音；看見自己舉起鋼鐵般的胳膊和誓言般的拳頭，卻找不到它與森林般的其他手臂有何不同；他淹沒在人群里，可以忽略不計——易長安不在了；或者說，如同不在，在與不在是一回事。

安居的另一面可以說是心安，而逃亡、游走則對應(yīng)著缺失感和尋找。逃亡路上的易長安“滿世界跑久了，其實已經(jīng)把最壞的結(jié)果都考慮過了。關(guān)于最壞的打算這道程序，多少年來一直在他的后臺運作。他不恐懼，他只是想能避開就避開，能躲掉就躲掉。你要努力過上自由的生活，才有可能過上自由的生活”。易長安曾經(jīng)看到自己的靈魂在廣場上被湮沒，他投身到偽證制造的行列中，發(fā)展成操縱全國各地分支的托拉斯，熟練地掌控了一切生存法則；他不相信愛情，把女人們玩弄于股掌之間，但是他最后還是在自己一手營造的關(guān)系網(wǎng)中失手，逃亡中他撇開一直追隨自己的女人，讓她安全脫身，孤身一人流竄各地，最后在回故鄉(xiāng)的路上被抓獲。楊杰在發(fā)跡之后，有意識地塑造自己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他禮佛茹素希望自己返璞歸真，順其自然，盡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在捍衛(wèi)他們自己的價值之時還是要服從政治經(jīng)濟的潛規(guī)則。秦福小在漂泊數(shù)年后回到花街，帶著一個跟天賜相貌相似的孩子，一切都回到了出走的起點，完成了撫平創(chuàng)傷的經(jīng)歷。呂東在精神病院里終于逃脫了現(xiàn)實的失敗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把自己的生命解釋清楚了，或者說獲得一個暫時的喘息之地，都不用繼續(xù)像青春年代那樣搏斗和尋找了，都能繞成一個圓圈了，疏通了情感的堵塞之處。

一個人對別人的評價實際上更多的是在反映他本身。初平陽對游走情有獨鐘，他的兩位精神導(dǎo)師也都是游走者。一個是塞繆爾教授（猶太尋根者），他要在中國上海尋找自己父母安身立命過的地點；另一個是顧念章教授，他到上海去尋找自己父母的生死之地。他們的共同點是出自政治的后遺癥，政治和戰(zhàn)爭讓他們失去靈魂的存放之處。初平陽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心安之地，他選擇了需要生命熱情投入的社會學(xué)，他要“到世界去”，他一直在清理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到耶路撒冷去一直是他內(nèi)心的呼聲。

耶路撒冷這個地點占據(jù)初平陽心靈的過程是漸進的。首先是秦天賜的死亡；其次是秦奶奶的影響，她對于初平陽來說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影子，初平陽不信宗教，對秦奶奶的敬畏并非來自宗教本身，而是來自她對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誠以及對斜教堂里穿解放鞋的耶穌謙卑的敬畏。她一個人的宗教在沙街上的人看來，也許就是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戰(zhàn)爭，但她毫無喧嘩和敵意，只有沉默和虔敬。她的所有信仰僅僅源于一種忠誠和淡出生活的信念，歸于平常，歸于平靜。另外一個是塞繆爾教授的中國之行，他尋找父母曾經(jīng)居住的地方，完成對猶太民族所受磨難的深入體認，完成父母的遺愿和自己的心愿，他說：“每個人都必須找到一種讓自己心安的方式；還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我找到了。”初平陽在給塞繆爾教授的信中寫道：“我搞不清楚天賜、秦奶奶、‘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四者之間是否有必然聯(lián)系，但我繞不開的中心位置肯定是天賜。天賜讓我想到秦奶奶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同樣讓我想起他們。放不下，拋不開。既然拋不掉，那我就守著他們，走到哪里都帶著?！边@是一種行走中的體認，對自我的守候，他所帶著的東西就是自己的守護神，也是他丟掉又撿起來的東西。

在小說的結(jié)尾各種纏繞的利益人事喧囂中，初平陽提出了一個問題，遙想一下自己的未來，十年后的“70后”。十年之后他們都會到達一個中國意義上的不惑之年，十年后我們分別會是什么樣子？我們會把多少現(xiàn)在的自己帶到那里？楊杰說：“我最擔心的是，十年后我對水晶的生理性感覺還在不在。我把手放到一塊水晶上，它還能不能給我一種類似女人的感覺，讓我激動，充滿激情，讓我覺得這塊石頭是有生命的。其實這話反過來說，是我能不能讓水晶給我這感覺?！鼻馗Ｐ≌f：“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和現(xiàn)在一樣；可能不會更好，但也不要比現(xiàn)在更壞?！边@是給予我們的生存一個時間的維度，在時間的條線上，我們的困惑和疑問可能更為清晰，也可能不了了之。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寫作，但實際上在中國自五四已降，我們經(jīng)常把寫作跟療救捆綁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初平陽其實是一個心理治療師，他是個情感堵塞的疏解者，他從各個階層的人、各種思想資源、時間空間的維度上來融化這些把人纏繞到無法正常呼吸的結(jié)。從這群“70后”人到來中國尋根的猶太人后代塞繆爾，到花街的老祖母、唯一的教徒秦奶奶，經(jīng)歷“文革”的顧念章教授，當心安成為一個通約性的藥方時，不禁讓人懷疑，前面聲勢浩大的造城運動最后可能建立不起一座燈塔，而只是一罐精心熬制出來的程序復(fù)雜但味道寡淡的心靈雞湯。

但小說的結(jié)構(gòu)卻適時出手拯救了它。小說除了現(xiàn)實這一部分，還有另外一個文本與之互相砥礪——初平陽的專欄，內(nèi)容是有關(guān)“70后”一代人的一切，與對現(xiàn)實描寫的部分有差距，這一部分文筆詼諧、活潑，情緒與問題牢牢地控制在作家的手中，收束啟承都安排得穩(wěn)妥有序。它們是碎片化的，但又適可而止，有討喜而溫暖的地方，也有極端尖銳的地方，有群像，也有一個人的宇宙。這一部分聯(lián)結(jié)著小說中的每一個人，他們都在觀看這個專欄，好像一個群體都面對的共同鏡子，看到不同位置的各異的自己。這一部分又無關(guān)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它獨立出品，不嚴肅，沒姿態(tài)，只有一些小情懷。如果小說的主體是一株松柏樹，這里就是樹梢上冒出的煙火，它的調(diào)笑、隨意、碎片和放松了的誠摯，讓整部作品保住了一部分小說的品格。

解決精神世界的心安問題，在《耶路撒冷》中從頭貫穿到尾。初平陽所有的精神追溯和自我拷問，似乎都是為之鋪墊、背書、籌謀，但耶路撒冷一直都在遠方，小說的所有故事和人物始終根植在中國的大地上，確切地說是在運河岸邊的花街上。耶路撒冷也許只是個幌子，是一個發(fā)聲，一個單詞，一個地點，一段情懷，但它是所有人必須去面對的硬問題，而怎么去面對，小說選擇了詩意，虛化開端的沉重——“掉在地上的都要撿起來”。

初平陽有一篇專欄題目是《這么早就開始回憶了》，為作者洗脫了類似寫作的懷舊嫌疑，也可以說是對懷舊性書寫的反思，“在懷舊與審美時，精神中隱匿的一種無力感；懷舊在一群而立的青年身上呈現(xiàn)出了頹廢的美。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好還是壞”。而“這么早就開始懷舊了”，是一句疑竇橫生的話，有贊譽有疑惑也可能是陳述，落在紙上的文字立刻會失去原初的語氣聲調(diào)。作家在“70后”的人生上覆蓋了厚重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信仰等等云層，但其實落實到小說中的部分只是涉及心安和創(chuàng)傷的精神層面，而且創(chuàng)傷又是以一個單薄的同齡人早亡事件帶來的。生活在友誼烏托邦之中，沒有經(jīng)濟壓力的他們，能否回應(yīng)起或者拔高到略顯沉重的關(guān)涉一代人的諸多帶著生命熱情的社會學(xué)問題，就像初平陽在花街停留的日子里所思考的寫作中的困惑：無法從花街的生活里直接跳到困擾“70后”一代的景觀和問題中去。小說從作家手中脫落的那一刻起，它就要去遭逢各種可能的命運，作家的初衷究竟有沒有實現(xiàn)，有沒有變異，似乎不那么重要，我們可以歸咎于太早開始回憶，或者真正回憶的時刻尚未蒞臨。

《上海文化》2014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