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的理論化：跨學科的視角

在當今的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界，隨著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對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越來越有吸引力了。顯然，翻譯研究或翻譯學作為1976年崛起的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其標志是在魯汶舉行的國際翻譯研討會。由此可見，它迄今已經走過了30年的歷程。人們也許會問道，翻譯學已經成了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門類中的一個成熟的學科了嗎？它已經成功地與它過去所依附的對比語言學或比較文學真正分道揚鑣了嗎？在全球化的時代，面對人文社會科學所受到的各種挑戰(zhàn)，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的未來前景如何？如此等等。要較為圓滿地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們至少應當有兩個前提：首先應當具有一種全球的視野，也即我們應當超越襲來已久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其次應當具有一種理論視角，因為長期以來，翻譯研究被人們認為是缺乏理論的一個領域，所以我們應當借助于理論的力量來考察并分析各種翻譯現象，并對這一術語或學科進行理論化。

一、翻譯學的合法化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通過學者們的共同努力，翻譯研究確實正在朝著一門獨立的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分支學科的方向發(fā)展。盡管道勒拉普以及由他創(chuàng)立的刊物《視角：翻譯學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在致力于推進這門學科的進展，但是翻譯學（translatology）這一術語仍未能在國際翻譯研究領域內得到廣泛的認可。這一刊物的中國影印版的發(fā)行自然對這一術語以及這門學科的普及作了很大的貢獻，但要從根本上使大家都承認這一學科，恐怕還須從理論上入手。本文的目的就是從文化的視角提供作者對這一仍存在著很大爭議的概念進行理論建構或重建。實際上，有些學者已經認識到，應該對翻譯研究或翻譯學這門科學的學科在當今學術版圖上的位置進行重新定位。盡管翻譯學這一術語迄今尚未像其他學科那樣在大學的課程設置中得到廣泛的認可，但它已經廣為翻譯研究者使用了，特別是歐洲和中國的翻譯研究者從一開始就頻繁地使用這一術語，而且翻譯學的學科地位也至少得到了初步的認可。

毫無疑問，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翻譯學應當有自己的對象和研究領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論。實際上，既然翻譯學將所有翻譯和闡釋實踐和理論現象都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么它就已經具備成為一門學科的基本條件了。它的方法論因而也就應該是多元的：既是審美的、批判的（主要是指向文學翻譯），同時也是經驗的、科學的（主要指向科學文獻的翻譯）。也即它可以在三個相關的學科領域內以跨學科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對比語言學、比較文學以及文化研究，但它絕不僅僅屬于上述任何一個學科，盡管它過去曾經分別屬于上述三個學科。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譯學的功能將愈益明顯地顯示出來。

盡管翻譯研究在中國飛速發(fā)展，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qū)的不少高校都建立了翻譯學院或翻譯系，但相當一部分高校學生和教師仍然對翻譯與翻譯研究或翻譯學之間的關系搞不清楚。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闡述一下翻譯學與翻譯實踐的關系。眾所周知，翻譯自人類開始交往起就存在了，西方人對翻譯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的西塞羅，而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則更早，因為中國后來的佛經翻譯曾經在歷史上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一直是國際翻譯學界廣為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從傳統(tǒng)的語言學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可以說翻譯意味著將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或者說以語言為媒介將一種意義形式轉換為另一種意義形式。既然學者們大多認為翻譯有不同的種類，因而翻譯研究也就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層次進行。在蘇托沃斯（Shuttleworth）和科維（Cowie）看來，“翻譯通常以隱喻的形式顯示其特征，而且一直被比作玩一種把戲或繪制一幅地圖”。他們的這種描述有幾分道理，但并不全面深刻。當代學者對翻譯的研究曾經在大部分情況下在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或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領域內進行，但在最近幾年，情況則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隨著翻譯研究的誕生，翻譯越來越得到來自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視角的關注和考察。它從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闡釋學、女性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引進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由此可見，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無疑已經取得了諸多令人矚目的成就，吸引了眾多的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化研究學者，甚至包括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也開始關注翻譯和翻譯研究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越來越多的學者們呼喚一門獨立的翻譯學科的誕生，也即它應當同時獨立于對比語言學或比較文學。但是，作為一門學科，翻譯研究則始終受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中傳統(tǒng)的“正統(tǒng)”學科的挑戰(zhàn)，甚至受到打壓。由于許多翻譯者，特別是文學翻譯者，一貫主張翻譯是一門藝術，或者說一種具有再創(chuàng)造性質的藝術，因而翻譯理論便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應當建基于這樣一種藝術實踐中獲取的經驗之上。由此而推論，從事翻譯研究充其量只是總結翻譯實踐的一些經驗，并無理論可言。但是另一些學者則希望維護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翻譯研究的正當地位，它所受到的尊重應當和文學研究或藝術史等學科一樣。既然文學創(chuàng)作需要有自己的理論，作為再創(chuàng)造的翻譯為什么就沒有理論呢？既然文學理論已經越來越與哲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其他眾多人文學科相關聯(lián)并日益變得自滿自足，翻譯理論為什么就一定要依附于翻譯實踐呢？它難道不能像文學理論那樣成為一種元批評理論話語嗎？

另一個趨勢是，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翻譯研究越來越接近文化研究。實際上，在筆者看來，翻譯研究應當成為文化研究之廣闊領地的一個分支學科領域。因此，我們首先應該區(qū)分翻譯的概念與翻譯學概念的不同：前者訴諸一種由綜合知識和經常的練習支撐的實踐性技藝，后者則本身就是一門學術分支學科，或者說是一門以深入的理論和經驗研究為特征的人文知識分支學科。盡管翻譯理論應該能夠指導翻譯實踐，但是隨著這門學科的日臻成熟，它已經變得越來越自滿自足，越來越遠離翻譯實踐。它對實踐的指導往往不是居于技術層面，而更是居于思想和原則層面。也即一種翻譯理論的提出往往能夠改變人們對某種既定的翻譯標準的看法，導致一種新的翻譯實踐模式的誕生。在當今時代，隨著文化全球化現象的日益明顯，在許多人看來，翻譯將變得越來越無用，因為世界文化正變得越來越具有趨同性，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從互聯(lián)網上獲取英文信息。然而，只要人類還用不同的語言進行交流，翻譯就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些學者，特別是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便呼吁翻譯研究中出現一種“文化的轉向”（cultural turn），而文化研究中也應該相應的出現一種“翻譯的轉向”（translation turn）。在他們看來，在全球化的時代，翻譯仍將占據人類知識領域的重要位置，并且在未來的年月里繼續(xù)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傳統(tǒng)的基于對比語言學之下的翻譯的定義應當改變，翻譯的內涵應該擴大，也即應該從純粹字面意義的轉述變?yōu)槲幕姆g和闡釋。由此可見，翻譯的歷史任務不是變輕了，而是更加重了。與之相應的就是，翻譯研究或翻譯學所應該承載的任務也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了。

二、翻譯的再界定和翻譯學的建構

盡管不同的翻譯理論家對翻譯的定義及功能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筆者看來，翻譯畢竟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交流都是不可缺少的。試想，如果沒有翻譯的中介，來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人們只能被彼此隔絕，老死不相往來，尤其是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更是如此。當然，在當今各種交流手段中，語言是第一位的，而翻譯就是通過語言的媒介將意義從一種語言轉變?yōu)榱硪环N語言的技藝。但是翻譯學研究者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理想的同時也是最為確當的翻譯的呢？這個問題自從翻譯開始存在以來就一直為人們所爭論不休。幾乎所有的翻譯者都試圖接近原文的意義，所有的翻譯理論家都試圖發(fā)展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并且對翻譯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發(fā)現，要想進入“忠實”（faithfulness）這一境地確實是難之又難的，因為由于眾多的原因，源語中的意義是不可能在目的語中得到絕對忠實的表達的，任何忠實都只能是相對的，其中一個突出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有些翻譯研究者便力圖發(fā)現某種折中辦法來解決“忠實”的問題。近幾十年里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尤金·奈達提出的“動態(tài)對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他從語言學的角度提出，譯者“旨在完成表達的自然性，并試圖將接受者與在自己的文化語境中相關聯(lián)的行為模式聯(lián)系起來”。顯然，在奈達看來，完全的對應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此他便試圖發(fā)現一種相對確當的方法來再現源語中的意義，而表達在目的語中的意義實際上達到的正是這種“動態(tài)對應”的效果，因為他很明白，這是譯者自身的能動作用所使然。確實，當代文化學派的翻譯研究大都受到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及后來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影響。如果我們承認，本雅明的那篇探討譯者的任務的挑戰(zhàn)性論文預示了當代翻譯研究中的解構方法的話，那么德里達的嘗試則為一種具有解構思想的翻譯之合法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鋪平了道路。

本雅明和德里達在翻譯學上的一大貢獻就是解構了所謂的“忠實”，也即解構了所謂的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按照德里達的翻譯理論，任何譯者都無法確認自己是否已經掌握了真理（忠實）；他所能達到的只能是接近了真理（忠實）。同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無數相對真理之河才能成為絕對真理。依循德里達對翻譯的解構式研究，另一些文化翻譯理論家，如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以及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也都在各自的翻譯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解構策略，而愛德溫·根茨勒（Edwin Gentzler）則試圖拓寬當代翻譯研究的跨學科理論視野。上述理論家對翻譯學的推進性貢獻在于：斯皮瓦克在為自己翻譯的德里達《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一書撰寫的長長的“譯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中開辟了一種從后結構主義的視角來翻譯和闡釋理論著作的新方法；巴巴的“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則預示了一種視野廣闊的多學科研究翻譯的方法，并從后殖民的理論視角重新建構和定位了（民族）文化；而韋努蒂的“異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概念則指明了兩個相互對立的文學和文化翻譯方向，并且更加突出了譯者的主體性和能動作用。所謂文化精神的再現應該是最高境界的“忠實”，每一代的翻譯者都試圖在接近這一理想。這也許正是不同時代的譯者總是要花很多時間重譯文學名著以便滿足不同時代的讀者大眾的基本需求的原因所在。然而，從文化和闡釋學的角度來看，翻譯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闡釋和再現的手段，這尤其體現于文學翻譯中。

既然文化翻譯在我們的理論爭鳴中更容易引起爭議，我們首先從奈達的翻譯理論開始討論，因為他在中國的語境下影響很大，并經常被人們引證。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奈達的理論仍然是居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層面上，盡管他多少也涉及了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探討確當的翻譯（relevant translation）的較近一個例子可以在德里達于1998年所作的一次演講中見到。他在那里所討論的翻譯已經不是傳統(tǒng)的語言學層面上的“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的翻譯，而更是文化層面上的“按照意義的”（sense for sense）翻譯或闡釋。德里達也和另一些后結構主義者一樣，并不相信任何絕對確當的翻譯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因為在他眼里，任何事物都是相對于另一些事物而存在的。因而他以及他的闡釋者們便認為，所謂“確當的翻譯”這個概念絕不是指“理論中的新鮮事物，即使它始終引發(fā)各種不同的構想，尤其在最近幾百年里是如此”。雖然絕對“確當的翻譯”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如果譯者們努力去嘗試的話，仍可以獲得一種相對“確當的翻譯”。在他的理論探險中，人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翻譯焦點的轉移：從純粹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意義的翻譯轉到了能動的文化闡釋和再現。因此在德里達看來，翻譯既在語言學的層面上產生功能，同時也在文化的層面上產生功能，而后者更對當代翻譯學研究者有著誘惑力。

一般說來，字面翻譯對于忠實地再現科學文獻的意義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在當今時代，這一點完全可以由經過計算機更新的機器翻譯來取代。然而，在文學翻譯中，最難做到并且最容易引起爭議的莫過于再現隱于本文字里行間甚至字面之背后的含義。文學作品通常隱含著豐富多意的文化和審美意蘊，這一點如果譯者僅拘泥于語言字面上的表面忠實是根本無法譯出其意義的。因此對于優(yōu)秀的譯者來說，原文精神和風格上的忠實要大大勝于字面和句法上的忠實。在談到翻譯之于文學經典構成和重構的作用時，我們很容易發(fā)現，優(yōu)秀的翻譯會大大地幫助建構新的經典，而拙劣的翻譯則會把本來在源語中屬于經典的作品破壞進而成為目的語中的非經典。因而有必要在一個新的語境下對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因為隨著文化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們認識到，翻譯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個廣闊的文化研究語境下從事翻譯研究，因為翻譯至少涉及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

現在再來討論德里達的翻譯理論。按照一種理想的翻譯之標準，德里達指出，“任何翻譯的策略都不可能決定性地依附于一種文本效果、主題、文化話語、意識形態(tài)或制度。這樣的依附性在譯者出自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情景中是偶然的。這些字面直譯的策略實際上在翻譯史上始終被用于相反的作用”。所以，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們最需要的首先應當是理解異域文化的微妙含義以便和來自那些文化傳統(tǒng)的人們進行最為有效的交流。這樣，對德里達來說，“一種確當的翻譯就是‘好的’翻譯，也即一種人們所期待的那種翻譯，總之，一種履行了其職責、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或義務的譯文，同時也在接受者的語言中為原文銘刻上了比較準確的對應詞，所使用的語言是最正確的，最貼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處的，最適宜的，最直截了當的，最無歧義的，最地道的，等等”。盡管德里達試圖為何為確當的翻譯或最好的翻譯提出一個準則，但他實際上卻表明，這樣一種準則本身也是不確定的，并且有著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余地。

在討論翻譯的不同方面時，我們立刻會想到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提出的著名的翻譯三要素：語際（interlinguistic）翻譯、語內（intralinguistic）翻譯以及語符（intersemiotic）翻譯。他在界定翻譯時所提出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向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在當前這個全球化的語境下，我們還應當加上另一個要素：跨文化（intercultural）翻譯，這一點在全球化研究中已經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既然全球化已經使得民族和文化身份變得模糊和混雜，它同時也使得翻譯學的學科身份變得模糊和混雜了，使其成為一個具有跨學科特征并居于多學科之間的臨界的“邊緣”學科。這一學科領域內的學者們都認識到，翻譯在今天的意義上應當既是語言學層面上的意義轉述，同時又是文化層面上的文化闡釋和再現，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強調。但是在今天的語境下，翻譯首先應當轉變其功能：從簡單的語言字面意義的解釋過渡到文化層面上的意義闡釋和再現。前者的功能可以由機器翻譯來取代，后者則只能由人來完成，因為只有人才能最為恰當地把握文化的微妙含義并加以確當的表達和再現。

三、文化研究中的“翻譯學轉向”再識

在全球化的時代，正如馬丁所描述的，在一個“電子時代的地球村里，通過信息和傳播技術的中介，新的社會和文化組織的范型正在出現”。這樣一個信息社會濃縮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時空概念，使得人們可以更為直接和更為便捷地進行交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了世界語言體系的“重新繪圖”（remapping）以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布：原先廣為人們所用的語言將變得更為流行，原先強勢的文化變得更為強大；原先很少為人所使用的語言或者消亡或者處于垂死的狀態(tài)中，原先處于弱勢的文化將變得更為微弱并更帶有“殖民化”的色彩。現舉英語為例。在全球化的時代，英語的功能正在變得越來越突出：所有的科學論文要想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就必須用英文撰寫發(fā)表在國際刊物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寧愿用英語和外國人進行交流，而不能借助于翻譯用本國語言進行交流。這樣一來，英語在一個全球信息社會正扮演著越來越不可或缺的角色。人們不禁會這樣問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在學英語，翻譯還有什么用？實際情況恰恰與其相反，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盡管許多人都在學習英語并直接用英語進行交流，但翻譯仍顯得越來越有必要，因為人們需要更加有效地、排除誤解地進行交流，因而對翻譯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時科學家也不想讓自己的科學發(fā)現被歪曲或表達不恰當，因此他們需要高手來修改潤色他們的論文。他們仍迫切地需要才能出眾的翻譯以便產生出確當的譯文，不僅在字面上準確地表達他們論文的要旨，而且也能將其中的深刻微妙的文化意蘊闡發(fā)并表達出來。

顯然，全球化的法則已經使得世界人口的大多數被邊緣化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也導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文化正在將其價值觀念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因此一些非英語國家的人們十分擔心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將面臨的“殖民化”之可能。在這方面，翻譯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F舉中國為例。在20世紀，大規(guī)模的文學和文化翻譯將西方的學術思想引進了中國，加速了中國的文化現代性進程。但到了20世紀末，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中國政府決定在文化上也塑造一個大國的形象，也即中國的和平崛起并不對周邊國家構成任何威脅，中國自身也在經歷一個“脫貧困化”（de-povertizing）和“去第三世界化”（de-third-worldizing）的過程。大量的資金投入用于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數百個“孔子學院”，以便普及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因此在當今中國，翻譯的重點已不再是外譯中，而更應當轉向中譯外，也即通過文化翻譯的強有力手段把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品翻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尤其是英語，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精神為世人所知。因而翻譯在此再次顯示出其突出的實用功能和政治功能，而不僅僅是語言上的交流之功能。

也許人們會問，既然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正變得越來越趨同，那么翻譯的功能又體現在何處？實際上，全球化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極致：從西方旅行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旅行到西方。辯證地說來，全球化造就了不同的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身份、社會關系甚至包括制度，而且這些聯(lián)系又必須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的身份都無可還原地變得混雜了，不可避免地要再現所表達出來的景致”，但是新的身份也可以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得到建構和重構。在這方面，翻譯肯定能為重新建構文化身份作出重要的貢獻。此外，不同的社會、文化與民族之間的交流也越來越借助于信息的溝通，在這其中，語言，或更確切地說，英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翻譯便顯得更加必不可少，因為它不僅有著交際的功能，而且也有著文化交流和政治策略的功能。它已經遠遠地走出了轉述字面意義的表層，因而對翻譯的研究就應當更加重視其文化的方面。

在今天的“地球村”里，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翻譯的中介而實現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文學和其他精英文化形式多么萎縮，翻譯仍將在人們的文化知識生活以及日常交流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考慮到上述各種因素，我們翻譯研究者已經認識到，應該抓住這一有利的時機對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翻譯研究或翻譯學進行重新定位。雖然翻譯學尚未像其他獨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那樣在大學的課程設置中得到普遍的認可，但這一術語已經在翻譯研究者中廣泛地得到使用，特別是歐洲和中國的翻譯研究學者更是頻繁地用它來描述對翻譯現象的審美的或經驗的研究。它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但并不一定要用來指導具體的翻譯實踐，因為它是一個有著自己的研究領地、研究對象和方法論的自足的學科。它不僅對翻譯實踐有所貢獻，更重要的是，它還將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整體建構有所作為。

在紀念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誕生30周年之際，我們不禁想到對翻譯學進行理論化的必要性，因為這是一門成熟的學科的基本要求。十多年前，在呼喚翻譯研究獨立于比較文學學科時，蘇珊·巴斯奈特語氣堅定地指出：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已盡。婦女研究、后殖民理論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經從總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目。我們從現在起應當把翻譯研究看作一門主干學科，而把比較文學當作一個有價值但卻是輔助性的研究領域。

我們雖然不一定贊同巴斯奈特這種厚此薄彼的做法，但也不得不承認，在過去的十多年里，當代翻譯研究領域內確實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現在被人們理解為“指涉一門關于翻譯的研究的學科，包括文學和非文學翻譯，各種類型的口譯以及配音和字幕翻譯的研究”。但是時至今日，這一領域內的學者仍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討翻譯學的合法性以及其理論架構。筆者認為，翻譯學應當被看做是一門獨立于對比語言學和比較文學等任何學科領域的自滿自足的學科。我們有眾多的學術期刊和著作作為其基礎，大學的課程設置中也有翻譯教學的計劃，因此翻譯研究正變得越來越成熟。同樣，翻譯學自有其特征，因此如果我們考慮到其語言學的方面、其審美的和文化的含義以及研究的實證性的話，我們便無法僅僅將其劃定在人文學科內，當然也無法僅僅將其定位在社會科學內，因為它還有著文化闡釋和再現的功能，而且翻譯首先應當是一個文化問題。這樣看來，翻譯學便應當被看做是如同符號學、人類學甚至心理學那樣的一門處于臨界狀態(tài)的邊緣學科，因為它與自然科學（例如機器翻譯、新的翻譯軟件開發(fā)、計算機語言等）、社會科學（例如翻譯譯文的經驗研究、不同譯本的語言學分析等）和人文科學（例如文學翻譯的審美欣賞、同一經典文本的不同譯文的比較研究等）都有著諸多關系。所有這些都應當作為建立一門獨立學科的必要基礎。

由此可見，作為一門長期處于邊緣位置的獨立的學科，翻譯學應當有自己的對象和研究領地以及方法論。具體說來，它的研究應當在下面三個層次上進行。

1．在比較文學的層面上進行研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當翻譯研究被壓抑到邊緣時，一大批比較文學學者，如勒弗菲爾、巴斯奈特、朗伯特、根茨勒、歐陽楨等，率先從比較文學的視角來研究翻譯問題，他們往往超越了歐美文學之間的比較，進入了東西方文學比較的跨文化的高層次，翻譯只是他們從事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的一個切入點，結果他們在翻譯研究領域內的影響大大超過了在比較文學界的影響。這至少說明在翻譯研究這塊剛剛得到開墾的“處女地”上仍有著廣闊的發(fā)展空間。他們在實踐和理論上的探索為翻譯學從邊緣向中心運動進而消解單一的中心之嘗試鋪平了道路，其最終目的在于促使翻譯學早日擺脫比較文學的陰影而逐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在語言學的層面致力于翻譯文本的對比和分析。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第一個層次以研究者的能動闡釋和審美再現為特征的話，那么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則強調經驗性和科學性，并以語料分析的縝密性為其特色。這一方向的研究者往往試圖通過基于語料庫的分析和其他具有實證性的資料來證明這一學科的科學性。這一研究方向近似社會科學的實證性和經驗性研究，很少對譯文進行審美價值判斷。他們所探討的問題，正如本雅明所言，試圖證明，應該返回主宰翻譯法則并涉及可譯性問題的原文，因為翻譯只是一種形式。

3．在跨文化的層次上進行研究，或者說納入廣義的文化研究大語境之下進行研究，在這里，翻譯研究實際上是文化研究之下的傳媒研究的一部分，因為語言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因而翻譯的傳播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同樣，在這樣一個廣闊的語境中，翻譯學的研究既是理論性的，同時又有著研究者的批判性和闡釋性觀點。確實，文化研究以反機構、反理論甚至反解釋而著稱，但是文化研究學者的實踐卻恰恰證明了這種研究是由各種后現代理論支撐的，正是這些后現代理論解放了長期被壓抑在邊緣的話語、亞文化以及亞文學。因此，翻譯研究完全可以被當作廣義的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從后者中汲取和借鑒方法論。

十多年前，當翻譯研究處于危機之境地和“語言的囚籠”中時，巴斯奈特和勒弗菲爾大膽地呼喚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這不僅使得這門新崛起的學科走出困境，而且也為研究者指明了一個新的視角，翻譯學正是從中走出并一直沿著文化的方向發(fā)展的。正如根茨勒在討論早期的翻譯研究時所總結的，“翻譯研究一開始就號召暫緩嘗試對翻譯理論下定義，同時試圖首先更多地了解翻譯的步驟。翻譯研究學者并不企圖解決意義的性質的哲學問題，而是關注意義是如何旅行的。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一個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堅持對各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敞開大門：使文學研究者和邏輯學者合作研究，使語言學家和哲學家一起合作研究”。這無疑對當時的翻譯研究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在30年之后，翻譯研究發(fā)展興盛的今天，仍不對之加以理論化，未免就有些失當了。當前，曾一度興盛的文化研究陷入了獨語的危機境地，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西方學者，如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佳亞特里·斯皮瓦克以及凱·道勒拉普等，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來消解當代文化研究中的英語中心主義思維模式。巴斯奈特和勒弗菲爾曾試圖呼喚文化研究中出現“翻譯的轉向”（translation turn），但是由于巴斯奈特缺乏東方文化的背景，勒弗菲爾雖然關注中國的文化和翻譯研究，但他畢竟不通曉中文，再加之他的英年早逝，這一理論建構便無法完成。鑒于現在翻譯學的日益成熟，并率先在中國得到長足的發(fā)展，我們完全有能力向國際學術界宣告，文化研究中的翻譯學轉向應當由中國學者來提出。因為，經過近30多年的對外開放，我們已經引進了幾乎所有的西方理論，并且一直沉溺于消費理論的狀態(tài)中，現在，應該是讓我們這個文化大國轉向的時候了：從一個理論消費（theory consuming）的國家轉向一個理論出產（theory producing）的國家。難道我們不能率先在翻譯學領域內有所突破嗎？

翻譯與文化的重新定位

按照當代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的看法，翻譯，尤其是文化翻譯，其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對文化（culture）進行定位（location）。在這里，巴巴所用的文化一詞是單數，而我根據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多樣特征，將其表現為復數。也即，翻譯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對全球化時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進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這樣看來，翻譯所承擔的任務就更加重要了。毫無疑問，巴巴的這種觀點曾廣泛地影響了當代翻譯研究，特別是從文化的視角出發(fā)進行的翻譯研究，并使得翻譯的領地大大地擴展了。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在全球文化的版圖上，中國文化在何種程度上得以“重新定位”呢？這確實是一個令所有關注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學者都感興趣的問題。在我看來，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多樣性大大地明顯于文化的趨同性，應該說，這正是這種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個直接后果。因而在這方面，翻譯一直在扮演著一個主導性的角色：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充當一種協(xié)調者（mediator）和翻譯者的角色。但是在此意義上的翻譯早已經超越了其簡單的語言文字上的轉換之功能。如果我們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現的大規(guī)模的文學和文化翻譯使得中國文學和文化越來越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學主流的話，那么近一二十年來中國文學和文化翻譯的實踐則使得中國文學和文化具備了與世界進行平等對話之能力了?？梢哉f，前者是以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全盤西化”作為代價的，而后者則將促使中國文學和文化對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作出更大的貢獻，因為它正在以一種積極的姿態(tài)“重新定位”全球文化，并為世界文學的重新繪圖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一、從全球英語到全球漢語

我在幾年前發(fā)表的一篇探討全球化與文化的英文論文中，曾試圖用復數的形式來描述當前英語（Englishes）和漢語（Chineses）的狀況，旨在強調全球化帶給當代文化的多樣性特征。英語和漢語分別作為世界上的兩大主要語言，已經出現了裂變的狀態(tài)：英語早就從一種民族/國別語言逐漸過渡成為一種世界性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并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的使用中出現了不同的變體；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漢語也開始發(fā)生了裂變：從一種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和港臺地區(qū)使用的民族語言逐漸過渡到一種區(qū)域性的語言，并且向著世界性語言的方向發(fā)展。在本文這一部分，我首先要重溫這個話題，但把重點主要放在漢語的全球性特征上。盡管在過去的幾年里，世界上出現了所謂的“漢語熱”，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經在全世界建立了數百個孔子學院，但我們仍然應該承認，英語作為當今世界的通用語的地位至少在短時期內是不可改變的。然而，正如人們已經注意到的，“作為當今世界國際交流中的首要語言，英語的擴張顯然已經持續(xù)了幾十年。即使使用英語的人群的數量還在擴展，但是種種跡象已經表明，這一語言的全球統(tǒng)治地位或許會在可以預期的未來逐漸淡出”。也即隨著另幾種世界性語言的崛起，英語的霸權終將被打破。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作為全球通用語的英語的霸權地位已經受到另幾種強勢語言的強有力挑戰(zhàn)，在這些強勢語言中，漢語無疑占有最為突出的地位，并且將越來越顯示出其不可遏制的強大生命力。

我們都知道，近十多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和綜合國力的快速提高，漢語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但是正如人們所不得不承認的，“當今世界所出版的圖書有百分之三十是英語（漢語圖書排名第二，占百分之十一）”。漢語出版物雖然名列第二，但其中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中國大陸和港臺地區(qū)，極少進入世界各地的圖書市場。隨著“漢語熱”的持續(xù)升溫，這一百分比將在不久的將來有所改變。近幾年來國際書展上出現的中文圖書熱和中文圖書的版權輸出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因而誠如巴巴所不無洞見地指出的，在當今世界，一方面是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另一方面則是少數人化（minoritization）進程的緩慢推進，但后者應該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全球化。因此在巴巴看來：

我們被引導去為構想一種處于動態(tài)的甚或辯證的關系的少數人化和全球化而負有哲學的和政治的責任，因為這種關系超越了本土與全球、中心與邊緣，或者公民與局外人的極致。最近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世界文化和發(fā)展委員會的報告就指出，少數人化的狀態(tài)確實是一種全球性的公民身份。

當然，這種“少數人化”在這里是一個象征性的用法，意指那些不具有霸權的弱勢群體。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并不高，而且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中并不掌握很多話語權。但是在全球化/少數人化的雙峰對峙的情勢下，世界語言體系已經大大地“被重新繪圖”了，原先處于霸權地位的一些語言，如法語、德語、俄語和日語，逐漸走向衰弱和萎縮，而另一些新崛起的語言則變得越來越通行，例如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和漢語，因而導致了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因此，我們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這一術語來描述世界文化在未來的發(fā)展走向應該是十分恰當的。既然如此，人們也許會提出另一個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既然中國經濟在近20年里飛速增長，中國文化的地位也隨之大大地提高，那么漢語的未來走向又如何呢？這正是我后面所要討論的。在這部分，我只想描述漢語在近十年里所發(fā)生的變化：它已經逐步從一種基本上屬于民族/國家的語言變成了一種區(qū)域性（regional）乃至世界性的主要語言之一。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一個大國，但是曾幾何時爆發(fā)了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軟弱腐敗的清政府與西方列強、沙俄帝國以及日本帝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喪權辱國的條約，大片中國土地被割讓或處于殖民統(tǒng)治下。這種狀況自然影響了漢語的地位。在中國的東北和臺灣地區(qū)，人們被迫學習俄語和日語，甚至在自己的祖國用這些外來的語言進行交流和工作。在香港，所有的政府公務員首先要掌握英語，因為直到1997年回歸中國以前，所有的政府公文都首先用英文發(fā)布，曾經的黃金帝國就這樣瀕臨解體并逐漸在世界上被邊緣化了。為了恢復過去的輝煌和綜合國力，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不得不向當時的那些經濟發(fā)達國家看齊，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的翻譯運動，經過這種“全盤西化”的嘗試，中國文化幾乎淪為被邊緣化的“殖民”文化。大面積的文學和文化翻譯以及西方學術思想的譯介致使?jié)h語一度被“歐化”或“殖民化”。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為了向發(fā)達國家看齊，就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趕上它們。那么究竟如何去趕超那些發(fā)達國家呢？只有盡可能多地譯介西方的文化思潮、哲學理論和文學作品。因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現代性便作為翻譯的一個必然后果應運而生了。由此可見，翻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所起到的政治和文化啟蒙作用是無與倫比的，遠非僅僅居于語言文字的層面。甚至魯迅這樣的主要知識分子和作家也花了大量的時間去譯介國外的文學作品，其譯著的字數甚至超過了他自己著作的字數。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本身也隨著眾多華人在不同國家的移民而在世界各地旅行，但其速度卻十分緩慢，不少人為了在所定居的國家安身立命，不得不暫時放棄自己的母語，而改用當地的語言進行交流。他們一開始還充當著兩種語言與兩種文化之間的協(xié)調者和翻譯者的角色，但到后來，其中的不少人便逐漸本土化了。盡管如此，在他們記憶的深處仍然隱匿著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和審美情操。雖然這種大規(guī)模的移民確實使得中國文化的一些習俗傳播到了國外，但漢語本身并沒有在全世界產生多大影響。這些移民到國外的華人中，許多人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躋身所定居的國家的主流文化，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要想躋身主流文化圈內，首先就要掌握其語言。而若是真想掌握一門外語的精髓，就得用那種語言進行思維和表達，有時甚至要暫時忘記自己的母語。這一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經常出現在許多華裔美國作家的作品中，這些作家中的不少人不愿被人稱為“華裔”美國作家，他們堅持用英語創(chuàng)作，但由于他們傳承下來并隱匿在記憶深處的中國文化思想卻不時地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流露于筆端。因此他們同樣也扮演了一種文化“翻譯者”和“協(xié)調者”的角色：不斷地對中國文化進行重新建構和定位。但許多人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味地使中國文化適應自己所定居的國家的文化習俗，以便迎合國外的讀者和受眾。

另有許多華人移民卻持續(xù)不斷地在自己所定居的國家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他們堅持用漢語寫作，在異國他鄉(xiāng)出版漢語報紙和書刊。這里僅以北美為例，在當今的不少北美大學，許多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移民的子女都在東亞語言文學系選修中國語言文化課，以便通過此舉來尋找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認同，這也是許多華裔美國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親身經歷。他們中的不少人常常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tài)：一方面，試圖用英語來表達得自中國文化經驗的思想；另一方面為了迎合主流文化的欣賞趣味，又不得不以一種批判的甚至歪曲的方式來描述中國的文化習俗，把中國人的一些丑陋的東西展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這種“翻譯”和傳播畢竟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了中國文化。對于這種作用我們切不可低估。

事實上，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漢語已經逐步成為另一種主要的世界性語言，這對于我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和普及中國文學和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果漢語真的變得像英語那樣包容和混雜的話，那就完全有可能成為僅次于英語的世界第二大語言，因為它可以起到英語有時起不到的作用，而在更多的方面，它作為一種主要的世界性語言，也可以與英語形成一種互動和互補的態(tài)勢。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政府在普及和推廣漢語及中國文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開始初見成效。就像當年英國文化委員會幾十年來不遺余力地在海外大力推廣英語教學和文化傳播那樣，中國政府也在海外建立了數百個孔子學院，并通過這一中介來起到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但是這兩者的差別在于：前者早已獲取了巨大的收益，包括豐厚的經濟效益，而后者雖已投入巨資，但卻剛開始初見成效。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年月里，這些孔子學院將在文化影響和經濟效益方面取得顯著的成效。

由此可見，文化全球化的進程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同時也擴展了世界上主要語言的邊界。一方面，漢語作為一種區(qū)域性—世界性的語言推進了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全球化又促進了漢語在全世界的推廣和普及。在語言角色的轉變過程中，一些次要的語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犧牲品，而另一些本來就比較通用的語言，如英語、漢語和西班牙語等，則變得原來越流行，這不僅有助于重構世界語言體系的版圖，同時也有利于構建全球文化的新格局，在這一新的格局中，漢語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因而我們可以預言，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即將形成，它不僅仍在很大程度上以民族—國家為邊界，同時也以語言本身作為邊界，也即不僅只有一種英語文化，而是有多種用英語書寫和記載的文化，在這方面，文化（cultures）和英語（Englishes）都應該是復數的。同樣，在未來的不同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中國文化也將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漢語熱”的不斷升溫而變得日益重要。作為翻譯者和翻譯研究者，我們也應回答這樣的問題：既然翻譯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斷地發(fā)生變化，我們將如何在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重新定位中國文化呢？這正是我將在下一部分所要討論的。

二、翻譯中國和在國際學界發(fā)表著述

毫無疑問，翻譯中國和在國際學界發(fā)表著述都離不開翻譯的中介，實際上，這是翻譯的兩種不同形式。即使我們直接用英文著述也離不開把中國的材料、經驗、視角和觀點轉換為英語世界的讀者所能理解的語言去加以表達，因此這大大地不同于我們過去長期以來所實踐的將外語著述譯成漢語，而且難度也更高。眾所周知，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史上，翻譯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通過翻譯，國外最新的文化思潮和理論以及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都進入了中國，從而使得中國文化和文學更加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學的主流。在許多人眼里，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幾乎就是一部“翻譯過來的”文學史，國外的，特別是來自西方的影響十分明顯。但是當我們反思文學和文化翻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時，不禁會感到某種遺憾：在大規(guī)模地將國外的，特別是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文學作品譯成中文時，我們卻很少將中國自己的文化理論和文學作品翻譯成主要的世界性語言。即使有楊憲益夫婦這樣的優(yōu)秀翻譯家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將中國文學的佳作譯成英文，但這些作品的流通渠道卻不甚理想，許多翻譯過去的中國文學作品僅偶爾被一些從事漢學研究或翻譯研究的學者查閱，遠未進入英語圖書市場，更未為廣大英語世界的讀者所閱讀。因而許多人認為，將中國文化和文學譯介出去主要是目標語譯者的任務，這當然不無道理。但是我們仔細回顧一下，在那些精通漢語的漢學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將其畢生的時間和精力花在譯介中國文化和文學作品上呢？可以說為數極少，因而迄今只有少數幸運兒受益。華裔法國作家高行健之所以能在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的英譯者陳順妍（Mabel Lee），因為是她將高行健的代表作《靈山》譯成優(yōu)美的英文，從而使其得到英語世界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認可進而一舉獲得諾獎。同樣，2012年諾獎得主莫言更是如此，試想，如果沒有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陳安娜（Anna Chen）將他的主要作品譯成優(yōu)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話，莫言的獲獎至少會延宕十年左右，或許他一生都有可能與這項崇高的獎項失之交臂。這樣的例子在20世紀的世界文學史上并不少見，可見翻譯的作用是多么重要??！當然，中國當代作家中并不乏與莫言同樣優(yōu)秀的作家，但是莫言確實是十分幸運的，葛浩文的翻譯不僅在相當程度上用英語重新講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還提升了原作的語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動讀者。由此可見，優(yōu)秀的翻譯家不僅能忠實地轉達原著的意思，還能使原作在美學形式上增色，而相比之下，拙劣的翻譯者甚至會使本來很好的作品在目標語中變得黯然失色。這樣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和翻譯史上舉不勝舉。對此我在本文后面還要討論。

正如解構主義理論家希利斯·米勒所總結的：“在某種意義上，即使一部作品被屬于另一個國家和另一種文化的人以原文的形式來閱讀，但它畢竟還是‘被翻譯’，被移位、被傳載了。以我自己的情況來看，我從喬治·普萊的著作以及后來的雅克·德里達的著作中學到的東西（當我初次閱讀這些著作時），無疑應該是一些在他們看來有點奇怪的東西，盡管我可以通過法文原文來閱讀它們。雖然我通過原文來閱讀這些著作，但我還是將普萊和德里達‘翻譯’成了我自己的表達風格?！?sup>在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用英文撰寫學術論文和專著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翻譯，特別對我們中國的人文學者更是如此。因為我們用世界上的主要語言寫作和發(fā)表關于中國文化研究的著述，或者從我們獨特的中國視角來考察和分析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廣義的文化翻譯，但是對這種形式的翻譯之重要性，不少中國學者尚未認識到。他們還在拘泥于所謂“翻譯的外部研究”和“翻譯的本體研究”之爭。

我們至今仍記得，印度籍的美國后殖民理論家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在一篇題為《底層人能言說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著名論文中試圖為那些來自第三世界的底層人辯護，因為他們長期以來一直無法在國際論壇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即使他們想言說，也無法被別人“聽到”，或得到人們的“認可”。因此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某種中介，通過這些中介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盡管中國由于其經濟騰飛而受到世界矚目，但畢竟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因此我們如果沿著斯皮瓦克的思路來反思一下國際中國研究的現狀，就會發(fā)現，中國國內的學者在國際中國問題研究方面很少有話語權，尤其在人文學科方面更是如此。因此，我們是否可以把斯皮瓦克的這篇文章改個題目：《中國人能夠在國際論壇上發(fā)出聲音嗎？》（Can the Chinese Speak o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即使在過去也還是能夠言說的，只是他們沒有機會言說，或者說，沒有人愿意聽他們言說。也即即使他們有了這樣的機會，所發(fā)出的聲音也難以被人聽到，或者說別人壓根就不想聽他們言說。我想這一方面是翻譯的缺席，另一方面則是我們國內的學者很少注意到直接用外語著述（另一種形式的翻譯）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來回顧一下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的狀況。在那些年代，當我們拿起一本中國研究的英文刊物，幾乎很難見到中國作者的名字。即使偶爾見到一個中文的名字，但一查他/她的介紹就會發(fā)現，此人不是來自港臺地區(qū)就是一位定居在西方的華人學者。確實，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很難有機會在這類刊物上發(fā)表論文，而相比之下，他們在自然科學界的國內同行卻早已經瞄準國際前沿學術課題并開始在那些頂尖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了。

我們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十分開放的國家，幾乎所有的西方前沿學術理論著作以及文學作品都被譯介到了中國，當時這些譯者中有許多人都是新手，我本人也是在那個年代里不知天高地厚地就敢于問鼎世界文學和學術名著。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中西文化學術交流上出現了一種不平衡性：開放的中國十分熱切地希望了解外部世界所發(fā)生的一切，尤其是西方學界的一些最新進展，而外部世界卻對中國知之甚少，或者說不太關注中國發(fā)生的一切，尤其不愿意聽中國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看法。顯然，這背后有多種原因，當然，當時的中國經濟上還比較落后，而落后的國家是沒有資格向世界提供好的經驗的。過去曾有人說“弱國無外交”，若用于學界，也即“弱國無學術”，或“弱國無文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大多數中國學者的英語都不好，既不能口頭交流，更達不到發(fā)表著述的水平。因此，在那個時代的國際學界，中國學者確實是“失語”了。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等待戈多”那樣被動地等候國外漢學家的“發(fā)現”，但即使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著作也不可能被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

然而，就在中國學者“失語”的那些年月里，國際學界對中國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聽任漢學家的描述，他們似乎是在為中國代言，并且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fā)表中國研究方面的著述。坦率地說，大多數漢學家對中國同行還是比較友好的，他們熱愛中國，所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自己長期深入的研究和認真的思考。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東方主義的局限和偏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之形象始終是一種虛幻的和不真實的，這不能不影響到這些漢學家的研究。因而其中的少數漢學家自視甚高，根本瞧不起中國國內的學者，認為只有他們才能在國際學界言說和描述中國。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恰在于，他們對中國的言說或描述大多基于那些關于中國的誤解或曲解，所掌握的資料也不是很全面的，并不能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當然，在那些封閉的年代，他們的這些言說和著述或多或少還是能使外界相信的。但是在本質上，他們絕不能代表整個國際中國研究的水平。

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十分欣慰地看到，在當今世界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學的圖書館里，我們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著作和期刊。更令我們感到高興的是，在幾乎所有的中國研究刊物中，我們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些中國作者的名字，而且其中有些作者就是中國大陸的高?；蚩蒲袡C構的學者。據我所知，幾乎所有這些刊物的編輯都十分熱切地希望聽到中國國內學者的聲音，有些主編們還要我向他們推薦中國學者的優(yōu)秀論文，即使用中文寫作的，他們也可以組織人力將其譯成英文。人們或許會問，難道這些在國際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的中國作者的英語水平真的比20世紀80年代的那些學者更好嗎？我看未必見得。我本人于1990—1991年在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時，曾在漢學刊物《中國信息》（China Information）上發(fā)表了我的第一篇英文論文，討論的是弗洛伊德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接受。使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我當時在萊頓大學漢學院作了一個相關的演講，該刊的編輯認真地聽了我的講座，然后希望我把文稿交給她看看，是否合適在該刊發(fā)表。她態(tài)度既友好同時又嚴肅認真地審讀了我的文章，并作了較大的修改和潤色，然后把清樣寄給我審核。正是通過我在國際中國研究刊物上發(fā)表的那篇英文論文，使我熟悉了英語學術寫作的一些知識和規(guī)范，為我后來接連不斷地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上發(fā)表論文打下了基礎。

無論如何，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中國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國家之一，這一點不僅體現在經濟上、政治上，還體現在文化上。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和經濟大國的國際形象已不再受到任何懷疑了，但文化大國形象的建立還有待于我們的努力。這方面，翻譯將發(fā)揮獨特的和決定性的作用。全球化的到來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可以平等地對話，交流并討論對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的看法。在這方面，自然科學家確實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他們早已經注重在國際學界發(fā)表著述了。而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又有何作為呢？

作為一個新興的科學技術大國，中國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但是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國際上又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呢？盡管國內不少學者已經認識到了在國際上發(fā)表著述的重要性，但對其成效則并不容樂觀。既然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里，只有極少數中國學者能夠在主要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我們又如何讓國際社會聽到我們的聲音呢？以我所在的人文學科為例。在哲學社會科學主要期刊上，我們幾乎很難見到中國學者的論文，更談不上與國際同行進行平等交流和對話了。我認為除了缺乏必要的專業(yè)英語寫作訓練外，不少學者甚至缺少基本的學術思考和寫作的訓練，他們只能用中文將國際學術大師的理論觀點轉述給國內讀者，而無法與自己的國際同行進行交流和對話。也就是說，在與國際同行討論問題時，缺乏根本的問題意識和話語權。但是盡管如此，不少國際學術期刊，包括中國研究期刊的編輯們依然想讀到中國學者的著述。他們知道，在討論一些基本的理論話題時，需要聽到所有學者的聲音，不管他們是來自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其中一些期刊的主編甚至邀請有影響的中國學者編輯專題研究專輯，由他們自己去邀請相關學科的重要學者為該專輯撰文。這樣，這些編輯們就能聽到真正來自中國的學者對大家共同關心的前沿話題的看法了。對于那些學術造詣深厚而英語欠缺或不懂的中國學者的優(yōu)秀論文，他們甚至組織力量將其譯成英文刊發(fā)在他們的期刊上。還有一些主要的國際學術出版機構，也開始組織人編輯中國研究叢書，除了邀請學者直接用英文著述外，還組織力量將中國學者的優(yōu)秀著作譯成英文在英語世界出版。但是平心而論，能夠被這些出版機構看中并組織翻譯出版其著作的中國學者實在是寥寥無幾。與國內出版界爭相譯介和出版西方學術著作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照。

筆者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就不斷應邀為一些國際學術期刊編輯專輯，雖然我所編輯的專輯只有極少數是發(fā)表在中國研究刊物上的，但是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發(fā)現，幾乎所有這些專輯都與中國研究相關，或從一個全球的或比較的視角來探討中國和西方學界共同關心的基本問題。也就是說，在進行國際發(fā)表時，我們中國學者應該聚焦于中國問題，尤其是當代的問題，這恰恰是國外的中國研究者所難以做好的課題，而這也正是我們國內學者的長項。在用英語著述和發(fā)表時，我們實際上扮演了一個翻譯者的角色：并非那種逐字逐句地將我們事先用中文寫好的論文譯成英文，而是直接用英文思維把我們的思想加以表達。我始終認為，為了在全世界推廣中國文化，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漢學家的幫助，但是我們卻更應當依靠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將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方面，更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因為這一學科的漢學家數量實在太少，而其中優(yōu)秀的精通兩種以上的語言和文化者更是鳳毛麟角，即使他們達到了這一境地，往往也像我們一樣，更加注重發(fā)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太愿意去花時間將別人的東西譯成自己的母語。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注重用英文寫作或發(fā)表自己的著述，國際中國研究的刊物也將在發(fā)表中國學者的優(yōu)秀著述方面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樣，我們中國學者就真正能夠在國際論壇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了。

三、翻譯與漢語的未來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融夢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為一體”，取得了別人難以替代的成就。按照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昂格倫德（Peter Englund）的說法，莫言“具有這樣一種獨具一格的寫作方式，以至于你讀半頁莫言的作品就會立即識別出：這就是他”。這確實是很高的評價，其中不免帶有夸張之詞，但是人們不禁要問，昂格倫德究竟是讀了莫言的原著，還是葛浩文的英譯本或陳安娜的瑞典文譯本？顯然是后兩者，因為我們都知道，在瑞典文學院的18位院士中，懂中文者只有馬悅然，但是馬悅然并沒有說這話?？梢姵晒Φ姆g已經達到了有助于文學作品達到“經典化”的境地，這也正是文學翻譯所應該達到的“再創(chuàng)造”的高級境地。同樣，也正是由于讀了葛浩文的英譯本和陳安娜的瑞典文譯本，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唐納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才能夠稱莫言為“所有中國作家中最有名的、經常被禁同時又廣為盜版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