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十八世紀的英國

不敬虔是普遍、恒常的，甚至是深入我們骨子里的表現(xiàn)。

——約翰·衛(wèi)斯理

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是個政治腐敗、道德混亂、法律缺失、宗教門派分立的社會。全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早期大約在五百萬到六百萬。倫敦發(fā)展較快，是最大的城市，當時人口超過了五十萬，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增長到八十萬。第二大城市是布里斯托，人口大約四萬，第三大城市是諾里奇，人口大約三萬。1742年以前，杜松子酒的年消費額大約是七百萬加侖；截至1749年，單在倫敦一個地方就有一萬七千家杜松子酒廠。而顧客總是排隊買酒，“花一便士買個醉，花兩便士買個爛醉”，子女尚幼的婦女喝起酒來也一點不輸給男人?？v酒導致疾病抵抗力衰弱、嬰幼兒死亡率增加，人們以酒代食，工作紀律渙散。

整個國家匪霸橫行，年輕人也成群結(jié)黨，號稱“莫霍克斯幫”，威嚇普通市民，被打斷鼻梁或挖出眼睛之事時有發(fā)生。1718年，據(jù)說倫敦市區(qū)的盜賊數(shù)量眾多，乃至天一黑人們就不敢出門購物或去咖啡館了，“因為害怕被壞人蒙眼、毆打、砍傷或刺殺……”

賀加斯所作關(guān)于倫敦日常的漫畫就是當時首都的真實寫照。1708年，污穢不堪的倫敦爆發(fā)了一場蠅災，人們踩在鋪滿死蒼蠅的地面上，“感覺就像下了一層雪一樣”。據(jù)歷史學家普拉姆記載：“無論哪個階層，所有人的神經(jīng)都同樣緊張——狂賭、爛醉、暴力、野蠻和殘忍的行徑無處不在。無論是誰，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同樣被死亡的恐懼籠罩?！?span >[1]

醉酒、賭博和暴力是普遍現(xiàn)象，一個歷史學家寫道：“暴民是喬治亞時代頑固而殘暴的一個因子”。1780年倫敦發(fā)生了反天主教的戈登暴亂，查理·衛(wèi)斯理形容當時的暴民是“尊貴的大都市里的卑鄙族類……那里還充滿了撒旦最黑暗的作為”。十八世紀的英國沒有警察，所以暴民的縱火、洗劫和破壞行為是常有的事。

為了對付這種猖獗的犯罪，法律形勢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嚴峻，以至于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有二百二十五名罪犯被處以死刑。有位作家評論說：“如果有人損壞了威斯敏斯特橋，他會被絞死；如果他砍斷一棵小樹，如果他射死一只兔子，如果他偷了價值四先令的物品，他也都會被絞死?！鄙踔烈粋€孩子可能會因偷竊價值一先令的手帕被抓而絞死。絞刑變得如此司空見慣，以至于著名作家塞繆爾·約翰遜說他真擔心海軍會因此缺乏纜繩。罪犯們被當眾鞭打、上枷乃至被絞死，叛國者則會被分尸。雅各比黨人（那些支持被廢的詹姆斯二世和他的斯圖亞特繼承者的人）的頭顱被插在神殿四圍的槍尖欄桿之上，直到1777年才取下。直至1789年為止，若有婦女謀殺丈夫，她將被處以火刑活活燒死，盡管有點同情心的劊子手可能會在把她們放到火焰上之前先勒死她們。倫敦妓院遍布，超過一百萬名妓女在各戲院和大街上從事賣淫營生。觀察者約翰·梅西記錄：“她們在人數(shù)上超過了巴黎，在自由放蕩和厚顏無恥的程度上超越她們的羅馬同行。夜幕降臨時分，她們便紛紛出現(xiàn)在各大街的人行道上，五六人為伴，大部分的穿著都優(yōu)雅體面……光天化日之下，她們成群結(jié)隊地在找路人搭訕，尤其是外國人……”

新建城市也和倫敦一樣骯臟污穢。沒有污水處理系統(tǒng)，垃圾經(jīng)常被直接倒在街道上，窮人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兩個房間，十個人或更多混居在一室也是常有的事。歷史學家羅伊·波特曾經(jīng)說過：“食物衛(wèi)生也不比個人衛(wèi)生強。街道上牲畜隨處可見，糞便橫流。若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丟了點什么，就是把它丟在惡臭里了。稍微值得安慰的是，我們眼睛受到的沖擊比鼻子稍弱一些，因為在蠟燭光、暗淡的燈火以及月影之下，骯臟并不太能看得見?！?span >[2]1771年，托比亞·斯默雷寫下他的觀察：

若我喝一口水，我只能連同含在水里令人作嘔的污染物一并吞下。這些污染物有的是通過敞開的管道混入，也有可能來自泰晤士河，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的污穢之物都匯入此河。人類排泄物在這些混合污染物里算是危害最小的了，這些混合物的成分包含工業(yè)生產(chǎn)過程中使用的藥物、礦物質(zhì)和有毒物質(zhì)，加上腐爛的人獸尸體，最后再混入用來洗滌死亡清單[1]上在冊者遺體的水和盥洗室、下水道所產(chǎn)生的污穢殘渣。

藥物是稀有而貴重的，沒有麻醉劑，所以酒精被當成最佳止痛藥。天花、斑疹、傷寒、霍亂、痢疾、流感等疾病在擁擠的居民區(qū)肆虐蔓延。十八世紀英國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七歲，嬰幼兒的存活率只有四分之一，連上層階級的人也避免不了早夭和疾病。知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就有六個兄弟姐妹夭折了，他自己勉強存活下來。安妮女王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活到成年。工業(yè)造成的疾病如矽肺、癌癥和鉛中毒等非常普遍，還有風濕、佝僂病、壞血病、痛風和水腫等也很常見，化妝品中毒則給富有階層帶來傷病和死亡，例如傳言說考文垂夫人就是因使用了含鉛化妝品中毒而死的。

貧窮給英國人民艱難的生存狀況又增添了一個痛苦的現(xiàn)實。據(jù)波特記載：

貧窮導致生命喪失和相互依賴：一片寡淡無味且遠遠不夠充饑的面包是僅有的食物；在窩棚或地窖里忍受徹骨之寒，有時甚至和牲畜混居在同一屋檐下；要忍受工頭的欺壓；終日勞苦受累，才能從殘忍兇惡的主人那里領(lǐng)到一份微薄薪水。而這一切只是為了能茍活到老或擁有一間可勉強棲身的陋室。[3]

巴斯侯爵的管家，托馬斯·戴維斯如此形容當時窮苦工人的窘?jīng)r：

人性在工業(yè)勞工這個概念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樣的勞工，通常有妻子和五六個孩子，為了生活，其實僅僅是為了生存下去，蝸居在一個簡陋、潮濕、黑暗的房間里。房間約十至十二平方尺大小，沒有地板，哪怕普通的體面也顧及不上，因這可憐的小屋只有一個房間，放置全家人的床鋪，大家擁擠于一隅，飽受煎熬，痛苦難寐。

大部分孩子在家或在學校都會挨打，童工非常普遍。1767年，反對讓四歲男童做煙囪清掃工的喬納斯·漢威寫道：“這些可憐的小黑童……他們的待遇甚至比狗還不如?！?/p>

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人口增長實際上是停滯的，因疾病的蔓延人口甚至還下降了。1727年里彭的希拉里博士在報告里說窮人的死亡就像蒼蠅一樣：“沒有任何辦法能緩解這種局面，以至于許多小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的窮人幾乎無一存活。”1721年，一名時事評論員如此描述死于貧困者的景況：

他們在庭院里，或在其他的埋葬地挖很大的坑，然后把許多的死人放在一起埋葬，這些亡者的朋友沒能力支付更好一點的墓地的費用。這些大坑（被稱為“窮人之坑”）一旦挖開就要等到堆滿尸體才掩埋上……這些堆著尸體的坑散發(fā)出來的惡臭是如此惡心，在濕熱季節(jié)或者在下雨之后味道尤其刺鼻，無人膽敢靠近。

像斗雞這樣血腥的活動廣受歡迎。詩人亞歷山大·蒲柏寫了一封語氣憤怒的信給《衛(wèi)報》，聲明：“我所見最令人震驚或恐怖的景象莫過于……廚房里鮮血四濺，生靈被虐，慘叫不絕于耳?！?/p>

在付費道路出現(xiàn)之前，大部分道路都非常狹窄、布滿車轍而坑洼不平，一到冬天就泥濘不堪。在康沃爾的圣艾夫斯，西莉亞·法因斯曾寫道：“路上坑坑洼洼，沙子很滑，我可不敢冒險前往?！痹谌トR斯特的路上她發(fā)現(xiàn)“雖然這是個很好的地方，但道路低陷，路況極差……黏土路泥濘容易沉陷，以至于我整整花了十一個小時才走了二十五英里。”有兩次她差一點被陷在泥坑里。而約翰·衛(wèi)斯理本人就有一次在大北路死里逃生的經(jīng)歷。衛(wèi)斯理曾提到他冒著暴雨騎著馬走在被水淹沒的路上，從華威回班伯里的時候，路況太差，他的馬就踩著路邊沿行走。他記得快到達諾丁漢郡的諾瓦克時，馬匹實在疲勞不堪，他只好下馬步行。次日，這匹馬掉到一條溝里，六個人才把馬拽了上來。甚至在1781年，七十七歲高齡的約翰在日記里面還記錄道：“要去布萊克本講道，本想乘坐馬車，但這條路以前肯定沒有馬車走過。我寧愿選擇步行前往?！?765年，有個從法國來倫敦的訪客也抱怨街道“總是污泥遍地，無從下腳，駕車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議會是腐敗、可收買的，并不真正代表人民，其主要目的是為精英統(tǒng)治階層的利益服務。有些沒落的區(qū)域，根本沒有實質(zhì)上的居民，在議會代表里卻總要占一到兩席，而北方一些新興的工業(yè)城鎮(zhèn)卻一個代表也沒有。根據(jù)估計，十八世紀英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有選舉權(quán)，蘇格蘭人口二百萬卻只有三千人參加選舉投票。漢諾威的最初兩任君王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都是臭名遠揚的淫亂之君，而1721—1742年任職的首相羅伯特·沃波爾勛爵竟毫不掩飾自己與情婦的淫亂關(guān)系。

衛(wèi)斯理忠誠捍衛(wèi)的英國教會逐漸失勢，神職人員空前松懈懶散，在屬靈職分上潦草應付，很多日常服侍被放棄，圣餐次數(shù)越來越少，教堂建筑也任其殘破失修。約翰·衛(wèi)斯理自己是這樣描述牧師的：“遲鈍、笨拙和愚蠢的牧師們，毫無生命和靈性，懶于思考，自然每每成為被愚弄的笑柄。”有個歷史學家評論說：“十八世紀的教長，不是王儲就是大權(quán)在握的人，他們乘坐六匹馬拉的豪車，他們的私人游船停靠在泰晤士河上，有身著制服的船員提供服務。這些都是他們尊貴身份的標準配備?！睖貜厮固氐闹鹘桃蛘勍孪铝饔顾锥裘阎?，但他為自己開脫，聲稱他的粗話是以準男爵身份說的，而非主教身份。

杰出作家威廉·薩克雷在評論十八世紀時，抨擊喬治二世宮廷的腐敗生活，而贊揚約翰·衛(wèi)斯理和喬治·懷特菲爾德：

身處冷漠和腐敗之中，難怪神職人員也會腐敗和冷漠；難怪懷疑論者越來越多，道德不斷淪喪，因他們所依仗的權(quán)勢來自如此一位君王。也難怪懷特菲爾德到荒野中哭喊，衛(wèi)斯理拋棄了被羞辱的神殿而去山腳下禱告。當時，我對他們充滿敬佩……

詩人和劇作家奧利弗·哥德史密斯這樣評論英國圣公會教堂的布道：“站在講道臺上的人毫無熱情，他們的講道常常枯燥無味、套路單一，完全無法打動人?！狈ü俨既R克斯通說：“聽過的講道中，沒有一篇傳講的福音信息比西塞羅作品所包含的福音更多。”兼職制，即一個牧師同時負責幾個教區(qū)的做法非常普遍。例如，溫切斯特的主教在二十一年中只訪問過他所轄的教區(qū)一次。

1728年，哲學家孟德斯鳩寫道：“在英國沒有宗教這一說，如果在社交場合提起這個話題，只會招來嘲笑?！备鶕?jù)約翰·萊爾牧師的記錄：“從1700年到法國革命時期，英國似乎毫無美和善，籠罩在重重的信仰和道德黑暗當中，這黑暗仿佛能觸摸得到?！?724年利奇菲爾德的牧師說：“現(xiàn)今的主日是魔鬼的集市日。這一天有更多淫亂和醉酒，有更多爭吵和謀殺，人們圖謀犯罪和犯下的罪行比一周中其他日子的總和還要多?！?736年，達累姆的主教約瑟夫·巴特勒評論說大部分人不再把基督教當回事，“因它虛構(gòu)的成分如此明顯”。沃森的主教暗示：“從主耶穌受死以來，追溯到世界歷史的開端，從來沒有哪一個時期，宣稱不信神、無宗教信仰者的人數(shù)如此之眾。”同年，巴特勒感嘆說：“宗教對人心的影響一點一點消失殆盡。聲稱不信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熱情日漸消退。我們這個年代可悲的特征就是雖然公開表示蔑視信仰的人只有一部分，但忽視信仰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普遍?！鄙踔吝B非宗教作家，比如迪恩·斯威福特都在他的作品《宗教推進計劃》（1709年）中評論這種現(xiàn)象：“我想大家都知道，名門貴族階層，一百人里面難有一個人行為做派看上去有違宗教原則，卻有非常多的人實際已經(jīng)完全拋棄了信仰，準備著對任何講話中啟示的真理都抱持不信的態(tài)度。平民百姓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尤其在一些大城鎮(zhèn)?！?722年，著名作家丹尼爾·笛福稱：“自從基督教會在世界上建立的那天開始，從來沒有任何時期像當下這個時代一樣（公開宣布不信、褻瀆神并行異端）。”一位歷史學家評論英國教會說：“對于那些居住在新興城鎮(zhèn)和礦區(qū)鄉(xiāng)村中疾病肆虐的貧民窟里的男男女女而言，他們生活在一個野蠻兇惡、污穢不堪的環(huán)境中，宗教于他們沒有太多幫助，他們需要的是啟示和救贖。”[4]

約翰·衛(wèi)斯理深知他所處時代的不敬虔：“不敬虔是普遍、恒常，甚至是深入我們骨子里的表現(xiàn)……在我們當中，完全忽略神的現(xiàn)象幾乎司空見慣——無論是高是矮，無論是鞋匠、鍋匠還是馬車夫，是男仆女仆、士兵、大小商人、律師、醫(yī)生、紳士或領(lǐng)主，都像伊斯蘭教徒和異教徒一樣忽略創(chuàng)造這個世界的主?！?/p>

針對世俗主義、自然神論、英國國教教會提供的儀式化宗教，以及非國教教會的死氣沉沉，解決之道就是循道宗。雖然約翰和查理，尤其是查理認為他們是國教教會內(nèi)部的一次更新運動，而不是一個分裂的教派。在循道宗的聚會地點，自由表達和情感流露是允許的，他們唱喜樂的詩歌，主持愛宴（圣餐），還組織守夜事工，他們傳講因信得拯救和公義的真理，圣靈運行不被區(qū)別對待也不受人為限制。但這不僅僅是一次宗教運動，循道宗神學家拉爾夫·沃勒說：“循道宗是生命的源泉和目標，是身體和靈魂問題的解決之道。它拯救男人和女人脫離貧窮、無望和沉淪之境，讓他們有機會瞥見天堂的亮光，教他們對死后的世界心存盼望，它還幫助他們成為穩(wěn)重可靠的父母、正直良善的公民和關(guān)愛社會的人?！?span >[5]

普拉姆評論說，循道宗幫助貧困者，“循道宗不是窮人的宗教，卻為窮人服務”[6]。它的成員來自工薪階級或中下階級，特別集中在那些甚少有圣公會教堂的新興工業(yè)城鎮(zhèn)。工業(yè)化進程正在把城里的窮人趕到新城鎮(zhèn)去找工作，在那里他們無根無基，沒有任何機構(gòu)可以滿足他們身體和靈魂的需要。循道宗給予他們社會認同感、幫他們尋找目標并讓他們產(chǎn)生歸屬感，通過它的幫助，許多人得到提升，在其所在社區(qū)中擔當重要職責。

包括圣公會的神學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1805—1872）在內(nèi)的許多人認為，循道宗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使英國避免了步法國后塵進行革命。莫里斯的兒子說：

衛(wèi)斯理這個名字，我常常聽我父親說起，一聽到這個名字，我就想起父親對下面這個問題的回答。別人問他：“你認為是什么原因使十八世紀的英格蘭逃脫了像法國一樣爆發(fā)大革命的命運？”他說：“毫無疑問，英國之所以能避免政治革命，是因為它經(jīng)歷了一場宗教革命?！薄澳阒傅氖切l(wèi)斯理和懷特菲爾德他們嗎？”“當然?！?/p>

普拉姆堅稱循道宗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巨大：“在1760年之前，在這個國家，循道宗是協(xié)調(diào)得最好的輿論平臺，也是最有熱情和最強有力的平臺。如果它堅定地要推動教會或國家的革命，誰都阻止不了?！?span >[7]

約翰·衛(wèi)斯理曾抨擊英國腐敗不堪且目光短淺的議會系統(tǒng)，質(zhì)問他們：“你們有什么權(quán)利把一個人排除在人民之外呢？僅僅因為他一年收入不足四十先令嗎？無論他是貧是富，他不應是個人嗎？他不是也有靈魂和身體嗎？”他甚至支持女性參政：“我想問，你們有何根據(jù)認為女人從本性而言不能像男人那樣擁有自由？她們難道不是有理性的人嗎？”衛(wèi)斯理力勸每一個有投票權(quán)的循道宗信徒都參加所有選舉，“免費無償?shù)匕堰x票投給他們認定最值得投的人”?？墒牵肿韵嗝艿貙懙溃骸叭嗣裨谡镎挤蓊~越大，這國得享的文明和宗教的自由就越少?！彼嘈庞嗣瘛爱斚氯w享受著其他歐洲國家都沒有的文明和宗教的自由”，可他們“擁有自由卻仍叫喊著要自由”。

最初的時候，約翰·衛(wèi)斯理憐憫被殖民的美國人民，但當他們與英國政府對立并尋求自由的時候，他卻變成了一個執(zhí)拗的批評者。約翰·衛(wèi)斯理遠不是一個革命派，他支持專制、反對民主，是一個公開的君主制擁戴者、一個決不妥協(xié)的保守派，他認為法國革命是撒旦的直接作為，他非常厭惡像盧梭和伏爾泰這樣激進的思想家。對衛(wèi)斯理而言，社會的轉(zhuǎn)變只能通過救贖和靈魂的重生改變?nèi)诵亩_成，而不能通過革命和政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