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讀

早就想翻譯羅蘭·巴爾特的這本書了，原因是，它是巴爾特一生中接受過的電臺、雜志和電視臺等多種媒體對其進行的訪談的結集，我認定其信息量會比單獨的一本甚至幾本書都多。我終于在2018年完成了對它的翻譯工作。真不負所望，這本書讓我了解到了許多新東西，極大地豐富了我對相關書籍和作者思想的了解。

作為“導讀”，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介紹一下這本書。

第一，《出版說明》中這樣告訴我們：“這里匯集了對羅蘭·巴爾特所做的大部分法語訪談。盡管我們很想整理得完整，但可能還會有遺漏”。作為譯者，在譯完這本書后，我想說的是，這本書共匯集了羅蘭·巴爾特生前所接受訪談的39篇文字。為了解巴爾特生前所接受訪談的實際次數，譯者翻閱了2002年版五卷本的《巴爾特全集》，發(fā)現這種訪談文字共有76篇，也就是說，有37篇未被編入。是什么原因造成當年的搜集出現如此多的遺漏呢？譯者認為，這種未被編入的情況，一是因為當時（1981年）還沒有出版巴爾特全集的安排（首次三卷本全集出版于1993—1995年，這中間相差12年之多），其散在的訪談文字難以一次性整理完整；二是未被編入的篇目的重要性也許不如被編入的篇目那么大，所以不容易被記住。巴爾特是從1962年開始接受訪談的，首次出現遺漏是在1964年，從1966年起，中間除了1972年外，都有被遺漏的情況，而從1975年至1979年五年間，被遺漏的訪談次數居高不下（1975年是5次，1976年是4次，1977年是5次，1978年是8次，1979年是5次）。這似乎可以讓我們做出如下推論：一是巴爾特較早接受的訪談由于內容新穎，且采訪他的媒體不多，從而讓人記憶深刻，搜集起來也容易。仔細核對一下，那時正是法國結構主義處于上升和接近達到頂峰的時期，人們面對一種新的思潮或新的方法論，會積極熱情地去了解。二是后來巴爾特著作繁多，特別是《戀人絮語》出版后受到熱捧，對他進行訪談的媒體非常之多，搜集起來也確實有困難，于是，人們只能記住在這一時期中最為重要的訪談內容，被遺漏的自然也就多了起來。三是符號學從20世紀60年代末起進入了多元發(fā)展時期，也分散了人們對于巴爾特思想的關注。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本書中匯集的，應該是巴爾特被人記住的最為重要的訪談內容。這些內容有助于我們了解巴爾特的整個學術研究工作。我們也可以借助巴爾特對外圍情況的闡述來加深對他某些書籍寫作背景和主要理論的理解。當然，這并不是說，被遺漏的訪談就沒有重要的內容，起碼在我們看來，有些篇目還是很重要的，比如《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等。

第二，法國符號學自20世紀50年代發(fā)展至今，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在結構主義影響之下的符號學研究，二是60年代末出現的、后來名為巴黎符號學學派和到今天成為法國符號學研究主流的符號學研究。前者，沿用了結構語言學創(chuàng)始人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對符號學的定義和用詞。在這一階段中，羅蘭·巴爾特是其代表性學者之一，他的貢獻集中在他對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的符號學理論所進行的全面闡述和應用上，由此也開啟了符號學主要概念在社會科學中的廣泛運用。

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是建立在其結構語言學論基礎上的，而其基礎則是“二元對立”原則。索緒爾把言語活動（langage）分為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認為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形式”“規(guī)則”，而言語則是對于這些形式和規(guī)則的運用。索緒爾認為，一個語言符號是由一個能指與一個所指構成的，對于能指與所指和它們之間關系的闡釋，將構成符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關于“形式”，我們通常會把它理解為外在的，但索緒爾則對長時間以來形成的“形式”與“實質”的哲學概念做了顛覆，把前者確定為“內在結構”，將后者確定為外在“物質表現”。于是，語言可以被理解為內在的“語言規(guī)則”，“實質”則表現為載體的物質材料和意義。這些概念，在我們這本書中頻繁出現，提前對它們有所了解，對于理解全書是重要的。在我們的漢語習慣中，沒有“言語活動”這個概念，所以，這三個術語的譯名和對它們在各種情況下的理解，也許會讓讀者難以分辨。筆者在對巴爾特多部著述的翻譯中，堅持使用高明凱對《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翻譯中使用的上述譯名，希望讀者能按照上面的解釋來理解它們。然而，語言（langue）在這本書中的出現，特別是到了后來，有時也指我們平時說的語言，即自然語言，在這種情況下，筆者會對其做適當注釋。

按照索緒爾的理論，一個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原則上是不可分開的，缺一不可構成符號。但是，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就把“能指”看成是符號或“象征”，其“所指”則屬于需要探討和發(fā)現的部分。在本書的訪談中，巴爾特對能指與所指這兩個概念，在多處結合具體情況做了深入闡述，對于我們觀察日常事物有很大的幫助，比如把所指擴展為“意識形態(tài)”，這便加深了我們的認識。

巴爾特在闡述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的同時，對于相關論述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關于是語言學屬于符號學還是符號學屬于語言學的論述方面。索緒爾在其《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指出：“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我們管它叫符號學（sémiologie）”。緊接著，索緒爾就明確地說“語言學不過是這門一般科學的一部分，將來符號學發(fā)現的規(guī)律也可以應用于語言學”^[1]。這就很清楚地把語言學置于符號學的“下位詞”的位置。但是，巴爾特在其《時尚系統(tǒng)》一書中這樣說：“倘若服飾不借助于描述它、評價它并賦予它豐富的能指和所指的語言來建立一個意義系統(tǒng)的話，它還能有意指嗎？人注定要依賴分節(jié)語言，不論采用什么樣的符號學都不能忽視這一點，或許，我們應該把索緒爾的體系做一下顛倒，宣布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sup>[2]巴爾特在接受訪談時，再一次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語言學便不再像是關于意指的總體科學的一部分：必須改變打算，而說語言學就是有關意指的總體科學，這種科學隨后根據人類語言所遇到的各種對象而分別屬于多種特殊的符號學?！?sup>[2-0]這顯然是在強調語言學而不是符號學在研究意指過程中的“總體科學地位”，他又說：“語言學為我提供了破釋一個文學文本或某種符號系統(tǒng)的有效手段”^[3]。20世紀5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思潮，符號學研究作為一種新的方法論，是法國對于人類社會在認識論方面的重要貢獻。作為代表性學者的巴爾特的符號學探索，就是把語言學模式移用到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例如服飾、食物、汽車等，反過來也可以說，就是把對社會生活中諸多事物的理解與分析都納入語言學模式之中。在他于此探索獲得成功的情況下，他做出了與索緒爾的觀點相反的論述，這也應該被看做當時對于符號學的一種深入認識。到了60年代末，符號學研究出現了多元的發(fā)展，以格雷馬斯為首的“巴黎符號學學派”形成了，該學派已不再圍繞著符號和符號系統(tǒng)進行研究，而是把符號學推向了對符號之間關系的研究，亦即在“過程”與“系統(tǒng)”的對立關系中偏向了對“系統(tǒng)”的研究，并為之采用了“sémiologie”的名稱，以區(qū)別于先前在“sémiotique”名下進行的研究。讓-克洛德·科凱（Jean-Claude Coquet）在其《符號學：巴黎學派》一書中這樣明確地指出：“符號學的計劃，是建立關于意指系統(tǒng)的總體的理論……符號首先是一種可觀察之物……符號首先是一種已建對象。”^[4]雖然語言學與符號學都是研究言語活動的科學，而且巴爾特的研究證明，語言外的許多對象都可成功地轉化為語言的符號，但人們還是不敢斷定所有的客觀對象均可做這種轉化，所以，語言學仍然被認為是對自然語言或專門一個領域的符號學研究，而符號學則是對包括自然語言和語言外對象的總體研究或“總體意指系統(tǒng)”研究，因此認為符號學包含著語言學還是成立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當前的法國符號學研究，出現了sémiologie與sémiotique混為一體進行研究即相互容納的趨勢。似乎可以預見，未來的法國符號學，將是以sémiotique為總名稱的包括兩方面研究內容的一個學科。

第三，巴爾特對精神分析學特別是拉康的結構精神分析學理論的參照，在書中多篇訪談錄中都有所體現，可見，精神分析學也是巴爾特符號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鏡像理論”（stade du miroir）。該理論是拉康1936年引入精神分析學研究中的，后來他在1966年1月10日的一個研討班上把“鏡像階段”說成是“他進入精神分析學的一把掃帚”。確實，拉康后來據此發(fā)展和形成了多種概念。拉康是在研究高級哺乳動物和幼兒在鏡子面前的一些不同行為表現時，依據“科學心理學”的觀察，逐步建立起這一理論的。他發(fā)現，6個月至18個月的幼兒面對鏡子時，能辨認出鏡子中出現的是一個形象，而且接受這就是自己的形象，盡管這么大的幼兒仍然處于精神生理不成熟的階段。這種辨認過程，便奠定了幼兒的“自我”（Le moi），也確定了弗洛伊德首先提出的“另一個”（第一個字母為小寫的“autre”）概念，亦即“另一個自我”（alter ego）。于是，這“另一個”或“另一個自我”便成了最初的和基本的異化之地，拉康將其稱為“想象之物”（imaginaire）。而在“鏡像階段”中，幼兒所進行的各種想象性辨認，便與這種想象之物建立起了關系。由于辨認對象的相異性（特別是來自父母的“感受”）的出現，第一個字母大寫的“Autre”便介入進來，他將其確定為源于“象征”（Symbolique）的全部內容（“他者”甚至以“父親”之名出現）。拉康是很看重象征結構的，他認為這種結構在精神分析學中占據著基本的位置，而且這一位置最終與言語活動混為一體，使精神分析學也與符號學研究建立起了密切聯系，符號學研究中許多概念例如“像似性”“陳述活動”“敘述特征”都在精神分析學中有所闡述。正是這一點使拉康說出這樣的名句：“無意識是他者的話語”，“無意識是像言語活動那樣被結構的”?！八摺背蔀槔祵穹治鰧W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由于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作品首先被翻譯和介紹到我國，他的“autre”在漢語中已經被翻譯成“他者”或“他人”，而不是“另一個”，加之拉康的第一個字母大寫的“Autre”也只能翻譯成“他者”或“他人”，所以，我國不少學者在使用這兩位學者的這兩個“他者”概念時，出現了混淆。

“意指活動”（signi?ance）是自拉康以來經常被使用的一個術語，后來在克里斯蒂娃作品中也頻繁出現，在一段時間里，巴爾特對于該術語的使用多于“意指”或“意指過程”（singi?cation）。意指活動的定義在于它“意味（而不確定意義）”^[5]。我國譯者會在譯名上難以將“signi?ance”和“signi?cation”做較為清晰的區(qū)分。實際上，在表達層面上，前者指的是某個點上的意義顯現，就像克里斯蒂娃對一個詩句的每一個節(jié)點的多重“符義分析”那樣；后者指的是意義的產生過程和結果。巴爾特對于“signi?ance”術語的使用，見于他在接受了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論”期間的文章中，而在此之前和之后，他都是使用“signi?cation”（多指“意指過程”）。在巴黎符號學學派的符號學研究中，已不見signi?ance這一術語。

羅蘭·巴爾特的這部訪談錄，內容可謂豐富。當然，文中對于某些問題的看法，譬如對法國知識分子的身份和作用的闡述，與我們慣常的看法有較大不同，這自然是國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致。那就由讀者自己做判斷吧。

本書書名《聲音的種子》法文原名是Le grain de la voix，取自收錄在《顯義與晦義》一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筆者曾將其譯為《嗓音的微粒》，其中“微粒”一詞，依據作者的解釋，將其注釋為“特質”之意。讀者可根據這一提示和書中內容，來理解這一書名的全部意義。

希望上面的“導讀”對讀者理解這本書有用。

懷宇

2019年3月10日于南開大學宅內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明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38.

[2]Euvres complètes:Ⅱ，1994: p.325.

[2-0]Le grain de la voix. Paris: Seuil, 1981: p.73.

[3]同上。

[4]Sémiotique: école de Paris, Paris: Hachette, 1982: p.5.

[5]Josette Rey-Debove. Lexique sémiotique. Paris: PUF, 1979: 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