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彼得改革時期的文學

彼得一世（1672—1725），又稱彼得大帝，他10歲即位（1682），7年后親政，是俄國歷史上最強勢的沙皇之一。他在位期間竭盡全力發(fā)展軍力，尤其是海軍，并通過與土耳其、瑞典等國的戰(zhàn)爭在亞速、芬蘭灣和里加灣等處獲得出?？冢辉趪业陌l(fā)展模式上，他主張一切向西歐看齊，大到國家體制和教育體系，小到語言和服飾，決心讓俄國迅速成為一個真正的歐洲強國；他竭力壓縮教會的勢力，積極發(fā)展商業(yè)，并在涅瓦河畔創(chuàng)建了新的都城彼得堡，極大地改變了俄國人的生活習慣。所有這些改革，必然會對包括文學在內(nèi)的俄國文化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具體地看，彼得時期的文學主要體現(xiàn)出這樣幾個特征：

首先是文學的“西化”。彼得以西歐為榜樣的激進改革，也落實在了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如1700年1月1日采用新歷，1703年創(chuàng)辦第一份報紙《新聞報》，各類學校的創(chuàng)辦，來自各個階層的青年被派往西歐留學，法語等西歐語言在都市和上層社會中的通行，西歐的各種人才和專家紛紛涌入俄國等等。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俄國的文化開始與西歐文學接軌，無論是就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和形式而言，還是從文學作品的接受方式和社會影響來看，都是這樣。西歐的文學作品進入俄國，根據(jù)西歐的文學時尚編寫的一些教諭小說和輕松詩歌也漸漸步入了大眾的閱讀視野。

其次是文學的世俗化。為了鞏固中央集權(quán)制度，彼得對俄國東正教會實行打壓，1721年的教會改革，更是明確地把神權(quán)置于君權(quán)的控制之下。教會的權(quán)力和社會影響的相對縮小，使得一直受到教會壓制的世俗文學獲得了空前的自由，隨著私人印刷所的開辦，各種通俗讀物大量出現(xiàn)，尤其是其中那些鼓吹進取奮斗、情緒輕松樂觀的小說，成為越來越多的貴族和市民茶余飯后閱讀和談論的對象，所謂的“傳奇故事”和“愛情小詩”很是流行。世俗詩歌的繁榮，構(gòu)成了文學世俗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在教會占據(jù)社會統(tǒng)治地位的中世紀，俄國詩歌的發(fā)展受到嚴重制約，直到彼得登基后的17世紀中后期，區(qū)別于民間詩歌和教會詩歌的世俗詩歌才獲得了真正的發(fā)展。在俄國格律詩歌的發(fā)展中，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起到了一個奠基性的作用，他借鑒波蘭詩歌的格律創(chuàng)建了俄語音節(jié)詩體。在彼得改革時期，特列季亞科夫斯基和羅蒙諾索夫又在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節(jié)詩體的基礎上加入重音因素，進一步制定出了音節(jié)—重音詩體，這一詩體一直被沿用至今。

最后是文學的功利化。文學不再被要求僅僅服務于宗教和教會，而且更要服務于政治和國家，在這一方面，政論體裁的興盛具有某種代表性，當時最著名的政論作家就是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畢業(yè)于基輔神學院的普羅科波維奇雖然是一位神職人員，卻積極贊同彼得的改革，他寫的一篇致彼得的歡迎詞引起彼得的注意，因此被召到彼得身邊，成為學者侍從團的首領，他將彼得改革稱為“羅斯的再度受洗”，論證了彼得事業(yè)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彼得改革時期，相對于其他領域，文學和文化的發(fā)展還是相對滯后的，因為，文化的發(fā)展不僅需要更多的時間，也需要更為堅實的積累。到彼得一世去世時的1725年，俄國還沒有出現(xiàn)真正的文學大家，古典主義也是稍后在18世紀30—40年代才開始興起的。也就是說，俄國歷史上偉大的彼得時代，卻并不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偉大時代，直到一百年之后，才由普希金在俄國文學中完成了彼得一世在俄國歷史中完成的那種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