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有“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之評語。冠以各時代的“黨”、“浮”、“蕩”、“怪”四字，在概念上非統(tǒng)一標準的評語，僅為捕捉到某一現象后所附的印象批評式之語而已。然它亦反映出了時代的一個側面。若如此，“元和之風”所重之“怪”乃何指？姑自揣度，當指脫離規(guī)范且突現的不可思議之力。在南朝宮廷文學的發(fā)展中所形成的美的規(guī)范，雖被駢文以及近體詩所繼承，然而，自安史之亂帶來的社會變革及由科舉產生的士人階層介入官僚社會，新的文學價值處于不斷地尋求探索中；新時代的士人階層開始追求與自己的要求與感性相契合的文學樣式。這雖是與新時代相契合的規(guī)范的摸索尋覓，其中，打出前所未有的文學個性旗幟的動向，亦變得十分活躍?；蛟S正因為這一動向以突顯的方式出現，所以才帶來“怪”之品評。

元和時期文學的魅力，在于怎樣從以貴族為中心的詩壇上培養(yǎng)起來的、充滿形式美規(guī)范的文學傳統(tǒng)中掙脫出來，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樣式——這一繼承與發(fā)展的磨合中，每一個體都著重強調自己在文學上的獨立存在性。安史之亂后，社會制度迥異于前代，新的社會秩序在形成。其中，自我文學主張漸次轉變?yōu)楦髯孕碌奈膶W嘗試，縱有離奇古怪的露骨表現，亦不曾立即被扼殺鏟除。由此，任想象自由翱翔、大膽構筑虛構的文學世界以及勇于挑戰(zhàn)儒教禁忌、正面展示愛情主題就成為可能。盡管并非所有的嘗試都被認可，而且即便在當時，一邊接受各種評價的同時，未能留存于后世之嘗試并不在少數，然而，確實開辟了下一時代文學發(fā)展方向的嘗試亦有相當數量存在。元和中人所探求的文學發(fā)展方向、建構的充滿個性的世界，影響著并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被宋代以后的文學所繼承。

本書著眼于以元和時期為中心的唐代中后期新詩的發(fā)展動向，探討了孟郊、劉禹錫、李商隱的詩作以及關于妓女的作品。之所以如此選擇，因為這些詩人與作品充分體現了當時詩壇所涌現出的新傾向。

正像韓愈“橫空盤硬語”之評，孟郊在詩中大量使用了生硬奇崛的詩語，即便在“尚怪”的元和詩風中，亦獨樹一幟，成功地打造出了一個極為個性的世界。以往的研究，常常把著眼點置于他的《游子吟》等樂府以及主題為詠懷陳思的古詩上，本書將他與韓愈聯袂所作的聯句，以及擁有獨特風格、題材廣泛的組詩看作一展其詩能之處，并以此探討為軸展開論述。

劉禹錫前半生與柳宗元、后半生與白居易最為親密。他雖不具有二人那么突出的個性，卻向人們展示出了自己富有才智、內容寬泛的活動。以往，《天論》中的合理主義思想以及以《竹枝詞》為代表的詞作尤為引人注目，這也的確是他文學活動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卻不可忽視他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所開拓的新領域。本書圍繞他居于朗州、連州時所作的樂府的個性風格、以《金陵五題》為中心的懷古詩所具有的嶄新性、以及他與白居易唱和詩所具有的意義分別進行了論述。

李商隱運用富含典故的象征性表現手法，開創(chuàng)出既往不曾出現的嶄新詩風。對此，已有眾多研究存在，本書著重論述了他青年時代創(chuàng)作的七律《牡丹》。從這首其早期創(chuàng)作的、被譽為充分發(fā)揮了“瀨祭魚”似的獨特表現手法的作品中，可以窺見通向其后來創(chuàng)作的《錦瑟》等諸作品的發(fā)展途徑。本書通過對這首詩的分析，對此手法進行了闡釋說明。

妓女在入唐以后，其角色承擔與以往有了顯著不同。通過以科舉考生、官僚為客，與他們進行詩歌唱酬成為一種必然趨向，即便在游戲中，妓女富有機敏才智的對話亦被尊崇。也就是說，在她們原本擁有的“藝”、“性”上，又增添了“才智”這一新的素質要求。由此，才有李冶、薛濤、魚玄機這些名垂青史的女才子的登場、以及與妓女進行唱酬的詩歌的大量留存。元稹、李商隱、杜牧等人的愛情詩、溫庭筠的詞亦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若論及中晚唐時期，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賀、杜牧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而以溫庭筠為中心的詞的發(fā)展同樣不可割舍。缺此論述，實緣于作者的筆力不及，乃本書的一大缺憾。然而，孟郊與韓愈、劉禹錫與柳宗元、白居易過往甚密，通過對孟郊、劉禹錫的闡述多少亦可見他們與這些重要作家的關聯；雖然李商隱與溫庭筠、杜牧未被確認有過親密交往，但是與圍繞妓女的一系列作品一同，亦可捕捉到晚唐時期的文學特征。據此，本書試從與既往將主要作家置于中心的論述相異的角度，對中晚唐時期的文學狀況與個性作了探討闡述。

齋藤茂

2006年12月于神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