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完二年級的學生要分專業(yè),四分之三分為文學專門化,四分之一分為語言專門化。多數(shù)同學認為,學文學,有趣,未來的生活道路寬廣;學語言,枯燥,畢業(yè)后分配工作可選擇的余地有限。因此,大家都希望能夠分到文學專門化,而不愿分到語言專門化。
有一個同學,被分到了語言專門化,因為他不愿學語言,終日愁眉不展,情緒低落,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李行健和這個同學關系密切,看他這種樣子,心里很是焦慮不安。于是,便約上幾個同學,一同到系里去找有關領導,看看能不能把這個同學分到文學專門化來。
“不能!”領導用非??隙ǖ恼Z氣回答說,“這是國家計劃,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是不能隨便更改變動的。將來你們畢業(yè)后,就是按照這個計劃進行分配:學文學的,一個不能多;學語言的,也一個不能少?!?/p>
聽了領導的這一番話,同學們再也無話可說,都失望地回去了。但是,李行健卻心有不甘,他這樣想:領導說文學專門化一個呢不?能多,語言專門化也一個不能少,那么,換一換是不是可以
第二天,他沒再約別的同學,一個人悄悄地來到系里,找到昨天接見他們的那位領導。他說,還是為了那件事情,既然國家計劃已定,學文學的一個不能多,學語言的也一個不能少,換一換不行嗎?
領導聽了,大吃一驚。為了分專門化,他向?qū)W語言的同學,做了多少思想工作?,F(xiàn)在,竟然有分到文學專門化的同學,自動要求到語言專門化來。他問:
“是你想換嗎?”
“是我想換?!崩钚薪』卮?。
“你想好了嗎?”領導說,“這可是決定你一生前途命運的大事,換了以后,你可不能再反悔呀!”
“我不會反悔的!”李行健堅決地說。
為了讓領導放心,他又解釋了幾句。他說,學什么都一樣,只要刻苦努力,就能學好。至于工作,做什么都一樣,行行出狀元。
但是,空口無憑,領導還是提出了一個要求:
“那你得寫一個申請書?!?/p>
“這好辦?!崩钚薪「纱嗟卣f,“我這就寫?!?/p>
他拿過紙筆,立即寫了一份自愿到語言專門化的申請書,交給了領導。
就這樣,李行健便開始走上了他的語言學之路。
其實,他做出這樣的選擇,并沒有想很多,只是為了安慰那個不想學語言的同學的心,才這樣做。他也不認為,這是什么英雄之舉、模范行為,日常生活中往往會遇到很多類似的事情,隨機處理就是了。
當然,細究起來,他做出這樣的決定,也可能有一種心靈的昭示,一種情感的激勵吧。
1952年,李行健在一所工科重點大學——重慶大學的預備班讀書。當時,升入大學本科的專業(yè)是機械制造。由于受呂叔湘和朱德熙兩位先生《語法修辭講話》的影響,他對語言知識的學習有了些興趣。在學習的過程中,根據(jù)自己的心得和體會,寫成一篇題為《談“著”和“了”用法》的文章,寄給語言方面的刊物《語文學習》。因為過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收到回信,李行健便以為自己的文章可能是不值得編輯先生一顧,也就淡忘了這件事。殊不知有一天,突然收到《語文學習》社來的一封退稿信。信中充滿熱情關懷真誠鼓勵的話語,使李行健感動不已,乃至經(jīng)過幾十年的折騰、搬遷,這封信仍舊完好地保存在他的書櫥里。因為他認為那是一封很有紀念意義的信,這也是他從工科轉(zhuǎn)到文科的一個因素。信的開頭說,沒有盡快回信“非常抱歉”。他們對文章研究過多次,打算讓作者修改后發(fā)表。李行健真有點兒受寵若驚。由于當時正準備北上去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未能應命修改那篇文稿。當時李行健并不知道那是張志公先生親筆寫的信。30多年后他再看那封信覺得像是張志公的筆跡,于是便復印一份送給張志公看。張志公看后非常高興,確認那封信就是他寫的。他還對李行健開玩笑說:“好在信中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內(nèi)容,否則人家就要秋后找我算賬了。”李行健說:“賬還是要算的,從那時起,你就是我的老師了,是把我引入語言學的帶路人之一?!?/p>
非常巧的是,1980年語文出版社正式成立,原擬定由呂叔湘任社長,張志公任總編輯。結(jié)果呂叔湘擔任了社長,張志公卻始終沒有到任,而后來接任的,不是別人,正是李行健。
1935年,李行健出生于四川遂寧。在他10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了,家庭生活的重擔,全都壓在了母親一個人的肩上。他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可以想見,一家人的生活,有多么艱難。有個叔叔,待他們比較好,經(jīng)常給以關照。因為家庭貧苦,李行健珍惜學習的機會,知道發(fā)憤,刻苦學習,小學初中,每次考試,都是前三名。老師告訴他,國家窮,是因為不能造飛機、大炮等先進器械,初中畢業(yè)時鼓勵他報考當時設在重慶的西南工業(yè)??茖W校。遂寧沒有考點,要到南充去考。同去赴考的一共5名同學,為了節(jié)省路費,自帶干糧,步行。到南充100多里,兩天的路程,中途在一座破廟里住了一夜。蚊聲如雷,咬得人不能入睡,只好由兩個人打蚊子,輪流睡覺。結(jié)果考取兩名,其中就有李行健。
后來院系調(diào)整,這所學校改為西南建筑工程學院,李行健所在的機械制造專業(yè)轉(zhuǎn)入重慶大學,作為預科,一年后升入本科。
這時,李行健的思想已經(jīng)有了變化,不想學機械制造,認為單純靠工業(yè)救國不行,國富民強,要靠社會制度,政府和老百姓一心。
于是,李行健開始有了一個蒙眬的想法,覺得當新聞記者最好,能廣泛接觸群眾,反映民意。上一年預科后允許他們重新選考大學,他決定報考新聞專業(yè)。當時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有新聞專業(yè),他便報考了北大中文系。
這是1953年,如愿以償,李行健被錄取了。
但是,他并沒有學新聞專業(yè)。入學后,系主任是楊晦,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革命前輩——五四運動時火燒趙家樓,跳墻而入的5名北大學生中,據(jù)說有一名就是楊晦。楊晦給新生講話,說學新聞的最好有些社會經(jīng)驗,應讓調(diào)干同學去學新聞——同學中,有些已經(jīng)是國家干部或工人,組織調(diào)來上大學,稱為調(diào)干生;從中學直接考入大學的,學語言文學專業(yè)。既是國家的需要,組織的決定,李行健愉快地服從了。
一年級課程中,有一門“語言學引論”,講授這門課的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高名凱教授。但是,名師并未把李行健引入語言學之門,他對語言學始終也沒有發(fā)生什么興趣,覺得這門課比較枯燥。
后來,由于生病,李行健中途休學。第二年,病愈后再從一年級開始學,“語言學引論”的授課老師仍然是高名凱。這時學術界正在熱烈討論漢語實詞分類問題,李行健讀了一篇發(fā)表在《中國語文》上批評高名凱的長篇文章,說過去帝國主義學者認為漢語是低等語言,不能分詞類,現(xiàn)在高某也提出不能分詞類……李行健認為,名凱師是在發(fā)表自己的學術見解,人們盡可以自由討論,怎么能亂扣帽子?為這件事,他很是憤憤不平了幾天。
于是,他便認真地去讀名凱師的文章,同時還讀了其他有關的文章。他敬佩名凱師在學術上堅持真理的勇氣和令人信服的論辯,便給《中國語文》寫了一篇文章,講了自己的觀點,并反駁了那位批高名凱的人。后來此文被刪削后收入《漢語的詞類問題》第二集。李行健收到文稿校樣后,在一天高名凱授完課把校樣拿出來,請名凱師過目。
名凱師約李行健下周面談。他們的談話,是在授課教室的一角,名凱師看上去很高興,他不曾想到,一個入學不久的學生,居然對詞類問題的討論感興趣;而且,在眾多的批評聲中,竟然還理解他的觀點。他鼓勵李行健好好學習,并說今后學習中遇到問題可以去找他。
從此之后,李行健便和名凱師有了個人之間的交往。到語言專門化后,師生之間的交往自然更加增多起來。
幾十年后,李行健在一篇《回憶我的老師高名凱先生》的文章中,這樣深情地寫道:
1958年我快畢業(yè)的時候,一次名凱師同我談話,他說,沒能留我做助教,希望我報考他的研究生。這自然是他的雅意和關懷,但我表示謝絕了。理由是愿意到下面去闖蕩一番,干一點實事。這自然也是我的真實愿望。但同時還有政治上的因素,經(jīng)過1957年“反右”后,政治氣氛很“左”,我這個社會關系復雜,對當時的政治又不太積極的人,怎能考研究生呢?先生對這點不太理解,我也不愿向他講明,因為按先生的意圖去做,必然給他添麻煩。畢業(yè)前夕,他知我決心去外地工作(填的志愿是新疆、內(nèi)蒙古),要我在一個星期天去他家吃飯。因行前事多,加上我不愿因這些事打擾他,所以婉言謝絕了。當我快離京時,去向他告別。除說了一些怎么好好工作經(jīng)常寫信等叮囑的話外,先生拿出兩件紀念品:一個大理石的水果盤子,一個小匣子,內(nèi)裝有清朝開國皇帝的一方印章。先生讓我從中選一件留作紀念。盛情難卻,我就順手拿起我身邊的盤子。由于這個盤子來歷不凡,所以幾經(jīng)搬遷和無數(shù)折騰,至今仍完好地放在我的書櫥里。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名凱師見我拿盤子,沒有拿印章,好像有點惋惜地說,這個印章也很好玩兒。后來在歷史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中,我看到了這方印章。在說明中介紹了它的歷史價值,同時說它來自高名凱教授的捐贈。
李行健在北大學習5年,這里的師資陣容強大,為同學們學習提供了可靠的保證。與之相得益彰的是同學們的高漲飽滿的學習熱情。那時新中國建立不久,百廢倶興,渴求學好知識,建設國家是青年學子們強烈的共同愿望。圖書館排隊借書,教學樓和宿舍深夜不滅的燈光就是這種氣氛的寫照。學校為保護同學們的健康,只好限時拉閘熄燈。北大專家學者云集和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深深地吸引著李行健,5年期間他沒有回過四川老家,寒暑假也沒有離開過。寒暑假里,學校的學術活動很多,借書方便,閱覽室座位也不擠,特別是一些心儀已久的名師,可以到老師家中去問學。這些都是平常難得的機會。
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在老師們的諄諄教導下,在大學階段,李行健在《中國語文》發(fā)表了論文《漢字為什么沒有走上拼音道路》。這篇論文的題目是魏建功先生出的,寫作中自然得到他的很多指導。李行健也多次和高名凱先生談過,聽取名凱師的意見。論文寫成后,還經(jīng)名凱師審閱。這篇文章發(fā)表后,受到一些專家的好評,并分別被美國和蘇聯(lián)的學者翻譯收入有關漢字漢語研究的文集中。還有一篇論文《(世說新語)中“都”和“了”用法比較》,發(fā)表在北大中文系的《語言學論叢》第二輯上。這是楊伯峻先生指導的。楊先生當時教外系課,只參加指導本系學生寫學年論文。系里要求老師們出一些研究題目,讓學生去選擇,誰出的題目由誰指導。當時李行健愛看《世說新語》,便選了楊先生出的題目。從收集資料、分析研究問題到寫成文章,整個過程楊伯峻先生都給予了指導。這種學習環(huán)境和學習方法,這種教學制度和師生關系,讓李行健終身受益。
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可能因為在語言學上的優(yōu)異學習成績,李行健被分配在北京,去中國人民大學教書。但是,因為社會關系問題,他又被退回了北大。
后來,北大把李行健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河北分院語言文學研究所,到研究所后分在語言研究室工作。這個研究室,除了河北天津師院副院長、黨委常委朱星教授兼職副所長,分管這個研究室外,并無其他人。李行健來后,具體搞什么工作,大家都比較茫然。這時,朱星已隨河北天津師院遷往北京(改名為河北北京師院),無暇顧及研究所的事。為此,朱星便征求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的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丁聲樹等人的意見。呂叔湘在回信中說:“天津語言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鄙見最好結(jié)合地方需要,較易收效?!倍÷晿涮嶙h可否搞河北方言調(diào)查研究,在1956年普查基礎上深入下去,并希望開展詞匯調(diào)查。于是,天津語文研究所便決定由李行健著手河北省方言詞匯的全面調(diào)查工作。
究竟怎么下手搞,李行健一點準備也沒有,不知怎么去開展工作。他很想找丁聲樹、李榮兩位先生討教。但他只知道他們是著名的語言學家,特別是在方言調(diào)查研究方面,在大學讀書期間就讀過他們的著作,卻并不認識他們,不好冒昧去打擾,只好先給他們寫了一封信。
不久,李行健收到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熊正輝的來信,說他們將去河北昌黎進行大規(guī)模方言調(diào)查,丁聲樹先生問李行健愿不愿意參加。李行健認為這是難得的機會,哪能放過。他便立即給熊正輝寫了一封回信,表示很希望去。
當李行健從天津趕到昌黎,見到丁聲樹時,丁聲樹正忙著第二天分組下到村里進行調(diào)查,只簡單問了一下天津研究所的情況,就問李行健明天同他去一個點調(diào)查好不好。
李行健高興地答應了。
這是李行健第一次同丁聲樹先生談話。在上大學時,就聽過許多有關丁先生的傳聞,說他25歲時寫的那篇《釋否定詞“弗”“不”》曾震驚語言學界;他后來到國外考察、做研究工作多年,會幾門外語等等??傊?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具有洋派風度、瀟灑氣質(zhì)的大學者??梢灰娒?給李行健的印象卻不是這樣。當時丁先生穿一身最流行的藍布中山裝棉衣,戴一頂舊棉帽,穿一雙青布鞋。與其說像一位著名學者,不如說更像一個老農(nóng)民。由于這身打扮,使李行健敬畏的心情減了不少。對讓他第二天一起去渤海人民公社朱建坨村調(diào)查,更是有點喜出望外。第二天各自帶上行李,先坐火車到留守營,然后再坐大車到調(diào)查點朱建坨。一行4人,除了丁先生外,還有高玉振和熊正輝。熊正輝是李行健大學同學,高玉振南開大學畢業(yè),是李行健所在的天津語文研究所兼職副所長李何林先生的學生,所以很快就都熟悉了。
進村第二天就開始工作,從挑選發(fā)音合作人到按調(diào)查字表歸納音系,丁先生都要求十分嚴格,并手把手地指導。主要由高玉振和熊正輝記音,丁先生讓李行健多聽多看他們記音。自然,丁先生也在一邊聽一邊看記音。待歸納出音系后,丁先生才讓他們分開按不同的發(fā)音人記錄同音字表、詞匯和語法條目,讓李行健也跟著熊正輝和高玉振調(diào)查。每天調(diào)查中遇到的問題,或需要注意的地方,丁先生都在吃飯時或晚上給他們講一講。這次調(diào)查時間雖不長,但李行健總算經(jīng)歷了一個全過程,并且一直在丁先生指導下進行,學到了許多書本上無法接觸到的東西,如怎么識別記音中可能出現(xiàn)的一些假象,哪些字詞可能有特殊的讀音或音變,如何調(diào)查一些帶有忌諱隱私性的詞語等等,使他獲益匪淺。至于古今字音的演變、某字中古或上古的聲母韻母如何折合成今音等學問,丁先生更是如數(shù)家珍。有一次在村外散步的路上,李行健大膽問丁先生怎樣才能學好音韻學,希望能得到他的“秘訣”。丁先生的回答是,把常用字的音韻位置像背外語生詞一樣背下來;背多了,自然就融會貫通了。雖未得到什么“秘訣”,但李行健卻覺得丁先生告訴他的是一種最樸實、最可靠的學習途徑。
這次調(diào)查工作完成后,李行健就回單位著手搞方言詞匯調(diào)查。河北省151個縣,當時就他一個人做這一工作,對于究竟怎么搞法,他征求了呂叔湘先生的意見。呂先生時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也是李行健大學時的老師,呂先生表示很支持。丁聲樹和李榮先生也積極支持。
于是,李行健便開始工作起來,他決定先編一份供調(diào)查用的詞表。河北省教育廳向各縣發(fā)文,每縣抽一個人,李行健便到專區(qū),把所屬各縣的人召集一起,開3天會,培訓他們?nèi)绾芜M行方言詞匯的調(diào)查。河北省共有10個專區(qū),開會就得30天,加上不斷到各地檢查情況和來回路途上的時間,1959年這一年,李行健幾乎都在外邊跑了。1960年,各縣的調(diào)查表報上來了。1961年,李行健一邊整理一邊核實了一年多,1963年底完成了《河北方言詞匯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簽訂了協(xié)議決定出版這部書,因拖拉,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原稿放在出版社,在保定武斗中丟失。好在李行健手中還有些斷篇殘稿,經(jīng)過努力,又一次調(diào)查、補充完善,終于由商務印書館于1995年出版。
1962年,天津語文研究所改為文學研究所,語言研究室不復存在,李行健便奉調(diào)去了天津師范學院,先是教了十幾年書,后來又去辦學報。
在“文化大革命”過后,1980年前后的幾年間,李行健寫了大量極有學術價值的論文,他的代表性論著《語文學習新論》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這個時期撰寫的。李行健研究語言涉及的方面很廣,語文政策、語言理論、語言應用、漢語規(guī)范化以及詞匯、詞典、方言、語法、修辭、文字、訓詁等方面都研究,總結(jié)出了不少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實用價值的成果。
尤其是在詞匯、詞典方面,李行健可以說是當代漢語語言學這一研究領域的少數(shù)幾個熱心者之一。他用盡可能占有資料進行多角度考察的方法,繼語言學大師王力《釋江河》之后寫出《也說“江”“河”》,結(jié)論是先秦時代,“江”只指長江,“河”只指黃河;春秋、戰(zhàn)國,是“江”“河”詞義擴大的萌芽期;西漢和魏晉,是“江”“河”詞義擴大并被廣泛使用的時期。這一篇論文引起強烈反響,還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節(jié)選為《高中語文實驗課本》的課文。
1981年李行健所寫論文《概念意義和一般詞義——從“國家”的詞義是什么說起》,對《現(xiàn)代漢語詞典》以及《辭?!返葯?quán)威性辭書的一些釋義提出質(zhì)疑;并由此進一步說明我國的詞典釋義工作,還有一些帶普遍性的問題應該引起注意:一是釋義工作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在認識上撥亂反正,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把詞典編好;二是要從活的語言中(口頭的和書面的)概括詞的含義,作為詞典釋義的根據(jù);三是詞典注釋的詞義,應該是廣大群眾共同理解一致使用的意義,不能把專門術語的概念意義當作一般詞義。
這篇論文發(fā)表在《辭書研究》1981年第二期,立即引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重視。胡喬木寫信給時任語言研究所所長、《現(xiàn)代漢語詞典》首任主編的呂叔湘,信中寫道:
很注意地讀了李行健同志的《概念意義和一般詞義》一文,深覺《現(xiàn)代漢語詞典》有許多詞條有類似的毛病,很需要認真準備與修訂。這當然不是把《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巨大成就給貶低了,我是幾乎一日不無此書的,而是為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且這個缺點是當時政治空氣所致,我也應負其責。
這封信,被收入《胡喬木文集》語言卷中。
兩年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即后來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成立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要調(diào)3名中年骨干,主持其事的陳章太在呂叔湘先生支持下,約李行健談話,問他愿不愿意來。從天津來北京,在名師身邊工作,李行健自然表示同意。于是就在1983年底報到,1984年1月開始工作,研究所成立時出任應用研究室主任。就在這年年中,呂叔湘先生又找他談話,要調(diào)他到語文出版社工作。
“出版工作很重要。”呂先生見了李行健,第一句就說了這樣的話。因為他知道,一般人樂意搞學術研究,不愿到出版社工作。
在此之前,文改會的領導已經(jīng)找李行健談過話,讓他到語文出版社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征求他的意見。李行健明確表態(tài),不愿去,不愿做行政管理工作。呂先生得知這一消息,便說:“我找他談?!碑斠姷嚼钚薪r,便開宗明義講了“出版工作很重要”這樣一句話。
李行健恭敬地聽著。
“你知道,我已80多歲了。”呂先生語重心長地說,“別的工作,如全國人大常委、社科院語言所所長等,都推掉了,就留語文出版社社長這一個職務,就是為了讓優(yōu)秀的語言學成果能夠得到出版,促進語言學的交流與發(fā)展?!?/p>
呂先生這感人肺腑的一席話,使李行健很受感動。
“我相信你在學術研究上能做出成績,可以寫幾本專著?!眳蜗壬酉氯フf,“但我認為那樣的貢獻,比起把語文出版社搞好,能把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介紹給讀者,對語言學事業(yè)的貢獻后者更大,也更需要?!?/p>
當時正面臨語言學著作出版難,語言學科長期沒有一個專業(yè)出版社的局面,呂先生十分堅定地說:
“語言學界一定要有一個專業(yè)出版社,并且要把它搞好?!?/p>
“好吧。”李行健開口說,“我先干3年。”
“別說幾年?!眳蜗壬f,“要安心工作,要拿出全部的精力?!?/p>
李行健點頭,表示盡力去做。在大學時的老師,又是非常崇敬的長者面前,他不能再說什么了。
李行健到語文出版社后,慢慢才知道語文出版社能成立,呂先生是花了很多力氣的。語文出版社成立前,只有文字改革出版社,但由于社名和出書的限制,遠不能適應語言學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于是呂先生同葉圣陶、胡愈之、張志公、倪海曙等先生多次研究,認為語言學界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專業(yè)出版社,經(jīng)過奔走呼吁才得以在原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基礎上,組建語文出版社,文字改革出版社作為副牌繼續(xù)出版有關文改圖書。語文出版社既然來之不易,就更應珍惜,不能把這塊牌子玷污了。呂先生對出版事業(yè)的執(zhí)著精神將永遠激勵著李行健要努力出好書,多出書。
呂叔湘先生對語文出版社的工作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周都要李行健去他那里匯報工作。他明確表示過,別的事他可管可不管,出版社的事他一定管。意思是說,出版社有事可以隨時去匯報,不用顧慮。大到每年選題的確定,小到有時一封退稿信,他都管過。這對李行健的工作,是很大的關心和支持。語文出版社從李行健去時只有3個編輯,一年出幾種書,后來發(fā)展到有4個編輯室,每年出書200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