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本變遷與“孔子刪詩”新論
曹建國
作為《詩經(jīng)》學史上的一大公案，“孔子刪詩”的核心問題指向的是《詩經(jīng)》的文本。但這里的“文本”最多可能有四個方面的內涵：孔子以前的《詩》本（以下簡稱《古詩》本）、孔子授徒所用的《詩》本（以下簡稱《孔詩》本）、司馬遷時代的《詩》本（以下簡稱《三家詩》本）、今傳《詩》本（亦即古文《毛詩》本）。只有在清楚辨析這四種《詩》本間關系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對“孔子刪詩”的問題作出比較合理的解釋。
一
首先我們來看歷代學者對于“孔子刪詩”的意見。
首倡“孔子刪詩”說的是司馬遷。其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1)
司馬遷說“孔子刪詩”在西漢并沒有受到非議。但到了東漢以后，司馬遷的說法首先受到了鄭眾的質疑。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師》引鄭眾語：“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于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wèi)》’，曰‘是其《衛(wèi)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瘯r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sup>(2)依此說，則鄭眾認為孔子之前已有《風》、《雅》、《頌》，孔子正樂而已。但在注《左傳》時，其曰：“孔子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自衛(wèi)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為歌《大雅》、《小雅》、《頌》’者，傳家據(jù)已定錄之，言季札之于樂，與圣人同。”(3)同一問題，鄭眾觀點前后不一，殊可怪哉！故孫詒讓認為可能是賈公彥引服虔《左傳注》而誤以為是鄭說(4)。
鄭眾雖然質疑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但語焉不詳，且態(tài)度也不甚堅決，故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到了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其對司馬遷所說的古詩篇數(shù)表示懷疑：“《史記·孔子世家》云：‘古時詩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恰对娙佟氛?，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sup>(5)
因為《毛詩正義》影響大，故孔穎達質疑古詩篇數(shù)遂引起“刪詩”之爭。宋代以后，圍繞“刪詩”與否分成兩派：主張“刪詩”派和主張“不刪詩”派。
主張“刪詩”派理由主要有四：一、古代諸侯國眾多，如每一國皆有詩，則總數(shù)何止三千。二、司馬遷為博覽群書，《史記》為信史，故司馬遷所言當有根據(jù)。三、孔子刪詩未必都是刪去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四、古籍所引《詩經(jīng)》未錄詩，確有與《詩經(jīng)》重復者，故司馬遷所言“去其重”可信。
而主張“不刪詩”派論據(jù)有五：一、古籍引詩見于《詩經(jīng)》者多，而不見《詩經(jīng)》者少，故史遷所言“古詩三千余篇”不可信，屬誤傳。二、《詩經(jīng)》中有“淫詩”，與孔子思想不符，故《詩經(jīng)》非孔子所刪。三、對照《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知孔子之前已有《詩》本與今本《詩經(jīng)》大體相同，孔子未曾刪詩。四、《詩》在當時地位尊崇，孔子無權刪詩。五、孔子只說正樂，未說刪詩(6)。
今人大多也不贊成“孔子刪詩”說。人們依據(jù)《論語·子罕》之“余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認為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又根據(jù)《論語·述而》之“《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認為孔子依據(jù)從各地搜集來的傳本，對其中古怪錯雜之方言俗語進行規(guī)范化處理，取得語言的統(tǒng)一，以作為教材。(7)
從上述總結不難看出，無論是主張“孔子刪詩”者還是反對“孔子刪詩”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也都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又都不能完全駁倒對方。分析原因，因為爭執(zhí)雙方都沒有搞清楚司馬遷“孔子刪詩”說的邏輯起點是什么。而不先明辨這一點，一切的爭執(zhí)都沒有太大的意義，甚至會偏離論題。比如朱彝尊贊成朱熹、葉適等人的意見，認為孔子只是整理過《詩》，未必刪詩，因為：“《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sup>(8)此言看似有理，實則放大了“孔子刪詩”說而偏離了議題。細繹司馬遷的原意，并無孔子代朝廷刪詩的意思，也沒有否定《古詩》本的存在，他只是指出孔子取此前的《詩》本刪節(jié)之，用于教授生徒，而且這個《詩》本一直流傳，是漢代《詩》本的祖本。所以，無論是駁斥還是贊同司馬遷的“孔子刪詩說”，邏輯上必須要弄清《古詩》本、《孔詩》本、漢代《詩》本三者之間是什么關系。如果說孔子不刪詩，就要證明《古詩》本與《孔詩》本相同或相近；反之亦然。如果要證明漢代《詩》本不出自孔子，就要證明《孔詩》本與漢代《詩》本完全不同或有根本性的差異；反之亦然。
二
首先我們來看《孔詩》本與漢代《詩》本間是什么關系，《孔詩》本能否視為漢代《詩》本的祖本。
孔子以“六藝”授徒，《詩》為其一?！墩撜Z》中孔子數(shù)次言《詩》，并許以“能言”和“授政”之用，認為事父、事君離不開《詩》，個人進德修身也離不開《詩》。自衛(wèi)反魯之后，孔子專心于授徒，寄望于后生小子，故整理《詩》、《書》典籍以為教本。所以，孔子有專門的《詩》本在理論上是無可置疑的。但《孔詩》本到底是什么樣，以往雖有《論語》等文獻記載，因為材料太少而無從判斷。隨著上博簡《孔子詩論》等材料的出土，再結合《論語》等傳世文獻，使我們討論《孔詩》本面目成為可能。
根據(jù)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我們大抵可知：一、根據(jù)《論語》屢次提及“詩三百”可知，《孔詩》本有詩三百篇左右；二、根據(jù)《孔子詩論》可知，《孔詩》本的編排是按照《頌》、《大雅》、《小雅》、《邦風》四類編排的；三、根據(jù)《孔子詩論》簡之“《邶·柏舟》悶”，可知《孔詩》本另有《柏舟》詩存在且不屬于《邶》，故標注“邶”以區(qū)別。這也是先秦言詩慣例，《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六卿餞韓宣子而賦詩，子產(chǎn)賦《羔裘》，《左傳》便標示“鄭”，以與《唐風·羔裘》相區(qū)別。然今本《詩經(jīng)》中有《谷風》分屬《邶風》和《小雅》，有《揚之水》分屬《王》、《鄭》、《唐》，有《杕杜》分屬《唐風》和《小雅》，有《黃鳥》分屬《秦風》和《小雅》。但《孔子詩論》提及《谷風》、《黃鳥》、《揚之水》、《杕杜》等篇時并不加以區(qū)分，我認為極有可能是《孔詩》本中這些詩篇沒有同名詩。
根據(jù)這些情況，我們再討論《孔詩》本與漢代《詩》本之間的差異。需要說明的是，司馬遷時代《毛詩》尚未行于世，故司馬遷所謂漢代《詩》本當是據(jù)今文三家《詩》本而言的。因為三家《詩》本亡佚，今存者乃古文《毛詩》。這就需要我們首先對今、古文《詩》本間的關系加以分析比較，以確定能否以《毛詩》為代表，討論司馬遷時漢代《詩》本與《孔詩》本的異同。
具體地說，今文《三家詩》本與古文《毛詩》的差異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篇數(shù)或不同。今文詩學所用《詩》本有詩305篇，而古文《毛詩》有詩311篇。在今文305篇之外，古文《毛詩》另有6篇有目無辭的笙詩?！睹姟繁居畜显?，有人認為是為了和今文三家爭勝(9)。
二、篇章排列稍有不同。鄭玄《詩譜》：“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妒轮弧?、《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10)又，鄭玄箋《十月之交》曰：“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sup>(11)根據(jù)鄭玄的說法，則《毛詩》改變了《詩》的編次，使刺厲王之詩變成刺幽王之詩。鄭玄謂《毛詩》改移詩篇次第，當是據(jù)今文三家《詩》本詩篇順序為說。
三、某些詩篇文本不同?！缎⊙拧ざ既耸俊肥渍拢骸氨硕既耸?，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钡裎娜摇对姟繁尽抖既耸俊窡o此章?！抖Y記·緇衣》引此詩，鄭玄注曰：“《毛詩》有之，三家則亡?！薄蹲髠鳌废骞哪暌靶袣w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注：“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碧茣r《韓詩》尚存，孔穎達比對《韓詩》亦曰：“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于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12)上博簡、郭店簡《緇衣》引詩與傳世本《緇衣》有異，虞萬里認為《毛詩·都人士》乃是《毛詩》學者合并《都人士》和《彼都人士》而成，目的是為了與立于學官的三家詩爭勝(13)。
總的說來，今文《三家詩》本與《毛詩》幾乎相同，換句話說，我們完全可以憑藉《毛詩》與《孔詩》本比較，以明《孔詩》本與漢代《詩》本之間的異同關系。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孔詩》本與漢代《詩》本的差異表現(xiàn)在：
一、類名不同。今本《詩經(jīng)》對《詩》的編排依次為《國風》、《小雅》、《大雅》、《頌》，而《孔子詩論》也把《詩》分為四類，即《邦風》、《小夏》、《大夏》、《訟》?！赌印ぬ熘尽罚骸白幽又锰熘疽詾閮x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于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逼湎乱姟暗壑^文王，予懷明德，順帝之則”。史載墨子其先學儒術，可見孔子所用《詩》本名“雅”曰“夏”。古音雅與夏，訟與頌皆可通，但“邦”與“國”雖音聲差別較大，但漢人改《邦風》為《國風》的目的是為了避劉邦之諱。
二、《詩》篇編排不同。上博《詩論》簡在討論一組《風》詩時，顯示順序與今本《詩經(jīng)》相同，而在討論一組《小雅》詩時，順序與今本《詩經(jīng)》不同，如《伐木》在《巧言》后，《節(jié)南山》在《雨無正》后，《菁菁者莪》在《黃鳥》后等。另外，在同一詩簡中討論幾首詩，在今本《詩經(jīng)》中，有的屬《雅》，有的屬《風》，如，第26簡，“……忠?！囤ぐ刂邸窅灐！豆蕊L》悲?！掇ぽ酚行⒅??！囤粲虚L楚》得而悔之也”。對照今本《詩經(jīng)》我們可以看出，《小雅·蓼莪》無論在語言風格還是在內容上都與《風》詩接近，是否《蓼莪》原本就屬于《風》詩呢？也并非沒有這種可能。
三、詩篇不同。《孔子詩論》中有不見于今本《詩經(jīng)》的詩，這原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這是一看便能判斷出的問題。但因為有學者認定今本《詩經(jīng)》是先秦舊本，所以面對《孔子詩論》中不見于今本《詩經(jīng)》的篇名，便運用通假等方式，試圖在今本《詩經(jīng)》中為《孔子詩論》中的每一首詩找到相對應的詩篇。比如《河水》，見于《國語》，也見于《左傳》。韋昭注《國語》以《沔水》為說，認為《河水》是《沔水》之誤。杜預注《左傳》雖認為《河水》是逸詩，但還是忍不住強作解人，以《沔水》解之?！犊鬃釉娬摗芬灿小逗铀?，評曰：“《河水》智。”正常情況下，我們是不大相信孔子或者刻簡者也把“沔”字誤作“河”字，那樣的話實在太巧合了，而且《沔水》也與“智”字之評不合。所以我們只能承認這是一首逸詩。盡管有些人不認為《河水》為逸詩，如廖名春以“河水清而漣漪”，判這首詩是《魏風·伐檀》，并且認為不稼穡而能“取禾三百廛”，不狩獵而能“庭有懸狟”是君子“智”的表現(xiàn)，但這并沒有說服力(14)。《河水》之外，《孔子詩論》提到的《侓而》、《角幡》、《腸腸》等都當是不見于今本《詩經(jīng)》的詩?？鬃又?，先秦儒家所用《詩》本也當與《孔子詩論》所用《詩》本相同，所以《禮記·緇衣》、《荀子》等書中出現(xiàn)的不見于今本《詩經(jīng)》的也當作如是觀。同時我們常常疑惑為什么像《新宮》、《貍首》、《采齊》這樣的詩篇也不見于今本《詩經(jīng)》，照道理來說，如果今本《詩經(jīng)》果然是先秦舊籍，這些詩是不會被孔子刪去的。
四、就《孔子詩論》論《谷風》、《揚之水》、《杕杜》等詩不加以區(qū)分而言，大致可以推斷《孔詩》本中這些詩應該沒有同題詩篇。
故而我們認為，《孔詩》本與漢代《詩》本有一定的差異。考其原因，便是先秦《詩》本經(jīng)秦火與項火而不復存在，漢代《詩》本乃漢人重新編訂。
秦始皇焚書坑儒，設挾書之令，禁絕民間藏《詩》、《書》典籍。而藏于秦宮的書又被項羽一把大火焚燒殆盡，蕭何收拾舊籍僅限于賬簿之類而不及《詩》、《書》，故《詩》、《書》無存?！稘h書·藝文志》認為《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15)，然而實際的情況是：
陵夷至于暴秦，燔經(jīng)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圣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渡袝烦醭鲇谖荼?，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jīng)，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短┦摹泛蟮?，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jīng)，固已遠矣。(16)
所以班固所謂漢興《詩》全并不可信，司馬遷于《史記·儒林列傳》慨嘆：“及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sup>(17)王充《論衡·書解篇》亦云：“今《五經(jīng)》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jīng)深藏。漢興，收《五經(jīng)》，經(jīng)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18)
漢惠帝四年方才廢除秦“挾書令”，漢代《詩》本的編訂應該在此之后，這也與劉歆所說相吻合。漢初編纂《詩經(jīng)》的材料，一部分是先秦傳下來的殘簡，大部分則靠諸儒背誦，兩者相合而成。20世紀70年代發(fā)現(xiàn)于阜陽的《詩》簡大小長短及書寫風格都不統(tǒng)一，便應該是這樣的一部匯聚本。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詩》經(jīng)秦火、項火而不全，漢人收拾殘簡輔以記憶，重新編訂了《詩》本。漢代《詩》不僅與《孔詩》本有不同，其內部不同學派間也有差異。但從大的方面看，漢代《詩》本與《孔詩》本并沒有本質差別，基本上繼承了《孔詩》本分類原則和詩篇編排次序，漢人并沒有在《孔詩》本之外另提出一套編排標準。漢代《詩》本的材料無論是殘簡還是記憶都是來自先秦，所以《孔詩》本完全可以視為是漢代《詩》本的祖本，司馬遷說漢代《詩》本傳自孔子并沒有錯。
三
那么《孔詩》本與此前的《古詩》本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呢？這實際上涉及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古詩》本到底有沒有可能是三千余篇；第二，《古詩》本與《孔詩》本在編排上有沒有差異。
首先我們來談第一個問題。司馬遷說古詩三千余篇，這遭到了歷代否定“孔子刪詩”學者的質疑。贊成“孔子刪詩”說的學者以諸侯國眾多則詩也當多，來替司馬遷辯護。但其實二者都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就贊成“刪詩”者而言，盡管古時諸侯國眾多，并非凡諸侯國之詩皆可入《詩》，何國之風可以入《詩》，何國之風不能入《詩》，是應該有一定的依據(jù)的。例如《詩》無楚風，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應該有音樂本身的原因，楚人有不同于周代雅樂體系的音樂制度(19)。而反對“刪詩”說的學者兩眼只盯著“三千余篇”，卻忽視了司馬遷說的“去其重”。而對于爭論的雙方而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去其重”。
從字面來理解，“重”就是“重復”，“去其重”就是去掉《古詩》本中重復的詩篇。我們不知道司馬遷這樣說有什么根據(jù)，但根據(jù)口頭詩學的理論，司馬遷的說法是非常有可能的?？趥髟妼W理論原本是由美國學者帕里創(chuàng)立的，他提出了程式、程式系統(tǒng)、主題等一系列概念，用以研究荷馬史詩的口頭傳統(tǒng)問題(20)。帕里去世后，他的學生洛德進一步完善了口頭詩學，把“表演”作為口頭詩學的根本問題，提出口頭史詩是“表演的創(chuàng)作”(21)。“每一次表演都是具體的歌，與此同時它又是一般的歌（generic song）。我們正在聽的歌是‘特定的歌’（the song）；每一次表演的意義不限于表演本身，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再創(chuàng)造?！?sup>(22)在這樣的表演創(chuàng)作中，存在著變異和穩(wěn)定性之間的相互制衡的關系。變異來自“細節(jié)、描繪的添加，修飾的擴充，行為的變異”，但故事的核心或內在結構不會變，而且正是來自核心或內在結構本身的張力導致了故事的變異(23)。如果文字記錄下歌手的每一次表演創(chuàng)作，就會得到許多單獨存在的文本。但同時每一個文本又不能與其他文本分割開來，它們存在于一個共同的傳統(tǒng)之中。
在一定的程度上，口頭詩學理論可以運用于《詩經(jīng)》研究?！对娊?jīng)》中有一部分作品是民歌，靠“采風”得到的?！蹲髠鳌废骞哪暌断臅罚骸板偃艘阅捐I徇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事以諫。”杜預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24)《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sup>(25)這里所謂的“采詩”便是行人記錄下“群居者”的歌詩，而這種歌詩就是口傳的歌詩，也應該是“表演的創(chuàng)作”。那么日積月累，采自不同時、地的歌詩有許多應該是重復的，甚至有許多就是同一個歌手的表演創(chuàng)作。當然正如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所論，這種“重復”也是穩(wěn)定性與變異共生。
以《邶風·泉水》和《衛(wèi)風·竹竿》為例。這兩首詩都是衛(wèi)國的詩歌，詩的核心是都是寫遠嫁的衛(wèi)女思歸而不得的幽怨。兩首詩都寫到了兩條叫泉水和淇水河流，這兩條河應該是衛(wèi)女們兒時嬉戲的地方，也是她們出嫁時必經(jīng)之地。這兩首詩都寫到了兒時與姊妹們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泉水》：“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薄吨窀汀罚骸扒尚χ?，佩玉之儺。”也都寫到了她們的出嫁，皆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而最后又都以“駕言出游”的方式“以寫我憂”，宣泄她們內心無比的思念之情。上述這些構成這兩首詩的核心或內在結構，而細節(jié)方面，這兩首詩又有不同。比如《泉水》幻想她回到了衛(wèi)國，想象出宿于衛(wèi)國的干地和泲地的情形。而《竹竿》則在對兒時的回憶中加入了淇水垂釣的細節(jié)，也明確交代了她是乘舟以“寫（泄）憂”，而且是“檜楫松舟”。不僅如此，我認為《鄘風·載馳》也是這樣的一首詩，它在核心或內在結構上與《泉水》、《竹竿》一樣，所謂“我思不遠”、“我思不
”。它也寫到了出嫁，“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但細節(jié)不同，它以登高的方式泄憂，并且直截了當?shù)亟淮耸侵煽竦脑S人阻礙她回國?！蹲髠鳌方淮诵l(wèi)國受到了狄人攻擊時，許穆夫人欲歸唁衛(wèi)侯受到了許國大夫的阻撓，便賦了《載馳》這首詩。但許穆夫人賦詩的時候顯然有《泉水》、《竹竿》這樣的底本的存在，她只是在細節(jié)方面做了一些變化處理而已。
這是《詩經(jīng)》中仍然存在的“重復”的歌詩。而在孔子之前，這樣的詩一定是大量的存在著，司馬遷說“三千余篇”未必是夸張，而是完全有可能的。需要說明的是，口頭文學主要存在于《風》中，故“重復”也是針對《風》詩而言，這也與文獻記載的“采風”說相協(xié)。孔穎達認為《書》、《傳》所引詩，見在者多而亡逸者少，因而懷疑古詩沒有那么多。其實通觀《左傳》、《國語》記載的賦詩、引詩，則以《雅》詩為主。這是因為《雅》詩多為政治詩，而“變雅”尤其具有政治批判色彩，故賦詩、引詩重《雅》表明當時人在國運衰敝，世亂日至的情況下希望政治清明、時局安定的心態(tài)和對賢德君子的渴望(26)。而《風》詩相對于《雅》與政治關系較為疏遠，故春秋賦詩引詩不看重《風》詩。所以春秋賦詩引詩并不能反映先秦古詩存留的真實情況，而且也不能反映出《古詩》本“重”的特征。
就《論語》等文獻來看，孔子論《詩》與樂分論，其論《詩》也重辭章義甚于樂章義，故孔子對文本重復的詩篇進行了刪減。
除了“去其重”，還有“取可施于禮義”的問題。有人認為《詩》中有“淫”詩，漢代《詩》本若為孔子刪定，便不應該有“淫”詩的存在?？鬃诱f“淫”主要是針對音樂而言，是對“繁手淫聲”的音樂風格的批評。從這意義上說，司馬遷說“去其重”也就有去其反復詠嘆的含義在內，所以“刪詩”也包括刪章、刪句、刪字。此外，“淫”也是個時代性很強的觀念，后人說淫，未必孔子亦然?？鬃诱f“思無邪”便是從整體上肯定了《詩》的價值。相對于以“淫”衡《詩》的人來說，孔子的觀點則通達了許多。
其次，我們再來看《古詩》本與《孔詩》本編排有沒有差異。我們雖然不知道《古詩》本的編排情況，但根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大體可知，《古詩》本對《詩》的分類編排與《孔詩》本大體相同，也應該是《風》、《小雅》、《大雅》、《頌》的順序，其中《頌》也分為《周》、《魯》、《商》，故曰“盛德之所同”。但《孔詩》本的十五國《風》排序與之不同，孔子對《秦風》和《豳風》的編排順序作了調整。司馬遷說孔子刪定詩篇之后，對詩篇也重新進行了編訂，把《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首詩作為作為每一類詩的，賦予倫理或政治意義，此即“四始”。
誠然，從文獻中記載來推斷，孔子特別重視這四首詩。以《關雎》為例。《論語》中孔子便兩次論到《關雎》，一見于《八佾》，一見于《泰伯》，都是論《關雎》音樂有中和之美?！犊鬃蛹艺Z·好生》載孔子語，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蛾P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sup>(27)此與司馬遷說孔子編詩“始于衽席”同義。在《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孔子“《關雎》何以為《國風》始”，孔子大贊《關雎》之道為天地之始，王道之原(28)。尤其是近出的上博簡《孔子詩論》也談到了《關雎》。簡10談到“《關雎》之攺……《關雎》以色喻于禮”，簡11談到“《關雎》之攺，其思益矣”，簡12談到“……好，反納于禮，不亦能攺乎！”簡14則曰：“……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愿；以鐘鼓之樂?！?sup>(29)簡書可以看作是孔子對《關雎》的評價，重點強調《關雎》一詩能“以色喻于禮”能“反納于禮”，能以小好明其大好，使人的道德得到提升，也就是簡文所說的“其思益”?？v論文獻，孔子之所以賦予《關雎》以如此大的倫理意義，就因為《關雎》講男女夫婦之道，而男女、夫婦為人倫之始，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30)。從這意義上說，孔子對《周南》、《召南》的強調也類同于《關雎》。《論語·陽貨》載孔子告誡其子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集解》引馬融注：“《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墻而立。”(31)因為《關雎》講夫婦之道為人倫之始，所以孔子編詩以《關雎》為始是完全有可能的。不僅司馬遷如此說，漢代今文詩學盡皆如此。上舉《韓詩外傳》可視為《韓詩》學者的意見，《齊詩》也是如此，如齊詩學者匡衡便說：“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tǒng)，而理萬物之宜。”(32)這至少可以證明司馬遷所言非一家私言，而應是漢初經(jīng)學家之通義，而且極有可能是先秦舊說。
孔子對《鹿鳴》、《文王》、《清廟》也一樣非常重視，尤其在上博簡《孔子詩論》中，孔子對這三首詩的重視程度不亞于《關雎》，所以有學者推斷“四始”確乎與孔子或孔子后學有關(33)。既然在《風》詩排序上有不同，具體詩篇編排也貫徹了孔子論《詩》的主張，那么認為孔子刪詩之后又對《詩》本作了調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以上我們辨析了孔子以前《詩》本、孔子編纂《詩》本以及漢代今文《詩》本、古文《詩》本之間的關系，梳理了四者間的異同變化。我們認為孔子之前，《詩》以樂為主要存在形式，而文本相對處于次要的位置。采風所得歌詩，雖文本核心相同而細節(jié)略有變異，又因時地差異而音聲不同，故得以共存而致重復。孔子雖重視《詩》樂，但關注的重心則已轉向了文本，詩義的闡發(fā)也以文辭為中心，故刪重存異精減《詩》本，號稱“詩三百”(34)。秦漢之際，《詩》經(jīng)秦火、項火而不全，篇章散亂。漢儒收拾殘簡，輔以諷誦記憶，重新編訂《詩》本。故漢代《詩》本與孔子編訂《詩》本雖有篇章之異，然根本相同。故而司馬遷說“孔子刪詩”應該有一定的依據(jù)，不容輕易否定。
(1)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1936頁。
(2) 賈公彥《周禮注疏》，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796頁。
(3) 賈公彥《周禮注疏》，第796頁。
(4) 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第1845頁。
(5) 孔穎達《毛詩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3頁。
(6) 夏傳才對古人關于“孔子刪詩”的爭論曾有詳盡論述，參氏著《詩經(jīng)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0年，第36—40頁。
(7) 夏傳才《〈詩經(jīng)〉難題與公案研究的新進展》，《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
(8) 朱彝尊《經(jīng)義考》，中華書局1989年，第533頁。
(9)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序例》，中華書局1987年。
(10) 孔穎達《毛詩正義》，第404頁。
(11) 孔穎達《毛詩正義》，第445頁。
(12) 以上所引皆見孔穎達《毛詩正義》，第493頁。
(13) 虞萬里《從簡本〈緇衣〉論〈都人士〉詩的綴合》，《文學遺產(chǎn)》2007年第6期。
(14)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
(15)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第1708頁。
(16) 班固《漢書》，第1968—1969頁。
(17) 司馬遷《史記》，第3116頁。
(18) 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1158—1159頁。
(19) 曹建國《楚簡〈采風曲目〉初探》，《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溃┘s翰·邁爾斯·弗里《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朝戈金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4—71頁。
(21)?。溃┘s翰·邁爾斯·弗里《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第97—100頁。
(22)?。溃┞宓隆豆适碌母枋帧?，尹虎彬譯，中華書局2004年，第145頁。
(23)?。溃┞宓隆豆适碌母枋帧罚?47—151頁。
(24)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1958頁。
(25) 班固《漢書》，第1123頁。
(26) 葛曉音《試論春秋后期“〈詩〉亡”說》，《中華文史論叢》第七十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7) 《孔子家語》，《四部備要》第52冊，中華書局1989年，第17頁。
(28)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164—165頁。
(29)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9—144頁。
(30) 朱彬《禮記訓纂》，中華書局1996年，第773頁。
(31) 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1215頁。
(32)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3342頁。
(33) 李銳《“四始”新證》，《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
(34) 孔子之前并無“詩三百”之說，至《論語》方有此說，這也可算是孔子刪《詩》的一個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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