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知堂回想錄》

止庵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周作人日記云：“擬寫《藥堂談往》寄與聚仁，應《新晚報》之招，粗有綱目，擬寫至五四為止?！笔率赵疲骸跋挛缗懶∥模傻诙?jié)，備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燈下修改了?！币痪帕晔辉露湃赵疲骸吧衔绯墩勍繁疚牧耍豁氃賹懸还?jié)后記，便全文告竣，總計五百五十余紙，約計三十八萬字，擬分四卷，或易名為‘知堂回想錄’?！笔辉氯赵疲骸巴韺憽墩勍泛笥浟?，計五五四紙也?！币痪帕哪臧嗽率罩迈U耀明信云：“原稿系是‘談往’，但稍嫌陳舊，故曾去信說改題‘回想錄’似較通俗?！币痪帕哪臧司旁麻g，《知堂回想錄》曾在香港《新晚報》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一九七〇年五月，《知堂回想錄》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其時已在作者去世將近三年之后了。

《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畢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最初曹聚仁代《新晚報》向周氏約稿，曾要求道：“寫得愈通俗越好，因為我們是無法適合讀者要求，寫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盡可能趣味化?！保ㄒ痪帕柲晔戮湃招牛d《魯迅研究資料》一九八二年第十期）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對本書寫作有所影響，然而周氏亦未完全按照要求去做，如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給曹氏寫信說：“兄前信囑務為淺近，如對中學生講話才好，奈此事頗所不能?！币痪帕荒耆率迦招胖懈f：“文中多跑野馬處，或者還跑的不很夠，亦未可知，但野馬也須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這卻極不容易耳?！贝笾氯耘f遵循一己慣常路數(shù)，行文風格亦是典型的“知堂體”，即系“寫話”而非“作文”，平淡而親切，態(tài)度始終相當克制從容。如前引日記所示，《知堂回想錄》本擬寫至五四為止，末了卻將一生經(jīng)歷寫出，其中多有過去未介紹者，敘述往事間或移用此前有關作品，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從這個意義上講，謂之“集大成”亦無不可。

《知堂回想錄》無論敘述，還是議論，都明確體現(xiàn)了作者的“自我視點”，即在他看來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或許與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實際上這早已在過去一系列序跋和《過去的工作》之類文章中表明了，對周氏來說，也是“吾道一以貫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終守定的敘述原則。用《后序》的話說就是：“我寫的事實，雖然不用詩化，即改造和修飾，但也有一種選擇，并不是凡事實即一律都寫的?！边@包括兩層意思，一是“詩”與“真實”的辨別，一是“說”與“不說”的取舍。二者都涉及對“真實”的理解，在周氏看來，真實是無限而又有限的。敘述者無可造作，但是可以在此范圍之內有所選擇。如果說前者是他的義務，后者就是他的權利。這樣選擇的標準就與前述自我視點有關，而關鍵是一切由己而不由人。在只說真話的前提下，作者只說自己想說的話，不說別人想聽的話，他的自由主義精神就這樣地貫徹于《知堂回想錄》之中，而《后序》差不多是他一生最后寫的文章，這也就是他始終堅持的立場了。這讓人聯(lián)想到《知堂說》所引孔子和荀子的話。終周氏一生，他都是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出發(fā)，而歸結于“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的。這是他的“智”。因為說與不說取決于自己，所以也就不存在回避什么的問題，而另一方面，作者確實覺得有些東西無須向外人（無論是讀者還是研究者）報告，譬如所說“凡我的私人關系的事情都沒有記”（《后記》），“關于家庭眷屬的，也悉不錄”（《后序》），等等，都涉及到公眾人物之公眾性的限定問題。周氏顯然認為是應該加以限定的。而他在這一界限之外，已經(jīng)通過《知堂回想錄》對其一生行事做出了屬于自己的解釋。

此次據(jù)作者家屬提供之原稿復印件排印，對其中錯漏衍字酌予訂正，參考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版《知堂回想錄》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版《周作人散文全集》之處，謹致謝意。原稿目錄題為“藥堂談往目次”，共八頁，前列“序文”一項（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記：“上午寫《藥堂談往序》，下午了?！痹撐囊沿恢腥薄傲枴”本┑膽颉?，而以“魚雷堂”列為“六〇”，以下順序排列，故共二〇六節(jié)；分為四卷。正文共五百五十四頁，未分卷，題“藥堂談往”，署名“豈明”；“六一”重出，即“魚雷堂”與“吳一齋”，以下依次排列，故亦為二〇六節(jié)；“二四”作“幾乎成了小流氓”，“二五”作“風暴余波”，“四一”作“老師”，“四三”作“風潮”，“五八”作“在北京”，“一六四”作“北大感舊錄十之上”，“一六五”作“北大感舊錄十之下”，“一六六”作“北大感舊錄十一”，以上與目錄手稿差異處，均從目錄。原稿缺《后序》，此文取自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七〇年五月版《知堂回想錄》，末署“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查周氏日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回想錄》后序未了?！笔露娜眨骸吧衔鐚懞笮蛄耍H覺滿意?！笔露迦眨骸坝趾笮蛴牲S克夫轉港予聚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