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首陶詩篇目的主旨及真?zhèn)螁栴}

賀偉^[1]

【內容提要】 宋本《陶淵明集》收錄有《四時》《蠟日》，以及《雜詩》其十二“裊裊松標崖”三詩，關于這三首陶詩篇目的主旨及真?zhèn)螁栴}，學界頗有不同意見。在對以往研究成果梳理、借鑒和反思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四時》為陶淵明摘錄顧愷之《神情詩》中的某些語句，重新組織編排后的面貌，帶有某種二次創(chuàng)作的性質；唐宋典籍引用此詩時，要么將其視為顧愷之所作，要么題作陶淵明，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這是由其特殊的文本生產(chǎn)機制造成的。《蠟日》主旨比較明確，主要寫蠟祭這天與親友的燕飲之樂，蠟日與親友集會燕飲是六朝社會的習俗，同題詩作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常見，沒有什么政治影射；詩末二聯(lián)暗用桓溫、孟嘉關于“酒有何好”“酒中趣”的討論，借以表達與友人蠟日酣飲、飄飄然忘乎所以的樂趣，主旨跟《飲酒》其十四一致?！峨s詩》其十二“裊裊松標崖”為詠物之作，主要寫對松樹的詠贊之情，不是齊、梁時期盛行的孌童之作，也沒有“早年自況”“期望后生”“養(yǎng)生”“游仙”等思想。

【關鍵詞】 陶淵明 《四時》 《蠟日》 《雜詩》

在現(xiàn)存魏晉作家別集中，《陶淵明集》最接近原始面貌，也最為流傳有序。根據(jù)相關資料記載，唐代之前就已至少存在四種陶集，即六卷并序目本、八卷無序本、蕭統(tǒng)本、陽休之本^[2]，它們均屬于抄本陶集，沒有流傳下來。到了宋代，由于印刷術的普及，社會上盛行藏書刻書的風氣，刻書事業(yè)獲得長足發(fā)展。宋代又是陶淵明接受史上的第一個高潮期，宋人追求平淡詩風，對陶詩非常推崇，以蘇軾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和陶詩。在這樣的時代文化背景下，刻本陶集大量涌現(xiàn)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現(xiàn)象?，F(xiàn)存的宋刻本《陶淵明集》收錄詩作120余篇^[3]，其中包括《四時》《蠟日》，以及《雜詩》其十二“裊裊松標崖”三篇。關于這三首陶詩篇目的主旨及真?zhèn)螁栴}，自宋代以來，學者們就爭論不休，至今仍沒有定論。

一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云多奇峰。秋月?lián)P明輝，冬嶺秀孤（一作寒）松。（《四時》）

關于此詩作者問題，學界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1.陶淵明作。宋代湯漢把《聯(lián)句》《問來使》等疑非陶作的篇目從正集中剔除，附存于卷末，而《四時》保存于正集內，可見他認為此篇是陶作。宋人郭祥正《青山集》卷三○有《廣陶淵明〈四時〉詩》一首，張端義《貴耳集》卷上有“春水滿四澤，夏云多奇峰。秋月?lián)P明輝，冬嶺秀孤松。淵明詩，絕句之祖，一句一絕也”^[4]之語。清人溫汝能《陶詩匯評》：“古人詩句，多有同時而后人誤入者，亦有此詩而彼摘用者。惟此四句，酷類陶體，非靖節(jié)無此超警之作。陳（倩父）評謂其辭春夏而居秋冬，當求之比體，則斷為陶作而非顧作，似無疑義。置之靖節(jié)集中，誰曰不宜？”^[5]他們都贊同《四時》作者是陶淵明。

2.顧愷之作。宋刻遞修本、曾集本此詩題下有注語曰：“此顧凱之《神情詩》^[6]，《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薄端囄念惥邸肪砣怂木?，同樣題作“晉顧凱之《神情詩》”。《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引《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云多奇峰。秋月?lián)P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卞謿J立校注《陶淵明集》“例言”：“陶集竄入他人之詩，如《四時》詩‘春水滿四澤’四句，乃是晉顧凱之《神情詩》。”^[7]

3.漢代無名氏作。《北堂書鈔》卷一五○引古詩曰：“春水滿四澤，夏云多奇峰。秋月?lián)P明暉，冬嶺秀孤松?！?sup>[8]《北堂書鈔》在引錄時，凡稱為“古詩”者，例指古詩十九首中的篇目或漢代詩作，據(jù)此“春水滿四澤”似為兩漢佚名作品。

4.南北朝人作。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錄《考余一》：“《四時》一首，亦輯在陶集中，而非陶作?！匆詳?shù)命題，每句對述一事之詩作，多見于南北兩朝之際，亦一時風尚，此首并非陶作，誤入陶集耳?！?sup>[9]

還有一些學者持謹慎態(tài)度，暫時存疑，不下論斷?！端膸烊珪偰俊肪硪黄咚摹短赵妳R注》提要云：“《四時》一章，但據(jù)許顗《彥周詩話》，定為顧愷之詩。而愷之詩于古書別無所見，似尚當存疑，未可遽刪也?！?sup>[10]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藝文類聚》卷三只存此四句，題作《神情詩》，且注明為‘摘句’。此詩題下小注，未知何人所加，所謂‘此顧凱之《神情詩》’，亦只可聊備一說，未必可信。茲據(jù)各宋本，仍存此詩于卷三末。至于是否淵明所作，姑且存疑?！?sup>[11]

上文就學界關于《四時》作者問題的爭論，擇要做了梳理介紹。下面對上引幾種代表性觀點逐一進行分析。

《四時》為陶淵明所作的觀點，有版本依據(jù)，現(xiàn)存幾種宋本陶集均收錄此詩，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悅編訂陶集時很可能也錄有此詩^[12]，這說明至遲在宋初，陶集中已載有《四時》。從措辭上看，此詩多有與陶詩語詞相合者，尤其是“澤”“云”“月”“松”等意象，在陶集中頻頻出現(xiàn)，即便是偽作，在文本上也沒有明顯缺陷。

《四時》為漢佚名作品或顧愷之所作的觀點，都有文獻依據(jù)。如果僅從成書時間來看，《北堂書鈔》為虞世南任隋秘書郎時編，早于《藝文類聚》。但今存《北堂書鈔》文本并非原來舊本，有不少殘缺脫誤之處，而《藝文類聚》較接近原貌。這就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尋求其他相關佐證。從詩作內容觀之，此詩寫一年四季的自然風景。漢代五言詩整體數(shù)量本就偏少，以自然山水為主要題材的詩作更是迄今未見，而東晉詩歌中自然山水的描寫已較為常見，從詩史背景考慮，此詩產(chǎn)生于東晉的可能性更大。再就創(chuàng)作主體來說，顧愷之是著名畫家，愛游山玩水，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之美，《世說新語·言語第二》：“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sup>[13]這種縱情山水的經(jīng)歷，加上自身的文學藝術素養(yǎng)，使顧愷之有寫作山水詩的能力、動機和素材。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輯錄顧愷之佚句“麗春絕眾卉”^[14]一則，亦是寫春天的自然風光，與《四時》中自然景物的描寫一致。因此，《四時》為顧愷之所作的可能性要遠大于為漢人所作。

橋川時雄認為《四時》系南北朝人作，理由是“以數(shù)命題，每句對述一事之詩作，多見于南北兩朝之際，亦一時風尚”，他沒有直接的文獻依據(jù)，而是根據(jù)詩歌發(fā)展史做出的一種推斷。其說可取之處在于，他看到了《四時》形式上的兩個特點：以數(shù)命題；每句對述一事。遍檢《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筆者發(fā)現(xiàn)具備這兩個形式特征，且與“四時”主題接近的詩作只有兩首^[15]，它們分別是王微的《四氣》和宋孝武帝劉駿的《四時》，此二詩全文依次為：

衡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酒飛冬雪^[16]。

堇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餐。瓟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17]。

劉駿的詩作題目雖為“四時”，詩中也依次有春、夏、秋、冬四字，但主要寫膳食，而不是自然風景，與陶集中的《四時》內容差異明顯。相較之下，王微的詩作寫“春華”“夏翳”“秋風”“冬雪”，跟《四時》主題頗為相近。

誠如橋川時雄所言，現(xiàn)存的這種“以數(shù)命題，每句對述一事”的詩作，比較盛行于南朝宋、齊、梁三代，在此之前尚未見有人寫作。但王微生活的時代與陶淵明相距不遠^[18]，既然他已寫有《四氣》，就不能排除在他之前的陶淵明或顧愷之有創(chuàng)作《四時》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一種文學體裁，從最初產(chǎn)生到被模仿接受，再到被廣泛運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總需要一個時間的積累過程，有時這一過程很短暫，而有時卻相當漫長。

綜上，《四時》的作者，除漢人所作不能成立外，顧愷之、陶淵明、南朝人皆可備一說。如果從成書時間來看，當以《類文》《藝文類聚》所載的顧愷之為準，題作《神情詩》；如果從詩歌發(fā)展史和《四時》本身的形式特點來看，南朝人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從現(xiàn)存的宋本陶集和詩中的詞語意象來看，也不能斷然否定其必非陶淵明作品。這三種觀點看似相互沖突，但轉換一下思路，也許可以將之貫通起來。

《藝文類聚》引用《四時》時，文末注有“摘句”二字，此二字頗應注意。魏晉南北朝時，“摘句”一詞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是貴族講經(jīng)活動中的一種行為，由相關人員負責摘錄主講者精彩的言語議論。《世說新語·言語第二》“孝武將講《孝經(jīng)》，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劉孝標注引《續(xù)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jīng)》，仆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zhí)經(jīng)，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sup>[19]二是摘錄詩文中的警句，加以吟詠賞玩。《南史》卷七二《丘靈鞠傳》：“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云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sup>[20]此處《藝文類聚》注語中的“摘句”，顯指后者。

宋刻遞修本陶集《四時》詩題下有無名氏注曰：“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sup>[21]《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宋史·藝文志》著錄為三百六十二卷，可見《類文》在宋時尚有流傳，宋人還能讀到其大體完備的文本原貌。庾自直為潁川人，歷仕陳、隋，生平事跡見《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如果陶集“《類文》有全編”“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的注語不誤，“春水滿四澤”應為顧愷之《神情詩》的語句，且篇幅原本不止四句。^[22]

或許出于對“春水滿四澤”四句的喜愛，陶淵明把它們從顧愷之原來的詩作中單獨摘出，重新加以組織編排，并改題為“四時”，于是就變成了今天所見到的《四時》文本面貌。到了南朝，由于對文學新變的自覺追求和詩歌形式的強烈興趣^[23]，這種“以數(shù)命題，每句對述一事”的新奇形式受到時人青睞，士人開始大量寫作“四時”“四色”“四氣”等“四體詩”^[24]，詩歌體制也逐漸固定下來（五言四句，每句寫一事）。需要說明的是，與后來王微、范云等人創(chuàng)作“四氣”“四色”詩不同，陶淵明只是從前人（顧愷之）詩作中摘出四句，重新編排，這種行為雖然帶有某種二次創(chuàng)作的特點，但并不具備完全的獨創(chuàng)性，也因此唐、宋典籍引用此詩時，要么將其視為顧愷之作，要么題作陶淵明，而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這是由《四時》特殊的文本生產(chǎn)機制造成的。

宋刻遞修本《四時》，詩末引錄宋人劉斯立語云：“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絕，居然可知?；螂m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25]說顧愷之根據(jù)陶淵明《四時》足成全篇，顯然有待商榷^[26]，至于說“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則是很有見地的看法。

二 《蠟日》

風雪送余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一作葩）。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一作知）明多少，章山有奇歌。（《蠟日》）

此詩寫作時間，逯欽立、袁行霈、龔斌均闕而不言，王瑤將其系于南北朝宋永初三年（422）：“‘蠟’為年終祭名，這詩當為歲暮時所作。詩中有‘章山有奇歌’句，《山海經(jīng)》說‘鮮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奇歌’當為神仙所唱。則本詩與《讀山海經(jīng)》應為同年作；但《讀山海經(jīng)》作于孟夏，此詩則作于歲暮。今依之同系于宋武帝永初三年?！?sup>[27]他斷定《讀山海經(jīng)》寫于永初三年的依據(jù)是：“發(fā)端一首寫隱居讀書的樂趣，以下即分詠二書中所載的奇異事物，最后一首則以論史為結，說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蓋慨嘆于晉室的滅亡；因知十三首是一時所作。其中第十一《巨猾肆威暴》一首，顯然是為劉裕弒逆而作。……詩中開首就說‘孟夏草木長’，則本詩當為零陵王被害的次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二二）所作。”^[28]

與王瑤不同，逯欽立把《讀山海經(jīng)》系于晉安帝義熙四年（408），龔斌系之于義熙三年（407）。袁行霈系之于義熙二年（406），理由是：“‘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與《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之生活相近。從‘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看來，顯然是閑居躬耕時所作，而且生活尚有余裕?！?sup>[29]逯、龔、袁三人的系年雖有差異，但基本接近，都認為是陶淵明辭官彭澤、歸隱田園不久后作。《讀山海經(jīng)》其一整首詩洋溢著讀書的樂趣，詩人心情怡然自得，說明當時生活較為充裕，這與《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閑業(yè)，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非常接近。陶淵明晚年生活狀況惡化，很多時候無酒可飲，甚至乞食度日，《讀山海經(jīng)》不應寫于晚年。

《蠟日》詩文本有兩處值得注意：一是“梅柳夾門植”，二是“章山有奇歌”。

1.“梅柳夾門植”一句，是陶集中唯一一處提及“梅”的。遍檢《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陶淵明之前，漢、魏詩歌中基本不見有用“梅”者，即便兩晉，除《子夜歌》《西洲曲》等民歌外，文人詩作中也很少使用“梅”意象。到了劉宋，鮑照詩較多使用“梅”，有名作《梅花落》，但整體上看，寫梅的詩篇在宋、齊時數(shù)量仍不多。直到蕭梁時，“梅”作為典型的文學意象，才廣泛進入時人創(chuàng)作當中。而“梅柳”作為一詞連用，是唐以后才出現(xiàn)的情況。

假如《蠟日》確為陶詩，根據(jù)“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可知陶淵明居所的門前，左右兩邊栽種有梅和柳。按照逯欽立等人的意見，《讀山海經(jīng)》寫于辭官彭澤、歸隱田園后不久，再結合王瑤認為的《蠟日》詩“與《讀山海經(jīng)》應為同年作”，它們描寫的居住環(huán)境應當一致?！稓w園田居》其一“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讀山海經(jīng)》其一“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和郭主簿》其一“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陶淵明居處的自然環(huán)境為：榆柳栽在屋后，桃李種在堂前，林木繞屋而植，而不是“梅柳夾門植”。由此可見，《蠟日》與《讀山海經(jīng)》《歸園田居》《和郭主簿》并非作于一時，它們關于居住環(huán)境的描寫，存在明顯出入。

2.“章山有奇歌”一句，歷來難解。^[30]明人黃文煥析義《陶元亮詩》：“章山，一在建昌府城東北，一在臨江。”^[31]逯欽立曰：“章山，鄣山，即石門山。《水經(jīng)注》二十九‘廬山之北，有石門水，其下入江南陵，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廬山諸道人《游石門山詩序》‘石門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32]袁行霈先引《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鮮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皋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進而又說“末二句費解，姑存疑可也”。^[33]不管“章山”指“石門山”還是“鮮山”，以上學者均沒有講通“有奇歌”三字何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