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消息的通報者

黃燦然

布萊希特是一位偉大戲劇家，更準確地說，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戲劇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像偉大小說家托馬斯·哈代一樣，首先是、以及更是一位偉大詩人，則是較少人知道的，但在文學界和詩歌界，卻已是共識。誠如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所言：“在他的歌謠、愛情抒情詩、諷刺詩、模擬田園詩、說教詩和政治詩如今匯集起來之后，很明顯，布萊希特是那種非常罕見的偉大詩人現(xiàn)象，對他來說詩歌幾乎是一種日常探訪和呼吸……毫無疑問，本世紀上半葉兩位偉大的德語詩人是里爾克和布萊希特?！迸u家克利夫·詹姆斯有相近的看法，他說：“對那些把藝術視為美妙的體育競爭的人來說，里爾克正與布萊希特爭奪二十世紀最偉大德語詩人的頭銜。對他們的標準看法是，布萊希特的詩歌藝術是奉獻給社會革命的，而里爾克的詩歌藝術則是奉獻給藝術的?！?/p>

布萊希特的偉大，是很晚近的事，因為他的詩全集直到1967年，即他死后十余年才出版，約一千首詩，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多首詩是他生前出版過的，包括十多首戲劇中的歌。而所謂生前出版過的，還包括實際上沒正式發(fā)行過的《斯文堡詩抄》。最新的三十卷布萊希特作品集則顯示，其詩歌占了五卷，總共超過兩千三百首。當然，目光敏銳者，例如W. H.奧登，僅憑布萊希特已出版的少數(shù)詩歌，尤其是他的早期詩，就把布萊希特列為影響他的十多位詩人之一。本雅明也很早就看出布萊希特的天才，他認為“布萊希特是本世紀最自如的詩人”。漢娜·阿倫特則說：“布萊希特毫無疑問是德國當今最偉大的詩人，以及可能是德國當今最偉大的戲劇家。他是唯一可以跟卡夫卡和布洛赫在德語文學里、喬伊斯在英語文學里及普魯斯特在法語文學里比肩的詩人?！碑敿s翰·威利特主編的第一部較大規(guī)模的布萊希特詩歌英譯本在1976年出版時，奧登的好友、也是該詩集譯者之一的斯蒂芬·斯彭德認為它是“本世紀重大的詩歌成就之一”，翻譯過布萊希特戲劇《三毛錢歌劇》的蘇格蘭大詩人休·麥克迪爾米德則稱它為“一部最重要和難以估量的詩集”。

布萊希特不停地寫詩，不停地搞戲劇活動，但對發(fā)表詩歌作品卻頗為消極，甚至冷淡。1928年，當小說家阿爾弗雷德·德布林邀請他做一次公開朗誦時，他拒絕了，理由是：“我的詩歌是反對我的戲劇寫作活動的最有力理由，大家都會嘆一口氣說，我父親應讓我去寫詩而不是去蹚寫戲的渾水?！彼匾曀膽騽』顒樱褜懺姰敵煞浅Ｋ饺说氖?。約翰·威利特說，也許布萊希特比除卡夫卡之外的任何大作家都更滿足于認為自己更重大的成就應該保持隱而不露。

布萊希特熟讀英語詩歌、古希臘詩歌，他的影響來源還包括路德譯的《圣經(jīng)》、維庸、蘭波、波德萊爾、賀拉斯、但丁、惠特曼、雪萊、吉卜林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他受中國戲劇影響一樣，他也通過阿瑟·韋利的英譯本，接受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他的中后期詩尤其明顯。他還兩次從韋利的英譯本轉譯了一些中國詩，在談到其中一位詩人時說：“用簡單的詞語寫，但寫得極其小心。”這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中后期詩的特點。

布萊希特1898年生于奧格斯堡，1927年出版詩集《家庭祈禱書》，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流亡國外，最初輾轉于北歐，然后于1939年流亡美國，1947年才重返歐洲，1949年回到東德，創(chuàng)辦柏林劇團。他的詩亦可以粗略地分為早期、流亡時期和后期，每一時期都產(chǎn)生很多好詩和杰作。早期代表作是詩集《家庭祈禱書》，流亡期代表作包括《斯文堡詩抄》，后期代表作包括組詩《布科哀歌》。他寫了很多政治詩，其中有些非常出色，有些則是單調(diào)教條的。但也許更重要的是，他這種有政治傾向或社會關注傾向的詩人，在寫其他領域和題材時，給這些領域和題材帶來的新異性和別致性。

下面我打算對自己多年來看過而又印象較深的關于布萊希特的評論，作一番梳理和綜述，也許會有益于讀者更好地理解布萊希特的詩歌。

德國學者卡爾·韋爾費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布萊希特詩選》（1965）導言中說，早在1928年，德國文學批評家?guī)鞝柼亍D霍爾斯基在評論布萊希特的驚世之作《家庭祈禱書》時就認為：“在戲劇上，這個人有非同凡響的才能，而在詩歌上他不止于此?！彼终f：“在我看來，他與戈特弗里德·貝恩是當今德國健在的最偉大的抒情天才。”

韋爾費爾拿布萊希特的詩歌與一般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抒情天才的德國現(xiàn)代詩人，例如里爾克、特拉克爾、貝恩等做比較：“當我們讀布萊希特時，我們立即便發(fā)現(xiàn)自己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不僅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是本質(zhì)上的不同?！彼容^了布萊希特與貝恩的異同。貝恩宣稱，他的文章和詩，對人具有一種挑釁的效果。在這挑釁面前，他創(chuàng)造藝術、寫詩；詩是他對生死問題的回答；詩是人類心靈最高貴的產(chǎn)物；在詩中他建立他自己的存在，對抗自然的事物，超越它們。布萊希特在詩中似乎也表達了某種類似的東西。但是他們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因為布萊希特完全沒有作為貝恩著作之特征的那種藝術的形而上學。與貝恩那種在理智上把心靈與自然分離的做法不同，布萊希特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他把詩歌視為某種與大地上其他事物一樣自然的東西。布萊希特詩中的人，用一種與殺死他們的自然力一樣不帶感情的方式歌唱。如同他們的歌唱一樣，寫詩對布萊希特來說是一種即興、自發(fā)、幾乎是生理學的行為，如同吃飯、喝酒、抽煙和做愛。

韋爾費爾還說，布萊希特與其他德語現(xiàn)代詩人的不同，使他想起1941年艾略特為其編輯的《吉卜林詩選》所寫的導言中的一席話。艾略特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具備如此偉大天賦的作家，對他來說詩歌似乎更多是一種純粹的工具。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對形式本身感興趣……因為我們都把目標集中于某種首先應當是的東西……對吉卜林來說，一首詩卻是某種意在行動的東西?！卑蕴剡€把吉卜林拿來與德萊頓比較，認為“對兩人來說，智慧具有壓倒靈感的優(yōu)越性；兩人都更關注他們周圍的世界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悲歡，更關注他們自己的感覺與其他人的感覺的相似性，而不是關注他們自己的感覺的獨特性”。韋爾費爾認為，艾略特這席話可以用來說明布萊希特的詩歌與其他詩人的抒情作品的不同。“從一開始，布萊希特的詩歌就完全沒有大部分現(xiàn)代詩之特點的那種艱深的私密性，沒有抒情的自我在詩歌靈感的孤獨中發(fā)出內(nèi)心獨白?！笔聦嵣?927年布萊希特就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人們普遍傾向于高估“純粹、抒情的產(chǎn)品”。韋爾費爾還提到艾略特對吉卜林的描述，也很適用于形容布萊希特詩歌的其他特色：絕無隱晦、極度明晰、主題性、應景性、政治關聯(lián)。在句法結構上，布萊希特保持在正常德語語法用法的范圍內(nèi)，盡管他是以一種高度原創(chuàng)性和真正藝術性的方式保持這種正常的。

在韋爾費爾看來，布萊希特的詩歌構成與吉卜林的詩歌構成的相似性還不止于此。例如吉卜林深受欽定本《圣經(jīng)》影響，布萊希特則深受路德譯的《圣經(jīng)》影響。艾略特把吉卜林稱為“非個性”的作者，并指出他具有一種特殊才能，就是寫“各類極其客觀的詩歌”，例如贊美詩和銘文，這類詩歌形式“可以也應該充滿強烈感情，但必須是一種完全可以分享的感情”。布萊希特也正是如此。他寫歌謠、贊美詩、銘文、諷刺詩、說教詩、雋語詩。他喜歡以“非個性”的方式說話，抒情的自我完全消失在詩的題材背后。韋爾費爾說：“他的詩以詞語和節(jié)奏對二十世紀的人類狀況的經(jīng)驗做出生動的反應。它們追蹤我們當下生活的樣式，描繪一個世界的畫面，而這個世界又是我們能夠在不脫離現(xiàn)實的情況下共同分享的?！?/p>

布萊希特詩歌的政治傾向性也是他與其他德國現(xiàn)代詩人不同的一個因素。批評家托尼·戴維斯在收錄于羅納德·斯佩爾斯主編的論文集《布萊希特的政治流亡詩》（2000）里的論文《力量和清晰：布萊希特、奧登與“真正的民主風格”》中說，避談政治并非僅限于德國或英國。葉芝曾在《政治》一詩中斷言，私人、創(chuàng)新和情欲遠比政治重要，以此回應托馬斯·曼的一個說法。托馬斯·曼說：“在我們的時代，人的命運是以政治方式來表述其意義的?！钡敃r托馬斯·曼恰恰是自稱“非政治”的。托馬斯·曼在1918年說：“‘人性’是以一種人道方式思考和觀察，任何人若不同意‘人性’是明顯意味著一切政治的反面，在我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以人道方式思考和反省意味著以一種非政治的方式思考和反省。”戴維斯說，這種反政治的人文主義在德國文學中有多根深蒂固，可從奧爾巴赫對歌德厭惡其時代的革命運動所帶來的歷史后果的省思中看到。奧爾巴赫認為，歌德“從未有力地表現(xiàn)當代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并說歌德在被迫對他的時代的公共生活發(fā)表評論時，“總是以泛泛的省思來談，而這些省思幾乎總是價值判斷，并且主要是不信任和不同意”。戴維斯認為，這種否定政治的姿態(tài)在英國浪漫派及其繼承人那里獲得一種特殊的緊迫性，而對他們來說，馬修·阿諾德對個人的圣化具有權威的代表性。

H. R.海斯在其1947年版英譯本《布萊希特詩選》的導言《布萊希特，反個人主義者》中說：“二三十年代的美國詩人總的來說是非政治的。哪怕當他們嘗試做社會批評的時候，他們也依然在巴黎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中運作。這類社會批評大多數(shù)以個人抑郁、對丑惡和標準化的不滿或較晚近的無政府主義絕望的面目出現(xiàn)。這種類型的抗議在本質(zhì)上也是個人主義的。它源自藝術家作為精英分子，作為敏感性、好品味和誠實看待人生的維護者這一理念。盡管有一些小小的反彈，但是個人主義基本上是近期美國詩歌的典型特征，并且可以說，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政治詩歌流派。布萊希特是德國文學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他成了反個人主義的使徒……在筆者看來，他幾乎是當今仍在寫作的唯一的社會詩人，唯一其形式與題材一致的社會詩人，唯一名副其實的政治詩人。”

布萊希特在英語世界的重要推介者埃立克·本特利在其英譯本《家庭祈禱書》導言中說，這部詩集是所有現(xiàn)代詩集中最佳詩集之一，但它卻未能得到更普遍的承認。除了上面提到的布萊希特不屑于推廣自己的詩之外，本特利認為存在著兩個不愿承認它的成就的文學建制?！耙粋€是保守派建制，這個保持派建制只愿在當代德國詩人中承認其戰(zhàn)友戈特弗雷德·貝恩?！北咎乩槑岬?，艾略特喜歡引述貝恩，但當本特利把布萊希特的杰作《三毛錢歌劇》寄給費伯出版社時，艾略特看了，但拒絕出版它。“另一個是共產(chǎn)黨建制，它欣賞布萊希特是因為他與共產(chǎn)黨自己的約翰內(nèi)斯·貝希爾（東德詩人和劇作家）有某些共通點，不過貝希爾的詩歌會在共產(chǎn)黨政府任何停止出版它之時銷聲匿跡?！?/p>

托尼·戴維斯說，雖然布萊希特的詩歌有著令人矚目的原創(chuàng)性，但它沒有“日日新”的現(xiàn)代主義者們那種有計劃的實驗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末世論；事實上，它似乎依附頗多傳統(tǒng)形式——歌謠、贊美詩、情詩、哀歌——以及依附一種與讀者的溝通，所有這一切對極端現(xiàn)代主義者來說都是陌生的。“布萊希特的寫作與浪漫派的經(jīng)驗詩和情緒詩，以及與格奧爾格、貝恩和特拉克爾的象征主義和極端現(xiàn)代主義都有著一種摩擦性的批判關系。可以說，在英譯本里，成熟期的布萊希特詩歌要求讀者用一種全然不同于閱讀艾略特、龐德或葉芝的詩歌，或里爾克、瓦萊里或蒙塔萊的詩歌的態(tài)度和注意力來閱讀：這是一種更積極地對話的態(tài)度，對反諷和省略手法所包含的捉摸不定的泛音保持警惕，但同時又更平易近人。在那個時期（或任何時期）的英國，只有一個可比較的人物，這就是奧登。常常被拿來與布萊希特聯(lián)系在一起的奧登，同樣是孤獨和破格的，遠離艾略特式或燕卜蓀式的現(xiàn)代主義，以及遠離狄蘭·托馬斯和喬治·貝克的新浪漫主義，拒絕擔當圣人和遠見者、博學者和預言家的角色?！眾W登的遺產(chǎn)執(zhí)行人和權威研究者愛德華·曼德爾森則“私下猜測”：“布萊希特和奧登骨子里是非常相像的。”

戴維斯認為，使布萊希特與奧登聯(lián)系起來的，并不是友誼或合作，而是他們都互相承認抒情詩的技藝和特質(zhì)，用一種“顛覆性的、平民的角度看待事物”，以及彼此都“專注于寫作與政治之間的調(diào)和，專注于一種真正的政治詩歌而不只是修辭上的政治詩歌”。

布萊希特本人在談到他的早期作品時曾說：“當時我的政治知識是丟臉得可憐：但我意識到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差異，而我覺得我的任務并不是去消除我強烈感到的這些不和諧和干擾。我在我的戲劇的事件中和在我的詩行中捕捉它們；而我這樣做的時候，尚遠未意識到它們的真正特性和它們的原因。如同可以在這些文本中見到的，它并非僅僅是在形式方面‘逆流而上’，不僅僅是對墨守成規(guī)的詩歌的順滑和悅耳的抗議，而是永遠試圖把社交表現(xiàn)為某種矛盾、暴力和殘忍的東西?！?/p>

以翻譯荷爾德林聞名，也翻譯過布萊希特一些詩的大衛(wèi)·康斯坦丁，在收錄于《恩培多克勒的鞋子：布萊希特詩歌論集》里的一篇題為《政治詩人》的短文中，較中肯和全面地評價布萊希特的詩歌及其政治傾向，盡管他在文中很奇怪地貶低格奧爾格和里爾克。他說：“詩歌可以來自和表達任何一種人類生活和人類生活脈絡。相應地，詩歌語言也必須自由地塑造自己。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但是詩歌題材和語言卻往往受到諸多限制。有些題材，有些措辭，被認為是沒有詩意的。另一些——而這種誤解同樣惡劣——則被認為在本質(zhì)上是詩意的。布萊希特，一位偉大戲劇家和一位還要更偉大的詩人，決心在這兩種體裁中直面他生活其中的現(xiàn)實。那是什么樣的現(xiàn)實？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革命及其血腥鎮(zhèn)壓、卡普政變、超級通脹、魏瑪、華爾街股災、大蕭條、希特勒、流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東德、1953年柏林起義遭俄羅斯坦克鎮(zhèn)壓。諸如此類。他作為作家、個人主義者和享樂主義者生活在其中。因此他的詩學是綜合性的。他曾遺憾地形容說，歌德之后德國詩歌分裂成兩大陣營：主教式的和瀆神的。主教式詩歌在其令人厭惡的主要闡釋者格奧爾格和里爾克身上，顯然十分不愿意也無能力去正視二十世紀真實生活中的種種劇烈落差。但布萊希特并非簡單地選擇瀆神。在瀆神陣營，詩歌同樣退化，即，愈來愈不合時宜。相反，布萊希特尋求并獲得他認為是已喪失的東西：詩學語言美麗而矛盾的統(tǒng)一。即是說，他恢復德國詩歌無所不說的能力；混合不同語言、不同音調(diào)的能力；在不同刻度中變動的能力，如果合適，會在同一首詩中做到，從最高到最低。因為真實生活正是如此：種種落差的連貫性，種種矛盾共存的可能性?！?/p>

康斯坦丁總結說，布萊希特在三個方面尤其是當代詩人的好榜樣：“首先，因為他向你證明，現(xiàn)代性——其事實和語言，你在其中的真實生活——是你的素材和責任。其次，因為他向你證明，古老形式——十四行詩、格言、哀歌、贊美詩、圣歌、素體詩、六音步詩——在詩歌技藝中仍可以使用，且你必須去充分發(fā)揮，其不可或缺就如同你自己發(fā)明的新形式。第三，因為他明白，并且如果你研究他，你也會明白：在為一種人性的政治而奮斗時，抒情詩的種種責任和手段是十分獨特的，它們必須引起作家和讀者的注意。他在作為詩人的實踐中知道，詩本身在其總體效果中，在其節(jié)奏中、在其語言運用中、在其訴求的變換中，必須抓住我們所處的生存的種種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