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人格魅力
中國作為一個有數(shù)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以其悠久燦爛的文化而著稱，這種文化形成了我們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它使我們的民族歷經(jīng)艱難險阻，卻能一直發(fā)展壯大，永遠向前。在這條歷史長河中，產(chǎn)生了許許多多著名的哲人和先賢，正是他們的先知和睿智，哺育了我們民族的心靈。他們光輝永照，影響長存，為中華民族累積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的作用，一直要繼續(xù)到永遠。
在這一長串的歷史名人當(dāng)中，出現(xiàn)較早，影響巨大，且具有豐富的人格魅力的，應(yīng)該首推戰(zhàn)國時代的孟子。孟子是一個思想家，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生活、倫理道德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孟子作為一個人，他還是一個有豐富個性的人物，他有著特別的人格魅力，這一點就不是許多人都注意到了。本文就想評價一下他在這方面的特點。
一
孟子及其著作受到最高的推崇、其偶像地位的最后確立，乃在北宋中葉理學(xué)產(chǎn)生之后。在此之前，尤其孟子在世之時，他只是當(dāng)時諸子百家中的普通一員，其學(xué)說也是普通的一說，盡管他和孔子一樣，曾周游列國去宣傳、推銷他的政治主張，卻并未受到過真正的重視，最后只好終老林下，著書授徒而已。然而就是這么一個極普通的人，卻有著非凡的政治抱負(fù)和雄心壯志。他本是主張“不怨天，不尤人”的，并以此教育他的學(xué)生，可有一次他的學(xué)生卻發(fā)現(xiàn)他露出了憂郁的神色，就以此問他，他說：
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dāng)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1)
原來孟子的憂怨，不是因為個人的進退得失，而是為著國家的統(tǒng)一和治理未得實現(xiàn)。具體到孟子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這種抱負(fù)是完全符合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愿望的。在這里，孟子不僅有宏偉的抱負(fù)，而且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富有性格魅力?！皣遗d亡，匹夫有責(zé)”和“憂國憂民”這些傳統(tǒng)美德，可以說是應(yīng)該遠溯到孟子那里的。
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fù)，孟子必須要推行他的學(xué)說和主張，而當(dāng)時的思想、言論形勢，對孟子的學(xué)說來說，是頗為不利的：“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sup>(2)但盡管在這樣艱難的環(huán)境下，孟子卻毫不氣餒，他果敢地提出：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苎跃鄺?、墨者，圣人之徒也。(3)
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4)
他以大禹、周公、孔子這“三圣”的繼承者自居，勇敢地把矛頭直指當(dāng)時最具影響力的楊、墨之學(xué)，旗幟鮮明，當(dāng)仁不讓，并為此把自己鍛煉得能言善辯。這一點從整部《孟子》的文風(fēng)中就可看出。孟子勇挑重?fù)?dān)、不畏艱險、信心充沛的人格魅力，又一次得到生動的展現(xiàn)。
孟子不僅有宏大的理想抱負(fù)以及實現(xiàn)它的信心和勇氣，而且還深知要肩負(fù)“大任”的人必須經(jīng)得起各種艱苦的磨煉，以把自己培養(yǎng)成一個堅忍不拔的能人，所以他豪邁地說：
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5)
這既是孟子的自詡，也是他的自勵。孟子的這種自我要求，完全是為了能實現(xiàn)他的政治理想，與那種為了個人能叱咤風(fēng)云、表現(xiàn)自我的精神追求大異其趣，而且達到了一種他人難以比擬的高尚境界。所以當(dāng)景春問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sup>(6)孟子對這種“大丈夫”的形象斷然加以否定，并譏之為“妾婦之道”；同時又響亮地提出了他關(guān)于“大丈夫”的響當(dāng)當(dāng)名言：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7)
這段話，尤其是其中的三“不能”，已成為千古名言，表現(xiàn)出一種鐵骨錚錚、挺拔傲兀的硬漢子氣概，它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追求、景仰的一種品質(zhì)。它不僅為前人所欽慕，也是后人的人格楷模，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
二
前面所說的主要表現(xiàn)了孟子作為一個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之人格魅力，但終其一生，由于種種原因，孟子并未能實現(xiàn)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fù)，他最終也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這樣的一個孟子，其人格特點又如何呢？全面考察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他在這方面的表現(xiàn)，有著更為精彩而又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
首先，孟子是一個非常執(zhí)著的人。尤其對于自己的政治信仰，他的理想追求，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他說：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8)
孟子的這種把仁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思想品質(zhì)，乃承傳于孔子，孔子曾說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sup>(9)只是孟子把這個意思說得更充分、形象，起到了突出強調(diào)它的效果。孟子還說過“守，孰為大？守身為大”(10)，也是這個意思，即把保持住自己做人的操守、不使陷于不義這一點放在一切（包括生命）之上。孟子的這種精神對幾千年來不同歷史時期的仁人志士是影響深遠的。一身充沛著浩然正氣的宋代愛國名相文天祥在臨刑之前書贊于紳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xué)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11)自然是深受孟子影響。也是經(jīng)文天祥的承傳，此種影響一直深遠地傳諸后世。
孟子為了推行自己的學(xué)說，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曾長時間地帶領(lǐng)大批學(xué)生徒眾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受到各國諸侯的供養(yǎng)，如他的學(xué)生彭更形容的：“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12)但孟子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君面前，從未有絲毫低三下四、卑躬屈節(jié)的表現(xiàn)，相反，自始至終保持了一種不卑不亢、矜持自尊的姿態(tài)。這在與齊宣王的一次打交道中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孟子本來要去朝見齊王，剛好齊王也派了人來委婉地請他去相見。孟子卻不買賬，硬說自己“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13)。齊王還信以為真，第二天又派了使者和醫(yī)生來看望孟子，而他卻到人家家里吊喪去了。他的家人一面謊告使者說孟子已上朝去了，一面又派人去攔截孟子，要他一定去朝見齊王。孟子還硬是不去，不得已只好在景丑氏家住了一晚。
孟子為何顯得如此地高傲呢？他在和景丑氏的對話中道出了其中的奧妙：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14)
原來，孟子自信是“不（可）召之臣”，他要求的是“將大有為之君”，而大有為之君是“不敢召”他這樣不可召之臣的。他把齊桓公都“不敢召”的管仲也不放在眼里，怎能容許齊王來召見他呢？盡管齊王的話說得如此委婉、謙恭。通過這一件事，我們不但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孟子對自己的抱負(fù)和能力是如何地自負(fù)，同時也看到孟子對那些王公權(quán)貴們沒有絲毫阿諛之態(tài)，而是非常瀟灑自得。正如他所說：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15)
他還很欣賞成
對齊景公說的一句話：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16)
孟子這種不畏“大人”、充分自信的性格躍然紙上。從前孔子曾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sup>(17)相比起來，孟子就顯得另有一副肝膽。
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孟子并非一個自視甚高的人，而是能以平常心態(tài)看待自己，認(rèn)為自己和普通人完全一樣：
儲子曰：“王使人矙子，果有以異于人乎？”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18)
孟子通過說連堯舜和普通人都是一樣，來強調(diào)說明自己更是和普通人沒有區(qū)別。倨上親下，這就是孟子，和世俗常見的諂上欺下之徒截然不同。孟子的這種人格永遠光輝閃耀。
孟子在對待貨財?shù)膯栴}上，有自己特別的一種態(tài)度。過去學(xué)界常把他作為儒家重義輕利觀的代表，從治國的角度來說，的確如此，他曾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9)但他并不是完全拒絕錢財?shù)?，而是有他一套?yán)格的原則。一方面，他決不隨便收受他人的錢財，態(tài)度十分鮮明。他曾說：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20)
所以孟子——
前日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若于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21)
“未有處”是沒有接受錢財?shù)睦碛?。在孟子看來，接受沒有正當(dāng)名目的錢財，就等于讓人家收買了，所以即使有“兼金一百”也是決不能收受的。這種可貴的品質(zhì)，一直為后世的君子所仰慕和遵循。只可嘆時至今日，不但貪官污吏們不知義為何物，就是士人中被錢財收買的也不知有多少。
但孟子又不是一個盲目排斥錢財?shù)娜?，他認(rèn)為正當(dāng)?shù)酿佡涍€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孟子——
于宋，饋七十鎰而受；于薛，饋五十鎰而受。(22)
為什么他又接受這些錢財?shù)酿佡浤?？原因是?/p>
當(dāng)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庇韬螢椴皇?？當(dāng)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庇韬螢椴皇?？(23)
原來，宋國和薛國的饋贈是當(dāng)時的正常禮儀，孟子自然就接受了。在孟子看來，如果合乎正道，不但這區(qū)區(qū)數(shù)十鎰可以接受，就是更大得不得了的財富，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又曾坦然對彭更說：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24)
看來，孟子并不是一味地排斥錢財?shù)模阉闯梢粋€絕對的重義輕利者也未必合適。
孟子的為人做事是非常重原則的，但他又不是一個死板的人，他在重原則的同時，又講究變通。他在批評楊朱、墨翟的走極端和比較肯定子莫的緊守中道時又說：
子莫執(zhí)中。執(zhí)中為近之。執(zhí)中無權(quán)，猶執(zhí)一也。所惡執(zhí)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25)
在這里，孟子清楚地表示了要有權(quán)變的思想，認(rèn)為一個不懂得權(quán)變、只知執(zhí)著一點的人，是會壞事的。在對待“嫂溺”這一具體事件上，孟子的主張更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痹唬骸吧┠?，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quán)也。”(26)
從這里可以看出，孟子這個原則性極強的人，又是一個十分有人情味的人，他和后世的腐儒是大異其趣的。
由于種種原因，孟子和孔子一樣未能實現(xiàn)其政治主張和理想。這確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孔子甚至頗為感嘆地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sup>(27)一副無可奈何的傷感樣子。而孟子的胸懷似乎更為寬廣，他的人生重要目標(biāo)固然是想實現(xiàn)其政治抱負(fù)，但又決不僅限于此，他似乎還有更豐富的人生樂趣，他曾說：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28)
他在不得志的失意情況下，仍有自己的一套生活追求和樂趣。他在理想不得實現(xiàn)，“致為臣而歸”(29)之后曾說：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30)
這“三樂”乃是與父母兄弟一起共享天倫，于人于事問心無愧和為天下培養(yǎng)英才。他七十多歲回到家鄉(xiāng)，“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31)，并創(chuàng)造了一套很有特色的教學(xué)方法。他不但生活得很快樂，而且還在著述上頗有成就，影響后世。
因此，孟子的一生，不僅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fù)，同時孜孜以求的人，而且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是一個積極向上、樂觀有成的人。
三
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思想家，他既然有執(zhí)著追求和信守的東西，也就必然會有他反對和憎惡的東西。孟子就是如此，而且兩者的情感都同樣強烈。
孟子認(rèn)為像一個人的外形必然具有四肢那樣，其內(nèi)在精神必然也應(yīng)具備四種要素，那就是他所說的：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32)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33)
既然這“四心”人皆應(yīng)有之，那么，沒有“四心”的人自然就喪失了作為人的基本條件，所以孟子對這種人就加以猛烈的抨擊：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34)
孟子的言辭雖然顯得很激烈，但卻是十分合乎邏輯的。因為人作為萬物之靈，就在于他們獨有其他萬物所不具備的這些高級情感和理性，否則，當(dāng)然就“非人也”。也因此，孟子提倡的這“四心”，一直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為歷代人所崇奉。然而并非任何時候，每個人都能信守它們，否則，孟子也就不會斥責(zé)無“四心”的人為“非人”了。特別在利欲橫行、金錢萬能的年代，這種“非人”就會猛增，即使一些文化層次很高，還有著什么桂冠、頭銜者也不例外，而且這一類人的“非人”化表現(xiàn)顯得尤其卑劣、無恥。
孟子在對“非人”進行鞭撻的同時，特別突出地表現(xiàn)出對兩種人的譴責(zé)和鄙視。
一是鄉(xiāng)原。孟子先是引孔子的話說：“鄉(xiāng)原，德之賊也?！保ā侗M心下》）鄉(xiāng)原就是最戕害道德的人。孟子常常通過借引他所崇敬的孔子或曾子的話來強調(diào)、突出他的觀點，然后才進一步對鄉(xiāng)原這種人的特點作具體的描述，說他們——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35)
就是說，鄉(xiāng)原這種人要說他的不是，卻又沒什么把柄，他在齷齪的環(huán)境里同流合污，表面上又好像誠實廉潔。他對什么人和事都不發(fā)表意見，大家都喜歡他，他也沾沾自喜，然而這種人是完全違背了做人的正道、破壞了做人的道德。孟子指斥的這種人，其實就是通常所說的好好先生，他們專做好人，表面上誰也不得罪，這已經(jīng)是一種“無是非之心”的“非人”也。這種做人態(tài)度的實際效果是自己撈了好處而助長和支持了邪氣，損害了集體利益和道德正氣。這種人今天仍然存在，這種作風(fēng)不同程度地侵蝕了許多人，其危害為許多人所不覺察。孟子在幾千年前就尖銳地抨擊這種人，可謂別具只眼。
孟子著力譴責(zé)和鄙視的第二種人是小人。首先，孟子引用了一個晉國駕車的人王良的故事。王良不聽趙簡子（晉國正卿）的命令，堅決不肯為他的嬖臣奚駕車，說：“吾不貫與小人乘，請辭?！?sup>(36)王良之所以抗命而拒絕奚，是因為奚是一個小人。孟子對王良的行為大加贊賞，自然是反映了孟子本人對小人的憎惡。
其次，小人必有的一個共同特點便是奴顏婢膝，吹牛拍馬，依附攀緣，毫無羞恥。孟子對這種人也特別鄙視，并借曾子的話來形容他們：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sup>(37)
他認(rèn)為小人做這種丑態(tài)，比酷夏在田地里勞作還要辛苦。這種比喻，正鮮明地反映了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心態(tài)與特點。
孟子不但在思想言論上抨擊小人，而且在行動上也強烈地體現(xiàn)出來。他對王
的極其鄙視與厭惡就說明了這一點：
孟子為卿于齊，出吊于滕，王使蓋大夫王
為輔行。王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38)
孟子在齊國為客卿時，奉齊宣王之命，以“蓋大夫王為輔行”，出使吊于滕，他們來往兩國之間，做同一件事，早晚相見，孟子卻自始至終沒有和那位王說過一句話，看來孟子是十分討厭王其人才對他表現(xiàn)得十分冷漠而不屑一顧。不過這里并未具體說到王是一個什么角色。
而另一件事情卻讓我們對這個王有較具體的了解，同時也感受到孟子的可貴人格，而這時的王已經(jīng)由“蓋大夫”升為“右?guī)煛敝毩耍?/p>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guī)熗?。入門，有進而與右?guī)熝哉?，有就右?guī)熤欢c右?guī)熝哉摺Ｃ献硬慌c右?guī)熝?。右?guī)煵粣傇唬骸爸T君子皆與言，孟子獨不與言，是簡也?！泵献勇勚?，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按：王字）以我為簡，不亦異乎？”(39)
這里生動地描繪出一幅官員之間的活動畫圖：齊國的大夫公行子喪子，眾官員往吊，官居右?guī)煹耐?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3/05/15/21174519886481.png" />也來了，由于他身為齊國執(zhí)政之官，手握重權(quán)，所以他一到來，許多人都上前去和他說話，圍著他轉(zhuǎn)，可以想見出那一副副巴結(jié)諂媚的樣子。如果僅僅是這樣，還可以看成只是眾官的丑態(tài)罷了，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發(fā)現(xiàn)，王本人就和這眾官是一路貨色。首先，王本人如果不吃這一套，這眾官就不會如此搶著去奉承他；其次，王不僅樂于接受眾人的奉承，他同時還在觀察有沒有不去趨候他的人，而且就發(fā)現(xiàn)了孟子不買他的賬，于是馬上“不悅”起來，還打起官腔來表示他的不滿，這不是一個十足的小人嗎？！可贊賞的是，孟子不但沒有前去巴結(jié)他，反而當(dāng)場用“禮”壓住他，實際上是斥責(zé)了這一幫無恥之徒。在這里，孟子猶如鶴立雞群，閃耀著他人格的光輝。這樣，我們也就會明白前面說到的孟子和王一起出使齊國時，為什么根本不理睬他了。因為孟子早已看透了這個人，而且對小人的態(tài)度是前后一致、始終如一的。
小人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一般來說，物欲膨脹、道德淪喪之時，小人就特別多。他們的卑污行為大到對國家，小到對一個單位、部門都會產(chǎn)生災(zāi)難性的影響，實在不能不防。小人現(xiàn)象已作為一個嚴(yán)重的社會問題存在了。因此，我們在這里強調(diào)一下孟子的這種精神和品格，實在是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
四
孟子這種人格的形成決非偶然，除了他自幼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如“孟母三遷”之類膾炙人口的事例之外，更主要的還是他自己長期自覺鍛煉的結(jié)果。這一點，他在回答學(xué)生公孫丑的一次提問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薄案覇柡螢楹迫恢畾?？”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sup>(40)
原來孟子平常十分注意養(yǎng)“浩然之氣”，這種氣是以“義與道”為其內(nèi)涵的，因此它剛直磅礴，充滿道義，是天地間一種浩然正氣。正是這種正氣，造就了孟子的人格魅力，并表現(xiàn)在各個方面，而且影響到千秋萬代。文天祥的《正氣歌》及其為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即是今天，也要講究而且特別需要正氣。雖然由于時代的不同，這種正氣的具體內(nèi)涵也有差異，但它們無疑又是相通的。這種正氣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也就是說它需要持之以恒地以“義與道”來培育它，是一種長期積累的結(jié)果。這就把一些有時也裝裝門面的小人之行排除在外了。小人與正氣是絕對不挨邊的。
和“養(yǎng)氣”有密切關(guān)系的，孟子還同時很重視“尚志”：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41)
“尚志”之說，在內(nèi)涵上和“養(yǎng)氣”是一致的，都是要用所信仰的仁義來充實為人的浩然正氣；不同的是，“尚志”之說，是專為“士”——讀書人提出來的。知識分子是有文化的，理應(yīng)比一般人有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這一群體的人又是可能為官的，他們的人格品質(zhì)如何，關(guān)乎社會民生，因而顯得尤其重要了。孟子的時代如此，今天同樣也不例外。當(dāng)代現(xiàn)實社會中有那么一種“士”，在功名利祿的驅(qū)使下，“只見銀，不見人”，他們不擇手段，攫名奪利，什么“羞惡之心”、“是非之心”一概全無。他們?yōu)榱藫迫『锰帲词箿S為“非人”也毫不在乎。因此，更令人覺得孟子的話是何等深刻，他的言行，更顯出其迷人的魅力，歷千古而不易。
(1)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2)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3) 同上。
(4)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5) 楊伯峻：《孟子譯注·告子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6)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7)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8) 楊伯峻：《孟子譯注·告子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9) 楊伯峻：《論語譯注·衛(wèi)靈公》，中華書局1960年版。
(10) 楊伯峻：《孟子譯注·離婁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11) 《宋史·文天祥傳》，見《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0頁。
(12)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13)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14)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15) 楊伯峻：《孟子譯注·盡心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16)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17) 楊伯峻：《論語譯注·季氏》，中華書局1960年版。
(18) 楊伯峻：《孟子譯注·離婁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19) 楊伯峻：《孟子譯注·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20)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21)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22)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23) 同上。
(24)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25) 楊伯峻：《孟子譯注·盡心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26) 楊伯峻：《孟子譯注·離婁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27) 楊伯峻：《論語譯注·公冶長》，中華書局1960年版。
(28)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29)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30) 楊伯峻：《孟子譯注·盡心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31) 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592頁。
(32) 按：《孟子》書中其他地方有時又作“辭讓”，其義近同。
(33) 楊伯峻：《孟子譯注·告子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34)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35) 楊伯峻：《孟子譯注·盡心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36) 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37) 同上。
(38)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39) 楊伯峻：《孟子譯注·離婁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
(40)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41) 楊伯峻：《孟子譯注·盡心上》，中華書局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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