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楷第與也是園《古今雜劇》的學術因緣

——以近年所見孫氏書札及校補本為新史料

潘建國

內容提要：1938年5至6月，也是園《古今雜劇》在上海被發(fā)現(xiàn)及購藏，遠在北平的孫楷第聞訊于1939年8月3日赴滬，閱曲于商務印書館，前后月余，抄錄資料，審讀校記，參與商務印書館編印《孤本元明雜劇》選目諸事宜。返京后，乃以一年多時間撰寫二十萬言《述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初刊于1940年12月。書以鄭振鐸1939年11月刊出之《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為學術基礎和參照，訛誤處考辨糾正，簡略處深化細化，未及處開掘拓展，遂成為一部研究《古今雜劇》的學術力作，并趕在商務出版《孤本元明雜劇》之前，為其確定編次、撰寫提要提供了學術支持。是書刊行后，孫楷第精益求精，復時加刪潤修訂，并于1953年由上雜出版社推出修訂版。其后，孫楷第仍親筆校補不輟，形成“校補甲本”“校補乙本”。若細加檢閱，可知其修訂校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文字刪潤、史料增補以及學術觀點之局部更新?？梢哉f，孫楷第后半生與《古今雜劇》存有特殊之關系，其間因緣遇合，若即若離，令人唏噓感念不已。

關鍵詞：《古今雜劇》 脈望館 也是園 孫楷第 鄭振鐸 元明戲曲

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下文簡稱《古今雜劇》）是20世紀戲曲文獻最為重要的一次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者鄭振鐸曾驚喜地宣稱，“這個收獲，不下于‘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xiàn)，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fā)現(xiàn)”^[1]，洵非過譽。這批珍貴文獻的發(fā)現(xiàn)、購買以及借給商務印書館選印《孤本元明雜劇》的過程，本就富有傳奇性，而一切又發(fā)生在抗戰(zhàn)爆發(fā)、民族危難之際，更增添了一層可歌可泣的悲壯色彩。關于此，前人已頗有考述^[2]，近期《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的編印出版^[3]，復令更多當年的細節(jié)浮現(xiàn)于今日讀者面前，可知其時此書周圍活躍著諸多學者、圖書館員、古籍收藏家、出版家及古書商的身影。若以學術貢獻而論，最值得關注者，則莫如鄭振鐸、王季烈及孫楷第。本文擬利用近年新見書札及校補本史料，探考孫楷第與《古今雜劇》之間的學術因緣始末^[4]。

一 赴滬閱曲及參與《孤本元明雜劇》選目審讀

孫楷第最初得知《古今雜劇》的信息，乃源自其任職的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字守和）。1939年7月25日，他在寫給張元濟的信札中說：“前累接守和先生書，悉也是園舊藏曲本由公選定付印，以校酬（讎）需時，殺青有待，總可成功云云?！?sup>[5]實際上，早在1938年5月，鄭振鐸發(fā)現(xiàn)《古今雜劇》下落之初，便數(shù)度函電袁同禮，鼓動北平圖書館購買。袁起初態(tài)度積極，后因書賈將書價抬至萬金，他只能表示“望洋興嘆”^[6]。幸好，鄭振鐸通過盧前（字冀野）成功游說國民政府教育部以九千金購下此書，而且，經(jīng)袁守和的游說，教育部同意在借給商務印書館選印出版后，全部原書由駐滬代表（即鄭振鐸）“監(jiān)交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兜兜轉轉，此書所有權最終仍歸屬北平圖書館，可算是一個意外之喜。至于袁守和屢屢致函孫楷第通報《古今雜劇》的信息，可能是因為孫楷第此時正對元明戲曲深感興趣，作為《古今雜劇》的收藏單位，北平圖書館需要了解和研究此書的版本情況及學術價值，而孫楷第無疑就是館內的最佳人選。孫楷第在7月25日的信中告訴張元濟：“本月梢、下月初或南行一游，屆時便詣崇階修謁”，預告了自己準備赴滬閱曲的計劃。

孫楷第抵滬的時間，大概在1939年8月3日^[7]。動身之前，傅增湘^[8]分別于1939年7月26日、28日兩次致函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予以紹介：“茲有門人孫子書（楷第）及館員趙斐云來滬，欲刊教育部所購之元人曲抄刻各種”，“茲孫、趙二君來申，祈撥冗賜以顏色為幸”。^[9]有了傅增湘推薦，再加上袁同禮和北平圖書館的這層關系，孫楷第在滬期間，甚得張元濟關照，查閱《古今雜劇》自然也是一路順利。9月7日，孫楷第離滬回京，在滬時間共計36天。^[10]回到北平后，他還請傅增湘致函張元濟，轉達謝忱。^[11]那么，孫楷第寓滬期間究竟完成了哪些與《古今雜劇》有關的工作呢？

在展開論述之前，不妨先來梳理一下截至1939年8月初，《古今雜劇》購買、商議出版、簽訂契約、書籍移交、啟動整理的情況^[12]。為便于觀察，茲以時間為序羅列于下：

1938年

6月4日，鄭振鐸與古董商孫伯淵簽訂購買契約，支付千元定金。

6月18日，鄭振鐸取回六十四冊《古今雜劇》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