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楷第先生印象記

程毅中

我上了燕京大學國文系之后，就聽說孫楷第先生是研究小說、戲曲的專家。在迎新會上孫先生是不會參加的。后來跟高班同學徐保釐、周紹昌上孫先生家去拜見，他們兩位是去上戲曲史課，我就在旁坐著聽了一課，見到他拿著元人雜劇的書指點著講解，覺得大學教授這樣在家里給兩個學生對坐著講課，真是新鮮。

再后，1952年春，孫先生的研究生周汝昌應(yīng)聘提前去華西大學教書了，他的同屋許政揚也是孫先生的研究生，屋里就空出一個床位。我那時和外系的同學同屋，就請求搬到許政揚學長的房間去。這樣，我有機會接受許大學長的隨時指教，同時也間接知道了一些孫先生的學術(shù)特點。許政揚學長的畢業(yè)論文是《元曲釋詞》，我讀到了部分初稿，非常欽佩。這種從語言訓詁入手研究小說戲曲的方法，給我很深的影響，后來也學著許大學長校注宋元話本，可以說就傳承自孫先生當年研治訓詁的傳統(tǒng)。

1962年，孫先生的《滄州集》稿子由文學研究所交到中華書局，正好分配給我審讀。我寫了審讀報告，經(jīng)組長審批后，派我去北大鏡春園孫先生家面談。孫先生很熱情，談得非常融洽，我們的意見大多能夠接受。不過我對他的《三言二拍源流考》提出了本事來源的幾條補證，因為在1931年《北平圖書館館刊》發(fā)表之后，又有不少新的發(fā)現(xiàn)。舊作還有幾卷沒有本事來源，最好補充進去。他表示：別人的發(fā)現(xiàn)沒有公開發(fā)表，他不便采納。我知道老先生的性格耿直狷介，他在寫《唐代俗講軌范與其本之體裁》時曾與寫《唐代俗講考》的向達先生交流過一些意見，曾在文中鄭重說明：“向君長厚君子，其平日為文，于師友片長，未嘗有掩復兼并之事?！痹凇度远脑戳骺肌非耙舱f明曾采取馬廉先生的意見，“不得掠美”。我想，有些書面材料口說不明，不如寫出來供他參考，如果他同意的話，不妨采用?？墒俏夷贻p浮躁，把補證寫成了讀書筆記的形式，寄給他請教。心想孫先生如能采納，在前言后記里提上一筆責任編輯的話，將是我的榮幸。我并不知道那些書證孫先生已寫進《小說旁證》一書了，但書尚未出，而他在1958年1月寫的《滄州集》序言里已提到此書。那時我只看到已發(fā)表的八條《小說旁證》，不知道他對“三言二拍”本事另有考證，就信口開河，不料引起孫先生的誤會，以為我要搶先對他舊作進行批評了。他很不高興，把材料退回我，并向所長何其芳同志發(fā)表了一些微詞。何其芳同志就告訴了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同志。金總編雖未嚴厲批評我，只告誡我千萬不要冒犯老先生。我非?；诰?，不知道怎樣跟他解釋。然而孫先生還是很寬厚的，在其《吳昌齡與雜劇西游記》中寫上了：“近友人程君告余，解放后新印的《遠山堂曲品》有陳龍光《西游》。余因程君言復閱《遠山堂曲品》，知陳龍光《西游》確是傳奇?！保ā稖嬷菁返?94頁）竟稱我為友人，可見孫先生的風格。

《滄州集》初稿選了六十篇文章，到1964年發(fā)稿時文化部已受到“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的批判，中華書局編輯部經(jīng)過復審，在反對“繁瑣考證”的浪潮下，決定在《滄州集》中刪去十五篇不太重要的考證文章。那時我更不敢去和孫先生商談了，組長派了同事羅錫厚同志去聯(lián)系，說明情況，孫先生為了能早日出書，慨然同意刪去“不必再印的十幾篇”，可是序言的日期還是保留著1958年。為了保留歷史的本來面目，我還可以說明一事，書中《評余冠英樂府詩選注》一文的初稿，最初發(fā)表于1954年7月18日《光明日報》，用的是宋毓珂的名字。宋毓珂是學語言學的研究生，曾幫助孫先生找過一些資料，孫先生就把署名讓給了他，可見孫先生對后學晚輩的大力扶植。后來孫先生又大加修改，并說明情況，收入于《滄州集》。

《滄州集》出版于1965年12月，那時“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已經(jīng)燃起了，中華書局的命運也岌岌可危。編輯部對《滄州集》再次進行審查，雖然沒有大問題，但還是不敢發(fā)行，壓在倉庫里直到打倒“四人幫”才正式發(fā)行。1978年我承乏主持文學編輯室的工作后，按新恢復的稿費制度補發(fā)了《滄州集》的稿費（稿費制度在“文革”中作為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曾被取消）。又請同事黃克同志去拜望孫先生，商談續(xù)編《滄州后集》的問題。黃克是許政揚先生的研究生，正是孫先生的再傳弟子，兩人談得很投機，合作得非常順利。黃克幫孫先生找資料，抄稿子，覓得十二篇舊作，連同刪去的十五篇文章，共二十七篇，編為《滄州后集》，于1985年8月出版。同時還幫著整理了《小說旁證》的一些資料，后來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出，因為他們早有預約的。黃克還為孫先生錄制了一份自述生平的錄音，后來整理成《建立科學的中國小說史學——孫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發(fā)表于《文學遺產(chǎn)》2008年第4期。這是一份珍貴的文獻史料。黃克作為孫先生的再傳弟子，確是盡了心力了。孫先生辭世后，中華書局繼續(xù)出《孫楷第文集》，與孫家親屬保持著合作關(guān)系，也是黃克在中華工作時留下的業(yè)績。不幸的是，黃克同志不久前竟病逝了，我得耗后倉促寫了一副挽聯(lián)：“菊部世家，優(yōu)游文史攻元曲；滄州助手，整合篇章證稗官?！毕乱痪渚褪侵杆闪藢O先生的一位助手。順便在這里表達一點悼念之情。

孫先生的論著，確是中國小說史學的開山之作。三種書目都是我案頭常備的書，《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中對“詩文小說”的一段評論，更給我很大啟示。我多次用以論述這一類明代的古體小說，覺得“詩文小說”的名稱，比“文言小說”“中篇傳奇”更能突顯這類作品的特色。孫先生對文言小說的論述不多，但《戲曲小說書錄解題》第一卷就講了文言小說，有不少重要的資料。如他見到的《湖海奇聞集》和《古艷異編》，現(xiàn)在已失蹤了，只能在《解題》里找到一些信息?！缎≌f旁證》里考證故事源流時也引到不少文言小說，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這方面似乎研究者注意得還不夠，因此我還要推薦一下。

[作者單位：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