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潤學史叢稿》自序

和其他學者的自選集不同，這本論集的編纂，完全是在學生的推動下進行的。

我自己尚未釀就收拾舊作的心情，覺得還不到值得總結(jié)的成熟時機。這或許是因為，自己在學業(yè)上起步很晚——被稱為“老三屆”的我們這一代人，較我們的前輩、后輩，學術生命要短許多。在我們這個年齡，我們的前輩師長早已經(jīng)典迭出，著作等身了；比起著述豐厚的同輩，自己也距離頗遠。總感覺還沒有深刻領悟?qū)W術的真諦，沒有走出有特點的學術道路，沒有真正形成學術的自覺。而盡管顧慮重重，還是在學生集體建議下勉力拿出這些文稿，是希望藉機進行階段性的整理回顧，給讀者提供一些可能的方便，也得以就教于諸多方家。

一

1978年，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yè)在高考恢復后首次招生，我在班級里算是年長的（可以引為安慰的，是一向有“大姐”之稱），當時自己的感覺，是趕上了末班車，很希望能夠“把失去的時間再追回來”。讀書期間，各門課程中名師云集。不僅是本系的老師積極上講臺，校外的劉乃和、王利器、寧可、漆俠、胡如雷、蔡美彪等先生都曾先后應邀前來授課。在“科學的春天”這樣一種大環(huán)境下，老師和同學們都十分珍視這種機會，心氣很高。

大學二年級，我選修了敦煌學課程，在王永興、張廣達二位先生的悉心指導下，閱讀《資治通鑒》與兩《唐書》等史籍和陳寅恪先生等前輩著述，開始體味到“研究”二字的份量，有志于尋其門徑，窺其堂奧。從本科高年級到研究生期間，注意力逐漸轉(zhuǎn)移到宋代歷史，突出地覺察到時代間的內(nèi)在延續(xù)與更革變遷，不滿足于依朝代起訖切割時段的研究方式。與此同時也深切感到，宋史學界在對于材料的敏感、議題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等方面，應該取法于魏晉隋唐史學界。

本科期間，開始嘗試發(fā)表考訂性的文章。先后刊出的兩篇，即《司馬光〈奏彈王安石表〉辨?zhèn)巍泛汀稙槊C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伯二五五五）校釋》，都是課業(yè)中的札記、作業(yè)。值得一提的，或許是自己投稿被拒的經(jīng)歷。我的本科畢業(yè)論文，是寫兩宋之交的傳說“泥馬渡康王”，當時將注意力集中在考訂與“泥馬”相關的崔府君其人。文章曾經(jīng)向南方一家刊物投稿，卻始終沒有回音。10年后拿出來再看，不由得很感謝當初拒用的編輯，留給我重新認識與改寫的機會。此時的思考方向有了明顯的不同，關注重點落在了與該傳說相關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在南宋初期發(fā)生的政治影響。《關于“泥馬渡康王”》一文在我本科畢業(yè)13年之后，于1995年底刊登在《北京大學學報》上。

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受到唐史方向一位師兄的啟發(fā)，準備做宋代的考課制度。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感覺宋代文官的考選升遷是一復合式體制，單純抽出考課一項，不足以準確定位、從整體上予以把握。于是將論文題目調(diào)整為《北宋的考課與循資——宋代磨勘制度研究》。1990年代初，在漆俠、吳宗國、王曾瑜等先生的鼓勵下，修訂補充，寫成了《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一書；先父鄧廣銘欣然為之作序。2000年秋，在日本東洋文庫的一次會議上，中島敏先生鄭重講到該書對于日本學者譯注《宋史·選舉志》的幫助，看著先生手中已經(jīng)篇頁散亂又精心補綴過的這本小書，我在感動之余，竟一時無語。

1985年研究生畢業(yè)之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大體上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前者包括當時的政治文化、政治群體和政治事件，后者主要涉及官僚選任、官員考察和文書處理機制。二是宋代的社會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士人網(wǎng)絡與基層社會組織。研究過程中，經(jīng)常感覺到不同課題之間的關聯(lián)與歷史內(nèi)在的融通，也希望能自專題入手，對研究中的界域和屏障有所突破。具體議題的選擇，有些是讀書期間的學術興趣引導所至，像有關文官課績、選任和資序體制的諸篇，有關政績考察和信息渠道的研究，大體上是這一脈絡延伸的結(jié)果；有些受到集體性研究項目的引領，像對于吐魯番女性的研究，對于蘇州朱長文、龔明之家族的研究，對于山西洪洞用水秩序的研究等等；也有些選題，是在教學過程中得到了啟發(fā)。

任教25年間，個人對于歷史的觀察體悟時時滲透在課堂中；而研究的一些選題，最初又是來自教學中的感受。講授中國古代史課程，使我有更多機會思考不同朝代間的銜接與變遷，像《走向再造：試談十世紀前中期的文臣群體》、《試談五代宋初“胡/漢”語境的消解》等文章，即試圖突破王朝斷限，以期較為完整地把握研究對象?！对囌撍纬摹白孀谥ā保阂员彼螘r期為中心》（后來發(fā)展為《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書），內(nèi)容的展開也是受益于教學：自從80年代后期講授宋遼金史專題，有關趙宋“祖宗之法”的問題就一直在腦際徘徊?！堆谟持g：宋代尚書內(nèi)省管窺》議題的出現(xiàn)，是在指導學生論文的過程中注意到，對于宋代內(nèi)廷高端的文書處理方式，認識至今含混模糊；《剪不斷，理還亂：有關馮京家世的“拼織”》也是在帶領學生搜討研讀材料的實習中，有感而來。《宋代歷史再認識》、《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和《永遠的挑戰(zhàn)：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等諸篇筆談，都是在課程講義的基礎上寫成。

《走向“活”的制度史》一文，本來是2001年提交給浙江大學包偉民教授主持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研討會議的短篇，其后發(fā)表在《浙江學刊》，當時并未料到會對青年學子產(chǎn)生影響。感到汗顏的是，此后我?guī)缀醪辉俑覍懼贫仁返奈恼拢瑩膫€人實際從事的研究，無法令讀者和自己滿意。在后來的教學實踐中，對于制度的內(nèi)在理路與外在關聯(lián)，對于何謂“活”的制度史，有著不斷的反思。我曾經(jīng)對學生說，所謂的“活”，絕非浮泛飄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盎睢笔钱a(chǎn)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議題、新視角可能導致動態(tài)鮮活，傳統(tǒng)議題諸如官僚機構(gòu)、制度條文，也可能貢獻出通貫深入的新穎見解。新材料的牽動，能使研究“預流”；深讀“坊間通行本”，也可能發(fā)人所未發(fā)。也就是說，盈覆載之間無非是道，而進退之宜、運用之妙，則存乎一心。對于宋代尚書內(nèi)省的研究，算是對于該認識的一次實踐。

在寫作實踐中，學人通常是“順著”歷史事實自有的發(fā)展邏輯摸索敘述；而議題的浮現(xiàn)，其實往往受到現(xiàn)實問題的刺激和現(xiàn)有研究的啟迪，而生發(fā)出“逆向”的回溯。研究過程中，經(jīng)常感覺到歷史源流對于“今日現(xiàn)象”的意義，希望能夠觸及這表象背后的脈絡與由來。

我們所面對的“歷史”本身，無疑是具有歷史性的。歷史的真實場景一過即逝，而對于這種“真實”的追求，卻是漫長而無止境的過程。學人之所以會樂此不疲，是由于其中充滿著往復對話，充滿著新材料、新思維的刺激，充滿著再認識的興奮。這種“再認識”，本質(zhì)上是批判性的：既有敏銳的觀察，又有沉潛的琢磨；既包括對于個別史料、史事的審視辨析，也包含著對于學術路徑的探索與反思。

歷史學不是能夠急功近利的學科，而是充滿人文關懷、睿智博通的學問，帶給我們深邃的人生體悟。當今的中國，自歷史中走來；無論個人具體的追求是什么，總要在歷史的脈絡中探求今日與明天。這種豐厚的積淀，是我們心靈中的“魂”與“根”，是精神上充實感的由來，也是歷史學的核心價值所在。

二

在提及自己的學史經(jīng)歷時，我最怕聽到的是“家學淵源”。在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遠。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觸到歷史學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學道路，父親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時期，父母從未刻意培養(yǎng)或限制我的興趣；對于我的志向選擇，也從未過多干預。這是出于父親的開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顧慮甚至難言之痛，以前我從未想過?；仡^來看，父親對我最深的影響，應該說是熏陶漸染的“平日不言之教”。生活在一個艱難與期望并存、坎坷與憧憬共生的時代，從前輩到我們，都有諸多無奈，也有不甘放棄的奮爭?！拔稛o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老莊的哲思，稼軒的慨嘆，時常在心中盤桓。

我經(jīng)常感覺到自己是比較幸運的。即便是在“文革”期間那艱難的歲月中，北大荒的老職工們也曾用寬厚的胸懷包容著我們“知青”。研究生畢業(yè)后，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學任教，受到前輩師長的扶掖，得到朋輩學友的溫暖。我所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由鄧廣銘、周一良、田余慶、宿白、王永興等學界前輩共同倡導建立，篳路藍縷，發(fā)展為如今的學術重鎮(zhèn)。在這一研究群體中，旨趣各不相同的學人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切磋琢磨。開闊的視角、敏銳的思緒，時時映入眼界。這種純凈自然的學術氛圍，潤物無聲的滋養(yǎng)沃澤，使我受益匪淺。

這些年來，學生們經(jīng)常是我文章的第一批讀者。他們活躍而犀利的評論，常能予人啟發(fā)，也使我看到日后學界的希望所在。我從1970年代邊疆農(nóng)村茅草土坯校舍中的小學教師，到80年代站上北京大學的講臺，環(huán)境條件有巨大變化；不變的是：面對學生澄澈無邪而渴求真知的目光，時時感覺到自己的責任。和學生在一起，作為一名教師，是我畢生的幸事，也是對于自身能力素質(zhì)的鍛煉及挑戰(zhàn)，這種經(jīng)驗使我感受工作的意義，享受人生的價值。

我明白，與前輩、同輩相比，自己的知識結(jié)構(gòu)有明顯欠缺，研究面相當狹窄；意識到應該拓寬，卻又感覺力不從心?；厥卓纯催@些年的經(jīng)歷，應該說，自己的“道路”是邊摸邊走，而不是規(guī)劃好藍圖，胸有成竹，再按部就班去建設的。在有限的活動范圍中，我希望效法前輩的精神氣象，也爭取做得切實。朱子說“學者悠悠是大病”，這不僅是用以提醒學生的話，更是經(jīng)常告誡自己的箴言。

八年前，我所敬仰的前輩李埏先生，在賜贈大著文存的同時，引述了陶弘景的詩句“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老先生虛懷若谷、灑落曠達的境界與襟懷，面對舊作之審慎鄭重態(tài)度，使我非常感動。我理解先生那寥寥數(shù)語中，寓含著對于后輩的叮嚀；也清楚地知道，學人的表現(xiàn)，最終要靠文章說話，作品一旦完成，自我解釋就顯得多余。今天，自己的論文將要結(jié)集面世，心中十分忐忑，不知奉獻給讀者的，是否稱得上合格的作品。

三

這部文集，大體上呈現(xiàn)出我個人的一些學史心得。而這些“學史”文稿的叢編，以“朗潤”命名，既是因為自己歆慕學人治史的清朗潤澤、溫和蘊藉氣息；也是因為大概可以說，我的學史生涯自北京大學的朗潤園開始，也在朗潤園得到延展。從1961年隨父母入住朗潤園，到2001年我和先生、女兒遷居藍旗營，除去中間在北大荒將近10年，前前后后在燕園這靜謐的角落里生活了30多年。八九十年代的朗潤園，被稱為“北大的中南?！保?jīng)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而在2001那一年，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又遷入了朗潤園。如今的這片天地，有中古史中心，也有國家的發(fā)展研究院，傳統(tǒng)的屋檐下，洋溢著活力與生機。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涵沐于這派勃勃生氣之中。

論集中收錄的文章，內(nèi)容基本維持原貌，少數(shù)篇章的文字略有調(diào)整?，F(xiàn)在讀來，感覺內(nèi)容闡發(fā)不準確、不到位處頗多，如果是重新研討重新結(jié)構(gòu)，會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及表述方式。文章中涉及的不少問題（例如司馬光文集的版本問題，例如崔府君信仰的問題，等等），學界已經(jīng)有了更為專門細密的研究、更加確當深入的成果，敬請讀者參照。文章中原本注釋方式各不相同，學生們不憚煩勞，幫忙做了補充統(tǒng)合工作。征引文獻版本，未予通同統(tǒng)一；有些出處，為便于讀者查閱，更新為近年來正式出版物的刊發(fā)信息。

最后，要感謝中華書局多年來對于學術事業(yè)的鼎力支持。非暢銷的學術讀物得以面世，仰賴于出版界同道的熱心與扶助。本書編輯出版過程中，承蒙李巖、徐俊先生關心過問，王傳龍先生檢核溝通，付出了許多心血，謹致以由衷謝忱。

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學朗潤園

（原載《朗潤學史叢稿》，中華書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