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介紹與晚清學術之淵源試析

都重萬

眾所周知，李大釗是在中國最先倡導唯物史觀的代表人物。多年來，中外學術界對他在五四時期介紹唯物史觀的業(yè)績，一直非常重視，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對李大釗的這件工作中所包涵的一種源于中國古代小學即文字學傳統(tǒng)、而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的養(yǎng)分而形成的以嚴復、劉師培、梁啟超等名字為代表的從中國古代漢字形體的變化中探尋中國古代社會演化發(fā)展信息的新學問。這樣一種文化背景和學術思想淵源從來不見有人提到過。再加上狹隘而僵硬地把嚴、劉、梁視為改良派、保守派，把李大釗視為革命派的凝固眼光更不容易想到李氏普及唯物史觀的歷史性業(yè)績中居然包含著嚴、劉、梁等人的學術成果在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的李大釗借助嚴、劉、梁等人的學術成果，傳播唯物史觀的代表作就是《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本文謹就此一問題，依據原始資料立論，談些淺陋之見，以期有助于加深對清末民初這一段學術進展的認識。

一

要弄清李大釗介紹唯物史觀與晚清學術關系，先有必要將一些學者對李氏《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的評價跟李文所處的語言環(huán)境重新作一番檢討，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李文的內涵及其價值。

大家都知道《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李氏在1920年受聘北京大學教授之后講授“唯物史觀”的講稿，曾收錄于1939年由北新書局出版的《守常全集》。這篇論文不只是李氏探討中國上古史的代表作，也是他普及唯物史觀的主要文章之一。這種評價似乎已是無可置疑的。然而至今在中外史學界對李氏該文究竟是否運用了唯物史觀則具有兩種迥然不同的評價。

第一種評價，對李文和唯物史觀的關系持近乎全面否定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是美國的著名漢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教授。他早在1967年出版的《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里指出李氏《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似乎沒有援用了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任何知識”。 其理由是，當時李大釗正忙于建黨等項政治活動，因而沒有時間和心境去采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史。邁斯納的否定說作為成說，在中外史壇廣為流布，曾經產生過世界性影響。

與全面否定說不同，另一種評價，即對李文和唯物史觀的關系采取完全肯定的態(tài)度，將李文視為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典范。這種做法可以吳漢全教授為代表。他認為，“李大釗的《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中國學術史上運用唯物史觀原理研究遠古至商周社會的拓荒之作，科學地再現了遠古至商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為中國古代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應引起學術界重視。”

同一篇文章，中外學者之間竟出現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在筆者看來：邁斯納在論證時缺乏充分的史料根據，事實上對李文也未進行深入分析，而吳氏的肯定又肯定得過了頭，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他把李文視為以唯物史觀原理治中國上古史的“良好的范例”，這是不是過分地夸張了呢？過猶不及，吳氏和邁斯納的論斷，都不太符合歷史事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邁斯納和吳漢全兩位的結論盡管相反，但在研究方法上，兩位都把李文孤立起來進行研究，完全忽視李文的語言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沒有用“學科”的眼光搜尋同時期其他學者如劉師培、梁啟超等人對同一問題的研究成果，并用來和李文作比較研究，以便弄清彼此之間的淵源異同。如果忽略這些問題，而采取孤立觀察的方法，那是根本無法弄清李文的基本意義，自然也無法準確估計其價值的。因此，在這里我打算先檢討李文的語境，來重新衡量邁斯納的全面否定說。

上面提到，《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1920年李氏在北大講授“唯物史觀”講義的第4部分。顯然，其文字的性質是屬于講稿。有關這篇文章的語境，最重要的是它與“唯物史觀”講義的其他部分之間的關系，因為文章的含義總是在這種特定的語境中才得以表現。茲試作一表解釋如下：

表1 “唯物史觀”講議

上表清楚地展示出李氏“唯物史觀”講議的全部內容。第一講和第三講的講稿皆現存，內容可以一目了然，第二講講題的內容也十分明顯。綜合第一講到第三講的內容來看，李氏向學生們反復講解唯物史觀本身，欲使得他們知其基本原理。至于第四講，李氏便轉換了方向，試著借用在前三次講授中學生們已較為熟悉的唯物史觀的要義闡釋他們感到最親切的本國上古史。這就是第四講的講稿《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里李氏不必重復說明唯物史觀的原因之所在。換句話說，這種特定的語境早就把其論域限制住，使李氏在該文中不須再全面提到唯物史觀原理本身，而只須在結語中強調“當代社會生活的背景實在當代社會的經濟情狀”這一最基本原則。從以上的分析看來，若沒有清晰而明確地把握李氏該文所處的語境，則不能確切讀懂此文，更無法準確地評判它。邁斯納教授的全面否定說正是完全忽視該文語境的一個最顯著的例證。

總之，《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古文字進行研究，用以解釋中國上古時代初民社會經濟生活的情況。無疑，這是李氏普及唯物史觀的主要文章之一。從這種意義上說，吳漢全教授的肯定說是可以成立的。

二

然而前引吳氏所謂“良好的范例”，這卻是一個大可爭議的問題。前面說過，對李文，我們并不能孤立地研究或任意地加以評說，而必須與其他有關的材料配合起來方能確定其價值。通過在同一學科范圍內對晚清有關文獻的廣泛閱讀和仔細探究，我們可以發(fā)現李文與梁啟超、劉師培等人辛亥革命時期治學成果之間的密切關聯。

要了解雙方的學術承傳關系，最直接的方法或許就是將他們的有關文字認真地比較。為了簡明起見，這里我僅就相關性最明顯的部分作些對比，先試舉李大釗與劉師培的例子如下：

表2 李大釗和劉師培對于漢字起源的分析

2-A：圖畫（繪畫）起源說

2-B：八卦起源說

2-C：結繩起源說

李、劉兩文的關系確實如此（詳見文末的附表①），不必再舉其他證據了。由此看來，李文對漢字起源的研究，無論繪畫說（2-A）或者八卦說（2-B）或者結繩說（2-C），從資料來源到治學方法，都完全襲用劉氏《小學發(fā)微補》一文。李氏只是將劉文某些考證部分加以刪削而已。

在上所述，乃李大釗與劉師培之間的學術淵源關系，李之所以對劉氏學術如此“傾倒”，主要原因之一是辛亥革命時期劉氏治學成果本身的魅力。綜觀劉師培的生涯和學問，1903年至1908年間，是他在學術上散發(fā)最大光亮度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改名“光漢”，投身于排滿革命運動；學術上也求新求變，致力于借西方的新知新識，闡釋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缎W發(fā)微補》一文則是劉氏根據嚴復所謂“中西字義之冥合”的前提，又將嚴氏譯介的社會科學如“社會進化階級”與小學的內容予以互釋，進而揭發(fā)中國古代文化的內涵，以期革新舊學。此類研究最清楚地展示劉氏中西“會通”的治學特點，誠如錢玄同所言：“劉君于聲音訓詁，最能觀其會通。前期（1903—1908年——引者注）研究小學，……用中國文字證明社會學者所闡發(fā)古代社會之狀況?！锻饧肪砹墩撔W與社會學之關系》及《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兩篇，皆發(fā)揮此義，《小學發(fā)微補》中亦有言及者?！?sup>而李大釗則早已相當心服劉氏這類學問，到了他死去的次年，即1920年，李氏一邊建議北大“補刻劉申叔先生遺著四種”，一邊又直接選取劉氏以字釋史的實績，用于普及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梢?，辛亥革命時期劉氏的學問，盡管毫不涉及唯物史觀，但作為一種學術傳統(tǒng)，這種中西會通的“以字詮史”的研究法對李氏嘗試援用唯物史觀探索中國上古史的真象，無疑發(fā)揮了相當的示范作用。

下面接著談李大釗與梁啟超之間的學術淵源關系，請看下表：

表3 李大釗和梁啟超對于中國古代貨幣起源的分析

3-A：貝貨幣

3-B：貝貨幣的單位

更多的例子請參看文末的附表②。由上列兩種引文的對比，灼然可見梁文對李文實有支配性的影響。例如：對于貝為中國原始時代的本位貨幣，李文說：“現于經濟上的用語，幾全由貝字孳乳而成，足證在中國石器時代，以貝殼為主要的貨幣”；梁文則云：“我國凡生計學上所用之字，無論為名詞、為動詞、為形容詞，十有九皆從貝，蓋古代之生計組織、生計行為，無一不以貝為標準也……凡中國文字與生計學有關系者，大率皆從貝，則貝為古代最通行之貨幣，且行之最久，其事甚明?！憋@然易見，前者的論斷全依后者。不僅如此，還有李文中龜甲、獸皮、家畜、兵器、農器和布帛等貨幣的見解和資料亦皆取自梁文。

李、梁二位先生同樣重視古代貨幣起源及其變遷問題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們重視的緣由有所不同。李氏的著眼點與其對唯物史觀特征的認識分不開。從1919年起，李氏反復申述：唯物史觀實質上即是“經濟史觀”。他認為，唯物史觀證明人類社會生活史上的各種變動，“最后的原因，實是經濟的”。而貨幣正是經濟活動的樞紐，就如在活人體內不斷循環(huán)的血液一般。這樣，了解古代貨幣的起源和演變過程，在李氏看來就是解釋當代經濟狀況的一把鑰匙。也正因為如此，他在這篇文章中通過大量轉引梁文的方法，系統(tǒng)地勾畫了中國古代幣制變遷的軌跡。至于梁文的寫作動機，則主要出于解決當前貨幣改革等經濟問題的現實需要。這一點，梁先生在該文的引言和結論中曾作過這樣的自我表白：“我國方承圜法極敝之末流，我后我大夫，亦既知頒定幣制之不可以已。顧頗聞廷臣之議，猶復有主銀而不主金者，此猶生秦漢以降，尚矜矜然欲貨貝而寶龜也，蔑有濟矣。吾因考古，縱論及此?！?sup>“而歸結于近日中國之必當用金以為主幣，略言其所以然之故。”可見，梁氏該文顯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然，這種針對性也很可能是引發(fā)李氏選用梁文的重要因素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梁、李二人的治學方法與劉師培的“以字詮史”法如出一轍。從這些地方又可以轉引出了近代學術史另一件待發(fā)之覆，李氏所選用的劉文和梁文之間存在一種“同工異曲”之妙。這種“妙”的形成，絕非偶然，都源于嚴復所提倡的中西互釋之學，特別是嚴譯《群學肄言》與《社會通詮》兩書。其中，從原文到譯序、按語、夾注以及譯余贅言，無不為劉、梁、李幾位的“以字詮史”法直接提供了理論、方法和示例等等。首先是劉、梁二氏則從嚴復譯著中攝取營養(yǎng)，得到眾多種啟示，但他們又后來居上，進而開創(chuàng)了“以字詮史”這樣一個新傳統(tǒng)。這方面的代表作，劉氏著有《小學發(fā)微補》、《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系》（1904年）、《周末學術史敘》（1905年）等論文；梁氏則有《國文語原解》（1907年）、《中國古代幣材考》、《志語言文字 附：運用文字之技術》（1918年）等文章。稍后出現的李氏《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就是吸收劉、梁二氏的研究實績而著成的（參見文末附表①、②）。這樣一來，嚴復譯著的精髓亦自然而然隨著劉、梁二氏的論著，傳到李文的肌體之內。所以，如果說劉、梁二氏對李文的影響是直接的，那么，嚴復的影響則是間接而帶有基原性的。

總之，李氏《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雖未標出參考過晚清學人的種種學術業(yè)績，但對比地研究了上列幾條材料之后，便知李氏文章的取材和方法大都直接從梁啟超和劉師培等人的學術著作里轉引而來的?？紤]到李氏文章原來的“語境”，即為講授唯物史觀而擬定的“講義案”，則這一問題就與一般意義上的所謂“抄襲”迥然不同，而應以沿用和發(fā)揮視之。從以上所述看來，李氏《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只不過是中國學術史上首次嘗試以唯物史觀原理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拓荒之作”，不能把它視為 學術上十分成熟的“良好的范例”。

三

如前所述，在李大釗《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的字里行間，處處可見劉師培、梁啟超、嚴復等人學術上的深刻影響。下面，專就他們三人在學術上的傳承和淵源關系，分幾個層次略加闡發(fā)，以為本文作結。

首先，在學術宗旨和治學方法上，李文與嚴、劉、梁等人的文章是完全一致的。在宗旨方面，李氏該篇開宗明義：“原人社會的經濟情形，常與原人社會的文字書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會情形，每能從文字的孳乳演蛻之跡得著確實的證據。”而嚴、劉、梁等人早就相繼認識到“六書乃治群學之秘笈也”，所以他們的論著所述之義在于“以文字證明社會進化之理?！?sup>可見，兩者的學術宗旨是一脈相承的。不僅如此，李文與嚴、梁、劉等人所應用的研究方法亦均為“以字詮史”，即分析古文字的含義，解釋古代史的內涵。簡而言之，這種“以字詮史”的門路，既繼承了清初以來小學的治學舊統(tǒng)，又吸取了清末新進的社會科學與歷史比較語言學等的西學新知，具有中西會通的特色。因此，他們以字詮史的成果，均已接近了陳寅恪所謂“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水平。

其次，上述嚴、梁、劉等人的論著與李文在學術宗旨和研究途經上雖有一脈相傳之處，然而其寫作的動機跟目的卻不盡相同。前者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在于小學的革新與所謂新史學的建立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而后者則是用來介紹和推廣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顯然，在李氏看來，他們的學問新穎而可取，乃摘取之，以作成講義，用于推進唯物史觀的普及。這樣，由于李文吸取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唯物史觀互證，其中自然豐富和發(fā)展了當時學人所熟悉的中國古典和小學傳統(tǒng)，讀起來非常親切，不單李文本身加強了吸引力，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亦可藉此被廣泛了解。從這里看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學術革新的過程中，舊學本身并不一定都是障礙，在有些情況下它是推動力。

再次，換個角度看，李氏與嚴、劉、梁等人的關系清楚地透露出近代學術界的一些消息。他們之間有同，也有異，有合，也有離，其關系是多層次多方面的，我們不能把這一切關系簡單化地一股腦塞進激進與保守、傳統(tǒng)和反傳統(tǒng)等粗略又大而無當的框架之內。其實，在清末民初，李氏與嚴、梁、劉等人盡管關于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出路，見解非一，且各人治學中心的差別亦南轅北轍，可是他們?yōu)榱酥袊鴮W術的發(fā)展，往往超脫政治派別、學術流派，直接或間接，相會合其所能，互補其所不能，逐漸營建起嶄新的學術風氣。他們所營建的這種好學風最能體現出章學誠所謂“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這句名言的真精神。

最后，更值得玩味的是，從學際關系觀察李文與嚴、梁、劉等人論著的關聯，可以發(fā)現中西雙方在近代學術發(fā)展的途程上所展現出來的某些相近或相似之處。在西歐19世紀中后期，作為唯物史觀的理論代言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經借用過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以加強唯物史觀的學理。這與李氏等人的學術聯系相比，則可知中西學術發(fā)展雖然存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差別，但其間卻出現某些同軌的現象，附錄諸表即可證成這種認識。

附表①：李大釗和劉師培關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

①-甲：對表年數起源的分析

①-乙：對古代母系制的分析

附表②：李大釗和嚴復、梁啟超關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

②-甲：對古代幣材的分析

②-甲-A：龜甲貨幣

②-甲-B：獸皮貨幣

②-甲-C：家畜貨幣

②-甲-D：兵器貨幣

②-甲-E：農器貨幣

②-甲-F：布帛貨幣

②-乙：對古代文具的分析

②-乙-A：造紙前的書寫材料

②-乙-B：紙的發(fā)明及其西傳

（原載《中國學術》第二十四輯，2007年5月）

1. 本文所依據的《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見于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文集》，第三卷，213～2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170～171，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1967．
3. 邁斯納此書在1967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后，已經被譯成韓文、中文和日文等多種文字，引起中外史學界的關注。
4. 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20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表1的主要資料來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硏究會編：《李大釗史事綜錄》，20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河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編：《河北文史資料選輯：李大釗年譜（專輯）》，第3輯，275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6. 對于劉氏此一期間的學術活動，錢玄同曾于30年代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劉君識見之新穎與夫思想之超卓，……即在民國紀元以前二十余年間，有新思想之國學諸彥中，亦有甚高之地位?！币婂X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總目》，見錢玄同編：《劉申叔先生遺書》，第1冊，8頁，寧武南氏校印本，民國23年（1934）。
7. 見嚴復：《譯余贅言》，《群學肄言》，第1冊，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3年（1934）；劉師培：《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系》，載《警鐘日報·社說》，第265號（1904年）。
8.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見《劉申叔先生遺書》，第1冊，3～4頁。
9. 見《北京大學日刊》，第573號（民國9年3月27日）第2版，《本校新聞》。
10. 另外，梁氏所寫《國文語原解》（1907年）、《志語言文字 附：運用文字之技術》（1918年）兩篇文章也為李文直接提供了部分材料。
11.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貢獻》，《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2頁。李氏對唯物史觀特征的認識參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1900—）》，7～16 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
12. 梁啟超：《中國古代幣材考》，71～72頁。
13. 梁啟超：《中國古代幣材考》，58頁。
14. 參見拙著：《劉師培對晚清史學演進的貢獻及影響》，49～58頁，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7月。
15. 李大釗：《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見《李大釗文集》，第三卷，213頁。
16. 嚴復：《社會通詮》，68頁“按語”，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0年（1931）。
17. 劉師培：《甲辰年自述詩》，見李妙根編：《劉師培論學論政》，549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另外，梁氏的見解參看梁啟超：《國文語原解》，見《飲冰室合集》，第3冊，《飲冰室文集之二十》，29～32頁。
18. 參見拙著：《劉師培對晚清史學演進的貢獻及影響》，39～65頁。
19. 陳寅?。骸蛾愐∠壬鷣砗罚d《國學季刊》，第5卷第3號，1935年，60頁。
20. 章氏名言見章學誠：《章氏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據吳興劉氏嘉業(yè)堂版影印本，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15 頁，1985。
21. 參見［蘇］H．A．康德拉紹夫：《語言學說史》，楊余森譯，78～84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丹麥］威廉·湯姆遜：《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黃振華譯，138～139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