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功名與學問

科舉考試以經(jīng)學、詩文、策論為主體部分，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提高整個社會的文化水準。余秋雨曾說：“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并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yǎng)。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么長時間以文化素養(yǎng)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sup>豐富的常識、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養(yǎng)是文官選拔的三個必要條件，而科舉考試以經(jīng)學、詩文、策問為主體部分，已足以滿足文官選拔的基本要求。雖然明清時代進士的總量不大，即使加上舉人和生員，他們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實際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人數(shù)卻遠大于進士、舉人和生員的總和，社會的整體文化素養(yǎng)正是由此得到了提高。

這里必須留意的是，基本的文化素養(yǎng)并不等于高深的學問，也不等于過人的才情，更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jié)論，說凡是中了進士的，就一定是優(yōu)秀的學者，或卓越的文人，而沒考中的則一定學問不好。只是，這樣一種錯誤的看法，因為對于功名的崇拜心理，而在民間廣泛流行，這就有了加以矯正的必要?！度辶滞馐贰穼τ趯W問與功名關(guān)系的考察，就這一點而言，確有其現(xiàn)實的針對性。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有一個鄙薄功令文字的笑話。紀昀以光為喻，認為“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其光“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shù)丈，次者數(shù)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惟功令文字只是團團黑煙。且看笑話中“老學究”與“鬼”的一段問答。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遲疑了好長時間，回答道：“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jīng)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云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sup>所謂鄭、孔，指漢代的經(jīng)學大師鄭玄和孔安國；所謂高頭講章，指“四書”“五經(jīng)”講義；所謂墨卷，指科舉考試中考中的原卷；所謂策略，又叫策論，是科舉考試中的一種文體。紀昀的意思是：用于求取功名的八股文、策論之類，只是“黑煙”，其中沒有真學問；只有鄭玄、孔安國等人與功名無關(guān)的漢學，才“字字皆吐光芒”，是真學問。

一心只求功名的人沒有學問，這不只是紀昀的看法，明清兩代的許多人都持這種見解。比如，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曾在《日知錄》卷十六中慨嘆：“嗟乎！八股盛而六經(jīng)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此法不變，則人材日至于消耗，中國日至于衰弱，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sup>所謂“十八房”，指的是刻板流行的進士考卷。清代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有他同時代人徐靈胎的一首《刺時文》：

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圣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利器：讀的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說那些只讀八股文、只考八股文的人，連“三通”“四史”這樣的史部典籍都沒有翻過，連漢高祖、唐太宗都不知道是何許人，嬉笑怒罵，可謂淋漓盡致。

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寫范進不知道蘇軾是何許人，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是何許人，張靜齋胡謅劉基“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用意亦同于徐靈胎。寫“講功名”的人沒有學問，尤具表現(xiàn)力的是第四十九回。這回的回目是“翰林高談龍虎榜”。高翰林唯一精通的大概只有八股。如同“文以載道”“詩言志”“詞緣情”一樣，八股文也有自己的基本文體規(guī)范，即“代圣賢立言”。“代圣賢立言”，在寫作上的限制是：不能引秦漢以后之書，不能引秦漢以后之事。這種限制本來只是針對八股文的，可讀書甚少的高翰林卻以為適用于別的所有的文體，于是，他拿這做標準，對莊紹光提出批評：

敝處這里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征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注《易》。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睙o論那馬先生不可比作亢龍，只把一個現(xiàn)活著的秀才拿來解圣人的經(jīng)，這也就可笑之極了！

“現(xiàn)活著的”自然是秦漢以后的人了，其事自然是秦漢以后的事了，故高翰林振振有詞地說莊紹光“可笑”。殊不知“可笑”的正是他本人?！按ベt立言”，并不是說談論當下的人不能借用經(jīng)書的文字。吳敬梓不想認真反駁，只讓武書跟高翰林開了個玩笑：“要說活著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為什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來孔子為什么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迸酶吆擦诸H為狼狽，當下便承認自己學力淺陋。吳敬梓用這個情節(jié)表達了和清代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三《科舉·立品》一樣的意思：科舉考試得中與否，與應試者的學問不相干；不是中進士、登高科者，就有學問。

講功名的人沒有學問，講學問的人又得不到功名，這矛盾該如何處理？

遲衡山的意見是：“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后來，一樣也做不成?！边t衡山給我們的印象很迂，這段議論卻不失為一種見解。

清代一些學者又有另一種看法。邵長蘅《贈王子重先生序》提出：“成進士始可以為學?！?sup>這見地相當通達，因為，在成進士前，倘若沉潛于“經(jīng)史子集、兵農(nóng)禮樂、天文律歷象數(shù)諸書”，絕對沒有精力寫好八股文；但如果成進士后，還抱住八股文不放，那就只能是高翰林似的俗儒?！都t樓夢》第八十一回，賈代儒教訓寶玉說：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但要在發(fā)達以后。所謂發(fā)達以后再學詩詞，即意在將人生分為舉業(yè)和學問兩個階段、兩個側(cè)面。舉業(yè)是進身之道，學問是終身之事；以舉業(yè)為終身的學問，失之于陋；以學問為進身的舉業(yè)，失之于迂。不陋不迂，因時制宜，這種人生安排才是恰當?shù)摹?/p>

讀到這里，也許讀者會忍不住插入一個問題：既然大家看不起舉業(yè)，干嗎不取消科舉制度，改用別的取士方式？

明清時代實行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其合理性至少有三點(我們討論學問與功名的矛盾，也正是以承認其合理性為前提的)：

一、科舉制度比歷史上的九品中正制等有較多的合理性，舍此還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拔人才的途徑。清乾隆年間的大學士鄂爾泰指出：用八股文取士，自明迄今，近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又守之不變的原因，在于變了以后沒有良法以善其后。這話說得很是通達。

二、取消八股文，考別的文體和內(nèi)容，也會有流弊，其至流弊更大。唐代的進士考試以詩賦為主，北宋的王安石曾批評道：“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sup>根據(jù)王安石的建議，宋神宗年間的進士科以儒家的經(jīng)典《易》《詩》《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為主要考試內(nèi)容，王安石的《三經(jīng)新義》則被規(guī)定為對經(jīng)典的權(quán)威性的解釋。王氏的目的，是要甄拔實用的人才，但事與愿違，應試者卻“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這使王安石大為沮喪，感慨說：“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由此一例，不難看出，“官學功令，爭為禽犢；士風流弊，必至于斯。即使盡舍《四書》朱注，而代以漢儒之今古文經(jīng)訓，甚至定商鞅、韓非之書，或馬遷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詩騷，為程文取士之本，亦終淪為富貴本子、試場題目、利祿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所有的考試文體，都避免不了伴隨著考試而來的弊端，即使是八股文，也避免不了。但作為考試文體，八股文仍有其不可抹殺的優(yōu)勢。

三、以考試的方式甄拔人才，必須有統(tǒng)一的標準，否則，考生與考官都將無所適從。所以，盡管清代一些著名學者如紀昀對朱熹的《四書》集注頗有非議，卻不贊成在科舉考試中脫離朱注而雜采漢學。據(jù)清代梁章鉅《制義叢話》卷十一記載，有個叫王惕甫的考生，在嘉慶丙午科的考試中，采用漢人的注而不用朱熹的集注，目的是投考官紀昀之所好；結(jié)果，盡管他文章寫得很好，還是被紀昀刷掉了。蓋紀昀雖在學術(shù)上偏愛漢學，不滿宋學，但他認為，個人在學術(shù)上的獨立見解不能影響考試標準的統(tǒng)一性?？荚嚤仨氂袠藴蚀鸢?，而學術(shù)研究卻鼓勵獨立見解。

面對學問與功名的矛盾，遲衡山主張“講學問”的與“講功名”的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以為兩者不可兼得；賈代儒則提倡前期攻八股文以求功名，后期讀詩古文以求學問，魚與熊掌，一人兼得。誰的說法更切實可行呢？

1. 余秋雨《十萬進士》，載《收獲》1994年第4期。
2.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頁。
3.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8頁。
4.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9頁。
5.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411—412頁。
6. 邵長蘅：《邵子湘全集》，見《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2頁。
7. 脫脫：《宋史》“選舉制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617—3618頁。
8.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