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食京華
（746—755）
天寶五載（746），杜甫從東都赴長安，參加李林甫主持的在全國公開招賢的考試，結(jié)果與同來趕考的元結(jié)以及所有的舉人一起落第，無一得中。李林甫還以“野無遺賢”為由上表祝賀玄宗。如果說李林甫的忌賢使杜甫初次遭到的重大打擊，還只是他的個人命運與國家衰敗的命運相連結(jié)的開始；那么第二年李邕、裴敦復等名賢被李林甫陷害致死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已經(jīng)是昭示天寶政治腐朽黑暗的一個重要標志。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正是對這時斗雞者邀寵、黷武者受賞、賢俊埋沒、奸臣當?shù)馈⒂⒉殴Τ急缓?、黑白是非顛倒的社會現(xiàn)象的一個總結(jié)。此后楊國忠擅權(quán)、安祿山得志、楊貴妃專寵，朝廷政治一敗涂地，終于爆發(fā)安史之亂。杜甫在京華旅食的十年里，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日子，為生計而奔走權(quán)門，為前程而干謁顯貴，然而一事無成，只有直接上書皇帝。天寶十載，玄宗將行三大禮祭，杜甫獻《三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新唐書·杜甫傳》）。制禮作樂曾經(jīng)是開元政治清明的象征，然而在排斥禮樂文章的李林甫的主持下，杜甫再次被黜落。他的悲劇反映了接受開元禮樂文明教育的一代士人在天寶政治環(huán)境中必然走投無路的共同命運。
十年奔走于豪門的生涯，使杜甫熟知上層社會驕奢淫逸的現(xiàn)狀和黑暗政治的內(nèi)幕；淪落下層飽經(jīng)憂患，又使他對社會弊端和民間疾苦體察尤深。天寶時期詩人對現(xiàn)實的揭露和抨擊最為有力的是李白和杜甫。只是李白更多地著眼于讒佞蒙蔽君王、內(nèi)寵外戚亂政、宦豎小人得勢等上層政治的問題，而杜甫則更多地著眼于普通百姓在亂政統(tǒng)治下遭受的苦難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社會危機。以天寶時期最嚴重的窮兵黷武而言，盛唐文人也有對朝廷開邊提出過批評的，但一般限于將士的賞罰不均和用兵的勞民傷財：“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保▌场冻鋈罚盁o為費中國，更欲邀奇功?！保ㄍ蹙S《送陸員外》）而杜甫的《兵車行》則指出了窮兵黷武所引起的田園荒蕪、賦稅繁重、民不聊生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危機?！肚俺鋈攀住芬哉鞣虻目谖桥u君王的開邊政策，揭露軍中將士的苦樂不均，同情士卒的悲慘境遇，憂慮中原即將大亂，詩人對戰(zhàn)爭性質(zhì)和民族關(guān)系的正確見解使這組詩的思想深度超過了盛唐所有的邊塞詩。如果說李白多用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統(tǒng)治者的昏淫腐朽，那么杜甫的《麗人行》則是直截了當?shù)刂S刺楊氏兄妹驕縱荒淫的丑態(tài)。在慈恩寺塔上，當高適、岑參等詩人還在“盛時慚阮步”時，杜甫已經(jīng)“登茲翻百憂”，產(chǎn)生了山河破碎的預(yù)感。
天寶十四載，杜甫好不容易得了一個“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的小官。在赴奉先探家的路上，經(jīng)過驪山，與華清宮里尋歡作樂的玄宗貴妃僅一墻之隔。十年來困守長安的憂憤被眼前情景觸發(fā)，到家后便寫下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里熱切地表白了救世濟民的執(zhí)著意愿，觸目驚心地展現(xiàn)了貧富之間的尖銳對立，預(yù)示了一觸即發(fā)的政治危機，傾瀉出詩人無比深廣的憂憤。這首詩標志著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也是他對社會現(xiàn)實的認識的全面總結(jié)。
這一時期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形成自己沉郁頓挫的特色。首先是在天寶后期流行七言長句的風氣影響下，他轉(zhuǎn)為大量寫作七言歌行，并用于新題樂府，夭矯跌宕，雄放沉厚。與李白一樣，七言歌行成為最能顯露其橫逸浩瀚之才的體裁。其次是干謁使他在五言古詩和五言排律這兩種體裁上多所磨礪。這類干謁詩只有《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直陳懷抱，詞氣磊落，感憤悲壯，其余都不免應(yīng)酬虛美，典雅凝重。但這類詩立意章法因人而異，辭藻豐富，頓挫轉(zhuǎn)折，曲盡其意，奠定了杜詩以才力見長的功底。此外，他在交游干謁、登臨游覽的日常贈答詩里又表現(xiàn)出好用口語俗語、平易率意的特色以及講究構(gòu)思和煉意的用心，這些都是他日后在詩歌藝術(shù)方面多種創(chuàng)變的開端。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1)，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2)，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3)。左相日興費萬錢(4)，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圣稱避賢(5)。宗之瀟灑美少年(6)，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7)，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8)，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焦遂五斗方卓然(9)，高談雄辯驚四筵。
(1)知章：賀知章，浙江永興人，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jiān)。醉后落筆，文不加點。天寶三載上疏請度為道士還鄉(xiāng)。
(2)汝陽：汝陽王李琎，是玄宗大哥李憲的長子，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等是詩酒之交。
(3)酒泉：即今甘肅酒泉市。因傳說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地名酒泉。
(4)左相：李適之。天寶元年（742）任左丞相，天寶五載罷相。七月貶宜春太守，被逼服毒自盡。
(5)“銜杯”句：李適之罷相后賦詩一首：“避賢初罷相，樂圣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6)宗之：崔宗之，襲封齊國公，官侍御史。后貶官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
(7)蘇晉：歷任中書舍人、吏部、戶部侍郎。
(8)張旭：吳郡人，盛唐著名書法家，擅長狂草，被時人稱為“草圣”。
(9)焦遂：事跡不詳，據(jù)袁郊《甘澤謠》，為一介布衣。
這首詩的寫作時間不難推測。從詩里引用李適之罷相后所賦詩句來看，應(yīng)作于天寶五載四月適之罷相后，七月貶宜春前。雖然詩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同游之人，蘇晉就早在開元二十二年去世，此詩所寫是回憶。但李適之被迫害致死，十分悲慘，如寫于他死后，詩里決不會有如此豪興。
“飲中八仙”之稱，當時就流傳于世，據(jù)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說“時人又以公及賀監(jiān)、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余首?！笨梢娨岳畎诪橹行牡倪@些人物曾一度成為風行的賦詠題材。杜甫此詩的八仙中僅四人與范氏序文所說相合。是否如王琦《李太白年譜》所猜想的：因為“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至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呢？也很難說，因為其間僅賀知章、汝陽王、崔宗之、李白四人確乎交往密切。其余四人在長安活動的時間或相距甚遠，或不可考，沒有結(jié)成文酒之會的根據(jù)。較大的可能是杜甫以當時流傳的八仙中最重要的四人為主，又擇開元以來著名的幾位風格相近的酒徒集而成詩。八仙的身份地位差異很大，有王公宗室，有宰相侍郎，也有布衣山人。共同的特點是都醉得有仙氣，都表現(xiàn)了酒醉之后不受任何世俗觀念和清規(guī)戒律束縛的精神狀態(tài)。
八仙雖然都是醉酒，但醉態(tài)各不相同，杜甫善于抓住他們各自最突出的特點，三言兩語就將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賀知章是吳越人，習慣乘船，所以把他醉后騎馬搖搖晃晃的樣子比作乘船，眼花落井都能在水底照睡不誤，可見醉中自得，可以達到水陸不分、醒醉兩忘的程度。
汝陽王喝了三斗酒才去上朝，路上見了釀酒的車還饞得流口水，恨不能將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這幾句只是極言其上朝之前貪酒的饞相，但也足見汝陽王為酒竟然可以不顧朝廷禮儀和規(guī)矩。汝陽之父因是玄宗長兄，終身謹小慎微，死后謚“讓皇帝”。玄宗對于他這個本來應(yīng)該當皇帝的大哥顧忌很深。究竟是其子真的敢于如此狂誕呢？還是杜甫的夸張呢？
【明】尤求繪飲中八仙圖
而左相的特點則是他愛好招待賓朋，所以不惜日費萬錢?！般暠本浠美钸m之罷相后作的小詩?！氨苜t”即讓位下臺。古人稱清酒為中圣人，所以把喝酒說成“樂圣”。李適之的詩本意是刺世態(tài)炎涼。杜甫把他的豪飲與這首小詩聯(lián)系起來，其用意顯然是稱贊他在醉中可以無視宦海浮沉、人情冷暖。
崔宗之以瀟灑年少為特征，這里著重刻畫的是他把酒望天的傲岸神情，以及如玉樹臨風的搖曳姿態(tài)。史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梢姸鸥θ〈颂攸c，不僅為了描寫宗之的形神，更藉其風姿表現(xiàn)了醉仙的高潔脫俗。
蘇晉本是吃長齋的虔誠的佛教徒，可是醉中往往逃禪，可見酒能使他擺脫佛門清規(guī)戒律的約束。
李白斗酒詩百篇，傳為人間佳話，而杜甫偏偏寫他喝醉以后熟眠酒家，不應(yīng)天子之詔?！缎绿茣份d，玄宗坐沉香亭，欲得李白樂章，時李白正與酒徒醉于市。召入，左右以水噴面，酒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shù)次宴見。又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說：玄宗泛舟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李白醉酒翰林院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甫將這兩件事合在一起。天子呼來不上船，本來是天子召之因醉而上不了船，但字面意思卻是天子呼之而不肯上船，這就把李白寫成了不受君命的酒中仙。
《舊唐書·張旭傳》說張旭善草書，好酒，每醉后，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杜甫對他的描寫似乎只是寫實，但從“脫帽露頂王公前”一句就可看出，杜甫著意要強調(diào)的是他在王公貴族面前不拘禮儀的放達。
焦遂是一介布衣，卻能在醉后高談雄辯，語驚四座。關(guān)于他的記載，僅見于袁郊《甘澤謠》，說他與陶峴等共游山水，那么此人一定也是一個放浪形骸之輩。
總而觀之，杜甫寫飲中八仙，強調(diào)的是他們將醉醒行跡、王公至尊、仕途富貴、世俗人情、乃至佛門戒律等統(tǒng)統(tǒng)置之度外的高邁絕塵之氣。這種狂放、曠達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開元時代的精神。但聯(lián)系他寫作的背景來看，這種精神狀態(tài)到天寶中已經(jīng)逐漸失去了它的時代條件。杜甫對此即使還沒有深刻的體會，也不會毫無感受，那么他寫這首詩就不僅僅是一時興起，或許還蘊含著他對行將消逝的開元精神的深深懷戀。
歌行寫人物，盛唐時較少見，僅李頎擅長，但也沒有這種集合八個人物，一人一節(jié)的寫法，所以王嗣奭《杜臆》說：“此系創(chuàng)格，前古無所因，后人不能學?！睆恼路▉砜?，八個人中除李白用四句歌詠以外，汝陽王、左相、宗之、張旭四人分別用三句，賀知章、蘇晉、焦遂三人分別用兩句，而各置于篇頭、篇中、篇尾。所以八人并非八章的拼合，而是錯落有致，條理井然。貫穿其中的主線則是深蘊在這些人物狂態(tài)中的共同的精神內(nèi)涵。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