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自由

我們能做什么

我們能做什么？本是一個可大可小的題目，今天希望在一點鐘以內(nèi)講出來。在講本題之前，我愿提一下剛才主席介紹詞里的話，他說我過去在政治上的主張與公能學(xué)會的精神很相近。我愿給他的話一個證明。

從前我們辦過一個小報，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們不談主義，只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碑?dāng)時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連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有人問我好政府的條件，我說：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負某部門責(zé)任的官吏，一定要熟習(xí)并且專長于這部門的業(yè)務(wù)。

當(dāng)時我沒有看到南開的校訓(xùn)：“公”、“能”這兩個字，但我所提出的是與“公”、“能”相一致的。這是我給主席的話加一個注解，也是加一個證明。

我要說的是：我們能做什么？不管是南開校友會也好，北大同學(xué)會也好，公能學(xué)會，或是市民治促進會等團體都好，我們要問一問：我們能做什么？

來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與張佛泉，譚炳訓(xùn)諸位先生去參觀北平市參議員選舉的五個投票區(qū)。從這里我們訓(xùn)練了自己，教育了自己。從這次辦理選舉的經(jīng)過來看，當(dāng)局者很想把選舉辦好，事前請了學(xué)校里的好多政治學(xué)家和許多別的先生們?nèi)パ芯浚ハ朕k法，可見辦選舉的人是想辦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看了幾個選舉區(qū)以后，覺得有缺點，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因為辦選舉的人自己沒有經(jīng)驗，也很少看過別人選舉。拿選舉的法律條文做教科書，就難以解決實際困難。譬如選舉時旁邊有個代書人，凡是不會寫字的選民可以請代書人代寫選票，加上旁邊兩個監(jiān)視人，選一票至少要被三個人知道，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難免受人威脅利用。但“代書人”的辦法是選舉法的細則上規(guī)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哪里？根本毛病在于憲法。

憲法規(guī)定普選，不分性別，不分教育程度，不計財產(chǎn)，只要滿二十歲就有選舉權(quán)，這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制度，我們是迎頭趕上了。但是我們選民的“能”不夠，我們看見一個老太太來選舉，競選的人遞給她三張片子，走到代書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選誰。另外我們看到一位瞎子來投票，這太感動人了，外國記者忙著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選誰。有人建議他用手在候選人名單上任指一個，但他是盲人，連指的能力都沒有，結(jié)果由他的小孫子在名單上隨便點了一個，這是我們看見的，這是公開的，并沒有人賄選。但結(jié)果是如此不合理！

錯誤是在制憲時種下的，當(dāng)時我們沒有反對普選，是一個大錯。我們只根據(jù)書本，沒有勇氣走出看看，為了“普選”的美名，我們沒有看看全國人民的水準(zhǔn)，沒有看看他們的能力。將來發(fā)生壞的效果，我們參加制憲的人都有責(zé)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選舉的實情。

我們還看了北平的職業(yè)選舉，市商會和市教育會就沒有“代書”的事。比區(qū)域選舉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會用間接選舉，手續(xù)繁復(fù)；市教育會用直接選舉，在十個候選人當(dāng)中選七位參議員，方法簡便，效果也良好。

從這里我們得到兩個教訓(xùn)：第一、選民教育程度高的，選舉就辦得好。第二、選民應(yīng)該有限制，在憲法沒有修改以前，沒有辦法根本解決。但是，我們可以接受各種經(jīng)驗教訓(xùn)，改正既有的缺點，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發(fā)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錯誤。候選人應(yīng)該加以限制，應(yīng)該要他負責(zé)。英國規(guī)定候選人須繳兩百鎊保證金，選票不及選民三分之一時，保證金就充公為選舉經(jīng)費，這辦法也許太嚴，但我們絕不能讓一個人隨便去登記一下就成為候選人。我們要讓他負責(zé)任，候選人減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選票上，選民只要在名下畫個“”，不會寫字的人總可以畫“”，“代書人”可以免除。這就改正了一個缺點。

我們要能夠接受經(jīng)驗，改正缺點。這算是我的引論，以下談?wù)摹?/p>

我們能做什么？這要靠我們的知識水準(zhǔn)，教育程度，和技能修養(yǎng)。究竟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xié)助的個人能做些什么？以我想，至少有三大類的事情可做。我愿用幾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類：可以說是消極的，以我個人為例，我民國六年回國，當(dāng)時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雖然真的過了廿一年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卻常常談?wù)危群笪覅⒓踊蛑鞒诌^《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獨立評論》和《新月》等政治性的雜志。因為忍不住不談?wù)危部梢哉f不能不問政治，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于是不得不問政治。

我只是學(xué)彌爾。這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大政治家，大經(jīng)濟學(xué)家，還可以說是大思想家。中國有嚴復(fù)譯的《群己權(quán)界論》就是他劃時代的巨著。這是一個天才；三歲能用希臘文作詩，五歲能通拉丁文。由于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時期縮短了二十五年。彌爾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歲，幾十年的時間沒有參加實際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寫政治論文、批評實際政治，他的著作給英國政治以很深的影響。而如今有人稱他為自由黨“精神上的父親”，工黨“精神上的祖父”。彌爾這種批評政治，討論政治的精神，我們可以學(xué)習(xí)，也是我們所能做的！這是指個人方面。

此外，團體方面英國有個費邊學(xué)會。費邊是緩慢的意思。費邊學(xué)會可以譯做綏進學(xué)會。他們研究社會主義，反對激進的政治主張，時常討論、研究，出了許多小冊子。結(jié)果費邊學(xué)會成為英國工黨真正的前身，他們的研究結(jié)果成為工黨政治理論的基礎(chǔ)。

今天我們的許多團體，像公能學(xué)會、市民治促進會，就可以學(xué)一學(xué)費邊學(xué)會，就能做研究政治討論政治的工作。

第二類我們能做的可以學(xué)美國的“扒糞主義”?！鞍羌S主義”起于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有一些新聞記者感到許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謂“BOSS”，我們可以譯為“老板”。這種人并不是大資本家，大政客，只是憑著權(quán)術(shù)、手段，經(jīng)過多少年的活動，把持著這個城市的一切惡勢力。所謂“扒糞運動”，就是有計劃，有知識的，對惡勢力長期作戰(zhàn)。根據(jù)調(diào)查的事實，來攻擊惡勢力，結(jié)果得到很大的效果。

我們要有扒糞的精神，不要單是喊打倒貪污，究竟貪污的證據(jù)在那里？我們可以調(diào)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調(diào)查天津的機關(guān)，可以查賬，沒有一種假賬是查不出來的。這種事，個人能做，團體也能做。

第三大類能夠做的，我也舉一個例來說明：1944年美國有個C.I.O.P.A.C.的組織就是美國有名的兩大勞工組織之一的“工業(yè)組織聯(lián)合”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縮寫。1944年正是美國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對德戰(zhàn)爭還十分緊張，對日戰(zhàn)爭也沒有結(jié)束。羅斯福總統(tǒng)第三任已經(jīng)期滿，大選快了，按慣例，總統(tǒng)連任三次已經(jīng)空前，連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連任，這有什么辦法？再兩年以前（1942年）國會改選的時候，美國有資格投票的選民有八千萬，但是實際投票的只有三千多萬人，人民對選舉不發(fā)生興趣。國家大局交給誰來主持呢？這時C.I.O.P.A.C.做了兩件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參加選舉，踴躍投票，一是做候選人調(diào)查。他們認為好的人，把他過去的言論，行為，事業(yè)成就，調(diào)查清楚，然后公布出來，讓選民有明白的認識。對他們認為壞的候選人，也把他過去的行為過失，荒謬言論，搜集起來公布給大眾。這兩種工作似乎很簡單，但這工作教育了美國人民。當(dāng)時許多自由主義的教授、專家都來參加這個工作。其結(jié)果，不僅是使C.I.O.P.A.C.本身的組織加強，同時使1944年選舉投票的人數(shù)增加到五千多萬人。許多老的議員都落選，議會里添了許多新人物。這是這個P.A.C.努力的結(jié)果。這種工作，我們目前就亟須做，這種是我們能做什么的第三類的答案。

以上所談的三大類來講，第一是消極的研究、討論，來影響政治，個人、團體都能夠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糞，調(diào)查，揭發(fā)，總會使政治日漸清明。第三是以團體的力量做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動了選舉，積極促進了政治。

這三條路都是有成績的，都可以訓(xùn)練我們，促進我們達到兩種目的：一種是“公”，一種是“能”。做我們所能做的，我們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會，“公”、“能”的好政府。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幾年前，有人問我，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在中國有沒有相似的話。我說，我記得是有的，但一時記不清是誰說的了。

我記得是在王應(yīng)麟的《困學(xué)紀聞》里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沒有機會去翻查《困學(xué)紀聞》。今年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xué)紀聞》，昨天檢得卷十七有這一條：

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逼溲钥梢粤⑴场?/p>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dāng)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xiàn)在叫做言論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歷989，死在1052，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靈烏賦》答梅圣俞的《靈烏賦》，大概是在景皊三年他同歐陽修、余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

梅圣俞名堯臣，生在西歷1003，死在1061。他的集中有《靈烏賦》。原是寄給范仲淹的，大意是勸他的朋友們不要多說話。賦中有這句子：

鳳不時而鳴，

烏啞啞兮招唾罵于里閭。

烏兮，事將乖而獻忠，

人反謂爾多兇?！?/p>

胡不若鳳之時鳴，

人不怪兮不驚！……

烏兮，爾可，

吾今語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誤）聽。

結(jié)爾舌兮鈐爾喙，

爾飲啄兮爾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來城頭無爾累。

這篇賦的見解、文辭都不高明。

范仲淹作《靈烏賦》，有自序說：

梅君圣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因為這篇賦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所以我多摘抄幾句：

靈烏，靈烏，

爾之為禽兮何不高飛而遠翥？

何為號呼于人兮告吉兇而逢怒！

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

徒悔焉而亡路。

彼啞啞兮如訴，

請臆對而忍諭：

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

我有質(zhì)兮慮天地之覆露。

長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樹。……

母之鞠兮孔艱，

主之仁兮則安。

度春風(fēng)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盤桓。

思報之意，厥聲或異：

憂于未形，恐于未熾。

知我者謂吉之先，

不知我者謂兇之類。

故告之則反災(zāi)于身，

不告之則稔禍于人。

主恩或忘，我懷靡臧。

雖死而告，為兇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懼而修德，俾王之興；

雉怪于鼎，懼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聽甚邇，人言曷??！

彼希聲之鳳皇，

亦見譏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見傷于魯人。

鳳豈以譏而不靈？

麟豈以傷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

焚而可變，孰為英瓊？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學(xué)太倉之鼠兮，

何必仁為，豐食而肥？

倉茍竭兮，吾將安歸！

又不學(xué)荒城之狐兮，

何必義為，深穴而威？

城茍圯兮，吾將疇依！

………

我烏也勤于母兮自天，

愛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無言兮是然。

這是九百多年前一個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

賦中“憂于未形，恐于未熾”兩句，范公在十年后，在他最后被貶謫之后一年，作《岳陽樓記》，充分發(fā)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當(dāng)前此三年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范仲淹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里說：

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zhǔn)?，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p>

這是他在那所謂“慶歷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一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jīng)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蛑^救弊之術(shù)無乃后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

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范仲淹說的“憂于未形，恐于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從中國向來智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tǒng)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zé)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以鼓勵人人肯說“憂于未形，恐于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diào)。

容忍與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的蛢捍髮W(xué)的史學(xué)大師布爾先生。我們談到英國史學(xué)大師阿克頓一生準(zhǔn)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曾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游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蔽岐毠址驍?shù)千年來之排治權(quán)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xué)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wèi)道”態(tài)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fā)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的“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jīng)典！

我在那時候當(dāng)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會很熱心的給《西游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dāng)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zhí)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xué)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xué)術(shù)、新信仰、新藝術(shù)的經(jīng)典的根據(jù)。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蔽耶?dāng)時完全沒有想到第四誅的“假于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zhí)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dāng)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注里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里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盲偽而辯，學(xué)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fā)明“奇技異器”的科學(xué)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游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dāng)然沒有夢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學(xué)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wèi)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dāng)年我要“殺”人，后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和共產(chǎn)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chǎn)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tài)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shù)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nèi)和國外自由發(fā)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guān)在監(jiān)獄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yīng)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tài)度。人類的習(xí)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于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和約翰·高爾文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于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后，新教的領(lǐng)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nèi)瓦掌握了宗教大權(quán)，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xué)者塞維圖斯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1553年10月23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biāo)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柏時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像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后，高爾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1554年，高爾文發(fā)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quán)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zhàn)斗?！?/p>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zhàn)，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dāng)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dāng)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

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xùn)：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xí)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yǎng)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志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xué)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xué)術(shù)發(fā)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xué)當(dāng)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dāng)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tài)度?，F(xiàn)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tài)度是很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yīng)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xiàn)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nèi)粝雱e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yǎng)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yīng)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xùn)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5月5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張熙若先生的《國民人格之修養(yǎng)》。這篇文字也是紀念“五四”的，我讀了很受感動，所以轉(zhuǎn)載在這一期。我讀了張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寫在這里作今年五四紀念的尾聲。

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學(xué)依慣例還承認這個北大紀念日之外，全國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日子了。張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頗吃一驚。他是政治哲學(xué)的教授，說話不離本行，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chǎn)出的政治哲學(xué)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xué)。他充分承認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有缺點和流弊，尤其在經(jīng)濟方面。但他指出個人主義自有它的優(yōu)點：最基本的是它承認個人是一切社會組織的來源。他又指出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的神髓是承認個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說：

個人主義在理論上及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但以個人的良心為判斷政治上是非之最終標(biāo)準(zhǔn)，卻毫無疑義是它的最大優(yōu)點，是它的最高價值。……至少，他還有養(yǎng)成忠誠勇敢的人格的用處。此種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yīng)該大量的培養(yǎng)的?！袢杖裟芏喽嗯囵B(yǎng)此種人材，國事不怕沒有人擔(dān)負。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yè)，偉大的事業(yè)惟有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

張先生的這段議論，我大致贊同。他把“五四運動”一個名詞包括“五四”前后的新思潮運動，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國六七年的五四運動”一句話。這是五四運動的廣義，我們也不妨沿用這個廣義的說法。張先生所謂“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我們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就感覺到當(dāng)時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細說明意義的必要。無疑的，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xué)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xué)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的原則了。他后來辦北京大學(xué)，主張思想自由、學(xué)術(shù)獨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學(xué)里，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同時教書講學(xué)。別人頗以為奇怪，蔡先生只說：“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xué)之所以為大也。”這樣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我們在當(dāng)時提倡的思想，當(dāng)然很顯出個人主義的色彩。但我們當(dāng)時曾引杜威先生的話，指出個人主義有兩種：

（1）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他的性質(zhì)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群眾的利益。

（2）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dāng)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dāng)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dāng)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jié)果要負完全責(zé)任，不怕權(quán)威，不怕監(jiān)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這后一種就是我們當(dāng)時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我們當(dāng)日介紹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有兩個中心見解：第一是充分發(fā)展個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說的：“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钡诙且斐勺杂瑟毩⒌娜烁?，像易卜生的《國民公敵》戲劇里的斯鐸曼醫(yī)生那樣“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就是張熙若先生說的“養(yǎng)成忠誠勇敢的人格”。

近幾年來，五四運動頗受一班論者的批評，也正是為了這種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平心說來，這種批評是不公道的，是根據(jù)于一種誤解的。他們說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生觀。這是濫用名詞的大笑話。難道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發(fā)展個人的才能了嗎？難道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就用不著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個人了嗎？難道當(dāng)時辛苦奮斗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志士仁人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奴才嗎？我們試看蘇俄現(xiàn)在怎樣用種種方法來提倡個人的努力，就可以明白這種人生觀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了。

還有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么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馬克斯、恩格爾，都生死在這個時代里，都是這個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chǎn)兒。他們都是終身為自由奮斗的人。我們?nèi)ゾS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我們?nèi)绾闻涑靶S多利亞時代呢！

所以我完全贊同張熙若先生說的“這種忠誠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yīng)該大量的培養(yǎng)的”。因為這種人格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shù)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們現(xiàn)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yīng)該想想，當(dāng)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里受監(jiān)禁拘囚的十萬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寧一生革命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張熙若先生很大膽的把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相提并論，并且很大膽的說這兩個運動走的方向是相同的。這種議論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評，因為有許多人決不肯承認這個看法。平心說來，張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至少有兩點是和民國六七八年的新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民族主義。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的態(tài)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tài)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離，在歷史上看來，可以說是國民黨對于這種不容異己的專制態(tài)度的反抗?？上妩h以來，六七年中，這種“不容忍”的態(tài)度養(yǎng)成的專制習(xí)慣還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剛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不容異己，又學(xué)會了法西斯蒂的不容異己，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dāng)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的?！缎虑嗄辍返耐艘捕己車绤柕呐u指斥中國舊文化。其實孫中山先生也是抱著大同主義的，他是信仰“天下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屢次說起鮑洛庭同志勸他特別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而民國十四五年的遠東局勢，又逼我們中國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義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成功?？墒敲褡逯髁x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后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極端的叫囂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里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這兩點上，我們可以說，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不完全和五四運動同一個方向的。但就大體上說，張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確性。孫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自由主義的影響的，他無疑的是民治主義的信徒，又是大同主義的信徒。他一生奮斗的歷史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愛自由愛獨立的理想主義者。我們看他在民國九年一月《與海外同志書》里那樣贊揚五四運動，那樣承認“思想之轉(zhuǎn)變”為革命成功的條件；我們更看他在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時那樣容納異己思想的寬大精神，——我們不能不承認，至少孫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國民革命是和五四運動走同一方向的。因為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轉(zhuǎn)變”，所以他能承認五四運動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的事”。思想的轉(zhuǎn)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的努力的產(chǎn)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zhuǎn)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