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本書的著眼點在于把陳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一直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要么梁陳、陳隋并提，要么全盤否定，要么略去不論。究其原因：一是陳代國祚短暫，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不多；二是陳代緊隨齊梁之后，創(chuàng)作主體大都由梁入陳，深受齊梁詩風的影響，后世多詬病其為“恐于齊梁作后塵”，“艷薄斯極”，常把其看作是南北朝文學或齊梁文學的余緒；三是因政治評價等原因，對陳代文學獨立的文學地位的價值缺乏全面客觀的認識。

作為文學史上的一段客觀存在，陳代文學有著自己的生成環(huán)境、生活空間和歷史文化背景，自然也呈現(xiàn)出了自己的特點?？v觀陳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與文學成就，我們應辯證地認識到，以政治史取代文學史的自身發(fā)展脈絡的局限性，陳代有步后塵、延續(xù)齊梁文風的一面，同時亦有努力擺脫齊梁文風影響，呈現(xiàn)不尚綺靡文風、求新求變等多元化美學特征的一面。因此，全方位、多角度地對陳代文學進行系統(tǒng)性、綜合性研究，歷史地看待陳代文學的成就與不足，客觀確認陳代文學在南北朝文學向隋唐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對于深化和推進對南北朝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的認識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節(jié) 陳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

陳代文學研究與南朝其他朝代文學研究相比，相對比較薄弱，但隨著文學史研究的逐步深入，陳代文學的研究狀況發(fā)生了很大改觀，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20世紀20年之前陳代文學研究乏善可陳，20年代以后劉師培、謝無量、朱東潤等諸位先生對陳代文學有比較清晰而恰切的評價與介紹，80年代以后注重對陳代作家的個案研究，創(chuàng)獲較多。主要集中于以下幾方面：

一 陳代文學的整體研究

陳代文學的整體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各種文學史性質(zhì)的論著中。一方面，研究者多有貶斥之辭。如劉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認為梁代文學是“色情文學”、“亡國之音”。胡國瑞先生《南北朝文學史》認為：“從梁以至陳代，詩風更是卑下，勉強可以提出的，只有陰鏗和徐陵?！?sup>蕭滌非先生《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認為：“樂府至陳，聲情益蕩，史言后主荒于聲色，與江總等狎客，游宴后宮，詩酒流連，罕關庶務。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逐漸發(fā)掘了陳代文學的價值，共分為兩大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陳代文學是梁代余緒，但又有所發(fā)展。如朱東潤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認識到了這一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并對梁陳文學屢遭詬病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一則梁陳覆亡，近在眉睫，遂謂文章為人禍福；二則隋人代周，唐人代隋，自許朔士，薄彼南人，故譏彈梁陳，嘲弄徐庾，此蔽于方域之見者又一也。章培恒、駱玉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陳代文學“基本是沿著梁代文學的道路繼續(xù)發(fā)展”，在南北朝向唐代文學過渡中具有重要作用。葛曉音先生《八代詩史》（修訂本）（中華書局2007年版）、王鍾陵先生《中國中古詩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聶石樵先生《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中華書局2007年版）等認為陳代文學大抵因循梁代，而在思想內(nèi)容和寫作技巧上是有所開拓的。

第二類觀點認為陳代文學作為獨立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文學成就。劉師培先生《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認為有陳一代雖然國祚短促，然藝文亦未可謂衰矣，“陳代開國之初，承梁季之亂，文學漸衰。然世祖以來，漸崇文學。后主在東宮，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踐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競為文詞。又開國功臣如侯安都、孫玚、徐敬成，均接納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會友，極一時之選。故文學復昌，迄于亡國”。劉師培先生抓住了陳代文學精神和文學風氣的嬗變，并對陳代主要作家的創(chuàng)作成就進行了簡要評價，其論述雖簡要卻極為精辟，為陳代文學整體研究開拓了思路。謝無量先生《中國大文學史》亦曰：“陳時文人，自徐陵外，當推江總，余如陰鏗、姚察、虞荔、虞寄、顧野王、周弘讓、張正見之流，并一時之選也。”駱玉明、張宗原先生《南北朝文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除論述徐陵和陰鏗外，還對張正見及陳叔寶文學集團的創(chuàng)作予以肯定。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在深入挖掘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對這一時期的文學風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發(fā)表了許多精湛的學術見解，論及了徐陵、陰鏗、沈炯、周弘正、周弘讓、陳昭、張正見、劉刪、祖孫登、江總、姚察以及陳叔寶文學群體等陳代所有知名作家，其論述更具體，系統(tǒng)性更強，對文人及文學風貌的把握更為確切。而郭預衡先生《中國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對這一時期個體作家的散文創(chuàng)作如徐陵、沈炯等有較為深入的探討。在諸位先生的開拓下，此一時期的研究正逐漸變得豐富起來，極大地提高了文學研究的理論水平。但相對來說，這些研究還是著眼于史的介紹，較為突出探討個體創(chuàng)作的特色。此后的文學史等雖對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多有關注，但也僅僅作為文學史的一小章或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尾巴，如徐嘉瑞先生《中古文學概論》（亞東圖書館1930年版）、陳仲凡先生《漢魏六朝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陳家慶先生《漢魏六朝詩研究》（安徽大學1934年版）、洪為法先生《古詩論》（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劉永濟先生《十四朝文學要略》（中國文化服務社1946年版）、羅常培先生《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獨立出版社1945年版）、劉躍進先生《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魏晉南北朝卷》等都對此一段文學有簡要論述。

90年代以后，博士論文選題對此領域關注甚多。山東大學楊德才的博士論文《梁陳文學編年與考論》（1999年）具體詳細地分析了陳代五言詩的用韻、律詩句式、律句組合方式與篇式結(jié)構(gòu)等。馬海英《陳代詩歌研究》（學林出版社2004年版）是國內(nèi)第一部研究陳代詩歌的專著，填補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一段空白。此書資料豐富，分析細密，特別是書后所附陳代詩文系年辯證翔實準確，對后來研究者頗有啟益，但作者較為注重個案作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個體作家創(chuàng)作的顯著特征，系統(tǒng)性還有待加強。

二 相關個案研究

在專題專人研究上，20世紀80年代前文章寥寥，而且多集中于徐陵和宮體詩上。如顧學頡先生《“律詩”作者第一人——徐陵》（山西人民出版社《藝文志》1983年第一輯）對徐陵律詩之作用和地位有確切評斷；王瑤先生《徐庾與徐庾體》（載于其《中古文學風貌》一書，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對徐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徐庾體的歷史涵義等有精細論述；王瑤先生《徐陵陳公九錫文》對《陳公九錫文》進行了深刻解剖，指出九錫之文只是代言，其駢文體制不重內(nèi)容只重其藝術特質(zhì)；牛夕先生《徐陵年譜》（《清華周刊》1932年第38期）對徐陵生平及詩文創(chuàng)作有細致考察。這一時期的研究者對宮體詩作多有批判之辭，羊列榮先生《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詩歌卷》“宮體詩百年聲譽”一節(jié)有詳細論述，茲不贅。

80年代以后，對作家作品研究的單篇論文逐漸增多，主要集中在宮體詩、陰鏗山水詩、徐陵與《玉臺新詠》、詩歌聲律、駢文等方面。

在宮體詩研究上，學者們逐漸發(fā)現(xiàn)了宮體詩的價值，持論也多公允。如曹旭先生《論宮體詩的審美意識新變》（《文學遺產(chǎn)》1988年第6期）認為宮體詩審美意識新變的意義在于對建安風骨的否定，并由此帶來詩歌內(nèi)容、形式上的革新。章培恒先生《中國文學史》認為盡管宮體詩存在一些缺陷，但它擴大了中國詩歌審美表現(xiàn)的范圍，文學中描寫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體貌是一種有價值的美的創(chuàng)造。石觀海先生《宮體詩派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胡大雷先生《宮體詩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歸青先生《南朝宮體詩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幾部專著頗為引人注目。石先生認為，有陳一代是宮體詩派的衰颯期，但徐陵、江總、陳叔寶等人的影響不容小視，并對徐陵、江總、陳叔寶、顧野王、陸瓊等人的宮體詩創(chuàng)作進行了細致分析；胡先生對陳叔寶文學集團其人其作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和論證；歸先生注意到侯景之亂對宮體詩創(chuàng)作的影響，并認為陳代是宮體詩創(chuàng)作的余波期。

對徐陵的研究頗為引人矚目。穆克宏《徐陵論》（《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充分肯定了其詩文價值；姚曉柏《從〈玉臺新詠〉的編纂看徐陵婦女觀的進步性》（《求索》2006年第7期）從徐陵的婦女觀層面分析了徐陵編集《玉臺新詠》所表現(xiàn)出的進步婦女觀，肯定了他在中國婦女史和文學史上所做出的貢獻；江承華《略論徐陵〈與李那書〉的文學思想》（《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通過對《與李那書》的解讀認為，徐陵調(diào)和了南北的文學思想；西北師范大學許琰的碩士論文《徐陵的詩文創(chuàng)作及其編選的〈玉臺新詠〉》（2004年）對徐陵的時代與生平、思想與著述、詩文內(nèi)容及藝術特色、《玉臺新詠》編撰等進行了研究；而安徽師范大學朱梅的碩士論文《徐庾體研究》（2006年）對徐庾體的形成、發(fā)展及美學理論等進行了細致闡述。有關《玉臺新詠》的撰錄者、撰作時間自章培恒先生《〈玉臺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發(fā)表之后一時成為學術爭鳴的熱點，胡大雷先生《〈玉臺新詠〉為梁元帝徐妃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5第2期）、《徐陵為〈玉臺新詠〉協(xié)助撰錄者及其〈序〉的撰作時間考》（《文獻》2007年第3期）、談蓓芳先生《〈玉臺新詠〉版本補考》（《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鄔國平先生《〈玉臺新詠〉張麗華撰錄說獻疑——向章培恒先生請教》（《學術月刊》2004年第9期）、樊榮先生《〈玉臺新詠〉“撰錄”真相考辨——兼與章培恒先生商榷》（《中州學刊》2004年第6期）等對《玉臺新詠》的編撰者、編撰時間、徐陵與《玉臺新詠》之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爭辯。

學界對陰鏗的研究較為細致。趙以武先生的專著《陰鏗與近體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對陰鏗的生平家世、詩篇系年、內(nèi)容及陰鏗詩與永明體、近體詩的關系等進行了細致考察；魏清榮先生《何遜陰鏗山水詩的審美理想》（《福建論壇》1998年第5期）從陰、何山水詩審美風格的逐漸成熟等考察了他們的詩歌特點；高建新《陰鏗山水詩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則將陰鏗寫景與游子的離愁別緒、羈旅思鄉(xiāng)之情相連接，視角獨特、頗有新意。

對江總、張正見、沈炯、陳叔寶的研究也開始引起關注。如曹道衡先生《論江總及其作品》（《齊魯學刊》1991年第1期）、蔣寅先生《張正見詩論》（《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楊群先生《江總散文及其詩文成就》（《太原日報》2006年4月3日）、王利鎖先生《沈炯初論》（《浙江學刊》1989年第6期）等也皆有發(fā)明。而臺灣學者龔顯宗的專著《論梁陳四帝詩》（高雄復文出版社1995年版）對陳叔寶之詩歌創(chuàng)作進行了細致的分類和論述。

在詩歌聲律問題上，吳小平先生的專著《中古五言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通過對五言詩篇制、對偶、聲律等的分析肯定了這一時期五言詩在律詩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徐青先生《南北朝詩人對詩律的探索和貢獻》（《湖州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論及徐陵、江總、張正見、陳叔寶等人對詩律的探索和貢獻；曾肖《南朝五言八句詩的組詩形態(tài)與題材類型》（《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從組詩角度探討了南朝五言八句詩的形式和內(nèi)容；石觀海先生《宮體詩派與古詩的律化》（《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2期）從南朝宮體詩派的角度研究宮體詩人在特定的審美文化語境中，構(gòu)建了五言詩中的“新絕句”、“準五律”和七言詩的“隔句韻式”等新體或變體，認為它們是古詩律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過渡樣式，是古詩演變?yōu)楦衤稍姷牟豢苫蛉钡闹虚g環(huán)節(jié)，為近體詩的成熟和七言新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駢文研究上，北京大學何祥榮的博士論文《梁陳駢文藝術之演變》（1997年）從駢文藝術的角度探討了梁陳二代的駢文藝術表現(xiàn)與流變，從微觀的角度細致考察了沈炯、江總、顧野王、伏知道、徐陵等重點作家的文學思想與駢文創(chuàng)作的關系；鐘濤先生《試論徐陵駢文與其政治生活的關系》（《柳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從六朝駢文與當時文人的政治生活的密切關系探討徐陵駢文獨特的藝術價值。此外，姜書閣先生《駢文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程章燦先生《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于景祥先生《中國駢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莫道才先生《駢文通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臺灣學者張仁青先生《駢文學》（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等專著也多涉及此一領域的研究。

第二節(jié) 陳代文學成為獨立研究課題的文學意義

以上專著、論文對陳代文學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文獻資料和理論基礎，頗有啟發(fā)性與參考意義，但與宋、齊、梁豐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尚有幾點不足：

首先，缺乏系統(tǒng)性。研究者多側(cè)重于宮體詩、徐陵、陳叔寶、陰鏗等的研究，對賦韻詩、賦得詩、邊塞詩、張正見、沈炯、周弘正等的研究力度還不夠。

其次，缺乏對陳代文學獨立的文學地位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常把陳代文學看作是南北朝文學或齊梁文學的余緒，對陳代文學獨立的文學地位和價值的研究還有待加強。

再次，缺乏新視角。學術群體、侯景之亂、文會活動、南北聘問等對陳代文學具有重要影響，研究者鮮有把陳代文學放在以上大背景中加以具體探究的。

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現(xiàn)狀，以陳代文學創(chuàng)作實際為出發(fā)點，從多元視角對陳代文學的演變進程、藝術風格和價值地位進行宏觀性、系統(tǒng)性、綜合性研究，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對于全面、客觀地認識陳代文學乃至中國文學都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從總體特征上著手，可以揭示陳代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特點。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認為有陳一代雖然國祚短促，然藝文亦未可謂衰矣，“陳代開國之初，承梁季之亂，文學漸衰。然世祖以來，漸崇文學”?！吧w陳之文學，雖不及梁代之盛，然風流固未嘗歇絕也?！?sup>劉師培還認為陳代“文學復昌，迄于亡國”。陳代雖然短暫，但陳代文學卻經(jīng)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在歷史、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的不斷變幻中，已經(jīng)形成了不同的文學價值取向和屬于陳代文學的特定風格。如侯景之亂所抒發(fā)的羈旅愁思，家國之悲對齊梁綺靡的文風的沖擊，陳代文會活動中所追求的韻律美和趨同性的創(chuàng)作范式，還有諸如不尚綺靡、崇尚復古等文學主張。

其次，突破以個案作家、體裁分類的傳統(tǒng)研究方法，采取以學術群體、侯景之亂、文會活動、南北聘問等為中心的專題探究形式，對相關文學現(xiàn)象和作品加以闡釋或解讀，辯證分析陳代文學的思想內(nèi)容、藝術風格和文化價值，從而清晰地探究和揭示陳代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脈絡和特征。

再次，從文學發(fā)展史的視角，通過多層次、多角度的對比分析，將陳代文學放在南朝文學、南北朝隋唐文學發(fā)展的全局中系統(tǒng)考察，歷史地看待陳代文學的成就與不足，客觀確認陳代文學在南北朝文學向隋唐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而推動和深化對南北朝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的認識和研究。

基于以上的判斷，本書的研究將從以下九個方面展開：

一是陳代文學生成的文化背景。通過對梁末動蕩不安的社會現(xiàn)狀及文士命運的變遷，陳宣帝的屢次北伐，士族地位的急劇衰退與庶族地位的逐步崛起的系統(tǒng)考察，探究陳代文學生成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從創(chuàng)作陣容的構(gòu)成、創(chuàng)作觀念、創(chuàng)作風佫的繼承，探究梁代文學對陳代文學的影響；從創(chuàng)作成就、藝術技巧的新特征，探究陳代文學在發(fā)展變化中的新成就。

二是陳代的學術群體。通過對吳興沈氏儒學群體與學術活動、智法師與陳代文士交游考論、周弘正與陳代玄學等的系統(tǒng)考察，深入探討這些學術群體在注疏經(jīng)典、聚眾講學、展開論辯等方面對陳代文人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三是陳代文學的思想傾向。通過對陳代獨特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氛圍等的系統(tǒng)考察，深入探討《玉臺新詠》與陳代文學的通俗化、審美化傾向，陳代文學的娛情性特征、新變意識，陳代文學的思想局限及其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四是陳、齊、周“后三國”格局下的南北聘問與文化交流。通過對“后三國”格局下南北朝聘使的文化與學術活動等的系統(tǒng)考察，深入探討他們在才辯問對與文化碰撞、賦詩往還與詩文評點、書籍往還與文學交流、聘北使者與北朝風俗的南傳等方面對促進南北文化交融的作用。

五是侯景之亂與陳初詩風、文風之變。通過對侯景之亂前后世風與文風、陳初時代精神與社會風貌等的系統(tǒng)考察，深入探討侯景之亂對陳初“以悲為主”的文學風尚，陳初詩風、文風中的凄愴之感、悲壯之情和深沉的鄉(xiāng)關之思以及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書雖為代言、頗變舊體等的具體影響。

六是陳代文學群體、文會與文學創(chuàng)作。通過對陳代文學群體的文人雅聚、賦詩唱和等的系統(tǒng)考察，深入探討陳代賦得詩在詩題形式、審美追求和藝術技巧等方面的新發(fā)展；陳代邊塞樂府詩注重賦體法、詠物性、意象描寫與情感抒發(fā)等趨同性的創(chuàng)作范式。

七是陳叔寶文學群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通過對陳叔寶文學群體的文化生成環(huán)境和游宴賦詩活動等的系統(tǒng)考察，深入探討宮體樂府詩在心理描寫、審美追求等方面的新變；賦韻詩在體裁樣式、語言和修辭技巧等方面的成就以及文風中所呈現(xiàn)出的浮華側(cè)艷之風和細膩婉約之致。

八是陳代文學的文體特色。通過對陳代詩歌的平仄、粘對、對仗、句式等聲律特征和陳代文章的駢散句式等的具體分析，深入探討陳代文會活動與五七言詩創(chuàng)作；五言八句體式的成熟與五言詩的律化；七言詩創(chuàng)作的群體性特征與七言歌行詩的成熟；文體的進一步駢化以及史傳文的散體手法。

九是陳代文學的地位與影響。通過對陳代文學與齊梁文學、隋唐文學等的對比分析，深入探討陳代文學對齊梁文學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隋唐文學對陳代文學的歷史批判與理性接受，辨證分析陳代文學在詩風、文風轉(zhuǎn)變，語言技巧、創(chuàng)作手法的日趨成熟以及在促進古文運動、南北文風融合等方面的成就與價值，客觀總結(jié)陳代文學在南北朝隋唐文學發(fā)展進程中所具有的獨特的地位與作用。

1. 侯景之亂對陳代作家影響深遠，本書的時間跨度上自侯景之亂下自陳朝覆亡，因此侯景之亂后入陳的作家我們都把他們稱之為陳代作家。
2. 《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七《杜甫十二》，中華書局1960年版，頁2453。
3. 孟棨撰：《本事詩》卷一，《歷代詩話續(xù)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4。
4. 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202。
5. 胡國瑞著：《南北朝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頁145。
6. 蕭滌非撰：《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頁255。
7. 朱東潤撰：《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頁78。
8.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頁411。
9. 劉師培著：《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90。
10. 謝無量著：《中國大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頁38。
11. 黃霖主編，羊列榮著：《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詩歌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12.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397。
13. 劉師培著：《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90。
14. 劉師培著：《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