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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與中國文學現代性話語的構建

文學研究的比較視野 作者:張德明


《新青年》與中國文學現代性話語的構建

《新青年》的出現在20世紀的中國是最為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和文學事件。如果說近代學人梁啟超、王國維首先吹響了中國文學邁向現代化的進攻號角的話,那么,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陣地的《新青年》,則使文學現代性的話語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探討和落實。假如說《新青年》影響和規(guī)劃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走向,這種說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中國文學在20世紀不同階段上所出現的思想潮流、創(chuàng)作格局和運作模式,都可以從《新青年》那里找到蹤影和跡象。因此,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新青年》是一個繞不開的文學事件?!缎虑嗄辍肥侨绾谓嬛袊膶W現代性的話語體系,進而影響和預制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走勢的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話題。下面擬從這一角度切入來探討《新青年》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關系。

讀者群的想象與建構

晚清大眾傳媒是異常發(fā)達的,創(chuàng)辦報紙和雜志成為當時文化人借以傳播新思想、普及新文化的一個主要的方式和途徑。根據陳萬雄先生考證,僅在清末最后約十年時間里,出現的白話文報紙和雜志(主要是報紙)就約有140種,其中在安徽辦的報刊有30多份,這些數字都是相當可觀的。這些報紙和雜志中,許多都有自己的辦報或辦刊宗旨。例如,1901年10月21日創(chuàng)辦的《蘇州白話報》,就聲稱自己以“開通人家的智識”為宗旨;1903年4月6日創(chuàng)刊的《童子世界》月刊,則把宗旨定位為“以愛國之思想曲述將來的凄苦,嘔吾心血而養(yǎng)成夫童子之自愛、愛國之精神”“其文字多合于童子程度,婦孺皆可卒讀”[1]。縱觀晚清的報刊,把讀者群鎖定在婦孺兒童的不乏其例,這是報業(yè)人員宣傳革命、啟牖民智的思想所決定的,但把讀者群圈定為青年的卻不多見。直到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即《青年雜志》)上發(fā)表的《青年雜志社告》,才把雜志的讀者群明確定位在青年上?!肚嗄觌s志社告》全文如下:

一、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后來責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

二、今后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系。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本志于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凡學術事情足以發(fā)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于研習科學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本志執(zhí)筆諸君,皆一時名彥,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極歡迎。海內鴻碩,倘有佳作見惠,無任期禱。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門,以為質析疑難發(fā)舒意見之用。凡青年諸君對于物情學理有所懷疑,或有所闡發(fā),皆可直緘惠示。本志當盡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啟發(fā)心思,增益神志。

與此前的報刊相比,《新青年》雖然“宣傳革命、開啟民智”的辦刊意圖并沒有發(fā)生多大的變化,但把青年確立為自己的讀者群,為青年辦,為青年寫,讓青年參與,與青年對話,這就與此前的其他報紙和雜志顯示出很大的不同。此前的讀者群體鎖定為婦孺兒童,實際上顯示了晚清文化人作為知識占有者話語權上的某種優(yōu)越性,希望借自己的知識優(yōu)勢來提拔社會的弱勢群體,這不免顯明報業(yè)人員充任人生導師的一種心態(tài)?!缎虑嗄辍钒炎约旱淖x者對象選定為青年,恰當地體現了刊物應時運而生、領時代風潮的思想意義。從年齡層次來說,青年是最富活力的一個階層,抓住這個特定的讀者群,也就意味著抓住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從宣傳的時效來看,青年人敢作敢為,容易理解和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并能用所接受的思想指導自己的人生和社會實踐,將其轉化為從事革命的現實力量。分析上面的《青年雜志社告》,我們不難覺察,除第四條沒有涉及青年外,其余幾條都強調刊物與青年之間的密切聯系:或與青年“商榷”修身治國之道理,或啟發(fā)青年關心各國事情以養(yǎng)成世界之胸懷,或號召青年主動提出人生疑難、闡發(fā)行世之理等?!吧倘丁薄翱蓚涔ュe”“庶可”等詞語的選用,意在盡量弱化刊物面對青年可能出現的話語霸權,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刊物的親切感和吸引力。

雜志以陳獨秀的《敬告青年》一文開篇,直贊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萌動,如利刃之新發(fā)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然而此青年非彼青年,陳獨秀眼中的“青年”是世界型的和未來型的,而非當時“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或者“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的現實形態(tài)。陳獨秀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新”的青年應該具備六種品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2]在這六條品格中,“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兩條是后來《新青年》極力鼓吹的“民主”與“科學”兩個關鍵詞的初次亮相;其他四條則分別貫串了進化論、參與意識、世界眼光和實用主義等社會規(guī)律與人生準則?!毒锤媲嗄辍芬晃?,可以看作五四時期指導青年思想和行動的一個總綱領、總信條,其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精神之間異常緊密的關系是不言自明的。

時隔不到一年,李大釗也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青春”的文章,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做了陳述,呼吁青年們勇敢承擔起振興國家、民族的重責。這篇文章洋洋萬余言,寫得汪洋恣肆,充滿了青春的激情。用青年人的情感方式和言說方式來表達思想,從而引起青年人極大的閱讀興趣,這是李大釗該文的特征,也代表了《新青年》的一種典型的書寫策略。在文中,李大釗沿用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國家和民族分為“白首的”與“青春的”兩種類型,“人類之成一民族一國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而觀覽吾國形勢,不能不感嘆:“支那之民族,瀕滅之民族也。支那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這樣,青年人身上的擔子就顯得異常沉重?!扒嗄旰酰∑湟灾辛⒉灰兄?,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剎那為時中之起點,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歷史,一火而摧焚之,而專以發(fā)揮青春中華之中,綴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歷史之首頁,為其職志,而勿逡巡不前。”在文章最后,作者號召青年“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chuàng)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激勵的話語里散發(fā)的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壯志豪情,對于熱血青年來說,是極富煽動性和誘惑力的。[3]

自《新青年》1915年創(chuàng)刊以來,刊物同仁以青年作為想象的讀者,把為青年寫和寫青年當成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但一直取與青年探討、商榷之姿態(tài),沒有在刊物中明確以“青年”自居。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后,《新青年》感覺自己已經收服了大量的青年讀者群,自然行文處處顯露出同青年心氣相和、融為一體的傾向來。如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1號《新青年》就刊出了一則充滿戰(zhàn)斗激情的《本志宣言》,以青年代言人的口吻,借向社會各界“明白宣布”“全體社員的公共意見”之機,書寫時代青年的心聲。這篇宣言氣勢恢宏,如入江之水,濤聲鼎沸。以“我們”為人稱,表達在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等諸多方面的思想觀念?!拔覀冃律鐣男虑嗄辍痹圃?,表現的是《新青年》充當青年喉舌的自然和自信。自此可見,在《新青年》看來,五四運動的發(fā)生證實了這樣一個結論:青年人作為刊物的讀者群,已經由最初的假想變?yōu)榱舜_切的真實。占領青年這一特殊的讀者市場,使《新青年》的思想在以后的時空中不斷蔓延開來,以至成為今天乃至往后人們回眸那段歷史時不能不視之為那個時代的主流話語。這是《新青年》雜志比其他刊物更為高妙的地方。

關鍵詞的意義賦予

五四時期是中國文藝的復興期,現代社會的不少核心詞匯,其蘊含的文化意義都是在這一時期被《新青年》等雜志賦予的,分析這些核心詞匯有助于我們弄清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內涵。這些核心詞匯中的主干部分如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以及民主、自由等,許多已被研究者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統(tǒng)的闡釋,此處不再重復。但有另一組詞匯,它們構成了《新青年》話語主體框架構建中的基本思維內核,同樣顯得意義重大,而且三者之間關系密切,但至今沒有被我們加以細致的闡釋和闡發(fā),以期還原《新青年》話語主體的基本框架和運作模式。

任何期刊的內容和形式的選材都是有傾向性的。根據辦刊者的個人志趣和價值選擇,期刊從內容和形式上都會呈現出一定的獨特性,贊成什么、反對什么、宣揚什么、推倒什么,這在期刊組編、推舉出的文章中都能得以鮮明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某一期刊的話語主體實際上就是這種期刊帶有傾向性的話語內容和話語形式。《新青年》內容的偏向性在哪兒呢?我們可以通過魯迅的一段話找到部分答案。魯迅曾說:

我看《新青年》的內容,大略不外兩類:一是覺得空氣閉塞污濁,吸這空氣的人,將要完結了;便不免皺一皺眉,說一聲“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開辟一條活路。假如有人說這臉色聲音,沒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調一般好聽,那是極確的真話;我們不必和他分辯,說是皺眉嘆氣,更為好看。和他分辯,我們就錯了。一是覺得歷來所走的路,萬分危險,而且將到盡頭;于是憑著良心,切實尋覓,看見別一條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聲說,“這邊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轉身,脫了危險,容易進步。假如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舊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為拉得打架,不獨于他無益,連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擱了工夫。[4]

魯迅這一番話用十分形象的語言點明了《新青年》雜志的兩個重要內容:一個是對過去思想文化的總結,另一個是對未來思想道路的探求。在《新青年》里,對過去思想文化的總結性文章以陳獨秀的最為突出,他的文章以“孔教”為關鍵詞來對舊有思想文化進行總命名,并對這一關鍵詞作了較為系統(tǒng)的闡釋和分析。他首先對“孔教”的文化性質作了定性的歸總,認為“孔教”是倫理學意義上的思想形態(tài):“孔教之精華曰孔教,為吾國倫理政治之根本。”[5]而且“孔教”雖也被冠之以“教”,但不具有宗教性質,“孔教絕無宗教之實質與儀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6]。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陳獨秀對“孔教”的倫理學意義進行了更為細致的闡明:

按孔教的教義,乃是教人忠君、孝父、從夫。無論政治倫理,都不外這種重階級尊卑三綱主義。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避髯拥溃骸岸Y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倍偈娴溃骸啊洞呵铩分ǎ匀穗S君,以君隨天?!边@都是孔教說禮尊君的精義。[7]

在把“孔教”明確界定在倫理學的范疇之后,陳獨秀還對“孔教”的封建性特征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說明: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tài),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tài)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范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于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會道德與生活,莫大于禮;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時代精神之鐵證也耶?[8]

在說明了“孔教”的倫理學意義和封建性特征后,陳獨秀最后表達了自己的情感態(tài)度:要想建立現代社會,就必須反對“孔教”。因為“孔教”不利于培養(yǎng)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個人獨立主義”,也妨礙了婦女身體、精神的正常發(fā)展。在對四川讀者吳虞來信的回復中,陳獨秀袒露了自己反對“孔教”的堅決態(tài)度:“況儒術孔道,非無優(yōu)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sup>[9]

如果說《新青年》是以“孔教”這一詞語來作為對舊思想文化的總體概括的話,那么,“主義”則是他們對未來思想文化的命名。在文化建設上,陳獨秀提出了“四大主義”來作為當時教育的指導方針和培養(yǎng)目標,及強國富民的基本指導思想。這“四大主義”就是“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yè)主義”和“獸性主義”,分別對應著“了解人生之真義”“了解國家之意義”“了解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系”和“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的歷史任務。在文學革命上,陳獨秀又與胡適相呼應,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化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sup>[10]陳獨秀通過對這些“主義”的提煉和剖析,為我們繪制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新的思想藍圖。

“孔教”用來概括舊時代的思想形態(tài),“主義”則用來標畫新思想、新文化的圖景。作為舊時代的思想形態(tài)的“孔教”是必須打倒的,而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特征的各種“主義”是必須逐步樹立的。那么,該采取什么手段才能達到推倒舊思想、樹立新思想的目的呢?《新青年》拎出“革命”一詞來作為達至這一目的的基本策略。其實“革命”在中國古語中早已存在。許慎《說文解字》釋義:“獸皮治去毛曰革?!薄案铩焙袆∽?、脫離、死滅等意義;“命”有天命、命運、生命等意義。作為儒家學說的重要政治話語,“革”與“命”結合為一個詞最早出現在《易經》上:“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革命”在這里是改朝換代的意思,以武力推翻前代王朝,既包括對舊政權的顛覆,也包括對舊皇族的殺戮,很合乎“獸皮治去毛”的古義;而英語“revolution”沒有此層意義。在近代,“革命”話語經過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語言說明和行動詮釋有了新的意蘊,既借鑒了西方“revolution”的內涵,又保留了中國傳統(tǒng)的某些意義,成了一個通脹的話語系統(tǒng),是交織著現代性意義和傳統(tǒng)性意義的現代話語。[11]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如陳獨秀、胡適等,在使用“革命”這個關鍵詞時,顯然吸收了近代以來從梁啟超到孫中山等人的思想成果,一方面意識到“革命”在西方語境中擁有“和平漸進”與“激烈顛覆”的雙重含義,如胡適在闡述他的歷史進化觀時就曾經說過:“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以叫做演進,后者可以叫做革命?!?sup>[12]另一方面,還從傳統(tǒng)的觀念出發(fā),闡明了在摧毀舊的文化和文學上,“革命”應表現出“獸皮治去毛”的決絕和殘酷,如陳獨秀在《再答胡適之》中所說的:“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sup>[13]從這段措辭的堅決態(tài)度中,我們不難發(fā)覺陳獨秀對“革命”的傳統(tǒng)之意的繼承和借鑒。正是在陳獨秀堅決的“革命”態(tài)度的影響之下,胡適將前擬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略加修改,并把標題換成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重新刊載。標題詞語從“改良”到“革命”的改動,可以看出胡適文學觀念的前后變化??傊陉惇毿愫秃m這里,“革命”被看作是達到推倒舊文化和舊文學、建設新文化和新文學這一目的的最主要策略,而兩人的“革命”論里,又不同程度地混融著西方和中國傳統(tǒng)的不同觀念。

“嘗試”的現代性

中國新詩史上第一部個人白話詩集為胡適的《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在1920 年3 月正式出版發(fā)行。在詩集的“自序”上,胡適說明了自己詩集取名的由來,是出于對陸游的詩句“嘗試成功自古無”的反駁。在對陸游的這一詩句作了簡短的評析后,胡適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圣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y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哪)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愿大家都來嘗試!

這首頗有點“打油”味道的文言詩,從古體詩的格式規(guī)范角度來說,其藝術水平是不高的,質量上無法與陸游的原有詩歌相提并論。但是從探索詩歌創(chuàng)作的新路子、創(chuàng)造現代漢語詩歌的角度而言,胡適的這首《嘗試歌》以及整部《嘗試集》,卻有著為中國文學開辟新天地的歷史功績?!秶L試集》中的許多詩歌都曾在《新青年》上刊載過,代表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批創(chuàng)作成果。盡管在今天看來,這些成果的藝術成色并不高,但胡適等人在當時甘愿冒創(chuàng)作失敗之危險,“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大膽“嘗試”新的詩歌寫作方式的行為,卻是值得我們充分肯定的。胡適等人的文學“嘗試”,作為一種現代性的精神現象,主要體現了以下兩方面的積極意義:

第一,向世人展示了敢于實驗的精神。胡適創(chuàng)作的白話詩最早出現在《新青年》的時間是1917 年2月1日第2卷第6號,到1918 年1月15 日《新青年》發(fā)行第4卷第1號時,則集中發(fā)表了胡適的《鴿子》《人力車夫》《一念》《景不徙》、沈尹默的《鴿子》《人力車夫》《月夜》和劉半農的《題女兒小蕙周歲日造像》八首白話詩歌,這可說是《新青年》新詩創(chuàng)作陣營的第一次集體亮相。自此以后,《新青年》每期都要登載幾首新詩作品,不少新文學作家如魯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也參與了進來,他們先后交上自己的新詩“試驗品”,對白話詩寫作的推廣與普及作了有力的聲援。這批作家從事新詩創(chuàng)作的意圖并不是想著要使自己的作品名垂千古,更多的是一種“實驗精神”的體現。正如胡適后來將自己的詩歌結為《嘗試集》出版時,在序言里所說的那樣:“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很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內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瓱o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供(貢)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態(tài)度?!?sup>[14]從這段話里我們不難看出“試驗的態(tài)度”“實驗的精神”等理念,在胡適的白話詩創(chuàng)作中是極為受尊視的。

賀麟先生曾經指出:“胡適之等所提倡的實驗主義,此主義在西洋最初由詹姆士、杜威等為倡導人,在五四運動前后十年支配整個中國思想界。尤其是當時的青年思想,直接間接都受此思想的影響,而所謂新文化運動,更是這個思想的高潮?!?sup>[15]也就是說,胡適所看重的“試驗的態(tài)度”和“實驗的精神”,體現了實用主義哲學思想與中國文學變革的歷史要求之間的遇合。我們知道,胡適在留學美國期間,是治哲學和文學的,而當時以杜威、詹姆士等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潮正極為時興。實用主義哲學屬于經驗主義哲學的一脈,它極力擯棄歐洲一貫以來從抽象到抽象的哲學玄辯,而強調理論的經驗化、具體化,正如詹姆士所說:“實用主義代表了哲學中人們很熟悉的一種態(tài)度,即經驗主義的態(tài)度。但在我看來,比起經驗主義已經采取過的形式,它更加徹底同時也更難以反駁?!芙^了抽象和不充分的東西,拒絕了字面上的解決,拒絕了不好的、先驗的理由,拒絕了固定的原則、封閉的體系與虛構的絕對和起因。它追求具體和恰當,追求事實,追求行動與力量。……它意味著開放的氣氛和自然的各種可能,反對教條的、人造的和假冒終極的真理?!?sup>[16]實用主義拒絕抽象、看重實踐的哲學思想對胡適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胡適后來就把實用主義稱為“實驗主義”,并極為認可詹姆士提出的世界實在是人化的實在、要通過人的活動才能理解的哲學觀念。胡適說道:“總而言之,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涂抹起來,裝扮起來?!畬嵲诤帽纫粔K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經過我們自己創(chuàng)造的工夫的?!?sup>[17]由此可見,胡適新文學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實用主義哲學催生下的產物,反映了文學變革的歷史要求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之間的親密合作。

第二,給了人們“放膽創(chuàng)造的勇氣”。正如許多研究者看到的那樣,胡適對中國新詩的“嘗試”之作,其價值并不在詩歌本身,而是在行動的意義上。楊義曾指出:“就胡適的嘗試精神和參差不一的成果而言,他的《嘗試集》最重要的價值在于詩外,在于他為新文化運動率先試作白話詩的膽量,在于他拓展人們創(chuàng)造新詩的視野和勇氣?!?sup>[18]陳子展認為:“《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軌范,不在與人以陶醉于其欣賞里的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chuàng)造的勇氣?!?sup>[19]的確,放棄舊有藝術的陳規(guī),另辟蹊徑,墾拓一片新的天地,其精神可取,其勇氣可嘉。胡適具有的這種“放膽創(chuàng)造的勇氣”,體現的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作的先鋒精神。先鋒就是探索,先鋒就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先鋒就是打破陳規(guī)、大膽創(chuàng)作。如果不從詩歌的質量上來衡量,而從語言的角度出發(fā),我們可以武斷地說,在20世紀初期古典詩歌占據主流地位時,胡適等人所創(chuàng)作的白話詩歌的出現,代表的正是當時的一種先鋒詩潮,胡適等人是中國新文學的開路者和文學革命的先頭部隊。文學革命正是在“實驗的精神”“放膽創(chuàng)造的勇氣”的支配之下,不斷地取得成功并最終走向勝利的。新文學也是在這種“精神”和“勇氣”的感召之下,不斷開拓自己的疆土,并最終成為在20世紀中國文學領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審美形式。

(原載《現代性及其不滿:中國現代文學的張力結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釋:

[1]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34~159頁、第103~112頁。

[2]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1915年第1卷第1號。

[3] 李大釗:《青春》,《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號。

[4] 唐俟(魯迅):《渡河與引路》,《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號。

[5] 陳獨秀:《憲法與禮教》,《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3號。

[6]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tǒng)總理書》,《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3號。

[7]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號。

[8]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4號。

[9] 陳獨秀:《答吳又陵》,《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頁。

[10]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號。

[11] 關于“革命”話語的意義變革,可參考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

[12]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13] 陳獨秀:《再答胡適之》,《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期。

[14] 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文集》(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15] 賀麟:《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第四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8頁。

[16] [美]威廉·詹姆斯:《實用主義的涵義》,《詹姆斯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頁。

[17] 胡適:《實驗主義》,轉引自聞繼寧:《胡適之的哲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65頁。

[18] 楊義:《中國新文學圖志》(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頁。

[19]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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