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感與詩意：德國音樂欣賞三境

巴赫、門德爾松和舒曼以及瓦格納不僅是正統(tǒng)德國音樂不同階段的代表，他們的音樂內(nèi)容也分別彰顯了德國文化中的三個重要范疇，即理性、情感與詩意。

對音樂的感覺永遠在當下。這句話在今天感觸尤其深刻。當我多次被迫做出我對德國音樂的個人選擇時，我的答案總是頗費躊躇，前后不一。德國音樂歷史悠久，發(fā)展過程中既自成體系，又博采眾長，惠及他國。博采眾長指的是它先后受到意大利和法國的影響，惠及他國則有亨德爾之于英國音樂，莫扎特、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于維也納音樂。雖然在今天我很不情愿將莫扎特（他的出生地薩爾茨堡在當時屬于巴伐利亞公國轄境）、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置于正宗德國音樂之外，但是我即將說到的德國音樂欣賞“三境”卻為純粹計而刻意回避了奧匈系統(tǒng)。在我看來，我最近經(jīng)常聆聽的巴赫、門德爾松和舒曼以及瓦格納不僅是正統(tǒng)德國音樂不同階段的代表，他們的音樂內(nèi)容也分別彰顯了德國文化中的三個重要范疇，即理性、情感與詩意，以其概括欣賞德國音樂的三重境界，正是我多年來對德國音樂情有獨鐘的寶貴心得。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樂植根于德國中部的宗教文化土壤，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圣經(jīng)》為巴赫的大量“職務作品”提供了堅實的文本支持和受眾擁戴。盡管我不否認現(xiàn)實社會中的巴赫是一位情感豐富的人，但他的音樂無論是器樂還是圣樂，無不受到理性的制約，其中甚至能夠感覺到作為清教徒的“禁欲”的意味。當然，從理性角度出發(fā)，巴赫的音樂所描述的是人與上帝之間的關系，是神對人類的悲憫，人類對神的虔誠的信任與依賴。這里沒有小我，只有大我；沒有索取，只有奉獻。巴赫生活中的世俗性與音樂中的神性，構(gòu)成了德國音樂理性主義時代的奇觀，似乎已經(jīng)預見了啟蒙時代的曙光。巴赫正是以音樂詮釋了神與宇宙的關系，用音符的結(jié)構(gòu)描摹了世界的結(jié)構(gòu)。

聆聽巴赫的音樂毫無疑問能夠喚起心中的崇高，但這種崇高其實已經(jīng)與人的個體無關了，比如《馬太受難曲》和《約翰受難曲》以及《B小調(diào)彌撒》都是可以作為最好的宣教書的，它首先喚起的是人的悲憫自責之情，在耶穌受難的故事中贊頌犧牲精神，期待被拯救的喜悅。在巴赫那里，音樂的力量就是讓心中的愛自然發(fā)生，這是大愛，是泛愛，與基督教義同出一轍。我們也可以把《戈德堡變奏曲》《平均律》《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與帕提塔》《大提琴組曲》當做日常生活的“圣經(jīng)”，它們確實能夠起到滌蕩心靈、舒緩神經(jīng)的作用。如果對這樣的音樂著迷，生活便有可能趨同于巴赫的取向，既世俗又滿足，既單純又快樂，既清心寡欲，又充滿無限激情。

孕育巴赫的德國卻偏偏是浪漫主義音樂的濫觴。德國的早期浪漫主義音樂表現(xiàn)在對大自然的依戀和對個人情感的表達，分別以卡爾·瑪利亞·威伯和羅伯特·舒曼為代表。限于篇幅并為了切題，這里暫時略過威伯。與舒曼同時代的門德爾松-巴托爾迪同樣是情感充沛的作曲家，因為他對巴赫的發(fā)現(xiàn)與認同，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當做德國音樂的“道統(tǒng)”維系者來看待，盡管他的音樂與巴赫大相徑庭?；蛟S我們今天仍然對門德爾松的交響樂作品津津樂道，但作為巴赫的守護神，他的清唱劇《保羅》和《以利亞》更應該受到重視，它們借鑒了巴赫的風格，卻使浪漫主義的情感因素滲透其間，讓神和圣徒也像人類一樣情緒跌宕，感同身受。舒曼也有類似的作品，《天堂與仙子》不僅意境極美，而且愛意濃郁，在富于神性的故事中織入人間的喜怒哀樂，愛欲糾結(jié)，內(nèi)在的騷動，救贖的渴望。

細膩而豐滿的情感描繪是門德爾松和舒曼鋼琴作品的主要特征，無論是《無詞歌》還是《狂歡節(jié)》和《童年情景》都是內(nèi)心的獨白、誠摯的傾訴。我們再也看不到巴赫式的世界結(jié)構(gòu)的縮影，聽到和感覺到的都是一個有著七情六欲的人的情感世界，充滿個性，生動鮮活，充分體現(xiàn)了人性掙脫羈絆的張揚和奔涌。

門德爾松和舒曼的浪漫主義非常典型，他們都將文學引入音樂，并對兩者報以足夠誠意。門德爾松天性中有圣徒的基因，所以他揮霍無度地燃燒自己的生命，在音樂的操勞中英年早逝。舒曼點燃的是自己的靈魂，他脆弱的神經(jīng)中樞盛不下情感的洪峰，終使泛濫的情感毀掉自己的肉身，這又是德國文化史上屢見不鮮的奇特現(xiàn)象。

詩意的哲學是德國文化的解藥。歌劇作曲家瓦格納擁有強大的內(nèi)心世界，所以他不僅以詩意構(gòu)建了“綜合藝術品”的巨廈，而且將德國音樂的表現(xiàn)力推向極致。他用浪漫主義最繁復的音樂語言，從具象與抽象兩個層面，描摹了想象世界的結(jié)構(gòu)，刻畫了神、半神半人和人以及更低級種族的思想與情感。他在精神上復活了古希臘的詩情，在概念上開辟了音樂的全新定義。在瓦格納的詩意當中，人類的理性變得不近人情，而情感的豐盈又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短乩锼固古c伊索爾德》是歌劇史上愛情悲劇的極致，是浪漫主義和聲的巔峰；《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讓眾神屈服于人類的愛情，同時將人類之愛升華到最高貴神圣的境界；《羅恩格林》和《飄泊的荷蘭人》所反映的是男女雙方的救贖力量，匯聚了德國文學二三百年所蘊藏的類型特征及本質(zhì)詩意。

瓦格納在他“綜合藝術品”中所凝聚的詩意的力量，雖然解了德國浪漫主義音樂中以個體為中心的多愁善感、神經(jīng)高度敏感脆弱之毒，卻將更大的毒素滲入以音樂為核心的德國文化之中。他的關于世界意志和表象的“詩意解讀”，提供了尼采之流瘋狂視角的靈感，從而導致德國文化的發(fā)展在19世紀晚期偏離主航道，一步步駛?cè)氩豢芍陌到鸽U灘。音樂亦不能幸免，即便有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的苦心孤詣，也無法阻止理查·施特勞斯和馬勒交響樂時代的到來。當?shù)聡魳放c奧地利音樂徹底合流的時候，音樂的德國時代便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