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難的學問

每次讀到葉企孫先生的事跡，總會產(chǎn)生一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覺，這種感覺不因時間流逝而淡化；相反，時間愈長，我的敬重愈是深厚。

作為一個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葉企孫先生自有一份驕人的成就。他才華橫溢，讀博士時就以《普朗克（Planck）常數(shù)的測定》讓世界物理學界刮目相看；他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的老師，對他們一生影響至大；他培養(yǎng)的學生，相當數(shù)量成為“兩彈一星”功勛獎?wù)芦@得者；他創(chuàng)建的清華大學物理系先后走出過50多位兩院院士。

然而，葉企孫先生最為人稱道的并不是他事業(yè)上的成就，而是他作為至性之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充滿批判精神，崇尚思想獨立，葉企孫正是這樣做的。1951年，內(nèi)地報刊充滿“集體主義”、“階級斗爭”這樣的說辭，葉企孫卻在倡導“高校教學與科研要自由、民主”；對于朝鮮戰(zhàn)爭，他認為是“美國的一種戰(zhàn)略考慮，是針對蘇聯(lián)極權(quán)主義陰謀的”。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有的教授批評他“對政治太不熱情，在旁觀”，有的希望他“以后不應(yīng)再認為政府是政府，學校是學校，兩不相干”，葉企孫卻說自己“對狂風暴雨式的批評方式不太習慣，希望對批評者提提改進意見，有所進步就算是能過去了”。一句話，葉企孫判斷一個事物是怎樣的性質(zhì)，依據(jù)的不是上面的文件，也不是別人的看法，而是自己的獨立思考。

葉企孫非常關(guān)心自己的學生。李政道剛?cè)胛髂下?lián)大，葉企孫發(fā)現(xiàn)其理論水平高過別的同學，自學能力也特別強，便建議他不聽物理方面的理論課，但要認真學實驗課。李政道當年有一張理論課試卷，卷面只扣了兩分，總分卻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當年實驗成績不好，葉企孫把他的兩門功課加起來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論必須建立在實驗的基礎(chǔ)上。1945年，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吳大猷教授接到國民政府通知，讓其挑送兩個學生去美國留學。吳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亞。知道此事后，葉企孫主動找到吳大猷，勸其破格錄用大二學生李政道。葉企孫去世后，人們從他的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一張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這才知道，離開大陸后，老師一直在牽掛他。

關(guān)愛學生，自然不愿意給學生添麻煩。劉宜慶《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一書記載：“文革”時，錢三強在中關(guān)村的馬路上碰到葉企孫，錢三強是葉企孫的學生，素來敬重老師，看到葉企孫，立即跑上去打招呼，對老師噓寒問暖。葉企孫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后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葉企孫生怕自己的“政治問題”牽連了錢三強。

葉企孫極其無私。1928年，葉企孫請吳有訓到清華大學物理系任教，將吳的工資定得比自己的高，以示尊重。同事一段時間，葉企孫發(fā)現(xiàn)吳有訓工作能力特別強，堪當重任，1934年推薦吳做物理系主任。1937年，葉企孫又辭去理學院院長職務(wù)，推薦吳有訓接任。葉企孫的辭職，不是因為年齡偏大（此時他年僅38歲），也不是因為個人能力不夠或是遭遇了誰的反對，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由于他的無私舉薦，吳有訓脫穎而出，后來做了中央大學校長和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科學院第一任副院長。對于知識分子，國人最看重的往往是其專業(yè)上的學問，某個人專業(yè)成就越高，人們越愿意支付自己的尊敬。知識分子的專業(yè)成就當然于社會有益，起碼它可以一步步推動人類的文明。不過，我覺得，要讓知識分子認真治學并不難。一個人具有高超的專業(yè)技能，不僅有利于社會進步，同時也會給他們個人帶來種種好處，比如衣食之資，比如精神榮譽。想讓知識分子選擇高尚的人格則難得多。一個人走向這樣的人格，往往意味著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守良知、甘心付出。世界上的人多如草芥，有幾個愿意長期“虧待”自己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格其實是世界上最難修煉和抵達的一種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