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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愛讀名人的私信。在我看來，一個人真實的心靈未必跳動在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卻很容易呈露于寫給親朋的私信里。陳寅恪先生在1936年4月8日寫給好友、表妹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一封舊信，信中一些內(nèi)容就使我特別感動。

陳寅恪在信中說：“……今決計不南行，特陳其理由如下：清華今年無春假，若南行必請假兩禮拜，在他人，一回來即可上課，弟則必休息或預備功課數(shù)日不能上課，統(tǒng)合計之，非將至三禮拜不可也。初意學生或有罷課之舉，則免得多請數(shù)日之假，豈知并不然，但此一點猶不甚關重要。別有一點，則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發(fā)現(xiàn)清華理工學院之教員，全年無請假一點鐘者，而文法學院則大不然。彼時弟即覺得此雖成舍我小事，無怪乎學生及社會對文法學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年全年未請假一點鐘，今年至今未請一點鐘假。其實多上一點鐘與少上一點鐘毫無關系，不過為當時心中默自誓約（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矯激，且開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殊緣故必不請假，故常有帶病而上課之時也。弟覺此次南行亦尚有請假之理由，然若請至逾二星期之久，則太多矣，此所以躊躇久之然后決定也。院中所寄來之川資貳百圓，容后交銀行或郵局匯還。又弟史語所第一組主任名義，斷不可再遙領，致內(nèi)疚神明，請于此次本所開會時代辭照準，改為通信研究員，不兼受[任]何報酬，一俟遇有機會，再入所擔任職務。因史語所既正式南遷，必無以北平僑人遙領主任之理，此點關系全部綱紀精神，否則弟亦不拘拘（泥）于此也。……”

要完全明白這封信的意思，得了解一下相關背景。1928年，陳寅恪先生在做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應傅斯年邀情，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第一組（歷史組）研究員兼主任。然而，因為陳寅恪舍不得離開美麗的清華園，并未赴時在廣州的史語所上任。1929年春末，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平辦公，陳寅恪得以與同仁匯合，在購買和整理清宮內(nèi)閣檔案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然而，好景不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戰(zhàn)事蔓延，北平岌岌可危，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被迫南遷上海，后又由上海遷往南京。陳寅恪沒有隨所遷移，繼續(xù)留在清華。1936年春，傅斯年致信陳寅恪，請其赴南京參加史語所會議，就未來的大政方向和發(fā)展方向進行商討，陳寅恪此信就是對傅斯年來信的回復。

從陳寅恪回傅斯年的信中，我們不難看出其為人處世的風格。第一，他將在大學教書看得非常重要，上課極其認真，講一次課事先要預備數(shù)日，他不愿請假，更不愿請長達兩三個禮拜的長假。第二，他特別在乎“綱紀精神”，也就是規(guī)則，覺得自己身在北平，卻遙領地處南方的史語所歷史組主任，沒有道理，希望史語所準其辭職。

人的某種行為背后總有心理動因。陳寅恪將在大學教書看得很重，除了當時大學教授待遇較為豐厚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陳寅恪覺得國難當頭，自己留在大學教書，可以延續(xù)一個民族的文化種子，喚醒某些沉睡的國人，這比搞專職的學術研究更具意義。陳寅恪那么在乎“綱紀精神”，則是由于中國一向是人治社會，人們普遍漠視規(guī)則，處理公共事務概以人情衡之。作為一個游學西方十多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覺得自己應該為人表率，以保持自己在士林中的良好形象。

陳寅恪致傅斯年的私信，放在世風有些淪落的今天，尤顯出其靈魂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