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至新中國成立之歐美《說文》學

第一節(jié)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至新中國成立歐美《說文》學概述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中國政府閉關鎖國的狀態(tài)被打破，西方更多的傳教士、外交官、旅行家和商人涌入中國，他們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語言文字障礙，因此就比前一段時期更有可能注意到有助于識字的《說文》。實際上這一時期歐美學者對《說文》已經(jīng)不再陌生，學者們不但對其學習了解，還積極利用和譯介，比如1832—1851年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1858—1948年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1872—1901年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上面都載有歐美學者寫的涉及《說文》的文章。下面我們根據(jù)所收集到的資料，介紹一下這一時期歐美學者對《說文》的關注和研究情況。

一、以《說文》為主題的著述

我們這里所說以《說文》為主題，是指著作題目中含有《說文》，或者題目中雖無《說文》但主要內容和《說文》有關。這一時期歐美以《說文》為主題的著述較前有所增加，我們以以下四位學者為例，作一個基本介紹。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作為美國第一批赴華傳教士，1830年來到中國，他熟悉中文，精通中國歷史文化，是美國人研究中國的先驅者。他于1832年創(chuàng)辦了《中國叢報》，既是主編，又是主要撰稿人，先后在該刊上發(fā)表文章350余篇，其中包括一些涉及《說文》的文章。比如，1848年9月第17卷9期篇一，文章根據(jù)《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譯介其中小學書目，包括著作218種^[2]，而以《說文》為主題的有《說文解字》《說文系傳》《說文系傳考異》《說文解字篆韻譜》《說文字原》《六書正訛》《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等，列出中文書名和作者以及出版年代，將其翻譯成英語，并介紹其卷數(shù)，但沒有內容提要。再如，發(fā)表于1849年9月第18卷9期篇二的文章在探討中國字書編纂者、詩人、歷史學家以及普通民眾眼里“風”字的不同意義和用法時，引證《說文》，顯示出其對《說文》的一些認識。他稱許慎為“博學的作者”（Learned Author）^[3]，稱《說文》為“無價的詞源詞典”（invaluable etymologicon）^[4]。

裨治文發(fā)表于《中國叢報》1850年4月第19卷4期篇一的文章是對《說文解字徐氏系傳》四十卷（The Etymologicon［of Hü Shin］with a Supplementary Commentary by Sū，in forty sections）的譯介，這是美國學者較早以《說文》為主題的文章，具有重要意義。該文署名菲洛（Philo）。^[5]裨治文撰寫該文的目的是讓讀者對《說文系傳》有個總體了解。全文一共分六部分：總體概述［人物注釋［翻譯陳鑾推薦性的敘［翻譯祁寯藻的《重刊影宋本說文系傳敘》［翻譯徐鍇的系述［翻譯許叔重的原敘。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最值得關注，顯示出裨治文的觀點和看法，后面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部分是對《說文系傳》原文的英譯。因裨治文譯介《說文系傳》頗具特色，今擇要介紹如下：

首先，切分原文，以便理解。裨治文為了使西方讀者便于理解，對《說文系傳》整部書分八部分（volumes）作了總體介紹^[6]：第一部分是陳鑾和祁寯藻的兩篇《敘》。主體部分是第二至六部分，包括1—29卷，第七部分30—40卷以及兩三個短的序文。第八部分是承培元等以附錄的形式對前面四十卷述評的《說文解字系傳?？庇洝?。另外，在翻譯許慎的原《敘》時，為了翻譯和理解的方便，他將《敘》分成23段進行翻譯，而許慎原文并沒有分段。

其次，擇要介紹，突出重點?！墩f文系傳》的內容很多，一一進行介紹，在一篇文章的篇幅內很難進行，為了讓西方讀者有一個比較直觀的了解，裨治文有選擇性地把陳鑾的《敘》、祁寯藻的《重刊影宋本說文系傳敘》、徐鍇的《系述》一卷、許慎的原《敘》翻譯成了英語，這些內容基本可以讓不了解《說文系傳》的讀者知道該書的來龍去脈。

最后，為讀者著想，通俗易懂。裨治文認為《說文》為我們提供了關于現(xiàn)存的中國語言和文獻發(fā)展的完整歷史的最好的材料。裨治文的讀者是西方人，不了解這些歷史，因此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他后面所要翻譯的內容，裨治文有選擇地介紹了16位人物，他們是庖犧或者叫伏羲、神農氏、黃帝、倉頡、宣王、史籀、秦始皇、李斯、趙高、胡母敬、許慎、許沖、徐鉉、徐鍇、祁寯藻、陳鑾。裨治文對這些人物的介紹，完全站在西方讀者的立場考慮，文字通俗簡單易懂，如他把秦始皇比作“奧古斯都大帝”（Augustus the First）——羅馬的第一個皇帝，這是為了讓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秦始皇這個人物。又如，他介紹人物時全部采用西元紀年法，而沒有采用中國的紀年法，這樣符合西方人的理解習慣。又比如，介紹許慎時，說許慎出生肯定早于基督降臨，這容易讓西方讀者印象深刻。

裨治文對《說文》有關著作的簡介、對《說文系傳》的譯介、對許慎《說文解字敘》的翻譯，在歐美《說文》學歷史上都是比較早的，尤其是對《說文解字敘》的翻譯作于 1850年，要比西方學者經(jīng)常參考的沈康（Kenneth L.Thern）1966年的英譯本早一百多年，是我們所搜集到的資料中完整英譯《說文解字敘》的第一位學者。

湛約翰（John Chalmers，1825—1899），英國來華傳教士，寫有不少和《說文》有關的論著，對《說文》詞源、漢字結構、六書、轉注等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值得關注。由于比較典型，后面我們將拿出一節(jié)專門對其進行介紹。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法國來華傳教士。1881年來華，在直隸東南耶穌會任教職，在河間府傳教，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獻縣。1899年，戴遂良正式出版了所撰的《說文》的法文選譯本《漢字》（Caractéres Chinois）一書，該書模仿《說文》的體例，對一百多個最基本的漢字部首作了字形、字義和文化背景的解釋。后面我們也將拿出一節(jié)專門討論戴遂良這一基于《說文》的著述。

駱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7]，英國駐華外交官，曾經(jīng)在香港和威海衛(wèi)任職，今天位于香港灣仔的駱克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1879年來華，1921年回英國，在華超過40年。駱克1883年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12卷第2期上發(fā)表的《〈說文通訓定聲〉評介》（The“Phonetic Shwoh Wan”）一文，是對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的譯介。此文雖以《說文》為主題，但內容比較簡單，全文一共14頁，分三部分：開始1頁是對朱駿聲的簡介［中間12頁是主要部分，內容是對《說文通訓定聲》的索引表［最后1頁介紹《說文通訓定聲》中所用的某些術語。

駱克對朱駿聲的簡介引自湛約翰從《說文通訓定聲》前言中揀選出來的內容^[8]，所有的介紹全部加引號。而《說文通訓定聲》“索引”部分18韻部，駱克指出其與由理雅各所譯《三字經(jīng)》前言第108頁給出的段玉裁的韻部“大體上差不多”^[9]，他列了一個表對比了段玉裁17韻部與朱駿聲的18韻部之后，說明“通過這個表可看出朱駿聲和段玉裁著作中的韻部順序是如何不同的”^[10]。文章的主體部分給出了《說文通訓定聲》索引表，以《康熙字典》214部首為序，每個字對應兩個數(shù)字，第一個數(shù)字表示該字屬于《說文通訓定聲》18韻中的哪一韻，第二個數(shù)字表示該字所在的頁碼。如下表所示：

（續(xù)上表）

（續(xù)上表）

文中駱克沒有給出術語介紹選擇標準，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其選擇性，這些都是西方人較難理解的術語。駱克比較注意解釋的通俗易懂性，并重視舉例說明。

整篇文章，駱克沒有對《說文通訓定聲》作高深研究，只是很淺顯地進行了譯介，在譯介的過程中也比較善于借鑒參考其他學者的成果，其學術研究性不濃，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讀者介紹《說文通訓定聲》這本著作，但是也顯示出了一些特點。首先，在清朝眾多的《說文》著作中，駱克選擇《說文通訓定聲》進行介紹，我們認為這種對《說文通訓定聲》的特別關注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很深的淵源，表明了歐美學者對語音研究的敏感。西方語言的表音性，讓歐美學者特別注重語音方面的研究。其次，駱克在對《說文通訓定聲》的譯介中特別給出了索引表，顯示了歐美學者注重實用性的特點。駱克認為《說文通訓定聲》雖然很有價值，但是“沒有索引的幫助很難找到里面的字，因此煞費苦心編了一個，希望對學習漢語的學生有幫助”^[11]。西方讀者面對厚厚的一本《說文通訓定聲》，往往感到無從下手，有一個索引表來指引他們如何使用該書，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駱克這種對索引的重視，是由實際需要決定的。

總之，駱克的《〈說文通訓定聲〉評介》這篇文章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學者朱駿聲及其《說文》研究成果，最實用的是提供了一個索引表，并且介紹了其中的一些術語，這對西方讀者來說是很有必要的。它寫于1883年（朱駿聲的著作完成于1833年），作為《說文通訓定聲》一書較早的關注者，駱克積極向西方介紹此書，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二、涉及《說文》的著述

這一時期涉及《說文》的著述較前一時期也有所增加，從事研究的人數(shù)較多，下面分幾個方面來介紹。

（一）漢語漢字研究方面

衛(wèi)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兼外交官，1833年10月26日抵達廣州，1876年返美，在華共43年。他一生漢學著作甚多，曾撰《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在“十一章最后介紹了《說文解字》以及對馬禮遜編寫字典的作用”^[12]。其《漢英韻府》（1874）一書^[13]，在“前言”部分“對《說文》中給出的漢字分類進行了重述”^[14]。另外，此書每個漢字下都有詞源、詞義、組詞和詞語釋義的內容。其中“詞源”部分有一些直接或間接引用了《說文》。英國學者湛約翰指出他在此書中有一些理解或翻譯錯誤，比如“音”字，《說文》稱“從言含一”，湛約翰認為直譯就是“it follows 言holding 一in its mouth”，而衛(wèi)三畏的翻譯為“From 言words placed over含 to hold in the mouth，both contracted to their present form”！^[15]這里譯成漢語便成“來自‘言’（詞語）字放在‘含’（銜在口里）字上，二者都簡省成現(xiàn)在的形式”，這和《說文》原意相差太遠。

葛路耐（W.P.Groeneveldt，1841—1915），荷蘭學者，對漢字很有研究。在其1875年發(fā)表的《評衛(wèi)三畏博士的字典》（Dr.Williams’Dictionary）一文中認為《說文》里面談到的六書“不過是對現(xiàn)存漢字的經(jīng)驗性分類，不能稱得上是對字源的描述，尤其是轉注和假借更是和語源無關，只是漢字的運用”^[16]。他認為更正確的做法是把這個分類減少到四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前兩類是最古老的［第三類晚一點兒，也比較古老［第四類是最晚的。四書之產(chǎn)生只是一個自然發(fā)展的過程，不能嚴格劃分，至少前三類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他們是截然分開的時期，相反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互相融合并行發(fā)展的。前三類都可以說是表意的，對這三類字的研究可以讓我們追溯到他們造字時的一些思想，但是要記住“一個字的形式或者其構成成分并不能總是描述它所表示詞的本義，因此不能用作尋找詞源的可靠線索”^[17]。也就是說葛路耐認為字源和詞源不是一回事。第四類形聲字，他認為純粹表聲的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不但確定讀音而且能通過表意過程描述本義，而作為部首的部分只是起區(qū)別意義的作用，因此表音的部分應翻譯為“primitive”，而部首應翻譯為“classifier”。他認為要著力研究“primitive”來尋找詞源。作者在文末聲稱他對漢語詞源的這種看法只是作為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但是“這種語言研究一旦被引入正道，接下來的工作會延伸我們的知識，使我們更接近于完美，而且毫無疑問，條理將取代混亂，這門現(xiàn)在看來很難的語言會變得更加容易一些”^[18]。章太炎1913年的《文始》被看作漢語詞源學的“初創(chuàng)之作”^[19]，而葛路耐作為外國學者在1875年就發(fā)表文章對漢語詞源進行思考，還是比較難能可貴的。

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字迪瑾，英國傳教士和著名漢學家。他1848年來華，1905年于上海去世，在華57年^[20]，曾撰寫過若干與漢字漢語有關的著作，其1876年出版的《漢字入門》（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一書對《說文》給予了比較公正的評價，他說：“《說文》一個很大的優(yōu)點是它選了最好的漢字確定形式，給它們字源上的解釋，把它們置入一個系統(tǒng)中”，還有“這些解釋中的大多數(shù)都是《說文》的編纂者（許慎）做的，盡管如他后來的本土學者所表明的那樣，他經(jīng)常犯錯，值得注意，但是對那些他不負責的解釋，不應該歸咎于他”。^[21]艾約瑟在《漢字入門》一書中還多處引用了《說文》，對此另一傳教士湛約翰有精彩的點評。詳見有關湛約翰一節(jié)，此不贅述。

瓦特斯（Thomas Watters，1840—1901）^[22]，英國駐華外交官，其1876年發(fā)表的《關于漢語語言的論文》（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簡單介紹了《說文》，不過他對《說文》的評價不是很高。^[23]他認為：“《說文》把詞歸在一些簡單的字即部首下，共有540部，第一個是簡單的‘一’。它給出了一些派生詞——經(jīng)常是想象的和荒謬的意義與模糊的發(fā)音?？傊?，它本身沒有什么太大價值，但是直到現(xiàn)在還被認為是很好的權威，現(xiàn)在被各種評注所豐富，使它成為一本有用的參考書?！?sup>[24]也就是說他認為《說文》本身價值不太大，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各種評注使之豐富而已。

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25]，英國駐華外交官，漢學家。他1874年來華^[26]，是早期搜集殷墟甲骨的西方人之一，在甲骨文、金文和中國古錢學研究方面具有一定造詣，發(fā)表了不少著述^[27]。他1881年出版了The Six Scripts一書^[28]，是對戴侗《六書故》的譯介，里面談到戴侗對《說文》的引用、評價以及改進，也有金璋自己的一些看法。金璋認為“會意”不應該理解為“讀者通過字的構成而得知它的意義”，而應理解為“造字者通過抓住口說的詞所暗含的概念，或者說通過分析它的意義，根據(jù)其對一個詞含義的理解而獲得一個合體字的造字意圖”^[29]。美國學者司禮義（Paul L-M Serruys，1912—1999）評價說：“注意金璋是從口說的詞被造字者賦予字形開始，這一點很有意思，已經(jīng)接近‘會意字成分之選擇應該表明這些成分和新詞自身的詞源聯(lián)系’這個觀點。這是研究會意字最有前途的方法，這會再一次把字和字形結構帶回詞本身——它的聲音和它的意義?！?sup>[30]這也體現(xiàn)了西方學者喜歡關注聲音和意義之間聯(lián)系的特點。

伊斯特萊克（Frank Warrington Eastlake，1858—1905），美國人，在日本和中國香港長大，在德國柏林大學讀書，后去巴黎學習法律，然后又回德國學習醫(yī)學、語言學和哲學。^[31]其《論“笙”》（1882）一文中，引用了《說文》對“笙”的解釋^[32]，還把《爾雅》對“笙”的解釋和《說文》的解釋作了比較，得出的結論：《爾雅》的解釋和《說文》稍有不同，但差別不大。

方法斂（Frank H.Chalfant，1862—1914），美國來華傳教士。1887年他剛結婚便赴中國傳教，來到濰縣樂道院擔任道學教授。他酷愛中國文化。起初，他以收藏和研究中國古錢幣聞名，到20世紀初發(fā)現(xiàn)甲骨文后，又以極大的熱情轉向甲骨文的收藏研究，被譽為西方研究和傳播甲骨文字的第一人。1906年方法斂在美國發(fā)表了一篇研究報告《早期漢字》（Early Chinese Writing），該文的主要內容分三部分^[33]，其中第二部分專門討論《說文》。全文出現(xiàn)《說文》一百多處，有引用，有介紹，還給出了二十張含有439個《說文》部首字及其現(xiàn)代書寫形式的圖片。^[34]值得關注的是方法斂對《說文》的評價。他指出《說文》540部中很多部首里的字之間沒有聯(lián)系［還有的和部首的意義無關，如尸部的字就極少和死亡有關系。他又批評《說文》的主要目標本應是尋求詞源，而作者許慎卻把自己的觀點當作一個詞的“本義”，對其衍生義經(jīng)常進行猜測，而且對其發(fā)音只是偶爾給出一些提議。方法斂對許慎540部首的批評有兩點：第一，順序好像沒有邏輯性，而且分部太多。這個系統(tǒng)的缺陷在后來很快顯示出來，所以后來的辭書編纂者把它們縮減到214部。第二，這些部首沒有包括構字中某些早就用過的古字。方法斂也評價了六書，認為雖然總的概念很好，但是其代表性的字卻有可能屬于不止一類。他認為《說文》中的定義和溯源并不總給人理性和真理，許多都只是作者的猜測。不過他也承認是有可能由于其作者掌握一些現(xiàn)在已經(jīng)丟失的信息，因此在某些情況下他的觀點可能是對的。

George Owen（?—?），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教授。他于1910年10月4日在《中國漢字演化》（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ing：The Inaugural Lecture of the Michaelmas Term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中提到《說文解字》（Shuo Wen Chieh Tsz）2次，提到《說文》（Shuo Wen）2次，我們從他的措辭“現(xiàn)存最古老的字典”“古老的字源字典”“漢語中最古老的字典，有名的”“根據(jù)《說文》作者”中^[35]，可以看出《說文》在他心目中的權威性。

萬卓志（George Durand Wilder，1869—1946），美國來華傳教士，1894—1939年在中國傳教。他與另一傳教士盈亨利（James Henry Ingram，1858—1934）合作，于1922年用英文出版了《漢字分析》（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一書^[36]，主要目的是幫助外國人學習漢字。全書用英文分析了 1 002 個漢字的構成。此書主要參考了戴遂良基于《說文》的《漢字》，大部分解釋都來自戴書，但也不限于此，《說文》原書和方法斂、湛約翰及其他學者的著作也時常被引用到。此書“前言”部分談到盡管著名的《漢英字典》的編者翟理斯先生對《說文》詞源很輕視，但是“湛約翰、方法斂和戴遂良及其他學者卻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并給我們最有趣的結果。這些結果是如此令人信服，因此我們在教漢字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運用了這些中國最早的詞源學家所給出的原則”^[37]。這是西方學者較早對西方《說文》研究的總結和評價，值得關注。此書作者自己也有對《說文》的看法，認為：“《說文》詞源雖然幼稚且充滿幻想，也要比那些外國學生發(fā)明的來幫助記憶幾千漢字的各種記憶法強很多”^[38]，因為“這是中國人想象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因此會吸引那些研究中國人思想的學生。而且它們看起來充滿幻想，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產(chǎn)生這些想法的古代風俗傳統(tǒng)、書中所描繪的器具形狀以及各種方言的語音變體”^[39]。作者認為學習《說文》詞源知識有助于學習漢字，因為“這是第一本真正考古學的詞源研究著作……是現(xiàn)在我們214部首的源頭”^[40]。

Raymond B.Blakney（1895—1970），美國人，翻譯過老子的《道德經(jīng)》，曾在福建協(xié)和大學（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教書，對學習漢語漢字很有熱情，在他1926年出版的著作《漢字研究》（A Course i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一書中提到該書中的信息以及字源直接來自中文資料諸如《說文》《六書通》《爾雅》《康熙字典》和《辭源》。^[41]該書還對《說文》作了簡介，里面談到《說文》的性質及其作用，并認為《說文》是漢字歷史上尤其重要的一部著作^[42]。

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1878—1957），英國學者，曾經(jīng)就《說文》轉注定義的模糊性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他說：“這個模糊性也許不是許慎造成的，而是有可能由于眾所周知的現(xiàn)存《說文》某些地方文本不清楚。另一方面，許慎也有可能自己對傳統(tǒng)術語‘轉注’誤解，這個詞語就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sup>[43]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44]，也是中國學者最熟悉的漢學家，是西方漢學領域的泰斗。高本漢并不專門研究《說文》，但他對《說文》非常重視，著作中頻頻出現(xiàn)“《說文》”。在其1923年出版的《中國語與中國文》（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一書中有一段話討論了《說文》的影響^[45]，可以總結成三條：一是引起學者對字源學與正字學上的興趣［二是把毀壞字體的趨勢遏制住了［三是使一般文字歷史的研究得到激勵。在《漢文典》（Grammata Serica）^[46]一書中“幾乎每頁都參考《說文》”^[47]，其《漢文典》中對《說文》的評價如下：

數(shù)百年來，中國學者一般都認為許慎在《說文》中已經(jīng)注明每個字的本義，古文字學家都把他的解釋奉為經(jīng)典。但是許慎怎么可能知道每個字的本義呢?有許多字，如“目”“口”“馬”，他是能做到的，但還有許多字，他是絕無辦法注出本義的?！拜肌弊郑椤熬氯A也”，這個解釋有點道理——因為這是一個有文獻可稽的古義，而且字的形符是草，看起來很保險。但是該字還釋作“蕪菁”“茅”，還有——甚至在《詩經(jīng)》中！——釋作“茂盛”，所有這些都跟字的形符相合，其中每一個都可能是該字所由產(chǎn)生的本義。我們怎么能僅據(jù)一本出版于公元100年的字典，就肯定“韭華”是本義呢?當然不行。此外，還有一些字義，是許慎依據(jù)字形自己推測的，從未得到典籍的證實。如“幺”“癶”等等。所以，要確定一個字的本義，許慎不是一個可靠的指導。

那么，現(xiàn)代語文學家是否做得好一些呢?在某種情況下，我們確實可以糾正許慎的明顯的錯誤。但在大多數(shù)模棱兩可的地方，我們并不比他做得更好。^[48]

從上述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高本漢對《說文》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有學者指出“高本漢認為中國的古文字學家對待《說文解字》中的各種定義，就像外國人對待《圣經(jīng)》中的語言一樣。在對許慎的語言學著作進行過分析的其他西方語言學家中，再沒有像高本漢一樣將《說文解字》說得這么神圣的了”^[49]。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高本漢并沒有把《說文》神圣化。高本漢非常重視用其他的典籍來印證詞義，并不僅以《說文》為依據(jù)。他認為《說文》《爾雅》中的許多字并不見于以前任何一本典籍，其是一種危險的材料，猜測它們的字義是一種冒險的事，簡短的字典釋義常常會使人誤入歧途。他舉例說：“‘務’字，《說文》釋作‘趣’，意思是‘跑’。如果我們不求諸典籍，一味跟從《說文》，當然會把‘務’解釋作‘跑’——這絕對是錯誤的?！墩f文》的解釋來自下面的引申義：‘趣’的意思是‘跑’，引申為‘追逐，爭取，趨向’，‘務’的意思是‘致力于’，引申為‘專心于，趨向于’。”^[50]高本漢深刻認識到單憑字典釋義之危險，因此堅持這樣的原則：《漢文典》只收錄見于先秦典籍的字，少數(shù)特殊場合，也收錄見于漢初典籍的字。因此，在《漢文典》中，某些字如果《說文》中有此詞義而沒有書證，就特別標明。比如：“丏，隱藏。見《說文》，無書證?！?sup>[51]

另外，高本漢認為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很“出色”^[52]，其《漢文典》“正文”部分還仿照《說文通訓定聲》，以形聲字之主諧字為綱，依次排列相關的形聲字。此外，“高本漢撰《漢字分析字典》《漢字諧聲譜》都是用的這種編排法”^[53]［高本漢的《先秦典籍通假字典》（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Texts），房建昌認為也是對“《通訓》的擴大和發(fā)展”^[54]。

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1903—1972）是俄裔美國漢學家，除了精通俄文、中文、英文之外，還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日文甚至梵文和各式樣的阿爾泰文字。他1930年起就在柏克萊（Berkeley）講授漢學，學生眾多，在美國漢學界甚至形成所謂的“卜派（Boodbergian）漢學”^[55]。他研究漢字常用多種文字進行闡釋，并說：“三千年的中國文字傳統(tǒng)，含函深遠博大，唯有用整個歐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傳統(tǒng)方能注解清楚?！?sup>[56]卜弼德認為《說文》是權威性的資料，“盡管現(xiàn)在有很多新發(fā)現(xiàn)，《說文》還是作為我們穿越曲折漢字迷宮的主要指導”^[57]。卜弼德對許慎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許慎是“偉大的中國語言學創(chuàng)始人”，在其杰出的字典書名“說文解字”中就很精彩地把“文”與“字”的區(qū)分明確表達出來：“言說文（獨體字）和分析字（合體字）?！?sup>[58]他在《關于中國邊境歷史的兩點注釋》（1936）^[59]、《關于上古漢語進化的預期評價》（1937）^[60]、《老子第一章語言學注釋》（1957）^[61]等文章中都引用到《說文》。其1940年發(fā)表的《作為紀年的中國生肖名》一文，則根據(jù)《說文》中鳣、鯉兩字互訓^[62]，而且早期中國人認為鯉魚可以變成龍，推測孔子弟子梁鳣（又叫梁鯉^[63]）出生于龍年。在該文中，卜弼德還注意到“在《說文》中保存的為數(shù)不多的孔子評論漢字結構的話中，有兩條是關于狗的：一條是關于‘犬’字的象形性質，另一條是解釋‘狗’字的讀音與叩相同”^[64]，即“犬，狗之有縣蹄者也。象形?？鬃釉唬骸暼秩绠嫻芬病?，“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據(jù)此，他認為孔子很關心狗，并認為這可能與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該年為狗年有關。不過，根據(jù)馬宗霍《說文解字引群書考》（1959）的研究，《說文》中共引“孔子曰”12條，其中10條可能取自緯書，只有璠、羌二字所引可以確定是孔子之語，日本學者阿辻哲次也持此說。^[65]也就是說這里卜弼德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許慎所引的“孔子曰”不一定是孔子說的，有可能是偽造的，因此他的結論的可信度要打折扣。

顧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是“美國學術界最早對中國語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啟蒙大師，也是西方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權威漢學家”^[66]。在漢字研究方面，他非常強調漢字的表意性質。顧立雅比較注重《說文》，在其編制的一套被西方各大學普遍采用的《歸納法中文文言課本》（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中^[67]，曾經(jīng)系統(tǒng)地運用《說文》解釋書中漢字^[68]。在《申不害：公元前400年中國的政治哲學家》一書中，也運用到《說文解字詁林》中的文字學論據(jù)。^[69]顧立雅認為：“《說文》的作者許慎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他的作品毫無疑問是我們所擁有的漢字歷史上最重要的獨一無二的資料?！牟牧鲜侨绱酥匾?，以至于沒有這些材料，現(xiàn)代研究者們無法糾正其錯誤。這本書必須得到我們的欣賞?！?sup>[70]

但是顧立雅也指出：“欣賞是一回事，盲目跟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西學者都有盲目跟隨的情況?！?sup>[71]在其1936年《論表意漢字的性質》（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一文中，顧立雅認為許慎的六書系統(tǒng)錯誤很多，最主要的是“轉注和假借太模糊，以至于中國學者幾乎兩千年的討論都還不能達成統(tǒng)一意見”^[72]。他說：“在實際應用中，這兩類字包含不同類型的漢字，結果堆在一起，沒有進行合適的區(qū)分?！?sup>[73]

對于轉注，在顧立雅看來，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時間里，許多研究過轉注的漢語詞源學家都沒有正確地理解它，還沒有外國學者是按照《說文解字敘》的作者所說的意思對它進行處理。就算戴遂良的解釋是正確的，也只是部分正確。段玉裁舉了很多例子來闡述自己的看法，在顧立雅看來段氏的論證很難理解，而且也是不正確的。顧立雅覺得“也可以質疑一下許慎自己在這方面是否完全清楚”^[74]。顧立雅分析：轉注字在許慎看來像是想要包括從一個簡單的母字中進化出來、接近原意的字。許慎給出的例子是“老”和“考”，但《說文》解釋“考”字：“老也。從老省，丂聲。”這是由一個表意部分和一個表音部分構成的形聲字，即使段玉裁在他的注中也沒有提到這個字是屬于轉注的。

對于假借，顧立雅認為西方學者們有時把它翻譯為“虛假的借用”（false borrowing）是不合理的。他說，“假”“借”兩個字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表示“借用”（to borrow），合在一起使用通常也是這個意思?！墩f文解字敘》里的上下文并沒有證據(jù)顯示出“假借”中有“虛假的借用”這個附加的意義。對于《說文》“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的說解，顧立雅批評許慎的解釋“讓人糊涂得無可救藥”^[75]。一方面，許慎告訴我們這些字是借音，借來表示口語中以前沒有書寫形式的同音異形字。但是他給出的例子看起來更像字的引申義，而根本不是借音。

對于會意，顧立雅認為還可以再作細分。他根據(jù)構字成分間之關系將會意字分成如下幾類：構字成分合在一起強調其共同特點的會意字，比如“明”和“鮮”［構字成分之間有具體相互關系的會意字比如“好”字［構字成分具有位置關系的會意字，比如“東（東）”（日在木后）、“杲”（日在木上）、“杳”（日在木下）等［通過語義衍生構成的會意字，比如“俠”字［通過減省構成的會意字，比如“集”字（原來是三只鳥在樹上，減成一只鳥在樹上）等。

對于形聲，顧立雅批評許慎“非常喜歡發(fā)現(xiàn)漢字里的表音成分，經(jīng)常讓他在這個方向走得過遠”^[76]。對于《說文》9 353個漢字中有7 697個為形聲字，占總字數(shù)的82%以上，顧立雅批評許慎言形聲字過于隨意，指出許慎所說的形聲字里面有很多是會意字。他舉了“降”“陟”和“諾”等例子，還引用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字形來說明。尤其是像“佑”“俚”等后加指示性形旁的字，被劃為形聲字，顧立雅認為這大大阻礙了人們對漢字性質的認識。

顧立雅對許慎六書系統(tǒng)的嚴肅批評，有學者認為是歷史上最早的人^[77]。我們認為重點不在于顧立雅是不是第一個提出系統(tǒng)批評，而是他作為外國學者沒有歷史的包袱，不受體制的限制，批評起來比國內學者更為徹底。

（二）文化、文學、天文學、社會學等研究方面

文化、文學、天文學、社會學等研究方面涉及《說文》的學者眾多，這里僅就所搜集的資料列舉幾位以窺全貌。

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英國傳教士，其1892年出版的《中國風土人民事物記》一書有介紹《說文》性質的內容^[78]。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英國外交官，漢學著作甚多。其《老子的遺產(chǎn)：重譯》（1886）一文曾利用《說文》來證明《道德經(jīng)》是一本偽書。^[79]其《三字經(jīng)》英譯本除了對每個漢字都注音、標調以外，還根據(jù)許慎的《說文》對每一個漢字的結構、意思、偏旁、部首進行了分析。^[80]他在《中國文學史》一書“漢朝”部分中^[81]，談到了許慎《說文》“對寫作規(guī)范化所起作用”^[82]。不過，總體上翟理斯對《說文》的詞源說解評價并不高，他說：“《說文》里的很多詞源說解都是極其幼稚的。”^[83]

查爾斯·古爾德（Charles Gould，1834—1893），英國地理學家，其1886年出版的《神話中的怪物》（Mythical Monsters）一書^[84]，在討論麒麟、鳳凰和龍時參考了《說文》的說解。

施萊格（Gustave Schelgel，1840—1903）^[85]，荷蘭漢學家。1890年起他和法國的漢學家考狄（Henri Cordier）合辦了一本頗有影響的漢學期刊，名叫《通報》（T'oung Pao），到今天依然無間斷地出版，被稱作西方世界當今最具權威性的三份漢學學報之一。^[86]本書不少涉及《說文》的文章就是從《通報》上找到的（見后文“參考文獻”部分）。另外，其一些非英語文章也涉及《說文》^[87]。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國著名漢學家，曾任《通報》主編，有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多次實地考察以及考古探險的經(jīng)驗，以譯著五卷本的《史記》而聞名。其1906年發(fā)表的《突厥十二生肖紀年》（Le Cycle Turc des Douze Animaux）一文，談到《說文》對“巳”與“亥”的說解，即“巳為它（蛇），象形”與“亥為豕，與豕同”，沙畹認為這種解釋從詞源本質上說是正確的，不過他懷疑有可能是一位熟悉十二地支與十二生肖的學者想象出來而在公元100年確立的。^[88]

德莎素（Léopold de Saussure，1866—1925）^[89]，法國漢學家、天文學家、海軍軍官、航海家，是著名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弟弟。^[90]德莎素并不專門研究《說文》，但他曾經(jīng)運用《說文》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學，其一系列文章如《中國天文學起源（續(xù)）》（1909）、《中國天文學起源：D.十二支（續(xù)）》（1910）、《中國天文學起源：E.十二生肖紀年（續(xù)）》（1910）、《中國天文學起源：F.攝提格（續(xù)）》（1911）、《中國天文學起源：G.歲星紀年（續(xù)）》（1914）等都運用到《說文》。^[91]這說明到20世紀初，歐洲漢學家已經(jīng)把《說文》用于中國天文學研究，這是十分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師從沙畹，漢學研究精湛淵博，于我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論著，尤其以敦煌研究最負盛名，曾任《通報》主編。他對《說文》研究之資料相當重視，比如1913年發(fā)表的《伯希和所集中國書目錄上下卷》一文，便收錄了《說文解字校錄》《說文解字通釋》《說文解字義證》《說文古籀補》《說文新附考》《說文通訓定聲》《說文通檢》《說文引經(jīng)考證》《王氏說文》《說文本經(jīng)答問》等多種《說文》學著作。^[92]另外，伯希和還有不少法語文章在不同方面使用到《說文》^[93]。

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沙畹的學生，是因將社會學引進漢學研究而獨樹一幟的漢學家。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對《說文》進行分析。在1914年公開發(fā)表的報告《中國古代宗教研究綱要》中，葛蘭言提出研究中國宗教三個有目的的步驟，把“分析中國最早的詞書《說文解字》”作為第一步^[94]，他認為《說文》中“保留了許多民間的宗教觀念和習俗，是研究中國宗教很重要的資料”^[95]。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荷蘭外交家，熱衷于搜集中國圖書字畫、古玩樂器，醉心于中國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他在寫《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時曾經(jīng)利用過《說文》。^[96]其1940年所撰《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一書參考了《說文》《六書精蘊》《說文解字箋》《說文解字詁林》《說文釋例》等一系列《說文》學著作。高羅佩利用《說文》研究琴道獨具匠心，也頗有心得，他提出了兩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一是不同版本之《說文》字體存在差別，利用時應作綜合考察。他認為小篆由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于公元前213年擬定，盡管李斯用他所找到的古字作為基礎，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全新的字體。而《說文》成書距離李斯的時代又隔了300多年，在此期間，字體又有一些變動。在后來的朝代里，《說文》又出了很多版本，加入了詳細的注解。他指出：許慎的原文被忠實地重印，但是小篆的字體在重制時，不同的編纂者出于書法的考慮引進了不同的修改。我們必須不能忘記小篆已經(jīng)變成了書法中的一個分支，由此這些字可能存在不同寫法。因此幾乎沒有能夠給漢字以完全相同小篆字體的兩個版本的《說文》。^[97]因此他建議學習漢字古文最好盡可能多地參考不同版本的《說文》。他推薦了丁福保1928年出版的《說文解字詁林》，并說依靠它，這個工作強度就可以大大減輕。

二是考釋漢字字義不能僅僅依靠《說文》本身，還應參考甲骨文和金文。比如“琴”字在《說文》中被看作是一個單獨的部首，大家都認為其是一個象形字，象琴的形。明《六書精蘊》、清代徐灝的《說文解字箋》、王筠的《說文釋例》對“琴”都有詳盡的分析^[98]，然而高羅佩認為這些完全建立在小篆上的分析是沒有價值的，要想作出更好的分析，還要參考更古老的字形古文。而他正是在參照金文和甲骨文之后得出自己的結論的。

綜上所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至新中國成立（1841—1949）期間，是歐美學者對《說文》進一步譯介研究和利用的階段，有關《說文》的著述增多。他們較上一時期人數(shù)增加了不少，僅我們搜集到的就有三十多位，其中以《說文》為主題的學者有4位，其他涉及《說文》的關注領域也有所擴大。歐美學者認識到《說文》的價值，積極進行譯介，并注意在一些領域加以運用，比如漢語漢字研究、文化、文學、天文學、社會學等研究領域。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注重《說文》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在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中的價值。從學者身份上來說是以駐華傳教士和外交官對《說文》的關注為主，但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來自不同領域專業(yè)學者的關注。隨著對《說文》了解的增多，歐美本土學者的《說文》研究水平也大有提高。下面我們以專門章節(jié)介紹比較有代表性的湛約翰與《說文》有關的著作以及戴遂良基于《說文》的著述《漢字》，兩位學者都是來華傳教士。

第二節(jié) 英國湛約翰與《說文》相關的著作

湛約翰，出生于蘇格蘭，畢業(yè)于阿伯丁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到中國來傳播福音的傳教士。湛約翰1852年6月奉派前往香港，協(xié)助理雅各管理并教授于英華書院，在理雅各離任前曾協(xié)助他翻譯過儒家經(jīng)典，1859年赴廣州設立會堂，寓居廣州十余年，1879年返回香港，接替理雅各主持倫敦會香港分會教務。1879—1899年，二十年中他一直在香港做傳教士。他的一生除了傳教以外，還曾對中國文化史進行過廣泛和深入的研究，編寫字典、撰寫論文、參與儒家經(jīng)典和道家著作的翻譯，是一位值得關注和研究的人物。不過不論是在介紹歐洲漢學還是專門介紹英國漢學的著作中，都很少有人提到他，即使提到，占用的篇幅也很少。湛約翰的傳教經(jīng)歷和漢學貢獻“似乎一直被他的同鄉(xiāng)、傳教士——漢學家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光環(huán)所遮蔽”^[99]。國內研究湛約翰的文章主要有段懷清的《〈中國評論〉時期的湛約翰及其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一文，該文對湛約翰學術成就評價很高，認為其“漢學研究涉及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政治乃至風俗習慣等諸多領域，而且其漢學貢獻，也并不僅限于一般意義上的翻譯介紹或者字典編纂”^[100]。有人認為：“湛約翰在漢學方面最好的著作，在于詞源學方面，也就是他對《說文》的翻譯闡釋?！?sup>[101]目前學術界關于湛約翰對《說文》的翻譯闡釋方面的研究還很少，下面我們將專門討論他與《說文》相關的一些著作。

湛約翰和《說文》有關的著作主要有：①1877年發(fā)表在《中國評論》上的文章《漢語字源，附〈說文〉目錄》（Chinese Etymology，with a List of Primitives and Key to Shwoh-Wan）［②1882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三百個基本漢字結構分析：在100年的〈說文〉和1833年的〈說文通訓定聲〉之后》（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300 Primary Forms；After the Shwoh-Wan，100，A.D.，and the Phonetic Shwoh-Wan，1833.）（以下簡稱《漢字結構分析》）［③1887年發(fā)表在《中國評論》上的文章《論漢字六書》（The Six Mod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六書）［④1887年發(fā)表在《中國評論》上的文章《論漢字轉注》（On the Term 轉注Chuan Chu as Applied to Chinese Characters）。下面我們具體評介湛約翰與《說文》相關的著作。^[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