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人際關系、文人干謁與南宋文學

南宋文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內容大多數(shù)是唱酬、贈別、祝壽、干謁之類用于人際交往的，大量唱和詩詞、序跋文字就產(chǎn)生于這個時期，文學的社交功能、娛樂功能、應酬功能，與抒情功能并行不悖，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在南宋士人的社交活動中，中國官場和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套交情、拉關系的社交方式在當時被運用得爐火純青、已臻化境?！把夑P系”“地緣關系”“學緣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常見的三種類型，這三種關系與南宋文人印可品題、干謁奔走、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lián)系。接下來，我們以人際關系為中心，探討其在南宋文人干謁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地位與影響。

陸游在《跋呂舍人〈九經(jīng)堂詩〉》中特別談及“人情”及“師友”“子孫”等人際、人倫關系對士大夫文學創(chuàng)作的意義：

前輩以文章名世者，名愈高，則求者愈眾，故其間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有識之士多以為恨。如呂公《九經(jīng)堂詩》，蓋自少時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淵源，講習漸漬所得，又為其子孫而發(fā)，故雄筆大論如此。于呼，凜乎其可敬畏也哉！^[1]

此跋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語，透露出南宋大詩人對文學交游、師友淵源、學緣血緣、人情世故、往來切磋等事實的重視。他的作品大多亦是“徇人情而作”，令人“可敬畏”的就是文中所說“師友淵源”“子孫”親屬等“人情”關系。南宋時期“以文章名世者”礙于情面，在為后生晚輩印可延譽之際，往往與人為善、熱情周到，甚至于言過其實、不遺余力。這些名流顯人作文論藝之際，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唱和酬酢的成分，文學的主要功能是社交應酬，這種功能影響了南宋文人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結交同類、抵觸異己等由人際關系導致的某些情緒客觀上對文學創(chuàng)作也存在著正、反兩方面的影響。

第一節(jié) 誠齋之風

楊萬里與尤袤、范成大、陸游并稱為“中興四大詩人”，這四大詩人尤其是楊、范、陸三位更是時代的風云人物，劉克莊高度評價高似孫時說：“老筆如湘弦泗磬，多人間俚耳所未聞者，有石湖、放翁、誠齋之風?！?sup>[2]我們從中可感受到當時對此三人的推崇。

楊萬里自敘文學創(chuàng)作靈感之來時特別強調其受友人倡和索詩及交游故舊索序之啟發(fā)影響，在其文集中交游酬酢類文字十分常見，僅以《誠齋集》卷八○為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下列文字：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髢洪L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詩，詩必頹。善，如爾之請也?！笔侨?，始擬作進士題?！髂甓拢怀紴殂屧嚳脊?，與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于是匯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3]

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于相違，而喜于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荊溪集》者，竊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奔冗€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僅二百首，題曰《西歸集》，錄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鐘仲山。^[4]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xiāng)舉。自紹興癸酉一別，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于南溪之上，……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帙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書，下逮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抉，殆數(shù)十萬言。于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fā)摘呈露，無余秘矣。^[5]

予嘗舉似舊詩數(shù)聯(lián)于友人尤延之，……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庇枰酂o甚悔也。然焚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于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者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于是并錄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屢求之不置，因以寄之。^[6]

這種文字，在楊萬里集子中普遍存在。我們若進一步深入分析楊萬里這些序文中的深意，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所提及的“大兒”“友人”“故人”“范公”“同郡”“同鄉(xiāng)舉”等親朋、好友、故交在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地位與影響，無論是他人對楊萬里的品題鼓勵，還是楊萬里對他人的印可延譽，都十分注重自己與他人的關系。

楊萬里首先通過干謁奔走南宋中興名將張浚之門而步入仕途，后經(jīng)張的提攜援引步步高升直至朝廷權力中心，后楊萬里為了自己子侄輩的仕途前程也還一度發(fā)揮其干謁請托方面的特長，利用其人脈資源，頻繁干謁奔走，請托延譽。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情商”很高的名流詩人。試看他逢迎討好丘侍郎的《跋丘宗卿侍郎見贈使北詩一軸》：

太行界天二千里，清晨跳入寒窗底。黃河動地萬壑雷，卻與太行相趁來。青崖顛狂白波怒，老夫驚倒立不住。乃是丘遲出塞歸，贈我大軸出塞詩。手持漢節(jié)娖秋月，弓掛天山鳴積雪。過故東京到北京，淚滴禾黍枯不生。誓取胡頭為飲器，盡與黎民解魁髻。詩中哀怨訴阿誰，河水嗚咽山風悲。中原萬象聽驅使，總隨詩句歸行李。君不見晉人王右軍，龍?zhí)⑴P筆有神，何曾哦得一句子，自哦自寫傳世人？君不見唐人杜子美，萬草千花句何綺，只以詩傳字不傳，卻羨別人云落紙。莫道丘遲一軸詩，此詩此字絕世奇。再三莫遣鬼神知，鬼神知了偷卻伊。^[7]

丘宗卿“儀狀魁杰，機神英悟”，“生無以報國，死愿為猛將以滅敵”^[8]，乃一代名臣，在朝廷享有盛譽。在這首詩中，楊萬里極力阿諛奉承丘宗卿，先贊揚丘有“誓取胡頭為飲器，盡與黎民解魁髻”的豪情壯志，后又用“中原萬象聽驅使”之語恭維他，令人嘆為觀止。想不到他還能不惜工本盛贊丘之詩書絕妙，最終以“再三莫遣鬼神知，鬼神知了偷卻伊”結尾。綜觀全詩，楊萬里的逢迎討好之功可謂鬼神莫測、爐火純青、登峰造極、已臻化境！具有如此高妙印可技巧的楊萬里，才能成就其獨特的“齒牙伶俐”“油腔滑調”的“誠齋體”^[9]。

從劉克莊對楊萬里詩歌的評價中，我們可感受“誠齋體”風格之一斑：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尚疑?！敝皇畟€字，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為虜所畏，與夫罷相、解都督時事，皆在里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10]

劉克莊是江湖派的領袖人物、名副其實的“前輩以文章名世者”，是老于世故之人，故能著眼于楊萬里詩中的印可延譽之妙而沒有“草草看了”。我們透過劉克莊對楊萬里的由衷贊嘆，可知楊萬里的成功并非僥幸，乃得益于他長期的磨礪，尤其是磨礪自己為人處世方面的能力。他那廣泛的交游、譽滿一世的口碑，都離不開他與人為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過人之處。

人際關系、朋友交情影響到楊萬里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影響到他的文學批評。他有一篇有趣的序文《霍和卿 〈當世急務〉序》，其中載：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于監(jiān)察御史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瀹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陳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歟？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sup>[11]

這里的點睛傳神之筆乃是：“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蔽覀兊睦斫鈪s是先有監(jiān)察御史謝昌國的援引介紹，楊萬里知道他來頭不小，乃當朝監(jiān)察御史關注之人，理所當然地渴望結識相交，故作如下阿諛奉承的評語：“此秦少游、陳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歟？”此“士”之“奇”主要在于他是監(jiān)察御史大人推薦延譽的人選。有了這樣的背景，我們才能理解楊萬里為何“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并毫無保留地極力為其印可品題。楊萬里人情練達、精通世故的印可延譽之風與其文學批評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楊萬里常在為人作序跋印可文字之際拉關系、套近乎。如這篇《杜必簡詩集序》就比較典型：

吾州戶曹掾趙君彥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于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于趙君亦云?！本唬骸昂畯d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缺歟？近已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印以傳諸好詩者，且以為寒廳之寶玉大弓，愿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說?！?/p>

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于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后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為之孫，遂建大將鼓旗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sup>[12]

在這里，楊萬里由“吾州戶曹掾趙君彥法”能夠自然而然地聯(lián)想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乃是典型的中國人拉關系、套近乎的方式。且其后道其所畏時乃特別強調“又有少陵以為之孫，遂建大將鼓旗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還是從人際關系的角度出發(fā)來闡述杜審言詩的重要性。以求新、求變、求突破的“誠齋體”著稱于世的楊萬里如此看重血統(tǒng)傳承、學緣地域，在對待人際關系、人情世故的態(tài)度方面仍然不能免俗，由此可見傳統(tǒng)文化觀念對南宋文人人生思考與文化性格方面的深刻影響。

這種拉關系、套近乎的習慣，還體現(xiàn)在楊萬里將自己與友人尤袤的關系比作當時名滿天下、讓后世無限羨慕敬仰的李杜，說：“誰把尤楊語同日？不教李杜獨齊名?！?sup>[13]其文化自信、名流自覺由此可見一斑。楊萬里通過長期以來的辛苦奔波、干謁請托、入仕宦游、文學創(chuàng)作、人際交往，已經(jīng)確立了其豐厚的人脈資源，成為“以文章名世者”，這些人脈與名聲使他充滿自信，隨著其“名愈高，則求者愈眾，故其間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愈眾，楊萬里也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為人印可延譽的義務，頻頻應人干謁請托而作贊賞品題的序跋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楊萬里在當時被尊奉為詩壇宗主?！芭c楊萬里倡和頗多”^[14]的袁說友在《和楊誠齋韻謝惠南海集詩》中高度評價楊萬里道：“斯文宗主賴公歸，不使它楊僭等夷。四海聲名今大手，萬人辟易幾降旗?！?sup>[15]姜特立在《謝楊誠齋惠長句》中對楊萬里亦衷心贊嘆：“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sup>[16]可以說，楊萬里詩壇宗主的地位及影響與其廣泛的人際交往、屢為他人印可延譽的“誠齋”之風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第二節(jié) 放翁氣象

對自己與其他詩人之間的優(yōu)勢互補之處，楊萬里看得十分清楚，在其所撰《千巖摘稿序》中委婉曲折地表露出來：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17]

楊萬里能如此恰如其分地評價這幾位大詩人的風格特點，這是他們朋友之間互相勉勵、互相促進甚至互相競爭從而達到一時瑜亮的結果。

這些大詩人之間頻繁的交往唱和，對南宋文學創(chuàng)作風貌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陸游曾作《喜楊廷秀秘監(jiān)再入館》對楊萬里其人其詩作了高度評價：

公去蓬山輕，公歸蓬山重。錦囊三千篇，字字律呂中。文章實公器，當與天下共。吾嘗評其妙，如龍馬受鞚。燕許亦有名，此事恐未夢。嗚呼大廈傾，孰可任梁棟。愿公力起之，千載傳正統(tǒng)。時時醉黃封，高詠追屈宋。我如老蒼鶻，寂寞愁獨弄。杖履勤來游，雪霽梅欲動。^[18]

陸游不但佩服楊萬里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績，對他的詩論及印可延譽的效果亦十分贊賞，甘拜下風，曾道：

誠齋老子主詩盟，片言許可天下服。長歌為君定聲價，賞音但須一夔足。蹋泥過我君豈誤，拱璧何至求凡目。只愁明日遽來索，北窗連夜挑燈讀。^[19]

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詩有誠齋風，今年入修門，軒軒若飛鴻。人言誠齋詩，浩然與俱東，字字若長城，梯沖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謹避不欲逢。一日來叩門，錦囊出幾空。我欲與馳逐，未交力已窮。太息謂王子，諸人無此功。騎驢上灞橋，買酒醉新豐，知子定有人，詎必老鈍翁。^[20]

面對陸放翁的贊美褒揚，楊萬里不甘示弱，次韻回復了陸放翁：

君詩如精金，入手知價重。鑄作鼎及鼒，所向一一中。我如駑并驥，夷涂不應共。難追紫蛇電，徒掣青絲鞚。折膠偶投漆，異榻豈同夢。不知清廟茅，可望明堂棟？平生憐坡老，高眼薄蕭統(tǒng)。渠若有猗那，心肯師晉宋。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因君發(fā)狂言，湖山春已動。^[21]

楊萬里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與思想，除了體現(xiàn)在他的名著《詩論》《誠齋詩話》中，更大程度上還體現(xiàn)在他的一些序跋、唱和類的印可文字中。如在《再答陸務觀郎中書》中對陸游詩作進行了新奇巧妙的印可延譽：

某伏以即日夏令有淑，暑風斯清……某老病余年，今七十有六矣?！瓉斫陶尲澳硱涸姰斢腥f篇，不聞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囂囂然號于肆曰：“吾脯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則不多，多則不旨，旨而又多，其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鮑魚鼠樸乎哉？采菊東籬，焉用百韻；楓落吳江，一句千載。風人之勁者，肯與仆較少量多于可吊之滕哉！近嘗于益公許，窺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見，既見不自知其位也。獨其間有使人怏怏無奈者，如“湖山有一士，無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隱者》是也。^[22]

楊萬里作此書時已經(jīng)七十六歲了，陸放翁七十八歲，作為“前輩以文章名世者”，他們除了相互支持、相互表達贊嘆鼓勵之情外，也以文會友，在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思想上相互切磋琢磨或競爭比較，反映出他們晚年想一振詩壇靡靡之音的愿望。

在這一方面，陸游與楊萬里的想法與做法是一致的，其作《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一詩云：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誰能養(yǎng)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渡江諸賢骨已朽，老夫亦將正丘首。杜郎苦瘦帽耳，程子久貧衣露肘。君復作意尋齊盟，豈知衰懦畏后生。大篇一讀我起立，喜君得法從家庭。鯤鵬自有天池著，誰謂太狂須束縛？大機大用君已傳，那遣老夫安注腳。（自注云：杜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詩文得名于諸公，而尤與予善）^[23]

楊伯子，即楊萬里的兒子楊長孺，這首詩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冬，似是上引楊萬里詩的注腳，陸游與楊萬里對當時詩壇的見解與主張非常相似，如出一轍，兩人都期許對方能通過詩歌創(chuàng)作來改變詩壇風氣。值得注意的是，陸游在提出自己的詩作主張時，特別強調杜、程二人乃“皆近以詩文得名于諸公，而尤與予善”，可見陸游看到了名流公卿品題印可的重要性，而自己頗以與二人結交為榮，中國人喜歡講關系、套近乎、重人情的一面在放翁筆下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了。只有把南宋文人的創(chuàng)作放到當時人際關系的大背景下，才能在比較中、在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深入了解南宋文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復雜心理，理解他們創(chuàng)作的深層歷史動因及心理依據(jù)。

楊萬里、陸游兩人的往來酬酢、詩詞唱和客觀上對于當時文學群體的形成與文學流派的孕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戴復古在詩酒酬酢、往來唱和之際自然而然地就聯(lián)想到楊萬里、陸放翁，并將兩位“中興大詩人”放在一起進行討論，表達了自己對他們的敬愛、仰慕之情：

客星聚吳會，詩派落松江。老眼洞千古，曠懷開八窗。風流談奪席，歌笑酒盈缸。楊陸不再作，何人可受降？^[24]

江湖詩派的后勁方岳對楊萬里、陸放翁亦推崇備至，竟至于形諸夢寐：

老去不知三月暮，夢中親見兩詩人。^[25]

正是看到名流印可品題的重要性，陸游在《尤延之尚書哀辭》中才熱情洋溢地歌頌尤袤的文學事業(yè)，以期振興當世文風：

余自梁益歸吳兮，愴故人之莫逢；后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為工。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宮；涂改《雅》、《頌》兮，蹈躪軻、雄。余久擯于世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別五歲兮，晦顯靡同；書一再兮，奄其告終。……孰抗衣而復公兮，呼伯延甫于長空？孰誦些以招公兮，使之舍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酹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闖虛堂兮，寒燈夜蛩？文辭益衰兮，奇服尨茸，……嗟局淺之一律兮，彼寧辨夫瓦釜黃鐘！話言莫聽兮，孰知我衷？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吾黨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26]

事實證明，他們這樣的自我期許和相互期待并非毫無根據(jù)的妄想，后人將尤、楊、范、陸并稱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如方回指出：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27]

清代沈德潛也說：

南渡后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后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28]

我們若從人際關系的角度來思考南宋中興大詩人的創(chuàng)作歷程，或許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們如何在相互酬酢、相互了解、相互競爭、相互尊重、相互品題印可、相互配合影響之下，共同促成了南宋孝宗詩壇的繁榮盛況。

陸游十分注意社交酬唱在士人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意義及影響，文學的社交功能、娛樂功能、應酬功能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正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成偶得之妙手文章即來自陸游豐富多彩的生活體驗，來自他在人際關系、人情世故中如何洞悉世事、練達人情。有了苦心孤詣的磨煉鍛造，才能使放翁無愧于特定時期的“小李白”之稱，立足于“中興四大詩人”之列而備受時賢后人的關注與頌揚。在《梅圣俞別集序》中，陸游高度評價了北宋梅堯臣、歐陽修時的文壇盛況，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文人士大夫詩文酬酢、交游唱和的向往之情：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輯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于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后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為不能望先生，推為詩老。王荊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于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后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29]

北宋文人交游唱和開始頻繁，由此形成了文人集團及文學結盟現(xiàn)象。顯然，歐、梅、蘇、黃文壇結盟的繁榮景象深深吸引、感染了熱情奔放的放翁，有了這種情感，他努力效仿前賢的生活方式也在情理之中。

實際上，陸游在當時的交游可謂廣闊，以他為中心的文人圈可媲美北宋歐、蘇主盟的文壇。而陸游在與朋友們的交往中亦常常表達自己的詩學觀，其所撰《曾裘父詩集序》就是一篇議論精辟、見解獨到的小型詩論，對曾季貍詩的印可贊嘆之辭體現(xiàn)出陸放翁自己的詩學觀，也讓我們得以一窺建炎過江諸賢賞識提攜后輩的拳拳之心：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托情寓物，使人讀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難矣。至于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fā)為文辭，沖淡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于是乎！

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于行在所。自是數(shù)見其詩，所養(yǎng)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為恨。友人趙去華彥稴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愿序以數(shù)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嘆。去華為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為請。裘父諱季貍，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于東湖徐公。^[30]

在這篇品題延譽的文字中，陸游除了表達自己的詩學觀外，還詳敘了自己與曾裘父相識、相知、相別之過程，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名流印可與放翁氣象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節(jié) 白石意度

南宋時期的名流巨卿樓鑰在評價江湖文士戴復古時指出：

唐人以詩名家者眾，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fā)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茍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31]

姜夔就是這樣一位深得詩歌藝術之趣的江湖謁客，并用這種“屠龍之技”去干謁“深得其趣”的名流貴卿，以獲得一些物質資料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如這首寫給名公顯宦的詞就頗有迎合討好對方的意味：

玉珂朱組。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窗戶新成，青紅猶潤，雙燕為君胥宇。秦淮貴人宅第，問誰記、六朝歌舞。總付與、在柳橋花館，玲瓏深處。居士。閑記取。高臥未成，且種松千樹。覓句堂深，寫經(jīng)窗靜，他日任聽風雨。列仙更教誰做，一院雙成儔侶。世間住、且休將雞犬，云中飛去。^[32]

通過寫這種奉承討好的詞作，姜夔雖不能大富大貴，卻也能衣食無憂，養(yǎng)家糊口，甚至還能享受到攜家妓游玩之樂，據(jù)姜夔《鶯聲繞紅樓》序載：“甲寅春，平甫與予自越來吳，攜家妓觀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國工吹笛，妓皆以柳黃為衣?！?sup>[33]紹熙二年（1191）姜白石從合肥歸訪范成大，在他家賞雪梅，創(chuàng)作了流芳千古的杰作《暗香》《疏影》兩首自度曲，范成大一高興就將家中色藝雙全的歌妓小紅贈送給他。^[34]在姜白石的身上，可以說是許多矛盾的集合體。他外表文質彬彬，一副書生氣十足的樣子，卻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在風波險惡的江湖文士競爭中能夠明哲保身，與文壇名流、政界顯要范成大、楊萬里、張平甫等結為好友，有著非同一般的交情。那時的軍政要員和豪門貴族對這些有才華的干謁之士十分優(yōu)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谷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為異。”^[35]從中，我們可感受到當時的社會風尚與士人風度。

姜夔的一生，是依人作客、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他出身低微，父母早逝，不曾做官，不事生產(chǎn)勞動，也沒有先人余蔭，這樣一個原本在眾人眼中微不足道的閑散之人，卻通過自己出眾的才華、高妙的社交能力，奔走于權貴之門，游謁公卿之家，廣泛結識名流顯宦而獲得生活來源、蜚聲寰宇。夏承燾通過詳細考證，發(fā)現(xiàn)當時與姜夔交往的人物達到了107名之多。^[36]這樣廣泛的交游，擴大了姜夔的社會影響力并使其獲得了豐厚的賞賜饋贈，成為當時名公巨卿爭相交往、施舍援引的對象。他的傳奇經(jīng)歷，令人深思，值得研究。

據(jù)周密《齊東野語》載“姜堯章自敘”云：

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yè)，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于某為鄉(xiāng)曲，愛其詩以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為之，因擊節(jié)稱賞。參政范公以為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為于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于是為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為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于禮樂。丞相京公不特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翚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shù)?；驉燮淙?，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jié)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愿，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yǎng)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為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為之凄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舍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37]

他這樣的生平事跡在南宋中后期的文人士子中具有典型示范性。清人汪森在《詞綜序》中說：“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后?！?sup>[38]李慈銘也說：

南宋人詩，自《江湖小集》別開幽雋一派，至四靈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為后勁，霽山其領袖也。所作高淡深秀，前躋石湖，后躡梧溪。其詩本名《白石樵唱》。予嘗謂南宋中葉后詩，姜堯章最清峭絕俗，德旸集名，適與之同，筆墨町畦，亦出一致，當時取號，蓋非無因。^[39]

姜夔在干謁請托時為了迎合名流巨卿的審美趣味而創(chuàng)作了醇雅之作，那些南宋文人“師之于前”“效之于后”的，不僅是他的詞風，也是對他那種江湖謁客謀生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的效仿與繼承。即大多數(shù)生活無依的江湖人士也想以自己的一技之長為干謁之資，奔走于權貴之門，創(chuàng)作一些吟風弄月、奉承討好的文字來請托延譽，獲取生活資料。

姜夔詩詞創(chuàng)作與批評理念的產(chǎn)生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其人際交往、人脈資源密切相連。他在《白石道人詩集自敘》中道：

近過梁溪、見尤延之先生。……先生因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為?！庇嘣唬骸罢\齋之說政爾?！薄嘧R千巖于瀟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40]

與蕭東夫、楊廷秀、范至能、尤延之時相過從，交往甚密，客觀上也影響到了姜夔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貌。在金陵時，姜夔拜謁過楊萬里。他在《醉吟商小品·又正是春歸》的詞序中寫道：

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41]

姜夔正是憑著自己對幾位前輩的深入了解，才從尤袤言簡意賅的分析中悟出作詩之道，從干謁楊萬里中求得品弦之法，《白石道人詩集自敘》中許多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精辟見解，都是他奔走干謁這些名流顯人之門而悟得的。

楊萬里顯然對姜夔奔走干謁其門的目的頗有認識，常常在詩文中為姜夔印可延譽，滿足他請托延譽的心愿。如在《送姜夔堯章謁石湖先生》中道：

釣璜英氣橫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詩。江山愁訴鶯為泣，鬼神露索天泄機。彭蠡波心弄明月，詩星入腸肺肝裂。吐作春風百種花，吹散瀕湖數(shù)峰雪。青鞋布襪軟紅塵，千詩只博一字貧。吾友夷陵蕭太守，逢人說君不離口。袖詩東來謁老夫，慚無高價當璠玙。翻然卻買松江艇，徑去蘇州參石湖。^[42]

姜夔游杭州時，因岳父蕭德藻引見，得以拜謁楊萬里。楊萬里又引薦姜夔去謁見當時更有名望的顯宦巨卿范成大，并以詩送之。這首詩可以看作一篇絕妙的推薦信。正是有了楊萬里的印可延譽，姜夔才得以晉謁范成大，并在范成大府上寄居游食，受盡恩寵禮遇。

姜夔作為江湖謁客，以詩詞為干謁之資，通過詩詞來迎合討好名流顯宦，或回報他們的印可援引之恩，客觀上影響了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的風貌。如這首《送〈朝天續(xù)集〉歸誠齋時在金陵》云：

翰墨場中老斬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云。^[43]

在此，姜夔將楊萬里詩歌創(chuàng)作的特長淋漓盡致地凸顯了出來。錢鍾書說：“楊萬里的主要興趣是天然景物，關心國事的作品遠不及陸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sup>[44]我們可以說，才藝超凡的姜夔早就敏銳地把握住了這一點，并用“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這樣巧妙的奉承之辭將其揭示出來，深得誠齋創(chuàng)作的良苦用心。故楊萬里讀后大加贊賞，且報之以《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對姜夔詩進行了高度評價：“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后誰當?shù)谝还Γ啃掳菽虾樯蠈?，更推白石作先鋒?？蓱z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sup>[45]表現(xiàn)出對他的一種了解與同情。

姜夔之所以能得到楊萬里如此崇高的評價顯然與他善于奉承逢迎有關，羅大經(jīng)在《鶴林玉露》丙編卷二《姜白石》條中專門將此事記載下來：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斫輪……”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眻笾栽娫疲骸坝仁挿蛾懰脑娢?，此后誰當?shù)谝还?？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蹦虾^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46]

由此可窺南宋時人對姜夔高超干謁技藝的認可，以及名流顯人印可延譽之風盛行一時的深刻歷史動因。

姜夔如此頌揚楊萬里，當與名流顯人的審美趣味有關。豪門望族的張镃十分推崇楊萬里，錢鍾書指出：“知誠齋詩之妙而學之者，以張功甫為最早”^[47]“竹隱，徐淵子也。南湖，張功父也，皆參誠齋活法者”。^[48]張镃生活奢侈，喜歡招待江湖食客，而姜夔正是豪門清客。凡是主人喜歡的就推崇，凡是主人厭惡的就貶抑，是江湖謁客的普遍行為。難就難在普通謁客難以把握主人的好惡喜尚，姜夔的過人之處，就在于能憑借其敏銳的藝術直覺和長期干謁奔競的經(jīng)驗，一下子就觸摸到張镃內心深處的審美取向，并將其表而出之。慶元二年丙辰（1196），姜夔為張镃祖上所撰《張循王遺事》一文就頗能說明其干謁手段之高明，以至于樓鑰也被其迎合奉承之辭所感染，作跋贊嘆道：

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jié)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49]

樓鑰在贊嘆姜夔文章之佳時，流露出對姜夔善于捉住機會討好權貴的干謁技藝的推崇。從這位名流巨卿的印可之辭中，我們可以看到，姜夔之受寵于豪門望族有其深刻復雜的原因。他為了迎合名公巨卿、豪門望族清空、雅正的審美趣味而進行創(chuàng)作，下筆用字，力求淳雅，在詞中自然而然地展示出其江湖謁客的人格精神、命運遭際和復雜心理，由此而形成了唐宋詞史上獨具特色的清雅詞派，對南宋中后期及清初詞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四節(jié) 余論

文學是人學，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是人，文學研究歸根到底還是要研究人的性格與情感。南宋文學的創(chuàng)作主體是特定背景、特定場域之下的文人，他們同樣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不能無視人際關系、人情世故的存在。南宋時期官場、文壇上充滿了爭斗風波，喜同惡異、黨同伐異現(xiàn)象嚴重。當時即有人指出：

選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二百年，法令章程燦然并具。至于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汩之耳。^[50]

道出了那時的客觀情況。人際關系在南宋文人的社會活動中顯得十分重要，南宋文學風貌也與時人講究人際關系、人情世故有著密切聯(lián)系。南宋文人喜歡拉關系、組派別，既重才能學識也重親朋故舊、學緣血緣、裙帶地域，于是乎干謁奔走、請托延譽之風盛行。這就導致南宋文人綜合素養(yǎng)和交際能力逐漸提高，南宋文學創(chuàng)作應景應酬的功利目的表現(xiàn)突出，文學作品的工具性增強、藝術性削弱，實用功能擴大、人生意蘊淡薄，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了整個時代文學面貌的嬗變。

這種重視人際關系、親朋故舊的思想，由來已久，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且經(jīng)繼承發(fā)展，到了南宋這種特殊背景、特殊場域之下，開始凸顯出來。南宋后期著名文士江萬里總結南宋詩歌創(chuàng)作風貌時說道：

詩本高人逸士為之，使王公大人見為屈膝者。而近所見類猥甚，不能于科舉者，必曰詩，往往持以走謁門戶，是反屈膝于王公大人不暇。曾不若俯焉科舉之文，猶是出其上遠甚。^[51]

這其實是當時南宋文人的普遍行為，是當時士風在文壇上的體現(xiàn)。這樣“持以走謁門戶”“屈膝于王公大人不暇”的干謁行為，一方面鍛煉了南宋士人的綜合素養(yǎng)和交際應酬能力；另一方面，為了實現(xiàn)干謁請托的意圖，他們的寫作技巧也相對單一，無非是想方設法迎合討好對方，實現(xiàn)被提攜獎掖或獲取生活資料的意圖，這就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陷于固定化的寫作模式，給人以千篇一律之感，扼殺了詩人才氣，造成文學作品工具化、功利化、功能化從而失去靈性。杜范撰寫《跋戴神童顏老文稿》就指出干謁之文對文人才士性情、才氣的扼殺：

余昔訪戴君，見其子容貌豐秀，步趨詳雅，固以遠器深期之，嘗語戴君曰：“此天下良寶也，一第不足溷而子。宜以經(jīng)史華潤薰浸而茂悅之，以需其成。謹勿以世俗干祿之文揉其心、扼其膽，而使之制而不得騁也?！比ブ鴰缀文?，今乃徒見其揉心扼膽之文，而其人則已矣。^[52]

可悲的是，我們看到南宋文人整天為了衣食住行東奔西走，他們“以世俗干祿之文揉其心、扼其膽，而使之制而不得騁”，無日不在憂心忡忡、自矜狂傲、壓抑自飾、迎合奉承中度過，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受，實非身居高位的社會精英如北宋文人所能領會的。

有一事頗能反映南宋文人的謁客心理，據(jù)《鶴林玉露》載：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胭脂浣綠苔?！?sup>[53]

在這則記載中，姜白石譏笑劉光世因不能書而請侍兒幫其書寫題名，可是姜自己作為豪門清客，其身份、功能與侍兒、妾婦又有何異？明白了這點，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王靜安的名言：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為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54]

由此推廣到整個南宋詞壇，在《人間詞話刪稿》中，王國維就明斥南宋詞為“羔雁之具”，并說：“至南宋以后……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sup>[55]

南宋文學作品形式主義現(xiàn)象十分嚴重，夏承燾也曾指出：

宋詩的形式主義傾向是嚴重的，當時也就有由于反形式主義而卻墮入另一種形式主義的。這些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是所謂“宗派”的基礎。宋代“江西”之于“西昆”，是反對一種形式主義而墮入另一種更繁瑣的形式主義，“江湖”之于“江西”，又是反對一種形式主義而墮入另一種更空洞的形式主義。^[56]

這里特別提及兩宋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形式主義現(xiàn)象，我們若進一步深入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南宋因人際交往、干謁酬酢、往來唱和而導致的形式主義現(xiàn)象更加嚴重。^[57]如宋伯仁因多與江湖詩人高翥、孫惟信等交游論詩，其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歌評論亦帶有濃厚的江湖氣息，被視為“江湖派中人”^[58]，《雪巖吟草乙卷馬塍稿自序》就頗能反映其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情況：

詩如五味，所嗜不同。宗江西流派者則難聽四靈之音調；讀“日高花影重”之句，其視“青青河畔草”，即路傍苦李，心使然也。古人以詩陶寫性情，隨其所長而已，安能一天下之心如一人之心？吁，此詩門之多事也！甚至裂眥怒爭，必欲字字浪仙、篇篇荀鶴，殊未思《騷》、《選》文章，于世何用。伯仁學詩，出于隨口應心，高下精粗，狂無節(jié)制，有如敗草翻風，枯荷鬧雨，低昂疾徐，因勢而出，雖欲強之而不可。^[59]

由“江西流派”“四靈之音”自然而然地聯(lián)想到“詩門之多事也”！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門之多事”乃詩人們自己喜同惡異、黨同伐異、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行為造成的。這樣的形勢，已被四庫館臣揭示出來：

南宋之衰，學派變?yōu)殚T戶，詩派變?yōu)榻?sup>[60]

可見，王國維、夏承燾等先生對南宋詩詞中的形式主義進行批評，有其深刻的歷史動因。

我們認為，南宋文學作品中干謁請托之作與品題酬唱之作的增多，是導致這種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酬世應景、交際往來頻繁與形式主義文風的形成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忽視的密切關系。只有對南宋文人的干謁請托、名流印可現(xiàn)象進行心理層面、文化層面的深入分析，這個時期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審美風貌才能得到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宋室南渡以來，高壓政策、科舉入仕、文人黨爭、地域家族等因素導致文丐奔競現(xiàn)象嚴重，舉子食客、下層文人紛紛奔走權貴巨卿之門。南宋文學風貌是由名流巨卿與謁客文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共同促進完成的，文人謁客的干謁請托與名流巨卿的印可援引相伴而行，文學的社交功能、應酬功能、娛樂功能與抒情功能密不可分。新的文學時代開始了，它既是個人、自我的，更是群體、社會的，既是勇于探索、敢于創(chuàng)新、不畏表達的，更是應酬交際、逢迎討好、功利世故的。這種文學的出現(xiàn)，實際上反映了整個社會生活正處于巨大改變的轉折關頭：從北到南，南北對峙、南北融合，由雅而俗、由俗而雅，雅俗共賞；由自我到集體，由抒情到社交，由藝術到工具，由無心到功利，從長久的價值取向到瞬時的刺激享樂，這種深刻的改變帶來迷失、尋找與重建的心靈。

以楊萬里及其與陸游、姜夔等人的人際交往、文學創(chuàng)作為中心，我們探討了其中構成的一張巨大而復雜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南宋士人大多在進入仕途、涌向文壇之際，已經(jīng)學會了如何經(jīng)營人脈資源。從南宋時期為數(shù)眾多的應酬唱和、干謁請托、序跋印可的文字來看，人際關系、人情世故在當時文人士大夫中已被利用得爐火純青，令人嘆為觀止，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習俗影響力之強盛。而這種重視人際關系、人情世故的觀念及時人干謁請托、印可延譽的行為，客觀上也是形成南宋文學創(chuàng)作風貌強有力的推手之一，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