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壓政策、文人干謁與南宋文學(xué)

南宋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主體是文人，南宋文人大多數(shù)與政治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或者說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政治與文學(xué)，是中國文學(xué)史乃至文化史、心靈史上的一大課題。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是文人、學(xué)者、官僚三位一體的，而其中“官僚”身份又是他們最看重的，他們懷有很濃厚的官本位情懷。

第一節(jié)“權(quán)”“勢”的構(gòu)成與作用

中國重視權(quán)勢的官本位思想由來已久。韓非在《備內(nèi)》中曰：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1]

一針見血地揭示出權(quán)“勢”、官位之重要性。并在《功名》一篇中，進一步舉例說明勢位的決定性作用：

有材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2]

才能、道德在勢位面前不堪一擊。

這樣的官本位思想，發(fā)展到南宋尤其突出，并由此導(dǎo)致干謁請托之風的盛行。據(jù)《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六載：

（大觀二年）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學(xué)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學(xué)校，革去科舉之弊，而復(fù)興鄉(xiāng)舉里選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試，類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試官，而應(yīng)舉之士，未嘗經(jīng)歷學(xué)?？家运匦校接靡蝗湛昭远槿ト?。故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試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編集平昔經(jīng)義、論策之類，猥以投贄文字為名，交相請托于有出身官之門，以僥幸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許印賣，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豈可容私自編集，以為請托之資乎。欲乞諸路州縣應(yīng)有出身之人，將來合差充考試官者，不得收接見任或他州縣士人投贄所業(yè)經(jīng)義論策文字，庶絕前日科舉僥幸之風，而上稱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實之意。”從之，仍先次施行。^[3]

宋室南渡以后，“編集平昔經(jīng)義、論策之類，猥以投贄文字為名，交相請托于有出身官之門，以僥幸一得”的風氣之所以盛行，就與“有司”的權(quán)勢有關(guān)。

南宋末期文士金履祥的例子可以從反面證明勢位的重要性：

（金履祥）以布衣游諸公間，率以文義相處。當宋季年，睹國勢阽危，慨然欲以奇策匡濟，為在位所沮，議格弗上。其語秘不傳，然當時計畫之士咸嘆其策不用。^[4]

因“在位”者所沮，以“布衣”游諸公間的金履祥有再多的奇策妙計也無濟于事，只能落得個“其語秘不傳”“計畫之士咸嘆其策不用”的下場，故精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魯迅要感嘆“無聲的中國”^[5]。在中國歷史上，能夠發(fā)出聲音的大多是“在位”者，而無權(quán)無“勢”之人任你再有遠見卓識也只能默默無聞。

謝枋得的一段話，或許可以作為以上論斷的注腳：

宋度宗時國子正余安裕，乃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xué)。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xué)于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科而歸，學(xué)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系籍圣賢，豈可升坐？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jiān)，可以考校舍法取去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系籍圣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乃系籍圣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笨痛髴M。^[6]

我們讀了這段話，亦會如客一樣“大慚”，因為陳同父的話揭示了一個令我們不安的事實：在“義”“利”面前，我們常人往往會選擇“利”，為了利益不惜投權(quán)勢之所好，與潛規(guī)則同流合污。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除了少數(shù)的君子講“義”，我們普通人大多還是講“利”的，滾滾而來的利尤其是蕓蕓眾生所不能抗拒的，而獲利最便捷的方法便是有“勢”，這個“勢”，不僅指政治權(quán)力，有時還指由此政治權(quán)力派生出來的話語權(quán)力。行政權(quán)力、話語權(quán)力對人可謂具有“生殺予奪”的威力，能夠決定一個人的政治生命與社會價值，決定一個人的仕途地位與身份認同。

中國社會上的“權(quán)”“勢”，可以讓人無所不能，無往弗屆。無權(quán)無勢而要干一番事業(yè)是十分困難的。所以，謝枋得在《辛稼軒先生墓記》中談到辛棄疾時，特別指出他能“無位猶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7]，“無位”即指辛棄疾當時沒有什么職位，可他卻為朝廷舍生忘死地干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大事，這就是難能可貴、常人所不能為的了，故“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就是看到了“無位”而能立功的可貴。而一旦辛棄疾有了地位，有點權(quán)力，并利用這些權(quán)力、地位立身行事時，人們對他的人格個性和行為方式的看法就不一樣了，認為他專橫者有之。認為他難以駕御者亦有之：朱熹評價辛棄疾為官有“勢”時說：“辛幼安亦是一帥才，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它?！?sup>[8]楊萬里評價“辛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9]。在我們看來，辛棄疾“縱恣”“難駕御”乃是有理想、有抱負、有才干、有能力之人在干事業(yè)時自然而然的表現(xiàn)，乃人之常情，情有可原。值得注意的倒是說他“縱恣”“難駕御”的朱熹、楊萬里、周必大等人，他們的話語權(quán)力，對辛棄疾的前途、命運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10]由此看來，人生世上，豈可不重視政治權(quán)力、話語權(quán)力、勢位？

第二節(jié) 黨同伐異的文化性格與道學(xué)興廢

對于中國古代的官本位情懷，近代以來知識分子對此已有很清醒的認識。王國維指出：

披我國之哲學(xué)史，凡哲學(xué)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已……詩人亦然?！白灾^頗騰達，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狈嵌抛用乐ж摵?？“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狈琼n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馳驅(qū)猶望兩河平?！狈顷憚?wù)觀之悲憤乎？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再詩人之無此抱負者，與夫小說、戲曲、圖畫、音樂諸家，皆以侏儒倡優(yōu)自處，世亦以侏儒倡優(yōu)畜之，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shù)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shù)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國哲學(xué)、美術(shù)不發(fā)達之一原因也。^[11]

馮友蘭也說：“中國的無論什么東西，都是帶官氣的?！?sup>[12]他作為一位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屢經(jīng)沉浮起落的文人，^[13]對官場中扼殺人性的種種現(xiàn)象應(yīng)屢見不鮮、深有體會，故能說出如此一針見血的名言警句。而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終維護文化與學(xué)術(shù)尊嚴的純正學(xué)者陳寅恪雖然畢生與實際政治絕緣，但也深知政治對文化的影響，他在為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時指出：“宗教與政治不同物，……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guān)涉。”^[14]宗教尚不能與政治無所關(guān)涉，何況文學(xué)。無論馮友蘭還是陳寅恪，都清楚政治必影響到文化。

中國歷代政治體制中的黨同伐異、干謁奔走與文學(xué)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密切。宋人意氣之爭激烈、黨同伐異嚴重，正如呂思勉所說：

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務(wù)為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xí)。喜歡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來就弄成一種群眾心理的樣子。好持苛論，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當?shù)摹案偁帯薄皥髲?fù)”手段?！韵矚g結(jié)黨，喜歡排擠，喜歡標榜，喜歡攻擊，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氣習(xí)。恭維自己的同黨，便說得比天還要高；毀罵異黨的人，就說得連禽獸也不如。叫后世讀史的人疑惑，這時候，何以君子這樣多，小人也這樣多，其實誰也算不得君子，誰也不定是小人，不過是風氣已成，人人為群眾心理所左右?！纬说狞h見，鬧得太兇了。不論什么事情，都幾乎只有意氣，并無是非。^[15]

經(jīng)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氣節(jié)，確實是遠勝于前代。但宋儒……意氣過甚，則易陷于黨爭。黨爭最易使人動于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爭既啟，哪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偽君子，不恤決裂的真小人混進去。到爭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別時，就真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于無從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適宜于做政治事業(yè)的。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yè)，宋儒似乎很為相宜。^[16]

沈松勤也說：

建中靖國以后，宋廷內(nèi)部因此進入了更為激烈的意氣之爭，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直至北宋滅亡前夕，其中全然無涉國家治體。事實充分表明，非此即彼的兩極理論君子小人之辨，始終是黨派雙方喜同惡異、黨同伐異的理論依據(jù)，是士大夫自我標榜儒家道義而排斥異己，甚至迫害政敵的思想武器，并隨著黨爭的不斷激化，越來越變得須臾不能離去，亦越來越變得荒唐不堪。^[17]

自紹興至慶元，各階段的朋黨之爭，內(nèi)容雖然不盡相同，但無一不是“談義理”者率先以“義理”發(fā)難，以“君子”自居，痛斥對方為“小人”，導(dǎo)致各自為黨，相互排斥，這也就是廖剛所說的朋黨之爭“生于君子”。在相互排斥中，盡管“談義理”者的人品不差，為人正直，不乏君子風范，且又每每以失敗而告終，有時甚至慘遭人身迫害，但與迫害者一樣具有“好己之同”“惡人之異”的陋習(xí)；易言之，在雙方各自具有的這種陋習(xí)的互動中，都明顯地體現(xiàn)出喜同惡異、黨同伐異的政治文化性格。^[18]

可見，喜同惡異、黨同伐異、人際關(guān)系與面子私利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南宋政治形勢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對此深有體會。紹興七年（1137）閏十月，林季仲即提出自己的憂慮：

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于今未決也。^[19]

在“輩出輩入”“是非至于今未決”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當時士大夫意氣用事、易動感情，全為私利打算，以至于“議論蜂起，多飾虛名，不恤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騰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20]，甚至高宗皇帝也感受到了，他說宋室南渡后的“數(shù)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托公以遂其事”^[21]，這就導(dǎo)致南宋一朝黨同伐異、用人唯親之風盛行。

即使是一代名臣趙鼎也不例外，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四載，他在建炎三年己酉（1129）向皇帝進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結(jié)果，“上納其言，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22]。而趙鼎自己也是黨同伐異的典范，朱熹在給丞相留正的書信中道：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后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強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強，此則區(qū)區(qū)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為獻于門下也。^[23]

紹興八年戊午（1138）二十四日（丁未），趙鼎遷特進，呂本中草制，道“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結(jié)果“右仆射秦檜深恨之”^[2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紹興六年（1136），陳公輔也以“營私植黨，復(fù)有黨同之弊”來彈劾“以私意取程頤之說”的趙鼎。^[25]

南宋士大夫拉幫結(jié)派、黨同伐異的激烈程度可從當時高文虎起草的《禁偽學(xué)詔》中窺見一斑：

向者權(quán)臣擅朝，偽邪朋附，協(xié)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xùn)，膺受內(nèi)禪，陰謀壞散，國勢復(fù)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fā)，將以傾國是而惑眾心。甚至竊附于元祐之眾賢，而不思實類乎紹圣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珍，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fù)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26]

這段文字雖然是為了打擊異己而作，其中意氣之爭的成分比較明顯，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南宋時期，除了趙鼎之外，張浚、秦檜甚至韓侂胄本身也是黨同伐異、結(jié)交黨羽的典型。

陸游在《跋蔡忠懷送將歸賦》中感嘆北宋熙寧、元祐黨爭之禍：

予讀《送將歸》之賦，為之流涕，不為蔡氏也。宋興百余年，累圣致治之美，庶幾三代。熙寧、元祐所任大臣，蓋有孟、楊之學(xué)，稷、之忠，而朋黨反因之以起，至不可復(fù)解。一家之禍福曲直，不足言也，為之子孫者，能力學(xué)進德，不為偏诐，則承家報國，皆在其中矣。^[27]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陸游借北宋時期的朋黨之爭來表達對現(xiàn)實問題的憂慮及希望將來能解決這個問題，正是借古人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吏部侍郎呂祉曾上書詳析當時結(jié)黨營私、黨同伐異的深刻原因：

臣竊詳程頤之學(xué)，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xué)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xué)也”；其惡直丑正，欲排擠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xué)，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xué)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jié)權(quán)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xué)伊川，近聞處廉犯入贓已系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28]

宋室南渡以來，士大夫結(jié)黨營私、黨同伐異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紹興八年（1138）二十八日，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xué)士院呂本中罷。我們從侍御史蕭振的彈劾言論中可見當時人情世故、官僚結(jié)構(gòu)之一斑：

本中外示樸野，中藏險巇。父好問受張邦昌偽命，本中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證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薦李授之除秘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于色，欲繳還詞愿。已而知出于鼎，乃更為授之命美詞。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中，以清朝列。^[29]

南宋乾道六年庚寅（1170）五月二十八日（戊寅），辛棄疾入對延和殿，作《九議》上虞允文，亦看到了朝中“黨同伐異”的現(xiàn)象，并指出其危害：

某竊惟方今之勢，恢復(fù)豈難為哉？上之人持之堅，下之人應(yīng)之同，君子曰“不事仇讎”，小人曰“脫有富貴”，如是而恢復(fù)之功立矣。雖然，戰(zhàn)者，天下之危事；恢復(fù)，國家之大功，而江左所未嘗有也。持天下之危事，求未嘗有之大功，此縉紳之論，黨同伐異，一唱群和，以為不可者歟！于是乎“為國生事”之說起焉，“孤注一擲”之喻出焉，曰“吾愛君，吾不為利”，曰“守成、創(chuàng)業(yè)不同，帝王、匹夫異事”。天下未嘗戰(zhàn)也，彼之說大勝矣，使天下而果戰(zhàn)，戰(zhàn)而又少負焉，則天下之事將一歸乎彼之說，謀者逐，勇者廢，天下又將以兵為諱矣。則夫用兵者，諱兵之始也。某以為他日之戰(zhàn)，當有必勝之術(shù)，欲其勝也，必先定規(guī)模而后從事。^[30]

稼軒一介武將，用兵如神而又有如此遠見卓識，本應(yīng)是南宋朝廷的福氣。南宋朝廷繼承了“重文輕武”的“祖宗家法”，整個宋代以文武雙全著稱的詞人只有賀鑄、岳飛、辛棄疾等寥寥數(shù)人。辛棄疾與岳飛皆有用兵之才，且都有“直搗黃龍”之志，并都曾在戰(zhàn)場上縱橫馳騁，功勛卓著，都是南宋時代的悲劇人物。其間的區(qū)別是，岳飛當時對自己后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辛棄疾卻是料事如神，從此次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所作的《九議》一文中，可見其對將來局勢與自己坎坷不平的命運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遭受小人嫉妒，卻還要去擔任艱危，這種舍身赴難的勇氣，更令我們扼腕長嘆。

正因達官顯宦愿意拉幫結(jié)派、黨同伐異，一般文人士子也就愿意趨炎附勢、請托援引。這在中國社會關(guān)系中是人之常情，也是南宋官僚結(jié)構(gòu)的具體情況，或曰中國特色。到了南宋，一代儒宗的朱熹盛贊黨同伐異，甚至將其上升到“愛君憂國”、治國安邦的理論高度，在《與留丞相書》中他直抒己見，其中對黨同伐異的贊賞之情沛然莫之能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言論出于以理遣情著稱的理學(xué)大宗師之口：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于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wù)去，則彼小人之巧于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跡；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圣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于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愿附于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于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于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于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tài)以調(diào)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于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愿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奸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子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且接著指出“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31]正因為這段文字出自朱熹的集子中，而且是寫給當朝丞相留正的書信，所以才更能代表其權(quán)威性與普遍性，反映了當時士大夫精英分子對此現(xiàn)象的共同認識。

南宋時期士大夫黨同伐異的文化性格及由此形成的官僚結(jié)構(gòu)深刻影響了當時的學(xué)術(shù)思想，據(jù)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六《道學(xué)興廢》載：

紹興初，秦會之為亞相，引康侯侍經(jīng)席。一時善類，多聚于朝，俄為呂元直、朱藏一所逐。朱、呂罷，趙元鎮(zhèn)相，彥明以布衣入侍講，經(jīng)生、學(xué)士多召用焉。元鎮(zhèn)罷，張德遠獨相，陳司諫公輔上章力排程氏之學(xué)，以為狂言怪語，淫語鄙論，鏤榜下郡國切禁之?？岛钍柩裕骸敖袷箤W(xué)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是入室而閉其戶也?！逼浜?，會之再得政，復(fù)尚金陵，而洛學(xué)廢矣。^[32]

士大夫之間變化莫測的人際關(guān)系、人情世故與南宋學(xué)術(shù)思想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節(jié) 南宋士人群體人格的歷史考察

其實，黨同伐異的民族性格是有其來源的，儒家經(jīng)典《易經(jīng)》中道：

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33]

孔子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sup>[34]這種注重家族親情的人倫觀念對后世影響很大，孟子可以說就是直接繼承孔子倫理道德觀的，在《孟子·盡心上》中有一段記載：有人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對這樣的問題，孟子的回答是：“（舜）竊負（其父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35]這個回答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中對此類問題的標準答案。而且在這方面，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有相通的地方。道家老子提倡的“小國寡民”，也十分看重由血緣結(jié)成的人倫親情，他們都十分注重小集體的利益。兩千多年前的縱橫家鬼谷子也教導(dǎo)我們：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jié)，結(jié)，比而無隙者也。^[36]

曠世絕學(xué)《鬼谷子》的教導(dǎo)，可以說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國人的性格里大多深受“公不如私，私不如結(jié)”的影響，或多或少都有徇私枉法、用人唯親的傾向。

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對中國人情世故深思熟慮的魯迅對《鬼谷子》一書并不陌生，他在《補白》一文中道：

《鬼谷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的老師所作；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已經(jīng)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tài)，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比藗兂Ｓ茫灰詾槠?，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于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機詐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里當寶貝么？^[37]

魯迅接著說：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就都是這“覆”“復(fù)”作用；化數(shù)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38]

可謂是鬼谷先生“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jié)，結(jié)，比而無隙者也”的最佳注腳。

在社會上安身立命時，中國人首先考慮的不是“公”而是“私”，不是如何發(fā)揮自己的才智以適應(yīng)社會為社會服務(wù)，而是如何跟上司搞好關(guān)系結(jié)成私交，最好能結(jié)為利益一致的共同體或志同道合的“死黨”，這樣辦事、成事就容易多了。故廣結(jié)社會名流、王公巨卿就成了讀書人實現(xiàn)理想、獲得實惠的重要手段。南宋江湖游士姜夔為了安身立命，廣交天下名流巨卿，其中有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辛棄疾、張镃，他們在姜夔的人生道路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39]又如，與姜同時的戴復(fù)古“以詩鳴海內(nèi)余四十年，……所酬唱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勛庸之杰，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shù)十百人”^[40]。此外，我們從鄭剛中、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張孝祥、周必大、葉適、劉克莊等名流顯宦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到許多幫文人士子印可薦舉的文字，南宋文人奔走漂泊、干謁請托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