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叢書”總序

陳平原

所謂學術史研究，說簡單點，不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通過評判高下、辨別良莠、敘述師承、剖析潮流，讓后學了解一代學術發(fā)展的脈絡與走向，鼓勵和引導其盡快進入某一學術傳統(tǒng)，免去許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學術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壓在紙背的“補偏救弊”、“推陳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強調(diào)。因為，當你努力體貼、描述和評判某一學術進程時，已有意無意地凸顯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學術追求。

其實，此舉并非今人的獨創(chuàng)。起碼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已著先鞭，更不要說梁啟超、錢穆各自獨立完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至于國外，同類著述也并不少見，單以近年譯成中文的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國文藝學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學》，以及柯文的《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國學人之熱中于談論“學術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黃宗羲之談“明儒”、梁啟超之談“清學”，今日之大談學術史，也是基于繼往開來的自我定位。意識到學術嬗變的契機，希望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方向感，并解決自身的困惑，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進入視野的，必定是與之血肉相連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

當初梁啟超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只是其擬想中的《中國學術史》之第五種；今人之談論“學術史”，自然也不會以“二十世紀”自限。本叢書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當然，這指的是叢書范圍，而不是著述體例。

無論是追溯學科之形成，分析理論框架之建構，還是評價具體的名家名著、學派體系，都無法脫離其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這個意義上，學術史與思想史、文化史確實頗多牽連。不只是外部環(huán)境的共同制約，更有內(nèi)在理路的相互交織。想像學術史研究可以關起門來，“就學問談學問”，既不現(xiàn)實，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叢書不問“家法”迥異、“門戶”對立，也淡漠“學科”的邊界與“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開闊且論證嚴密的學術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選。也許，話應該倒過來說：歡迎有志于通過觸摸歷史、感受傳統(tǒng)、反省學科進而重建中國學術的學人，加盟此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