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寧可先生

孟祥才

2014年2月19日，寧可先生的學生、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劉玉峰打來電話，告訴了我寧可先生于前一日病逝的噩耗。這個預料中然而又不希望發(fā)生的結(jié)局終于殘酷地擺在了所有寧可先生的親人、學生和朋友面前。我?guī)啄昵耙呀?jīng)獲悉寧先生染上癌癥，但總期望現(xiàn)代日益先進的醫(yī)療技術能夠較長時間延續(xù)他的生命，使老先生能為中國史學再貢獻一批學術精品。然而，天不從人愿，他到底在86歲之年駕鶴西去了。不過，與他的幾個要好的同學和史界同仁漆俠（1923—2001年）、田昌五（1925—2001年）兩位先生相比，他也算高壽了。

寧可先生的病逝，勾起我對他深沉的懷念和哀悼，幾次見面的場景也在記憶的簡版上清晰呈現(xiàn)。

寧可先生的大名，在20世紀60年代我讀大學歷史系時就深深刻在腦海中。記得寧可先生在1962年的一期《歷史研究》發(fā)表了《論歷史主義》，接著在1963年8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論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這兩篇皇皇大文，在史學界引起巨大反響。這時的寧先生年僅三十四五歲，是當時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的一名講師。由于授課老師的熱情推薦，我這個大學生對寧先生的文章讀了不止一遍，盡管似懂非懂，但還是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史學理論界推出的不僅最具理論深度，而且邏輯嚴密、說理透辟、在理論與實踐的結(jié)合上回答了當時困惑史學界許多問題的好文章。然而，就是這樣的文章，后來卻被史學界的“左”王認定為“階級斗爭新動向”，寧可先生也被認定為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史學”陣營的“理論先鋒”。在1963年以后學術界日益激烈的批判浪潮中，寧可先生和他的文章自然也就成了史學理論界“左”眼中的靶子，遭遇不斷上綱上線的批判。

1966年3月初，已經(jīng)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讀研究生的我，與所里其他四位同志一起，借調(diào)《紅旗》雜志編輯部，協(xié)助該雜志歷史組組長戚本禹編纂《毛澤東論歷史科學》。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戚本禹突然找我去他的辦公室，說：“你去一趟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以《紅旗》雜志記者的名義找寧可，問問他對批判歷史主義的看法。”當天下午我?guī)е都t旗》雜志的介紹信乘公共汽車趕到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該系看到我是《紅旗》的記者，知道有來頭。當時“文革”的大幕已經(jīng)拉開，批判之火越燒越旺，一些史學的批判文章涉及寧可論歷史主義的不少觀點。該系的黨總支書記接待了我，他說寧可參加“四清”還未回來，你們《紅旗》對批判歷史主義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權我了解情況，不能表態(tài)。就推說我只是了解情況，至于歷史主義應該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說寧可最近有點緊張，因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來后，我將了解到的情況向戚作了匯報。戚說：“寧可的觀點也不是全錯，不過他將歷史主義強調(diào)過頭了。翦伯贊講歷史主義，理論上的論證不夠，寧可對歷史主義的論證就深入多了。”

1966年七八月份，北京進入“文革”中最恐怖的歲月。各單位的所謂“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一批批被揪出來，戴著高帽子游街示眾。8月初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歷史所不少人聚集在樓下陰涼處，一邊用餐，一邊交流“文革”訊息。大家比較關心史學界的動態(tài)，從各種來路匯集著一些史學權威們被揪出批斗的情況。一個愛人在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工作的同志說，寧可已經(jīng)被揪出來，帶帽子游街了。他邊說邊表演，用筷子敲著飯碗，說：“寧可戴著紙糊的高帽子，敲著小鑼，邊走邊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惹得大家笑成一團。這一幕的真實性如何，我后來多次與寧先生會面，也沒有向他求證，怕勾起他痛苦的回憶。

我與寧先生第一次會面，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廬山，這時我已經(jīng)調(diào)到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書。記得是1985年秋天，我們一起在廬山參加漆俠先生主持的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的年會，國內(nèi)研究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的有影響的專家如孫祚民、孫達人、田昌五等先生差不多都到場了。此前我與漆俠先生已經(jīng)熟悉，因此開會前他對我說：“這次會議后，我就不當會長了。理事會決定將秘書處由華東師大遷至山東大學，會長由田昌五擔任。我這次參加會議，就算是‘告別演出’了！所以請我的老同學寧可先生來，給大家講一講建國后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算是一個總結(jié)吧。”開幕式上，漆先生致詞后，寧先生就新中國成立后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的一系列問題，講了約兩個半小時。這是我第一次聽寧先生作學術報告。在短短的時間里，他對建國后30多年間的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作了深入細致、條分縷析、全面中肯的述評。整個報告語調(diào)平穩(wěn)，娓娓而談，沒有疾言厲色，沒有慷慨激昂，沒有對不公正批判的傾訴，更沒有得理不讓人的偏激的言辭，即使講到昔日激烈批判自己的觀點，也是從學術的角度進行評判，對某些觀點還作了適當?shù)目隙ā蟾娌粌H充分展示了先生精湛深邃的理論素養(yǎng)，更顯示出他公正平和、包容大度的學者風度。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先生的風采，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仰之情。

廬山會議后的第二個春天，撰寫《桑弘羊研究》的吳慧先生主持了一個在云南大理召開的有關中國經(jīng)濟史的學術研討會，寧先生在與會者中最具聲望。會議進行中，吳慧先生推尊他為所有發(fā)言的評議人。每個人發(fā)言后，寧先生即席進行的簡短評論，總是抓住要點，提綱挈領，切中肯綮，展示了淵博的學識和很高的理論與學術水平。按照會議安排游覽洱海、三塔寺和大理古城的時候，我有意與先生同行，以便就史學上的一些問題向他請教。我發(fā)現(xiàn)寧先生的挎包里總是裝著一本中國地圖集和一架望遠鏡，走到一個地方，他隨時拿出地圖查看。每走至高敞的地方，他就拿出望遠鏡，向遠處瞭望。在大理古城的一個小茶館里，先生與我對坐品茗。我對他說：“寧先生，我上大學時就讀過您《論歷史主義》的文章，很受教益?！母铩跗?，我還到你們系里調(diào)查過您的情況哪！”他聽了大概頗感詫異，鏡片后面深度近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直視著我：“你去調(diào)查我？這是怎么回事？”我說了1966年4月份我奉命去北京師范學院的事，他聽后釋然，笑笑說：“啊，原來如此！你去調(diào)查我的時候，我確實在北京郊區(qū)搞‘四清’。當時，面對來勢洶洶的批判浪潮，我雖然有點緊張，但還沒有預料到后來的‘史無前例’，心想，他們批判我，最多不過是給我扣上‘資產(chǎn)階級學術觀點’的帽子罷了，還能怎么樣？誰知不久之后，大風暴來臨，我返回學校后，很快被揪出來批斗，接著關進‘牛棚’，與學校的書記、校長、教授享受同等待遇。在‘牛棚’里，我是最年輕的‘反動學術權威’，經(jīng)常擔任陪斗的角色。開始還有點難為情，后來批斗的次數(shù)多了，也就習慣了，反正就是低頭彎腰噴氣式，承認自己‘反動’就是了。時間長了，人也疲沓了，我還和幾位教授苦中作樂，認真考辨‘牛鬼蛇神’的出處呢！”我又問他：“‘文革’后期，1975年恢復《歷史研究》編輯部，由黎澍先生主持。醞釀編輯部人選時，有人透消息給我，說我可能在其中。后來可能因為我有‘造反’的前科，沒有去成。您有幸進了編輯部?？晌衣犝f，‘四人幫’垮臺后，編輯部要肅清‘四人幫’流毒，您也被肅了一番，這是真的？”先生微微一笑，說：“這事你也知道？哎呀，中國的事就是這樣！無論什么運動，都是從上貫徹到基層，按照上面的部署，《歷史研究》編輯部當然也要‘肅流毒’，不知怎么看中我作為‘肅’的對象，我明白那純粹是做戲！開始煞有介事，最后不了了之！”

從大理回到昆明，我們一行人住在云南大學招待所。當天，云南大學歷史系的李埏先生設晚宴招待寧先生，由一位年輕的副校長主持，我也有幸應邀參加。席間談了不少史學界的掌故。記得李先生說他剛?cè)ケ本┐髮W讀書時，北京同學建議他去游西山，贊揚那里的風景如何優(yōu)美云云。他去后很失望，認為比石林差遠了。因為我在北京也待過十多年，就發(fā)表感慨說：“云南眾多的石林太神奇了，那些人們不屑一顧的石林，只要搬到北京郊區(qū)，拉上墻就能賣票！”寧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他說這就叫“物以稀為貴”。宴席上有一道菜叫“石雞”，李先生介紹后，寧先生說他最近讀過一篇文章，記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會見賀子珍，招待她吃飯的菜肴中就有廬山的特產(chǎn)石雞。寧先生問是不是就是這道菜，李先生說，石雞應該是同一種類，只是產(chǎn)地不同。我品嘗的感覺是，味道與我家鄉(xiāng)的青蛙十分接近。晚宴結(jié)束時，李先生邀請寧先生明天為歷史系師生作學術報告，寧先生痛快地答應了。第二天下午，在云南大學的一個大的階梯教室中，寧先生為歷史系師生作了題為《中國古代歷史的特點》的學術報告，他指畫著一張大的中國地圖，從中國的自然地理講起，指出中國的地理形勢是西高東低，河流大都是東西走向，西部多山地和草場，東部多平原和丘陵，這種地理形勢決定中國古代長期是一個半封閉的大陸。政治上，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最早建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統(tǒng)一時間多于分裂時間，多數(shù)分裂是由于民族斗爭造成，而除明朝外，重新統(tǒng)一都是由北方的勢力統(tǒng)一南方完成的。經(jīng)濟上，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買賣是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的基礎，自耕農(nóng)和半自耕農(nóng)占人口的大多數(shù)，一家一戶的分散經(jīng)營是主要的生產(chǎn)形式，他們提供的稅收是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思想文化上，儒學居核心地位，家國同構(gòu)、倫理本位的理念一直主導著中國人的意識形態(tài)。寧先生的報告贏得了云南大學師生的熱烈掌聲，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如此高屋建瓴的對于中國古代歷史特點的概括。

寧先生作學術報告的第二天下午，我們一行四五個人去昆明街上游覽，走累了，大家一起走進一個茶館，圍坐在一個圓形茶幾周圍喝茶休息。這時，一個小偷悄悄走進來，轉(zhuǎn)到寧先生背后，越過他的左肩伸出手，迅速將他裝在上衣兜里的錢掏走，待我們大家反應過來，小偷已經(jīng)竄出茶館大門，大步流星地沿街逃竄。我們幾個人跑出來，一邊喊“抓小偷”，一邊追趕已經(jīng)跑出二三十米的小偷，不料小偷轉(zhuǎn)過身，搖著手高喊：“老兄，別追了，你們追不上！”這時路上行人匆匆，沒有一個人“見義勇為”，施以援手。有人笑笑，說：“這種情況天天有，沒人管，自認倒霉吧?！睂幭壬舱f：“別追了，小偷訓練有素，咱們哪里跑得過他，就是幾塊錢，算了！”我們回轉(zhuǎn)來，圍著寧先生問：“咱們幾個人，小偷怎么單找您下手？”寧先生說：“毛病出在我的兜上?！边@時我們互相觀察，除了寧先生穿的休閑裝胸前的兜是敞口的外，我們幾個穿的全是中山裝，胸前兜都扣著紐扣。顯然，寧先生敞開的兜偷起來最易得手。大家知道寧先生損失不大，沒有必要報警，就回到茶館繼續(xù)喝茶。有人還同寧先生開玩笑，說：“咱們這些人中，寧先生的工資最高，小偷選擇偷盜對象還是很準確的?！闭f得大家都笑起來。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在與會者中傳播，聽者大笑為樂。

20世紀90年代初，山東大學歷史系為增報博士點而奔忙。系里領導和教師分頭去拜訪一些著名學者，介紹系里的教學和科研成績。一次，我同系副主任蘇位智一同去寧先生家拜訪，順手買了幾斤水果。大概寧先生已經(jīng)接待過不少類似的拜訪者，有點心煩，對我們的造訪不太熱情，只是靜靜聽我們的介紹，未作任何承諾。告別時，他執(zhí)意要我們帶回水果，我感到尷尬，說：“寧先生，我們是老朋友了，我來看您，順便買點水果，算什么呢？”寧先生說：“那不是一碼事！你們必須帶走，否則，你們前腳出去，我后腳就給扔出去！”我看寧先生態(tài)度認真嚴厲，只得帶走水果?；氐轿覀冏〉娜嗣翊髮W招待所，我對蘇位智說：“在現(xiàn)在送禮受禮已經(jīng)成為社會風氣的時候，寧先生這樣的人恐怕是鳳毛麟角了！看來這些水果我們只能自己享用了?！?/p>

2001年11月2日，著名宋史專家漆俠先生去世。兩天后開追悼會，盛況空前，許多史學界的老中青學者趕來參加，在我參加過的已逝史學家的追悼會而言，這是出席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可見漆俠先生在史學界有著崇高的威望和廣泛的人脈。寧先生也趕來為他的老同學、老朋友送別。在接待室，我趨前問候，問他身體如何，他感慨系之，說：“近幾年明顯感到衰老，精力體力都不如前幾年?！苯又麊柷安痪萌ナ赖奶锊逑壬那闆r，轉(zhuǎn)而對我說：“趁身體好的時候，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年紀大了，就力不從心，后悔也來不及了?！蔽腋袊@說：“您和漆先生、田先生，都是我們上一輩史學界的佼佼者，三十歲左右就已經(jīng)出名了。當時我們這些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您們的大名。到我們這一代，往往一輩子也達不到您當時的名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寧先生說：“你的看法也不全對。我們那個年代，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人很少，刊物也少，一個人發(fā)表幾篇文章，就能引起人們的注意?，F(xiàn)在大學歷史系那么多，再加上研究機關，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人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刊物更是增加很多。所以發(fā)表幾篇一般化的文章，很難引起注意?，F(xiàn)在，一個人能在自己從事的專史領域被認可，有點名氣，也就不錯了?！?/p>

之后，我雖然沒有機會與寧先生再見面，但一直關注著他的信息。見到他的文章，總是認真拜讀。每次碰到他的學生，我都探問他的近況。他似乎也關注著我。2007年，我在《歷史學家茶座》第10期發(fā)表《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內(nèi)容涉及寧先生。一次我參加秦漢史的研討會，見到首都師范大學的一位教授，他對我說：“寧先生看到你的文章涉及他，很感興趣?！?008年，我在《炎黃春秋》第9期發(fā)表《我成了學部“五·一六”政委》一文，寧先生看到了。不久，他的學生劉玉峰給我送來他新出版的《寧可史學論集·續(xù)編》，并對我說：“寧先生看了你的文章，認為寫得很好。他建議你寫一寫當年你們學部被對立面打死的馮寶歲?！蔽覍⒂穹逭f：“看來寧先生與馮寶歲是要好的朋友，她是被對立面生生打死的，這絕對是一樁人命案。我雖然與馮認識，但寫不了有關她的文章，因為當時我們盡管是一個大單位，同屬學部，可是她在情報室（今情報研究所），我在歷史所，她的詳細情況，特別是她被毆致死的細節(jié)，我都不清楚。這篇文章，應該由情報研究所熟知她情況的人，或者由良心發(fā)現(xiàn)的毆打她的當事人來寫。請你再見寧先生時，將這個情況轉(zhuǎn)告他?！?/p>

作為當代史學巨擘，寧可先生的史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以史學理論、中國經(jīng)濟史、隋唐史等領域的成績更為卓著。而他的成名最早則是由于在史學理論上的卓越建樹。與他的同輩相比，他讀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最多，理解最深，與中國歷史實際的結(jié)合最緊密，所撰寫的文章最具理論深度。所以，他的遺產(chǎn)中最值得珍視的也是史學理論，是后學者不能跳過的學術瑰寶。寧可先生的仙逝，從一定意義上標志了他們那一代史學家的落幕，但他們這一代史學家在中國歷史的特殊年代所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永遠值得后輩史學工作者學習、借鑒和繼承。